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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金融业的主体，银行业间接融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融资结构比例严重失衡，间接融资比例过高，直接融资比例太低，从2000年以来，直接融资比例持续下降，间接融资比例迅速上升的“逆向运动”已呈现一定的“刚性”和矛盾。
我国融资结构现状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最近三年的国内金融市场融资总量为：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分别为16555亿元、23976亿元和35177亿元，其中贷款占的比重分别为75.9％、80.2％和85.1%；股票、企业债和国债等三项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量的比重，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分别为24.1％、19.8％和14.9%；股票占融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7.6％、4.0％和3.86%。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自2001年以来，我国融资格局中，贷款形式的间接融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而以股票、债券为主要形式的直接融资比例一直很低，而且呈现出间接融资比例逐渐上升、直接融资比例逐渐下行的趋势。
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1.6694万亿元，当年.直接融资与GDP比例仅为2.25%，间接融资与GDP比例为25.65%。而在美国，2001年仅股票融资与GDP的比例就达11.15%，德国的比例为17%。
截至2003年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本外币）已接近28万亿元人民币，与改革初期的1980年相比,增长103倍。目前银行业金融资产占全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90％以上。
融资结构比例严重失衡的现状意味着我国金融风险正不断向银行体系集中，商业银行已经不堪重负。
融资结构失衡导致商业银行风险凸显
过高间接融资比例使商业银行异化为政府宏观调控和行业调控载体，增加其政策风险。
商业银行异化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载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贡献度从20世纪90年代的33%增加到2001年以来的60%左右。在我国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支持投资高增长的是银行信贷资金的增长，这意味着银行信贷资金的扩张是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微观角度看，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与一般的工商企业有着相同的最终目标，即利润最大化。这决定了商业银行只能是”嫌贫爱富”、”逐热避冷”，其结果就是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当处于经济增长期，银行的信贷规模会增长，而经济萧条时，银行的信贷规模将相应收缩。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现状使得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的顺周期性放大为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助涨助跌”性。
因此，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我国商业银行的地位变得尤为突出和重要，成为宏观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一旦国家认为宏观经济增速过快，需要加以调控，首要的而且有效的选择就是控制贷款规模、收紧银行信贷，商业银行因而异化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载体，这不仅使商业银行承担了过多与其自身经营目标不相符的政策职能，也使其经常暴露在政策风险之下。
商业银行也成为国家对某些行业进行调控的载体
既然宏观经济的增长动力来自于信贷资金，那么,某些行业的发展同样也只能由银行的资金支持，特别是那些过热的、重复的行业建设中，银行资金的确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国家在对这些过热行业进行调控时也要求商业银行信贷政策有针对性地进行收缩，但控制贷款规模后不良贷款问题就会逐步显现，突出表现在限制性行业及关联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贷款风险突出；部分在建工程或开发区项目由于政策原因停工或撤销，导致投入贷款发生逾期；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影响还贷能力。
历年来对房地产行业调控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由于融资结构失衡和融资渠道不畅，整个房地产业从开发到销售几乎都依赖于银行。银行要独立面对开发商、建筑商与个人消费者三个方面的信贷风险。任何的违约或三者之间的交叉违约都会产生还贷的风险，并且这三者之间的循环交叉会形成一条完整的风险链，无法完全分隔。房地产市场中的供、需双方都完全依赖于银行单一渠道的支持时，自然就会使银行陷入一个两难的风险怪圈之中——控制了消费一头就会使供给出现过剩，控制了供给就会使消费需求无法满足。两头都给予支持就使市场高涨、风险增加；而一旦行业政策调控要求两头都收缩则商业银行自身经营也陷入被动。如何在房地产行业供需之间保持平衡并非靠银行能左右或有效判断与控制的，商业银行不得不独立面对行业政策调控的风险。而类似于房地产行业这种供需双方资金来源都依赖于银行贷款的行业在我国并不是少数。
企业贷款需求过旺容易产生道德风险
每家国有银行在经营中都不同程度地为政府的许多重点项目和社会福利项目提供贷款，使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配置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政府分配的性质，导致资金配置效益低下。目前在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是尚未完全商业化的国有独资银行，它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履行的是国家的职能，运用的是国家的资源，政企不分的体制无法确保国有独资银行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因而必然造成国有银行贷款呆账、滞账和死账的严重性。
