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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的慈善文化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上海只有1%的企业家关注慈善活动和慈善捐款，有99%的企业家不知到哪儿捐款。从全国范围内看，在册的工商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捐赠纪录者则不超过10万家，同样有99%的企业从未参与过捐赠(据11月28日《中国青年报》)。这两个99%，凸显了我国当下慈善文化的苍白和慈善土壤的贫瘠。
再看看《福布斯》公布的“美国慈善榜”，仅仅10年内美国富豪的捐赠总额就超过了2000亿美元，其中比尔·盖茨4年便捐出230亿美元，占其净资产的45%；而去年的“中国慈善榜”，前100位中国富豪竟有七成与慈善榜擦“榜”而过，即便上榜者，其捐赠金额也仅仅停留在象征性的层面和水平。国内企业家、富豪的善心何以如此冷漠？难道他们全是铁石心肠？恐怕未必，而是时下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中，还缺少一种慈善文化的氛围和熏陶。
还有更鲜明的一组数字：2002年，我国私人捐赠人均0.92元人民币，不及人均GDP的万分之一。而2003年美国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二者相比为1：7300。面对此窘境，除了我们忽视了的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因素之外，更忽视了社会环境因素所起的助捐作用，即我们的慈善文化和社会氛围在助捐理念上还停留在“零度”层面，而美国慈善文化的发达程度，则早已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同步了。这就如同尽管二者同时拥有在硬件上配置相当的电脑，人家运行的是最新的WINDOWSXP操作系统，而我们电脑里装的却是WINDOWS95乃至更旧的操作系统版本，故而我们在运行效果上，难免始终比人家差出许多。综观国内企业或富豪，直至包括一般民众，之所以对参与慈善事业不够积极，与我们的慈善文化版本陈旧而缺乏魅力有极大的关系。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之下，传统的慈善文化版本已显得支离破碎，更难以抵御物欲横流的商品大潮对慈善理念的冲击和重压。
慈善文化苍白无力，不光使慈善行为难以寻找到合适的载体，更难以令捐助者体会到应有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慈善文化的逢勃兴起以及慈善氛围的营造，需要实实在在的载体和运作良好的慈善机制的支撑，包括配套的税收体制等，而远非几句诸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或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所能营造起来的。
故而有必要提醒我们的舆论界，除了盯着各种富豪“排行榜”，是否也应该在如何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上有些作为？因为慈善行为归根结底属一种自觉行动，假若富人乃至民众大都从内心对慈善事业疏离甚至排斥，如果社会上没有形成浓郁和谐的慈善文化氛围，中国的慈善事业，恐怕很难短期内有较大的成效和作为！
中国的慈善事业要有一群人，一群敢于创新的人，一群与时俱进的人，用自己的思维和行为，在国家经济建设和时代进程中，重新理清思路，找到新的着力点，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做，那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今天，有这样一家企业，叫盛仕铭；有这样一个人，叫李路梓。用新的思维和行动，创新了一个新的慈善之路。同时，也有一群人，叫盛仕铭的“消费群体”，义无反顾的走进了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领域。人们或许赞赏，人们或许质疑，人们或许认可，人们或许否定。但是，不管如何他们坚定的走了进去，而且，还会不断得走下去。
一项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是需要这样的人的，我相信大家走下去，一片新的视野，一个新的事业，一批新的人才，一股新的力量就会产生。到那天我们会发现，在灿烂笑容的后面是一张张自信的面孔向世界展示——我们是新世界的主人和创造者。
慈善并非
富人“专利”
谁在行善？
