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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取个性解放、争取民族解放的时代背景下，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异军突起，在“五四”时代形成了浩大的声势。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为代表的创造社在“五四”文坛上高举浪漫主义的大旗，奋力地挥舞着狂飙突进、大破大立、摧枯拉朽的时代精神。其中，郭沫若的诗歌、小说等作品更是发出了“五四”时代的最强音。同时随着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五四”浪漫主义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启蒙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其他文学思想形态的影响，因而体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发出了“五四”最强音的郭沫若及其代表诗歌可成为我们分析“五四”浪漫主义复杂性的切入点，本文将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五四”浪漫主义进行研究。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狂风暴雨般风靡的前驱，他们以文学的创作推动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五四”时期形成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洪峰。由于社会背景的复杂性，“五四”时期蔚为壮观的浪漫主义思潮带有文学革命的色彩，需要予以旧的文学观念甚至社会现状风雷般的冲击，“要在冰冷而麻痹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摇摇的激震”。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作家们一面从西方思潮中借鉴浪漫主义思想，一面又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在想象、象征的基础上同科学、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相合，形成了富有启蒙主义、表现主义等色彩的浪漫主义。
郭沫若以新诗的形式歌颂、赞美“五四”精神，将“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推至巅峰，新诗集《女神》的出版更是在中国新诗坛上掀起了滔天巨浪。《天狗》中的自我表现和个性凸显，《笔立山头展望》中对社会现代性的钦慕与对科学的赞扬，《春蚕》中为艺术而艺术、“美无功利”的发声，《新生》里对崭新的未来光明世界的向往，等等。郭沫若的诗歌作品真正展现了“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
一、表现主义：个性解放与表现自我
随着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被推翻，原有的社会秩序崩裂瓦解，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中国进入了一个急速转变的时代。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眼花缭乱的新世界、一系列的巨变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无所适从、无处安身。在西方浪漫主义中个性自由解放核心的影响下，“自我”的重要性逐渐在中国社会中萌芽。“五四”时期，个性意识大范围觉醒，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浪漫主义思潮对“自我”和“个性”的着重强调，个性解放与表现自我成为“五四”浪漫主义的主题，也成为郭沫若作品中的主旋律。浪漫主义不免带上了表现主义色彩。
《天狗》便是郭沫若作品中极具“自我”意识的一首赞歌。第一节中直接以“天狗”自居，狂热凌厉地喊出了能把日月星辰、宇宙万物都吞掉的气魄;第二节则写自己有光一般无穷无尽的能量，能组成一切、能改变一切;第三节用了一系列极具冲击性的词汇将自我的狂野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最后一节则用短短两句话将自我的解放和个性的张扬升至极点。《天狗》二十九行诗，从开头到结尾都是一个“我”，通过排比、重复的表现手法，将起伏的感情逐渐推至最高峰，凝聚着强烈的、夸张的、张扬的个性思想，表达了对自我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凤凰涅槃》中同样具有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用象征的表现手法，塑造了一个涅槃的凤凰形象。借凤凰之口，将爱恨褒贬表现到极致，用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我的毁灭和新我的诞生。在《凤歌》一节中对如同屠场、囚牢、坟墓、地狱一般的黑暗宇宙发出怀疑、质问和诅咒，那是诗人个性的真实袒露;《凤凰更生歌》一节中凤凰涅槃重生后欢唱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生动自由、雄浑悠久的自我，在光明美丽、如幻想般的新世界里翱翔，这是个性自由和自我觉醒后的欢歌。