国家虽然可以通过银行资金供给制，帮企业避开生产条件的困难，但却不能保证企业产品价值在市场上的全面实现。正由于大多数企业不是凭自我积累的实力或市场竞争实力取得的生产条件，因而其产品往往缺乏对市场的适应性，在销售环节上出现大量积压，不能实现产品价值。同时由于银行具备创造货币信用的功能，银行信贷资金的供给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由此助长了企业的盲目借贷和过度负债，也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国家通过国有银行变相地统负企业的盈亏，进而把企业的价值损失与经营风险，由财政亏损转移为银行的不良贷款，潜伏着极大的金融风险。
信贷资金运用长期化,增加资产负债风险
大多数的国有企业由于经营状况不理想、自我积累能力弱，大部分的资金来源都要靠银行贷款、发行债券、股票等外源融资。
我国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经过15年逐步发展起来，企业可以有多元化的融资战略选择，但结果仍然不尽人意。截至1999年，企业贷款融资占外源融资总额比例仍高达98.83％，股票融资占外源融资总额比例为1％，债券融资占外源融资总额仅为0.17％。因此，发展至今，企业外源融资结构中，贷款融资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随着最近几年企业中长期贷款需求旺盛，相应的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运用长期化趋势十分明显。
2004年的宏观调控使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明显压缩，其中多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票据业务。中长期贷款由于原始期限长，无论是压缩还是新增都存在相对刚性。2004年5月份的金融统计报告显示，全国贷款快速增长势头得到减缓，而短期贷款增幅同比下降较大，中长期贷款增幅同比则下降不明显。在5月份新增贷款中，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增量占比为25.37％，中长期贷款增量占比则达到74.63％。以上海地区为例，今年上半年短期贷款新增14.58亿元，是去年同期增量的3.6％，中长期贷款则新增881.1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5倍。
中长期贷款的上升如果不及时加以控制，将对银行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一是使资产负债期限结构性风险更为突出。按照流动性法则，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的期限匹配可防范流动性风险。如果将大量短期存款存量用于发放长期贷款，一旦金融形势变化，客户要求提款，内部流动资金就会发生短缺，后果相当严重。因此，中长期贷款的上升，对银行的长期资金来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缺乏长期存款融资渠道的银行而言，加剧了期限不匹配的风险。二是中长期贷款上升形成利率敏感性缺口，在升息预期下不利。当前市场对利率上升的预期强烈，如果利率提高，银行融资成本上升，而大量固定利率的中长期贷款仍以较低利率计息，庞大的利率敏感性缺口将成为低生息资产，成为商业银行胸口难言的痛。
改善融资结构有赖政府的制度安排
客观地看，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的十多年期间，恰好是我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体制上固有的一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导致目前社会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比例过低、融资结构严重失衡。而我国融资结构的改善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的金融工程，需要政府出面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方能有效解决。
顺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逐渐放松管制
混业经营趋势已经对世界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监管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面临的新形势，如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朝着混业方向稳步推进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
分业经营使直接融资市场和间接融资市场人为割裂，无法实现资金的合理有序流动，因此从改善融资结构、扩大直接融资比例的角度，打开混业经营口子显得更为必要。混业经营与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是结合在一起的。在目前间接融资比例占绝对优势的情形下探讨混业经营，更多地隐含着银行资金和保险资金入市的命题。在混业趋势下，银行和保险的资金必然会有序地进入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领域，这样才能逐步解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失衡的问题。
在加入WTO以后，国内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同众多国际金融机构同台竞技，而它们都是综合性的国际金融集团，在混业经营方面成绩卓著，与之相比，中国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因仅有单一资本、单一业务范围，在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因此国内商业银行必然要求与能够混业经营的外资银行实行同等的国民待遇，以便能够获得平等公平的竞争条件；另一方面，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融资结构失衡导致的各种风险迫使他们必须寻找另外的盈利点，而这却被分业经营的法律和政策束缚了手脚。本来就技不如人，而且还要“带着镣铐跳舞”，如果不给他们一种相对自由的经营空间，商业银行将苦不堪言。
毫无疑问，在新的开放背景下,从深化金融改革的角度出发，混业经营的全面禁止性规定应适当松动，包括新的《商业银行法》等我国有关金融法律的出台或修改,均会为日后逐步实施混业经营留下法律空间。
鼓励金融控股模式，实现有限混业