不难发现，近年来“慈善”这个离我们似乎很远的词越来越频繁地走进我们的视野，慈善的力量正在涤荡与净化着人们的财富观、道德观、价值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古人对待贫富最为经典的论述，“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是美国大企业家、大慈善家卡耐基的名言。如此说来，慈善应是富人的事业。
实际上，慈善之心本来就无关财富，但由于慈善事业是花钱的事业，评价标准很容易就放在了钱上。富人捐赠金额大，就很容易占据媒体的焦点。增加一万元的收益对平民百姓来说简直可以庆贺一下，而对超级富豪来说则根本不算什么；同样，拿出几百万甚至几个亿去行善，对平民百姓来说绝无可能，对富豪们来说虽不能说是九牛一毛，但也不至于伤筋动骨。这就是说，对富人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而言，他们的确有着更大的行善空间。从“财富榜”到“慈善榜”，从单纯的拥有财富到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回馈社会，在今天，我们已经丝毫不怀疑，财富意味着责任，“财富的集聚就是社会责任的集聚”。无论是富人们出于良心、责任和自身安全考虑，还是专家们出于国计民生的考虑，似乎富豪从事慈善事业并支撑慈善事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问题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即便是在抗击非典那样的事件中，富豪们也远没有我们所期待地那样慷慨。在中华慈善总会接收到总计774．7533万元人民币的“非典”捐款中，只有一个富豪以个人名义捐款，捐了200万人民币。此外，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倒是一些普通人的慈善行为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江苏老人将他一生省吃俭用的积蓄50万元全部捐献了出来，用于资助安徽省大别山区的1022名贫困学生；一位大学毕业的姑娘放弃高薪的工作，毅然去救助中心帮助自闭儿童，而酬劳微薄，就像是义务劳动……他们没有太多的钱，但他们愿意付出比钱更宝贵的东西——时间、精力和无穷的爱心。
这就是我们期待中的慈善，绝不是沽名钓誉的伎俩，也不是自我宣传的广告，更不是为了躲避什么、遮掩什么，而是出于本质的真诚。慈善正在形成一种力量，而这股力量需要我们每个人来推动，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慈善才能真正成为一道渐次增强的光线，照亮我们可能还有些蒙昧的心灵。
让慈善业
拥有一片晴天
在做这组稿件的时候，看到这样一组数据：连续11年排名世界首富的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在过去4年一共捐出了230亿美元，相当于他净资产的54％。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美国慈善榜统计，10年内，美国的富豪对各类慈善组织的捐赠总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而中国富豪们的捐赠只不过是其资产总额的百分之几而已；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地区，大陆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
“我国慈善事业已有10年，虽然取得了不少进步和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慈善事业仍然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缓慢前行。”安徽省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开玉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评价中国的慈善事业。在王开玉看来，制约我国慈善业发展的主要有机制、法律、队伍三个方面。
从目前国际上看，慈善业的最大特点就是民间性和职业化。但在我国内地，大多慈善机构都有政府机构或官方作为其主管部门，几乎都戴着一顶“官帽子”，官办色彩太浓，让人感觉透明度不高。“我们也经常捐款，但这些捐赠的实施情况如何，我们无法了解，更谈不上有效监督。”王开玉“现身说法”，“国外就不一样，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去查账。你到一个慈善企业去询问他们资产有多少，工作人员就会给你打印出了一份很详细的报表。这样一来，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就非常大。”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根本原因还在于法制欠完备。”