二、启蒙主义：社会现代性的浇灌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国门被强力从外打开，物质上有各种先进机器、精神上有科学的理论知识和思想，中国开始渐渐与世界接轨，与现代化接轨。这对于封闭了千年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陌生的。如果说最初人们对科学的一切还带有抵触和恐惧的心理，那么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五四时期，所有人都带着新奇、向往的目光去看待新新的、极具力量的、颠覆性的一切。“五四时期，对科学的崇拜几乎达到一种宗教信仰的程度。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五四时期新的‘宗教’信仰”。
作为“五四”精神的最强音，郭沫若同样如此。作为一个诗人，他对社会的变化具有更敏锐的感知，对科学的作用有更直观的认知。郭沫若一直崇尚着科学的燦烂光辉，一直秉持着重视科学、赞美科学的态度。现代科学技术就这样走进了他的诗歌创作里，对社会现代性的钦慕和向往让浪漫主义拥有了启蒙主义的一面。《笔立山头展望》就是他赞颂科学的、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一首代表性诗歌。开篇便说“大都会的脉搏呀！生的鼓动呀”，溢满了他对现代大都会的发自内心的赞美。在他看来，数不尽的轮船在航行过程中排放的黑烟竟像烟筒口盛放的黑色牡丹，这种比喻是多么新奇而美丽，天与海之间竟开出了一簇簇的牡丹。这种诗化的体验的描写进一步表现出郭沫若对科技文明的无比喜爱。在诗篇结尾，他更是称颂以轮船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文明是“二十世纪的名花”、是“近代文明的严母”。在他的描绘里，严谨的科学不但没有拉开与人的距离，而且已然成为一位用乳汁滋养人类文明的、慈爱的、美丽的母亲。对科学的爱是孩子对母亲的拳拳之情，整首诗也变成了孩子对母亲的最热情的呼唤与最真诚的赞歌。除了赞扬科学，“五四”浪漫主义思潮中启蒙主义的一面还体现在顺应了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在本体上具有现代性特征，并且塑造了建立在反抗、毁灭旧秩序基础上的抒情主体，这一点在郭沫若的《女神》诗集中也有颇深体现。
三、唯美主义：纯粹美感的自然流露
在上文中已分析了“五四”时期人们对科学的崇拜和赞美，作家们作为知识分子更是重视以科学的目光、发展的目光来看待事物。“五四”时期的欧洲文学在浪漫主义的基础上已发展到了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等，因此，许多社团纷纷提倡推行这些更新的主义，即“新浪漫主义”。尤其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创造社，作为发起者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人在日留学的时候，唯美主义思潮便在日本大为流行，因此，创造社众作家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很深，他们成立之初的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 作为创造社的发起者和主力，唯美主义自是在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1925年他在《文艺之社会使命》的演讲中有这样一番发言：“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诗人写出一篇诗，音樂家谱出一个曲，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天才的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是没有所谓目的”，明确地表现了他“艺术美感无功利”的主张。这种主张在诗歌《春蚕》中已有体现，他把蚕的吐丝比作作诗，诗句像蚕丝那样纤细明媚、柔腻纯粹，而作诗也正应像蚕吐丝那样出于无心、自然流泻。这个过程只是蚕在创造自己的“艺术之宫”，与他人无关，没有其他目的。除了表露唯美主义创作主张的《春蚕》，郭沫若的许多诗歌都或多或少有着唯美主义色彩。其中一首爱情诗《春莺曲》便吐露了为美而死的心声—在死前吞掉一枝花，在埋葬后花在其体内成了梅子，梅子迸成梅林，大片大片的芳香便陪伴在姑娘的身旁，爱就成了永恒、美就成了永恒。唯美-颓废主义倾向在郭沫若的早期创作中也有体现，诗歌《死》直接将死亡比作情郎，把对死的情感描绘成爱情，这样一来，连对死的等待和渴盼都变得美丽起来。不过郭沫若在小说中更多地集中表现出了“恶之美”以及感伤忧郁与颓废，在此便不再多提了。
四、未来主义：反抗传统与歌颂未来
未来主义同属“新浪漫主义”的行列，1908年起源于意大利。以1909年马里内蒂在法国发表的《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为代表，未来主义号召全面捣碎传统，抛弃历史，面向未来;歌颂科学、机械、一切“动力”和“速力”等。先不提未来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和发展，未来主义本身便是十分契合“五四”时期中国仍有封建残留的社会环境的，与文学革命更是完美结合，成为反抗传统的有力武器、面向未来的美丽颂歌。由于这一点，郭沫若虽批评未来派诗歌是没有创意，没有灵魂的照相机式的或留声机式的“彻底的自然主义”的东西，但仍旧不可避免地有着未来主义的倾向。