在目前混业经营的大框架尚不明确的情况下，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不失为我国从分业经营逐步走向混业经营阶段的一个现实选择。管理层可以通过鼓励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模式实现有限的“混业经营”。这种模式兼备了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优点，其最主要的特点是”集团混业，经营分业”，它通过对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非金融子公司的股权控制，实现各子公司间在资金、业务和技术上的协同合作，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益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整体竞争力，既获得了混业经营的正面效应，又通过各子公司之间“防火墙”的设置有效防范了风险。
在政策上体现对直接融资的支持
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了10万亿元，社会资金过分集中在储蓄上，一方面表明我国投资渠道过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一直是国家坚定不移的政策。最近两年，中央银行在连续几次货币政策委员会季度例会上均提出要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我国应该考虑在政策创新上体现出对直接融资的支持和倾斜。比如美国的401K条款,通过免税的支持,使储蓄资金更多地运用养老基金方式并使资金流向直接融资,使直接与间接融资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我国还没有类似的鼓励储蓄资金流入资本市场的政策创新来支持这样的转变。
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我国资本市场也必须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在树立发展我国资本市场信心的同时，各有关方面还应该努力消除近年来由于股市持续低迷造成的不良影响和一直扰乱投资者信心的因素，尽量改善投资环境，使广大投资者恢复参与资本市场的信心。
通过这些政策举措的实施，有望在较大程度上遏制融资结构的“逆向运动”，而逐渐扩大直接融资比例，适当降低间接融资比例，使二者比例关系与经济和金融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鼓励信贷资产证券化等直接融资金融产品创新
要改善我国融资结构失衡现状、降低银行风险，应该从制度上鼓励商业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和金融机构次级债等尝试活动，把债券市场的蛋糕做大，加大直接融资金融产品创新。
作为一项金融技术，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崭新的公司理财模式，改变了银行传统的“资金出借者”的角色，使银行同时是“资产出售者”，重新定义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改善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提高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扩大资金来源，分散信用风险，缓解资本充足压力，提高金融系统的安全性。
资产证券化显然对改善我国金融结构、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有很大作用。首先，它有利于分流储蓄资金，壮大资本市场规模。2004年４月，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23.46万亿元，超过GDP的两倍。而我国股票市价总值刚刚突破5万亿。股票市场只能起到部分分流资金的作用。数万亿信贷资产证券化，以及它在二级市场的放大效应，将是分流储蓄的重要手段。其次，信贷资产证券化将不具备流动性的资产转变为信用风险较低、收益较稳定的可流通证券，为资本市场提供了新的证券品种，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储蓄替代型投资工具，无疑会丰富市场的金融工具结构，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形成。再次，可以利用已有的银行和证券交易系统，直接销售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也可以对产品进行进一步的市场化推进，即对信贷证券化产品实行再证券化，将再证券化的产品直接推向证券交易系统，形成真正的资本市场中的投资品。所以，资产证券化可以搭建起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通桥梁。最后，信贷资产证券化需要多种类型机构和多种制度组合运用，可以大大提高资本市场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了“积极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2004年1月国务院又在《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里首次明确“积极探索并开发资产证券化品种”政策。此后,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前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已向国务院上报了在我国进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MBS）的方案，如果这一方案获得批准，将意味着资产证券化产品创新的重大突破。
对商业银行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持
在通过上述制度安排改善融资结构的同时，管理层还可以考虑采取直接政策扶持的方式增强商业银行实力，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具体看，可行的政策扶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向商业银行注资，二是降低商业银行税负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
从历史看，政府曾经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过多次注资和不良资产的剥离。但对于中小型商业银行而言却因为规模小、实力弱而被忽略。事实上，面临加入世贸后金融开放的严峻形势，中小银行也迫切需要扩大规模、增强自身实力。中小银行积累的问题不多、资产质量比较优质，要改善中小银行的状况国家需要投入的并不多，但收效却会立竿见影。
金融税制是否合理不仅直接影响到金融企业的经营成果，而且也成为影响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银行业营业税率为5%，而国外银行一般不超过2%；银行业所得税率为33％，也远高于国际水平。