王开玉指出，中国缺少一部完整的针对慈善组织的法律。他认为，要制定专门的慈善法。“就拿美国来说吧，无论是把钱留给孩子，还是做投资，都要交很高的税。但是，如果是用来做慈善事业，就不必交税。许多美国人不愿意给后代留下太多的遗产，以免他们不思进取。”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慈善队伍的形成。不要以为，一提到慈善，就觉得是富人的事。其实，在国外，有许多并不富裕的人也参与了慈善事业，而且把它作为一项终生事业。”据统计，基本每年美国都有70％的家庭做了捐赠，平均捐款额为1075美元；18周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56％参加了志愿者工作，共从事199亿小时工作，他们的贡献相当于900万名全职雇员。慈善实际已成为美国一种日常生活和民间传统，一种高度普及的大众文化。这种“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志愿精神，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一件事：澳门慈善机构民爱总会在安徽设立了捐助项目——捐助安徽籍的贫困大学生。当那些贫困的大学生拿到捐款时，总是对民爱总会的总干事说“谢谢”，而这位总干事总是说，“不要谢谢我，只要你们记住有人帮助过你，等你们学有所成后，也一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就行了。”
是的，慈善事业就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一种风气。它能带来社会和谐，这是他独有的魅力；慈善活动更不是富人的“专利”，我们要倡导的就是“人人都奉献一点爱”，那样世界就会更美丽。
孩子眼中的“慈善”
时间：2005年4月1日上午
地点：长丰县三十头乡
记者到达吕面坊村儿童康复活动中心的时候，12岁的褚玉琪正在堆满了各类游乐设施的院子里晒太阳。这天的阳光很好，看得出褚玉琪的心情也不错，当记者招呼他过来时，他工工整整地在采访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丝毫看不出他曾经是一个脑瘫的孩子。记者朝屋里望了望，只见几十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有的在堆积木，有的则跳着自编的舞蹈，看样子他们都玩得很开心。这时，从不远处走来一个年轻的妇女，她悄悄地站在褚玉琪身边，看着他玩。回头看见了“妈妈”，褚玉琪显得很高兴，他一个劲地要拉记者到他“家”玩。
宽大的院落，整齐的家什，后院几只鸡和一条大狗的鸣叫似乎在欢迎我们的到来，门口还散落着刚刚从地里采摘回来的新鲜蔬菜，看得出这是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这是我和弟弟们的房间，这是我的小床。”褚玉琪兴奋地指着一间摆放着三张床的小屋说。褚玉琪所指的“家”是英国救助儿童会（以下简称救儿会）和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及当地乡政府合作开展的“小家庭单元”，和褚玉琪一样的许多个无家可归的残疾儿童，被寄养在三十头乡１７个自然村的普通农户家，和他们一起共同生活。“虽然来的时间还不长，可他早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负责监管的市福利院家庭寄养办公室周科长告诉记者。褚玉琪的“妈妈”谢翠红是村里的小组长，丈夫在合肥打工，有一个8岁的女儿。目前她家“收养”了3个残疾儿童，老大褚玉琪，脑瘫，经康复训练病情好转；老二杨文声，10岁，有多动症；老三庐秋胜，6岁，也是脑瘫，不会说话。来这里以前，他们一直在福利院生活，虽然衣食无忧，但由于缺乏家庭的温暖，性格孤僻。一个孩子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当时的生活：“每天生活在孤独的世界里，我想有一个疼我爱我的妈妈，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2002年，由英国救儿会出资购买设施，乡政府免费提供场地，市福利院提供监管，三方合作成立了儿童康复活动中心，吕面坊就是其中的一个。从此，像褚玉琪一样的孩子就有了自己的“家”。白天，他们在康复活动中心和小伙伴一起玩，晚上回“家”吃饭、睡觉，享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和关爱。谢翠红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做饭、洗衣，照顾三个孩子，时间一长，真的和他们建立了感情。老大最乖，能帮忙做一些简单家务，他最喜欢“爸爸”，每天晚上都要等“爸爸”回来才吃饭；老三最恋她，总是爱拉着她的手到处跑；老二则是最让人担心的，由于疾病的原因，必须得时时跟着，否则容易摔跤。有时女儿也不免有些埋怨：“怎么我一人的妈妈，没以前那么疼我了呢？”