《日出》开篇营造了恢宏壮观的场面，用龙、狮子、鲸鱼、象、犀这一系列动物来比喻环天的火云，接下来便引出了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亚坡罗”，自然而然地将摩托车过渡为“亚坡罗”的太阳马车，歌颂摩托车灯光的雄劲与极致的速度，与黑暗与传统进行“生命和死亡的斗争”。在诗歌的结尾，诗人守看着一切的暗云被雄光驱散，坚信着在凯旋的鼓吹和四野的鸡声中会有一个光明的新世界。《新生》则更直接地表露了对未来的、新世界的向往。“火车/高笑/向……向……向……向……向着黄……向着黄……向着黄金的太阳/飞……飞……飞……/跑/飞跑/飞跑/好！好！好！……”将火车拟人化，向着黄金的太阳以极快的速度“飞”跑，既歌颂了科技对于近代社会生活的推动，又表明了对未来无尽光明的向往。《太阳礼赞》与《新生》相近，不过更加直抒胸臆地表达了未来的美好以及自己对未来的不懈追求。同样地，《凤凰涅槃》里凤凰有极致的喜怒爱恨，它们的涅槃代表着旧世界的毁灭和新世界的诞生。
五、总结
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催生和强化下，“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在20世纪初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土壤中孕育而出。肩负着一定文学革命作用的“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呈现出个性解放、强调自我、追求自由、反抗斗争等倾向，这些倾向与表现与启蒙主义、唯美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郭沫若作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旗手”，他的作品也有着“五四”浪漫主义复杂性的特点，是整个思潮的投映和缩影。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狂风暴雨般风靡的前驱，他们以文学的创作推动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五四”时期形成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洪峰。由于社会背景的复杂性，“五四”时期蔚为壮观的浪漫主义思潮带有文学革命的色彩，需要予以旧的文学观念甚至社会现状风雷般的冲击，“要在冰冷而麻痹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摇摇的激震”。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作家们一面从西方思潮中借鉴浪漫主义思想，一面又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在想象、象征的基础上同科学、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相合，形成了富有启蒙主义、表现主义等色彩的浪漫主义。
郭沫若以新诗的形式歌颂、赞美“五四”精神，将“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推至巅峰，新诗集《女神》的出版更是在中国新诗坛上掀起了滔天巨浪。《天狗》中的自我表现和个性凸显，《笔立山头展望》中对社会现代性的钦慕与对科学的赞扬，《春蚕》中为艺术而艺术、“美无功利”的发声，《新生》里对崭新的未来光明世界的向往，等等。郭沫若的诗歌作品真正展现了“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
一、表现主义：个性解放与表现自我
随着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被推翻，原有的社会秩序崩裂瓦解，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中国进入了一个急速转变的时代。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眼花缭乱的新世界、一系列的巨变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无所适从、无处安身。在西方浪漫主义中个性自由解放核心的影响下，“自我”的重要性逐渐在中国社会中萌芽。“五四”时期，个性意识大范围觉醒，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浪漫主义思潮对“自我”和“个性”的着重强调，个性解放与表现自我成为“五四”浪漫主义的主题，也成为郭沫若作品中的主旋律。浪漫主义不免带上了表现主义色彩。
《天狗》便是郭沫若作品中极具“自我”意识的一首赞歌。第一节中直接以“天狗”自居，狂热凌厉地喊出了能把日月星辰、宇宙万物都吞掉的气魄;第二节则写自己有光一般无穷无尽的能量，能组成一切、能改变一切;第三节用了一系列极具冲击性的词汇将自我的狂野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最后一节则用短短两句话将自我的解放和个性的张扬升至极点。《天狗》二十九行诗，从开头到结尾都是一个“我”，通过排比、重复的表现手法，将起伏的感情逐渐推至最高峰，凝聚着强烈的、夸张的、张扬的个性思想，表达了对自我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凤凰涅槃》中同样具有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用象征的表现手法，塑造了一个涅槃的凤凰形象。借凤凰之口，将爱恨褒贬表现到极致，用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我的毁灭和新我的诞生。在《凤歌》一节中对如同屠场、囚牢、坟墓、地狱一般的黑暗宇宙发出怀疑、质问和诅咒，那是诗人个性的真实袒露;《凤凰更生歌》一节中凤凰涅槃重生后欢唱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生动自由、雄浑悠久的自我，在光明美丽、如幻想般的新世界里翱翔，这是个性自由和自我觉醒后的欢歌。