当前的金融税制已使商业银行在对于国内、外金融同业的竞争中处于十分劣势的地位，其所承担的税负相对于其对GDP的贡献，以及相对于国际同业，显然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公平与效率的杠杆作用。同时，银行业面临着来自于监管者的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以及及时足额提取各类贷款损失准备等要求，以确保银行经营的稳健与审慎。而这些要求必须是在首先向政府缴纳与企业经营利润无关的高比例流转税之后才能得以完成的。目前状况下，国有商业银行要自主实现这两项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
国有商业银行上缴财政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的趋势表明，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对税收的承受能力在不断减弱；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不断增强，银行业税收对全部税收的影响力已经减弱，从而为降低银行业营业税提供了较大空间。因此，目前改革金融税制，大幅降低商业银行营业税，减轻税负不仅是迫切需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商业银行应强化内功，增强抗风险能力
如果要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降低间接融资比例，不可避免地要将更多的储蓄资金从银行系统转移出来并引导其进入直接融资领域。但是在业务结构单一、靠存贷利息差生存的现实条件下，储蓄资金是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安身立命之本，一旦出现储蓄资金大规模撤离银行体系，有可能形成商业银行短期经营风险，进而可能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商业银行必须强化内功、提高抗风险能力，这样才能推动融资结构改革的深入进行。
2004年银监会颁布了新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新《办法》实施后国内各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会普遍下降。如何适应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已经成为国内商业银行必须首先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而且，如果再重复过去依赖规模扩张外延式发展模式，即便是一时满足了资本充足率要求，也难免出现“业务扩张—资本金不足—再融资—再扩张—资本金再不足”的局面，需要我们从银行的内部改革入手，在发展模式上转变思路，增强自我积累能力。
具体看，商业银行要进一步树立起资本占用的理念，建立起资本占用的考核机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加大资产结构调整力度，努力降低风险资产总量和比例；以增加银行价值为目标，全面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和自我积累能力；积极补充外部资本，推进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建设。新《办法》规定重估储备、优先股、可转债、次级债务工具等可以计入附属资本，商业银行可通过债权、股权等多种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金，增强自身实力，提高抗风险能力。
优化业务结构，积极拓展中间业务
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盈利模式与金融资产结构单一的局面。目前，商业银行除贷款业务外，几乎难以找到更加有效的资金运用方式，利息收入占商业银行总收入的90％以上。而贷款业务往往质量不佳，期限结构不合理。资料表明，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资本利润率平均只有4.64％，与国际同行差距甚远,英、美、新加坡和印度银行业的这一指标分别达到26.13％、20.41％、15.57％和19.17％。
优化业务结构、积极拓展中间业务、摆脱对传统存贷业务的依赖是摆在国内商业银行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当前大力发展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做好市场调查和研究工作,广泛了解社会各界对中间业务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创新,开发出满足各方面不同需要的业务品种;其次,商业银行要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发展中间业务,加强合作,合理收费,公平竞争;再次,商业银行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中间业务考核体系,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此外,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分类管理,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各类管理办法,并采取切实措施、积极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促进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健康发展。
加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抵御市场风险
商业银行通常面对的是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汇率风险，这些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资产负债项目错配和金融市场要素波动引起的，因此也统称市场风险。如果过度承担市场风险或风险管理不善，有可能给商业银行造成灭顶之灾。通资产负债管理可以对市场风险进行准确计量，在可接受的风险限额内按照既定经营目标，对其整体资产负债组合进行计划、协调、控制和前瞻性地选择业务策略。资产负债管理是在当今国际银行业占据主流地位的科学管理方法。
目前，国际银行业通常以净利息收入为短期盈利目标，而以市值，也就是资产负债表未来净现金流量的折现值为长期盈利目标。通过资产负债管理可以在判断市场利率走势的基础上，实现银行短期和长期盈利目标之间的平衡。
此外，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负债管理对经济资本进行合理配置，既可以保证有充足的资本覆盖风险，又可以保证经济资本用在最能为银行带来收益且风险相对较小的业务领域。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成熟，在适当时机，商业银行应改善管理结构，从目前以分行为核算主体的横向管理体制平稳过渡到以业务线为核算主体的纵向管理体制，全面推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完全实现市场风险集中管理。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资产负债管理的组织结构，建立以风险调整业绩为中心的营运决策机制、绩效衡量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全面实施科学的资产负债管理。