而褚玉琪们却得到了从未体会过的家的温暖。对于“慈善”，他或许还不懂，他嘴里只知道反复说着“很快乐，我现在过得很好”；由于疾病的原因，他不能用更华丽的语言，然而他开心的笑容、爽朗的笑声已说明了一切。
慈善组织：来自民间的关怀
合肥第三十八中学的姚跃是一名身高只有1.2米的残疾少年，然而2004年5月，他却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幸运地站在了巴塞罗那“全球儿童文化论坛”的演讲台上。他娴熟的英语和超人的自信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我们就是努力为所有儿童争取享有幸福、健康及安全的童年的权利，这当然也包括残疾儿童。”姚跃的推荐机构——英国救儿会安徽项目部经理余华这样告诉记者。英国救助儿童会是一个非政治的慈善机构，成立于1919年，最初它旨在帮助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难的儿童。1997年７月，英国救儿会在安徽成立办事处，从此开始了在安徽的慈善事业。
谈及中国有那么多的省份，为何把地点定在安徽时，英国救儿会中国项目部经理汪庭馀这样解释：“安徽处于中国东部，经济欠发达，在这里可以通过有效资金来实现目标效益最大化。”众所周知，慈善事业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英国救儿会的资金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向欧盟申请自由资金，一是向英国总部申请配套资金。这些钱在安徽的的确确派上了用场：2004年阜阳水灾时，利用欧盟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的资金，救儿会在阜阳市颍东区、阜南县和颍上县新建了4所小学、4个卫生院和５个小家庭单元。
“然而资金支持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做慈善事业的初衷是通过与政府合作，开展项目试点，希望达到儿童生存、发展、保护、参与各项权利的推广，最终促进儿童权利的实现。”语言的解释或许有些拗口，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做的实际工作：
14岁的周斌家住三里街凤一社区，父母都是下岗职工，忙于生计的他们根本无法顾及儿子的业余生活，看电视成了周斌放学后的必修课。2002年，由欧盟提供资金赞助，救儿会牵头，社区提供场地共同成立了凤一社区快乐家园儿童俱乐部，从此这里的孩子有了学习和玩耍的地方。4月1日下午，记者看到一拨拨的孩子放学后来到这里，下棋的下棋，看书的看书，其乐融融。周斌成了这里的小管理员，还真有模有样。一位叫李厚青的家长特地写下了以下文字：“儿童俱乐部不仅让我的孩子生活更丰富，而且比以前更自信，对学习也更有兴趣了。”和李厚青一样，更多的家长也发现了孩子身上的可喜变化。儿童俱乐部通过开展夏令营、演讲、歌唱比赛等多种形式让孩子了解自己的权利，挖掘自己的能力。“这项社区儿童福利项目进展顺利，目前已逐步形成较为成熟的模式，并得到了民政部的认可，现在已成功向青岛等地推广。”英国救儿会社区儿童福利项目官员桑士林告诉记者。
艾滋孤儿弱势关怀项目。通过对受艾滋困扰的孤儿提供心理支持和保护，促进他们地位的改善和提高。目前已经在阜南县和颍州区的菜寺村、席老家村、六里村和顾庄村开展试点。
社区妈妈项目。使更多的弃儿重返社会，享受家庭的温暖。
让残疾儿童跟班就读，形成良好的助残氛围，让他们享有和正常孩子一样健康的童年。
采访的几天，记者一直和这群从事着天底下最“崇高”事业的人在一起，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由于某种原因，目前他们还是以外企的身份登记，处境尴尬；一些较为封闭的地方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认知程度较低，有些不配合等等。“但我们相信，国与国是有界的，爱心是无国界的，给予爱永远是快乐的。只要我们多出一分力，就能为弱势儿童托起一片爱的天空。”他们最后这样对记者说。
中国慈善榜之最
◎最慷慨的慈善家 ：一年捐了2.1亿
身价3.8亿的黄如论以2.1亿元的捐赠额居“2004年中国内地慈善企业家排行榜”榜首。黄如论在过去一年中为教育事业和抗击非典一共捐赠了2.1亿元。
◎获捐最多的项目：科普和灾害
科普教育和灾害救助是慈善家们最主要的两个捐赠方向，而根据统计，突发性事件（如非典、洪水）和日常性捐赠的比例为27:73。除了希望工程外，不少企业家还捐款设立了专门的教育基金。
◎最出慈善家的行业：房地产
此行业上榜富人去年的财富总共增长了386亿元，其中有317.4亿元来自于新出现的17位房地产大亨，人均财富达到15亿元。
◎最乐善好施的地域：浙江
