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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红楼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整座建筑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因此得名红楼。1918年红楼建成后，成为北大文科、图书馆、校部所在地。红楼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之一，诞生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红楼凝重深沉的红色，像是燃烧的火焰，昭示了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
在车水马龙的五四大街北侧，静静地矗立着一幢四层的红色建筑，这里就是北大红楼。迎面院门右侧的墙柱上，悬挂着“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长牌，东侧墙上，是一幅“不忘初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陈列”画板。大门两侧悬挂着“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等牌子。绵绵秋雨中，一群群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地走进红楼，走进历史，走进红楼承载的百年梦想。
1961年，北大红楼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依托红楼旧址建立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当年，红楼一层曾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在地，目前有图书馆主任室、第二阅览室、登录室、第十四书库以及新潮杂志社和学生大教室6处陈列。在红楼一层东南角，有一个套间，这里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外屋会客、里屋办公。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认为：俄国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中国人民“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对“俄罗斯式的革命”寄托了无限的向往，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笔触写道：“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6卷5号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他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所作的重大贡献。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4名成员之一的张申府回忆：“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求救国拯民的方法。”
年轻的毛泽东曾在这里的新闻纸阅览室工作。作为每月只挣8块大洋的图书管理员，有幸见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運动领军人物。1936年，他在延安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1920年4月，为在东亚各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奉命来到北京，在北大红楼会见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等进步人士。他称李大钊为同志，表示已经读了李大钊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但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思想上，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就应该组织起来，由此提出了建党的问题。
1920年10月，李大钊主持秘密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李大钊从自己每月120元薪俸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中共北京早期组织的建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方的传播，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引导了一批先进分子迅速成长，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准备条件。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李大钊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非常重视开展工人工作。他们把举办劳动补习学校作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李大钊派邓中夏等来到长辛店，在史文彬、陶善琮、黄义等工人的热心帮助下，筹办成立劳动补习学校。当时，这不仅在长辛店，即使在全中国也是破天荒的新鲜事。
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邓中夏、张昆弟、何孟雄、朱务善等人自编教材，白天教工人的孩子，晚上教工人。他们还编写了歌曲带领工人学唱：“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有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1921年7月前后，经邓中夏等人介绍，长辛店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史文彬、杨宝昆、康景星、王俊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工人党员。
2018年初，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陈列馆”在红楼开馆。陈列馆由“东方欲晓——马克思主义初步传入中国”“光耀神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思想奠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三部分组成，通过大量历史图片、珍贵文物、文献资料、艺术作品等，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艰辛历程，展现了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探寻救国之路时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陈列馆”将中央编译局丰富的文献档案资料和北大红楼深厚的文化土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丰富生动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光辉历程，挖掘呈现了革命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使北大红楼成为广大社会公众学习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新的窗口和阵地。
在车水马龙的五四大街北侧，静静地矗立着一幢四层的红色建筑，这里就是北大红楼。迎面院门右侧的墙柱上，悬挂着“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长牌，东侧墙上，是一幅“不忘初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陈列”画板。大门两侧悬挂着“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等牌子。绵绵秋雨中，一群群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地走进红楼，走进历史，走进红楼承载的百年梦想。
1961年，北大红楼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依托红楼旧址建立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当年，红楼一层曾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在地，目前有图书馆主任室、第二阅览室、登录室、第十四书库以及新潮杂志社和学生大教室6处陈列。在红楼一层东南角，有一个套间，这里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外屋会客、里屋办公。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认为：俄国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中国人民“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对“俄罗斯式的革命”寄托了无限的向往，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笔触写道：“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6卷5号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他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所作的重大贡献。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4名成员之一的张申府回忆：“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求救国拯民的方法。”
年轻的毛泽东曾在这里的新闻纸阅览室工作。作为每月只挣8块大洋的图书管理员，有幸见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運动领军人物。1936年，他在延安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1920年4月，为在东亚各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奉命来到北京，在北大红楼会见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等进步人士。他称李大钊为同志，表示已经读了李大钊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但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思想上，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就应该组织起来，由此提出了建党的问题。
1920年10月，李大钊主持秘密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李大钊从自己每月120元薪俸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中共北京早期组织的建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方的传播，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引导了一批先进分子迅速成长，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准备条件。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李大钊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非常重视开展工人工作。他们把举办劳动补习学校作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李大钊派邓中夏等来到长辛店，在史文彬、陶善琮、黄义等工人的热心帮助下，筹办成立劳动补习学校。当时，这不仅在长辛店，即使在全中国也是破天荒的新鲜事。
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邓中夏、张昆弟、何孟雄、朱务善等人自编教材，白天教工人的孩子，晚上教工人。他们还编写了歌曲带领工人学唱：“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有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1921年7月前后，经邓中夏等人介绍，长辛店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史文彬、杨宝昆、康景星、王俊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工人党员。
2018年初，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陈列馆”在红楼开馆。陈列馆由“东方欲晓——马克思主义初步传入中国”“光耀神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思想奠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三部分组成，通过大量历史图片、珍贵文物、文献资料、艺术作品等，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艰辛历程，展现了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探寻救国之路时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陈列馆”将中央编译局丰富的文献档案资料和北大红楼深厚的文化土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丰富生动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光辉历程，挖掘呈现了革命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使北大红楼成为广大社会公众学习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新的窗口和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