我国融资结构现状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最近三年的国内金融市场融资总量为：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分别为16555亿元、23976亿元和35177亿元，其中贷款占的比重分别为75.9％、80.2％和85.1%；股票、企业债和国债等三项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量的比重，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分别为24.1％、19.8％和14.9%；股票占融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7.6％、4.0％和3.86%。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自2001年以来，我国融资格局中，贷款形式的间接融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而以股票、债券为主要形式的直接融资比例一直很低，而且呈现出间接融资比例逐渐上升、直接融资比例逐渐下行的趋势。
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1.6694万亿元，当年.直接融资与GDP比例仅为2.25%，间接融资与GDP比例为25.65%。而在美国，2001年仅股票融资与GDP的比例就达11.15%，德国的比例为17%。
截至2003年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本外币）已接近28万亿元人民币，与改革初期的1980年相比,增长103倍。目前银行业金融资产占全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90％以上。
融资结构比例严重失衡的现状意味着我国金融风险正不断向银行体系集中，商业银行已经不堪重负。
融资结构失衡导致商业银行风险凸显
过高间接融资比例使商业银行异化为政府宏观调控和行业调控载体，增加其政策风险。
商业银行异化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载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贡献度从20世纪90年代的33%增加到2001年以来的60%左右。在我国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支持投资高增长的是银行信贷资金的增长，这意味着银行信贷资金的扩张是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微观角度看，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与一般的工商企业有着相同的最终目标，即利润最大化。这决定了商业银行只能是”嫌贫爱富”、”逐热避冷”，其结果就是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当处于经济增长期，银行的信贷规模会增长，而经济萧条时，银行的信贷规模将相应收缩。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现状使得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的顺周期性放大为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助涨助跌”性。
因此，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我国商业银行的地位变得尤为突出和重要，成为宏观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一旦国家认为宏观经济增速过快，需要加以调控，首要的而且有效的选择就是控制贷款规模、收紧银行信贷，商业银行因而异化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载体，这不仅使商业银行承担了过多与其自身经营目标不相符的政策职能，也使其经常暴露在政策风险之下。
商业银行也成为国家对某些行业进行调控的载体
既然宏观经济的增长动力来自于信贷资金，那么,某些行业的发展同样也只能由银行的资金支持，特别是那些过热的、重复的行业建设中，银行资金的确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国家在对这些过热行业进行调控时也要求商业银行信贷政策有针对性地进行收缩，但控制贷款规模后不良贷款问题就会逐步显现，突出表现在限制性行业及关联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贷款风险突出；部分在建工程或开发区项目由于政策原因停工或撤销，导致投入贷款发生逾期；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影响还贷能力。
历年来对房地产行业调控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由于融资结构失衡和融资渠道不畅，整个房地产业从开发到销售几乎都依赖于银行。银行要独立面对开发商、建筑商与个人消费者三个方面的信贷风险。任何的违约或三者之间的交叉违约都会产生还贷的风险，并且这三者之间的循环交叉会形成一条完整的风险链，无法完全分隔。房地产市场中的供、需双方都完全依赖于银行单一渠道的支持时，自然就会使银行陷入一个两难的风险怪圈之中——控制了消费一头就会使供给出现过剩，控制了供给就会使消费需求无法满足。两头都给予支持就使市场高涨、风险增加；而一旦行业政策调控要求两头都收缩则商业银行自身经营也陷入被动。如何在房地产行业供需之间保持平衡并非靠银行能左右或有效判断与控制的，商业银行不得不独立面对行业政策调控的风险。而类似于房地产行业这种供需双方资金来源都依赖于银行贷款的行业在我国并不是少数。
企业贷款需求过旺容易产生道德风险
每家国有银行在经营中都不同程度地为政府的许多重点项目和社会福利项目提供贷款，使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配置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政府分配的性质，导致资金配置效益低下。目前在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是尚未完全商业化的国有独资银行，它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履行的是国家的职能，运用的是国家的资源，政企不分的体制无法确保国有独资银行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因而必然造成国有银行贷款呆账、滞账和死账的严重性。