浙江企业家是最乐善好施的，榜上14位企业家是在浙江出生的，总部在浙江的企业也有11个。他们大都历经磨难，这让他们更加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上海只有1%的企业家关注慈善活动和慈善捐款，有99%的企业家不知到哪儿捐款。从全国范围内看，在册的工商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捐赠纪录者则不超过10万家，同样有99%的企业从未参与过捐赠(据11月28日《中国青年报》)。这两个99%，凸显了我国当下慈善文化的苍白和慈善土壤的贫瘠。
再看看《福布斯》公布的“美国慈善榜”，仅仅10年内美国富豪的捐赠总额就超过了2000亿美元，其中比尔·盖茨4年便捐出230亿美元，占其净资产的45%；而去年的“中国慈善榜”，前100位中国富豪竟有七成与慈善榜擦“榜”而过，即便上榜者，其捐赠金额也仅仅停留在象征性的层面和水平。国内企业家、富豪的善心何以如此冷漠？难道他们全是铁石心肠？恐怕未必，而是时下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中，还缺少一种慈善文化的氛围和熏陶。
还有更鲜明的一组数字：2002年，我国私人捐赠人均0.92元人民币，不及人均GDP的万分之一。而2003年美国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二者相比为1：7300。面对此窘境，除了我们忽视了的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因素之外，更忽视了社会环境因素所起的助捐作用，即我们的慈善文化和社会氛围在助捐理念上还停留在“零度”层面，而美国慈善文化的发达程度，则早已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同步了。这就如同尽管二者同时拥有在硬件上配置相当的电脑，人家运行的是最新的WINDOWSXP操作系统，而我们电脑里装的却是WINDOWS95乃至更旧的操作系统版本，故而我们在运行效果上，难免始终比人家差出许多。综观国内企业或富豪，直至包括一般民众，之所以对参与慈善事业不够积极，与我们的慈善文化版本陈旧而缺乏魅力有极大的关系。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之下，传统的慈善文化版本已显得支离破碎，更难以抵御物欲横流的商品大潮对慈善理念的冲击和重压。
慈善文化苍白无力，不光使慈善行为难以寻找到合适的载体，更难以令捐助者体会到应有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慈善文化的逢勃兴起以及慈善氛围的营造，需要实实在在的载体和运作良好的慈善机制的支撑，包括配套的税收体制等，而远非几句诸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或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所能营造起来的。
故而有必要提醒我们的舆论界，除了盯着各种富豪“排行榜”，是否也应该在如何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上有些作为？因为慈善行为归根结底属一种自觉行动，假若富人乃至民众大都从内心对慈善事业疏离甚至排斥，如果社会上没有形成浓郁和谐的慈善文化氛围，中国的慈善事业，恐怕很难短期内有较大的成效和作为！
中国的慈善事业要有一群人，一群敢于创新的人，一群与时俱进的人，用自己的思维和行为，在国家经济建设和时代进程中，重新理清思路，找到新的着力点，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做，那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今天，有这样一家企业，叫盛仕铭；有这样一个人，叫李路梓。用新的思维和行动，创新了一个新的慈善之路。同时，也有一群人，叫盛仕铭的“消费群体”，义无反顾的走进了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领域。人们或许赞赏，人们或许质疑，人们或许认可，人们或许否定。但是，不管如何他们坚定的走了进去，而且，还会不断得走下去。
一项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是需要这样的人的，我相信大家走下去，一片新的视野，一个新的事业，一批新的人才，一股新的力量就会产生。到那天我们会发现，在灿烂笑容的后面是一张张自信的面孔向世界展示——我们是新世界的主人和创造者。
慈善并非
富人“专利”
谁在行善？
不难发现，近年来“慈善”这个离我们似乎很远的词越来越频繁地走进我们的视野，慈善的力量正在涤荡与净化着人们的财富观、道德观、价值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古人对待贫富最为经典的论述，“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是美国大企业家、大慈善家卡耐基的名言。如此说来，慈善应是富人的事业。
实际上，慈善之心本来就无关财富，但由于慈善事业是花钱的事业，评价标准很容易就放在了钱上。富人捐赠金额大，就很容易占据媒体的焦点。增加一万元的收益对平民百姓来说简直可以庆贺一下，而对超级富豪来说则根本不算什么；同样，拿出几百万甚至几个亿去行善，对平民百姓来说绝无可能，对富豪们来说虽不能说是九牛一毛，但也不至于伤筋动骨。这就是说，对富人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而言，他们的确有着更大的行善空间。从“财富榜”到“慈善榜”，从单纯的拥有财富到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回馈社会，在今天，我们已经丝毫不怀疑，财富意味着责任，“财富的集聚就是社会责任的集聚”。无论是富人们出于良心、责任和自身安全考虑，还是专家们出于国计民生的考虑，似乎富豪从事慈善事业并支撑慈善事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问题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即便是在抗击非典那样的事件中，富豪们也远没有我们所期待地那样慷慨。在中华慈善总会接收到总计774．7533万元人民币的“非典”捐款中，只有一个富豪以个人名义捐款，捐了200万人民币。此外，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倒是一些普通人的慈善行为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江苏老人将他一生省吃俭用的积蓄50万元全部捐献了出来，用于资助安徽省大别山区的1022名贫困学生；一位大学毕业的姑娘放弃高薪的工作，毅然去救助中心帮助自闭儿童，而酬劳微薄，就像是义务劳动……他们没有太多的钱，但他们愿意付出比钱更宝贵的东西——时间、精力和无穷的爱心。
这就是我们期待中的慈善，绝不是沽名钓誉的伎俩，也不是自我宣传的广告，更不是为了躲避什么、遮掩什么，而是出于本质的真诚。慈善正在形成一种力量，而这股力量需要我们每个人来推动，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慈善才能真正成为一道渐次增强的光线，照亮我们可能还有些蒙昧的心灵。
让慈善业
拥有一片晴天
在做这组稿件的时候，看到这样一组数据：连续11年排名世界首富的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在过去4年一共捐出了230亿美元，相当于他净资产的54％。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美国慈善榜统计，10年内，美国的富豪对各类慈善组织的捐赠总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而中国富豪们的捐赠只不过是其资产总额的百分之几而已；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地区，大陆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
“我国慈善事业已有10年，虽然取得了不少进步和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慈善事业仍然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缓慢前行。”安徽省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开玉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评价中国的慈善事业。在王开玉看来，制约我国慈善业发展的主要有机制、法律、队伍三个方面。
从目前国际上看，慈善业的最大特点就是民间性和职业化。但在我国内地，大多慈善机构都有政府机构或官方作为其主管部门，几乎都戴着一顶“官帽子”，官办色彩太浓，让人感觉透明度不高。“我们也经常捐款，但这些捐赠的实施情况如何，我们无法了解，更谈不上有效监督。”王开玉“现身说法”，“国外就不一样，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去查账。你到一个慈善企业去询问他们资产有多少，工作人员就会给你打印出了一份很详细的报表。这样一来，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就非常大。”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根本原因还在于法制欠完备。”王开玉指出，中国缺少一部完整的针对慈善组织的法律。他认为，要制定专门的慈善法。