国家虽然可以通过银行资金供给制，帮企业避开生产条件的困难，但却不能保证企业产品价值在市场上的全面实现。正由于大多数企业不是凭自我积累的实力或市场竞争实力取得的生产条件，因而其产品往往缺乏对市场的适应性，在销售环节上出现大量积压，不能实现产品价值。同时由于银行具备创造货币信用的功能，银行信贷资金的供给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由此助长了企业的盲目借贷和过度负债，也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国家通过国有银行变相地统负企业的盈亏，进而把企业的价值损失与经营风险，由财政亏损转移为银行的不良贷款，潜伏着极大的金融风险。
信贷资金运用长期化,增加资产负债风险
大多数的国有企业由于经营状况不理想、自我积累能力弱，大部分的资金来源都要靠银行贷款、发行债券、股票等外源融资。
我国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经过15年逐步发展起来，企业可以有多元化的融资战略选择，但结果仍然不尽人意。截至1999年，企业贷款融资占外源融资总额比例仍高达98.83％，股票融资占外源融资总额比例为1％，债券融资占外源融资总额仅为0.17％。因此，发展至今，企业外源融资结构中，贷款融资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随着最近几年企业中长期贷款需求旺盛，相应的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运用长期化趋势十分明显。
2004年的宏观调控使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明显压缩，其中多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票据业务。中长期贷款由于原始期限长，无论是压缩还是新增都存在相对刚性。2004年5月份的金融统计报告显示，全国贷款快速增长势头得到减缓，而短期贷款增幅同比下降较大，中长期贷款增幅同比则下降不明显。在5月份新增贷款中，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增量占比为25.37％，中长期贷款增量占比则达到74.63％。以上海地区为例，今年上半年短期贷款新增14.58亿元，是去年同期增量的3.6％，中长期贷款则新增881.1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5倍。
中长期贷款的上升如果不及时加以控制，将对银行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一是使资产负债期限结构性风险更为突出。按照流动性法则，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的期限匹配可防范流动性风险。如果将大量短期存款存量用于发放长期贷款，一旦金融形势变化，客户要求提款，内部流动资金就会发生短缺，后果相当严重。因此，中长期贷款的上升，对银行的长期资金来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缺乏长期存款融资渠道的银行而言，加剧了期限不匹配的风险。二是中长期贷款上升形成利率敏感性缺口，在升息预期下不利。当前市场对利率上升的预期强烈，如果利率提高，银行融资成本上升，而大量固定利率的中长期贷款仍以较低利率计息，庞大的利率敏感性缺口将成为低生息资产，成为商业银行胸口难言的痛。
改善融资结构有赖政府的制度安排
客观地看，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的十多年期间，恰好是我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体制上固有的一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导致目前社会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比例过低、融资结构严重失衡。而我国融资结构的改善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的金融工程，需要政府出面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方能有效解决。
顺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逐渐放松管制
混业经营趋势已经对世界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监管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面临的新形势，如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朝着混业方向稳步推进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
分业经营使直接融资市场和间接融资市场人为割裂，无法实现资金的合理有序流动，因此从改善融资结构、扩大直接融资比例的角度，打开混业经营口子显得更为必要。混业经营与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是结合在一起的。在目前间接融资比例占绝对优势的情形下探讨混业经营，更多地隐含着银行资金和保险资金入市的命题。在混业趋势下，银行和保险的资金必然会有序地进入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领域，这样才能逐步解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失衡的问题。
在加入WTO以后，国内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同众多国际金融机构同台竞技，而它们都是综合性的国际金融集团，在混业经营方面成绩卓著，与之相比，中国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因仅有单一资本、单一业务范围，在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因此国内商业银行必然要求与能够混业经营的外资银行实行同等的国民待遇，以便能够获得平等公平的竞争条件；另一方面，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融资结构失衡导致的各种风险迫使他们必须寻找另外的盈利点，而这却被分业经营的法律和政策束缚了手脚。本来就技不如人，而且还要“带着镣铐跳舞”，如果不给他们一种相对自由的经营空间，商业银行将苦不堪言。
毫无疑问，在新的开放背景下,从深化金融改革的角度出发，混业经营的全面禁止性规定应适当松动，包括新的《商业银行法》等我国有关金融法律的出台或修改,均会为日后逐步实施混业经营留下法律空间。
鼓励金融控股模式，实现有限混业
在目前混业经营的大框架尚不明确的情况下，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不失为我国从分业经营逐步走向混业经营阶段的一个现实选择。管理层可以通过鼓励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模式实现有限的“混业经营”。这种模式兼备了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优点，其最主要的特点是”集团混业，经营分业”，它通过对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非金融子公司的股权控制，实现各子公司间在资金、业务和技术上的协同合作，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益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整体竞争力，既获得了混业经营的正面效应，又通过各子公司之间“防火墙”的设置有效防范了风险。