“就拿美国来说吧，无论是把钱留给孩子，还是做投资，都要交很高的税。但是，如果是用来做慈善事业，就不必交税。许多美国人不愿意给后代留下太多的遗产，以免他们不思进取。”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慈善队伍的形成。不要以为，一提到慈善，就觉得是富人的事。其实，在国外，有许多并不富裕的人也参与了慈善事业，而且把它作为一项终生事业。”据统计，基本每年美国都有70％的家庭做了捐赠，平均捐款额为1075美元；18周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56％参加了志愿者工作，共从事199亿小时工作，他们的贡献相当于900万名全职雇员。慈善实际已成为美国一种日常生活和民间传统，一种高度普及的大众文化。这种“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志愿精神，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一件事：澳门慈善机构民爱总会在安徽设立了捐助项目——捐助安徽籍的贫困大学生。当那些贫困的大学生拿到捐款时，总是对民爱总会的总干事说“谢谢”，而这位总干事总是说，“不要谢谢我，只要你们记住有人帮助过你，等你们学有所成后，也一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就行了。”
是的，慈善事业就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一种风气。它能带来社会和谐，这是他独有的魅力；慈善活动更不是富人的“专利”，我们要倡导的就是“人人都奉献一点爱”，那样世界就会更美丽。
孩子眼中的“慈善”
时间：2005年4月1日上午
地点：长丰县三十头乡
记者到达吕面坊村儿童康复活动中心的时候，12岁的褚玉琪正在堆满了各类游乐设施的院子里晒太阳。这天的阳光很好，看得出褚玉琪的心情也不错，当记者招呼他过来时，他工工整整地在采访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丝毫看不出他曾经是一个脑瘫的孩子。记者朝屋里望了望，只见几十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有的在堆积木，有的则跳着自编的舞蹈，看样子他们都玩得很开心。这时，从不远处走来一个年轻的妇女，她悄悄地站在褚玉琪身边，看着他玩。回头看见了“妈妈”，褚玉琪显得很高兴，他一个劲地要拉记者到他“家”玩。
宽大的院落，整齐的家什，后院几只鸡和一条大狗的鸣叫似乎在欢迎我们的到来，门口还散落着刚刚从地里采摘回来的新鲜蔬菜，看得出这是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这是我和弟弟们的房间，这是我的小床。”褚玉琪兴奋地指着一间摆放着三张床的小屋说。褚玉琪所指的“家”是英国救助儿童会（以下简称救儿会）和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及当地乡政府合作开展的“小家庭单元”，和褚玉琪一样的许多个无家可归的残疾儿童，被寄养在三十头乡１７个自然村的普通农户家，和他们一起共同生活。“虽然来的时间还不长，可他早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负责监管的市福利院家庭寄养办公室周科长告诉记者。褚玉琪的“妈妈”谢翠红是村里的小组长，丈夫在合肥打工，有一个8岁的女儿。目前她家“收养”了3个残疾儿童，老大褚玉琪，脑瘫，经康复训练病情好转；老二杨文声，10岁，有多动症；老三庐秋胜，6岁，也是脑瘫，不会说话。来这里以前，他们一直在福利院生活，虽然衣食无忧，但由于缺乏家庭的温暖，性格孤僻。一个孩子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当时的生活：“每天生活在孤独的世界里，我想有一个疼我爱我的妈妈，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2002年，由英国救儿会出资购买设施，乡政府免费提供场地，市福利院提供监管，三方合作成立了儿童康复活动中心，吕面坊就是其中的一个。从此，像褚玉琪一样的孩子就有了自己的“家”。白天，他们在康复活动中心和小伙伴一起玩，晚上回“家”吃饭、睡觉，享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和关爱。谢翠红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做饭、洗衣，照顾三个孩子，时间一长，真的和他们建立了感情。老大最乖，能帮忙做一些简单家务，他最喜欢“爸爸”，每天晚上都要等“爸爸”回来才吃饭；老三最恋她，总是爱拉着她的手到处跑；老二则是最让人担心的，由于疾病的原因，必须得时时跟着，否则容易摔跤。有时女儿也不免有些埋怨：“怎么我一人的妈妈，没以前那么疼我了呢？”
而褚玉琪们却得到了从未体会过的家的温暖。对于“慈善”，他或许还不懂，他嘴里只知道反复说着“很快乐，我现在过得很好”；由于疾病的原因，他不能用更华丽的语言，然而他开心的笑容、爽朗的笑声已说明了一切。
慈善组织：来自民间的关怀
合肥第三十八中学的姚跃是一名身高只有1.2米的残疾少年，然而2004年5月，他却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幸运地站在了巴塞罗那“全球儿童文化论坛”的演讲台上。他娴熟的英语和超人的自信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我们就是努力为所有儿童争取享有幸福、健康及安全的童年的权利，这当然也包括残疾儿童。”姚跃的推荐机构——英国救儿会安徽项目部经理余华这样告诉记者。英国救助儿童会是一个非政治的慈善机构，成立于1919年，最初它旨在帮助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难的儿童。1997年７月，英国救儿会在安徽成立办事处，从此开始了在安徽的慈善事业。
谈及中国有那么多的省份，为何把地点定在安徽时，英国救儿会中国项目部经理汪庭馀这样解释：“安徽处于中国东部，经济欠发达，在这里可以通过有效资金来实现目标效益最大化。”众所周知，慈善事业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英国救儿会的资金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向欧盟申请自由资金，一是向英国总部申请配套资金。这些钱在安徽的的确确派上了用场：2004年阜阳水灾时，利用欧盟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的资金，救儿会在阜阳市颍东区、阜南县和颍上县新建了4所小学、4个卫生院和５个小家庭单元。
“然而资金支持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做慈善事业的初衷是通过与政府合作，开展项目试点，希望达到儿童生存、发展、保护、参与各项权利的推广，最终促进儿童权利的实现。”语言的解释或许有些拗口，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做的实际工作：
14岁的周斌家住三里街凤一社区，父母都是下岗职工，忙于生计的他们根本无法顾及儿子的业余生活，看电视成了周斌放学后的必修课。2002年，由欧盟提供资金赞助，救儿会牵头，社区提供场地共同成立了凤一社区快乐家园儿童俱乐部，从此这里的孩子有了学习和玩耍的地方。4月1日下午，记者看到一拨拨的孩子放学后来到这里，下棋的下棋，看书的看书，其乐融融。周斌成了这里的小管理员，还真有模有样。一位叫李厚青的家长特地写下了以下文字：“儿童俱乐部不仅让我的孩子生活更丰富，而且比以前更自信，对学习也更有兴趣了。”和李厚青一样，更多的家长也发现了孩子身上的可喜变化。儿童俱乐部通过开展夏令营、演讲、歌唱比赛等多种形式让孩子了解自己的权利，挖掘自己的能力。“这项社区儿童福利项目进展顺利，目前已逐步形成较为成熟的模式，并得到了民政部的认可，现在已成功向青岛等地推广。”英国救儿会社区儿童福利项目官员桑士林告诉记者。
艾滋孤儿弱势关怀项目。通过对受艾滋困扰的孤儿提供心理支持和保护，促进他们地位的改善和提高。目前已经在阜南县和颍州区的菜寺村、席老家村、六里村和顾庄村开展试点。
社区妈妈项目。使更多的弃儿重返社会，享受家庭的温暖。
让残疾儿童跟班就读，形成良好的助残氛围，让他们享有和正常孩子一样健康的童年。
采访的几天，记者一直和这群从事着天底下最“崇高”事业的人在一起，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由于某种原因，目前他们还是以外企的身份登记，处境尴尬；一些较为封闭的地方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认知程度较低，有些不配合等等。“但我们相信，国与国是有界的，爱心是无国界的，给予爱永远是快乐的。只要我们多出一分力，就能为弱势儿童托起一片爱的天空。”他们最后这样对记者说。
中国慈善榜之最
◎最慷慨的慈善家 ：一年捐了2.1亿
身价3.8亿的黄如论以2.1亿元的捐赠额居“2004年中国内地慈善企业家排行榜”榜首。黄如论在过去一年中为教育事业和抗击非典一共捐赠了2.1亿元。
◎获捐最多的项目：科普和灾害
科普教育和灾害救助是慈善家们最主要的两个捐赠方向，而根据统计，突发性事件（如非典、洪水）和日常性捐赠的比例为27:73。除了希望工程外，不少企业家还捐款设立了专门的教育基金。
◎最出慈善家的行业：房地产
此行业上榜富人去年的财富总共增长了386亿元，其中有317.4亿元来自于新出现的17位房地产大亨，人均财富达到15亿元。
◎最乐善好施的地域：浙江
浙江企业家是最乐善好施的，榜上14位企业家是在浙江出生的，总部在浙江的企业也有11个。他们大都历经磨难，这让他们更加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