在政策上体现对直接融资的支持
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了10万亿元，社会资金过分集中在储蓄上，一方面表明我国投资渠道过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一直是国家坚定不移的政策。最近两年，中央银行在连续几次货币政策委员会季度例会上均提出要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我国应该考虑在政策创新上体现出对直接融资的支持和倾斜。比如美国的401K条款,通过免税的支持,使储蓄资金更多地运用养老基金方式并使资金流向直接融资,使直接与间接融资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我国还没有类似的鼓励储蓄资金流入资本市场的政策创新来支持这样的转变。
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我国资本市场也必须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在树立发展我国资本市场信心的同时，各有关方面还应该努力消除近年来由于股市持续低迷造成的不良影响和一直扰乱投资者信心的因素，尽量改善投资环境，使广大投资者恢复参与资本市场的信心。
通过这些政策举措的实施，有望在较大程度上遏制融资结构的“逆向运动”，而逐渐扩大直接融资比例，适当降低间接融资比例，使二者比例关系与经济和金融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鼓励信贷资产证券化等直接融资金融产品创新
要改善我国融资结构失衡现状、降低银行风险，应该从制度上鼓励商业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和金融机构次级债等尝试活动，把债券市场的蛋糕做大，加大直接融资金融产品创新。
作为一项金融技术，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崭新的公司理财模式，改变了银行传统的“资金出借者”的角色，使银行同时是“资产出售者”，重新定义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改善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提高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扩大资金来源，分散信用风险，缓解资本充足压力，提高金融系统的安全性。
资产证券化显然对改善我国金融结构、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有很大作用。首先，它有利于分流储蓄资金，壮大资本市场规模。2004年４月，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23.46万亿元，超过GDP的两倍。而我国股票市价总值刚刚突破5万亿。股票市场只能起到部分分流资金的作用。数万亿信贷资产证券化，以及它在二级市场的放大效应，将是分流储蓄的重要手段。其次，信贷资产证券化将不具备流动性的资产转变为信用风险较低、收益较稳定的可流通证券，为资本市场提供了新的证券品种，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储蓄替代型投资工具，无疑会丰富市场的金融工具结构，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形成。再次，可以利用已有的银行和证券交易系统，直接销售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也可以对产品进行进一步的市场化推进，即对信贷证券化产品实行再证券化，将再证券化的产品直接推向证券交易系统，形成真正的资本市场中的投资品。所以，资产证券化可以搭建起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通桥梁。最后，信贷资产证券化需要多种类型机构和多种制度组合运用，可以大大提高资本市场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了“积极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2004年1月国务院又在《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里首次明确“积极探索并开发资产证券化品种”政策。此后,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前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已向国务院上报了在我国进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MBS）的方案，如果这一方案获得批准，将意味着资产证券化产品创新的重大突破。
对商业银行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持
在通过上述制度安排改善融资结构的同时，管理层还可以考虑采取直接政策扶持的方式增强商业银行实力，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具体看，可行的政策扶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向商业银行注资，二是降低商业银行税负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
从历史看，政府曾经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过多次注资和不良资产的剥离。但对于中小型商业银行而言却因为规模小、实力弱而被忽略。事实上，面临加入世贸后金融开放的严峻形势，中小银行也迫切需要扩大规模、增强自身实力。中小银行积累的问题不多、资产质量比较优质，要改善中小银行的状况国家需要投入的并不多，但收效却会立竿见影。
金融税制是否合理不仅直接影响到金融企业的经营成果，而且也成为影响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银行业营业税率为5%，而国外银行一般不超过2%；银行业所得税率为33％，也远高于国际水平。
当前的金融税制已使商业银行在对于国内、外金融同业的竞争中处于十分劣势的地位，其所承担的税负相对于其对GDP的贡献，以及相对于国际同业，显然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公平与效率的杠杆作用。同时，银行业面临着来自于监管者的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以及及时足额提取各类贷款损失准备等要求，以确保银行经营的稳健与审慎。而这些要求必须是在首先向政府缴纳与企业经营利润无关的高比例流转税之后才能得以完成的。目前状况下，国有商业银行要自主实现这两项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
国有商业银行上缴财政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的趋势表明，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对税收的承受能力在不断减弱；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不断增强，银行业税收对全部税收的影响力已经减弱，从而为降低银行业营业税提供了较大空间。因此，目前改革金融税制，大幅降低商业银行营业税，减轻税负不仅是迫切需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商业银行应强化内功，增强抗风险能力
如果要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降低间接融资比例，不可避免地要将更多的储蓄资金从银行系统转移出来并引导其进入直接融资领域。但是在业务结构单一、靠存贷利息差生存的现实条件下，储蓄资金是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安身立命之本，一旦出现储蓄资金大规模撤离银行体系，有可能形成商业银行短期经营风险，进而可能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商业银行必须强化内功、提高抗风险能力，这样才能推动融资结构改革的深入进行。
2004年银监会颁布了新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新《办法》实施后国内各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会普遍下降。如何适应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已经成为国内商业银行必须首先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而且，如果再重复过去依赖规模扩张外延式发展模式，即便是一时满足了资本充足率要求，也难免出现“业务扩张—资本金不足—再融资—再扩张—资本金再不足”的局面，需要我们从银行的内部改革入手，在发展模式上转变思路，增强自我积累能力。
具体看，商业银行要进一步树立起资本占用的理念，建立起资本占用的考核机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加大资产结构调整力度，努力降低风险资产总量和比例；以增加银行价值为目标，全面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和自我积累能力；积极补充外部资本，推进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建设。新《办法》规定重估储备、优先股、可转债、次级债务工具等可以计入附属资本，商业银行可通过债权、股权等多种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金，增强自身实力，提高抗风险能力。
优化业务结构，积极拓展中间业务
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盈利模式与金融资产结构单一的局面。目前，商业银行除贷款业务外，几乎难以找到更加有效的资金运用方式，利息收入占商业银行总收入的90％以上。而贷款业务往往质量不佳，期限结构不合理。资料表明，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资本利润率平均只有4.64％，与国际同行差距甚远,英、美、新加坡和印度银行业的这一指标分别达到26.13％、20.41％、15.57％和19.17％。
优化业务结构、积极拓展中间业务、摆脱对传统存贷业务的依赖是摆在国内商业银行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当前大力发展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做好市场调查和研究工作,广泛了解社会各界对中间业务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创新,开发出满足各方面不同需要的业务品种;其次,商业银行要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发展中间业务,加强合作,合理收费,公平竞争;再次,商业银行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中间业务考核体系,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此外,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分类管理,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各类管理办法,并采取切实措施、积极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促进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健康发展。
加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抵御市场风险
商业银行通常面对的是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汇率风险，这些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资产负债项目错配和金融市场要素波动引起的，因此也统称市场风险。如果过度承担市场风险或风险管理不善，有可能给商业银行造成灭顶之灾。通资产负债管理可以对市场风险进行准确计量，在可接受的风险限额内按照既定经营目标，对其整体资产负债组合进行计划、协调、控制和前瞻性地选择业务策略。资产负债管理是在当今国际银行业占据主流地位的科学管理方法。
目前，国际银行业通常以净利息收入为短期盈利目标，而以市值，也就是资产负债表未来净现金流量的折现值为长期盈利目标。通过资产负债管理可以在判断市场利率走势的基础上，实现银行短期和长期盈利目标之间的平衡。
此外，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负债管理对经济资本进行合理配置，既可以保证有充足的资本覆盖风险，又可以保证经济资本用在最能为银行带来收益且风险相对较小的业务领域。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成熟，在适当时机，商业银行应改善管理结构，从目前以分行为核算主体的横向管理体制平稳过渡到以业务线为核算主体的纵向管理体制，全面推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完全实现市场风险集中管理。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资产负债管理的组织结构，建立以风险调整业绩为中心的营运决策机制、绩效衡量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全面实施科学的资产负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