二、启蒙主义：社会现代性的浇灌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国门被强力从外打开，物质上有各种先进机器、精神上有科学的理论知识和思想，中国开始渐渐与世界接轨，与现代化接轨。这对于封闭了千年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陌生的。如果说最初人们对科学的一切还带有抵触和恐惧的心理，那么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五四时期，所有人都带着新奇、向往的目光去看待新新的、极具力量的、颠覆性的一切。“五四时期，对科学的崇拜几乎达到一种宗教信仰的程度。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五四时期新的‘宗教’信仰”。
作为“五四”精神的最强音，郭沫若同样如此。作为一个诗人，他对社会的变化具有更敏锐的感知，对科学的作用有更直观的认知。郭沫若一直崇尚着科学的燦烂光辉，一直秉持着重视科学、赞美科学的态度。现代科学技术就这样走进了他的诗歌创作里，对社会现代性的钦慕和向往让浪漫主义拥有了启蒙主义的一面。《笔立山头展望》就是他赞颂科学的、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一首代表性诗歌。开篇便说“大都会的脉搏呀！生的鼓动呀”，溢满了他对现代大都会的发自内心的赞美。在他看来，数不尽的轮船在航行过程中排放的黑烟竟像烟筒口盛放的黑色牡丹，这种比喻是多么新奇而美丽，天与海之间竟开出了一簇簇的牡丹。这种诗化的体验的描写进一步表现出郭沫若对科技文明的无比喜爱。在诗篇结尾，他更是称颂以轮船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文明是“二十世纪的名花”、是“近代文明的严母”。在他的描绘里，严谨的科学不但没有拉开与人的距离，而且已然成为一位用乳汁滋养人类文明的、慈爱的、美丽的母亲。对科学的爱是孩子对母亲的拳拳之情，整首诗也变成了孩子对母亲的最热情的呼唤与最真诚的赞歌。除了赞扬科学，“五四”浪漫主义思潮中启蒙主义的一面还体现在顺应了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在本体上具有现代性特征，并且塑造了建立在反抗、毁灭旧秩序基础上的抒情主体，这一点在郭沫若的《女神》诗集中也有颇深体现。
三、唯美主义：纯粹美感的自然流露
在上文中已分析了“五四”时期人们对科学的崇拜和赞美，作家们作为知识分子更是重视以科学的目光、发展的目光来看待事物。“五四”时期的欧洲文学在浪漫主义的基础上已发展到了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等，因此，许多社团纷纷提倡推行这些更新的主义，即“新浪漫主义”。尤其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创造社，作为发起者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人在日留学的时候，唯美主义思潮便在日本大为流行，因此，创造社众作家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很深，他们成立之初的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 作为创造社的发起者和主力，唯美主义自是在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1925年他在《文艺之社会使命》的演讲中有这样一番发言：“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诗人写出一篇诗，音樂家谱出一个曲，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天才的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是没有所谓目的”，明确地表现了他“艺术美感无功利”的主张。这种主张在诗歌《春蚕》中已有体现，他把蚕的吐丝比作作诗，诗句像蚕丝那样纤细明媚、柔腻纯粹，而作诗也正应像蚕吐丝那样出于无心、自然流泻。这个过程只是蚕在创造自己的“艺术之宫”，与他人无关，没有其他目的。除了表露唯美主义创作主张的《春蚕》，郭沫若的许多诗歌都或多或少有着唯美主义色彩。其中一首爱情诗《春莺曲》便吐露了为美而死的心声—在死前吞掉一枝花，在埋葬后花在其体内成了梅子，梅子迸成梅林，大片大片的芳香便陪伴在姑娘的身旁，爱就成了永恒、美就成了永恒。唯美-颓废主义倾向在郭沫若的早期创作中也有体现，诗歌《死》直接将死亡比作情郎，把对死的情感描绘成爱情，这样一来，连对死的等待和渴盼都变得美丽起来。不过郭沫若在小说中更多地集中表现出了“恶之美”以及感伤忧郁与颓废，在此便不再多提了。
四、未来主义：反抗传统与歌颂未来
未来主义同属“新浪漫主义”的行列，1908年起源于意大利。以1909年马里内蒂在法国发表的《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为代表，未来主义号召全面捣碎传统，抛弃历史，面向未来;歌颂科学、机械、一切“动力”和“速力”等。先不提未来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和发展，未来主义本身便是十分契合“五四”时期中国仍有封建残留的社会环境的，与文学革命更是完美结合，成为反抗传统的有力武器、面向未来的美丽颂歌。由于这一点，郭沫若虽批评未来派诗歌是没有创意，没有灵魂的照相机式的或留声机式的“彻底的自然主义”的东西，但仍旧不可避免地有着未来主义的倾向。
《日出》开篇营造了恢宏壮观的场面，用龙、狮子、鲸鱼、象、犀这一系列动物来比喻环天的火云，接下来便引出了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亚坡罗”，自然而然地将摩托车过渡为“亚坡罗”的太阳马车，歌颂摩托车灯光的雄劲与极致的速度，与黑暗与传统进行“生命和死亡的斗争”。在诗歌的结尾，诗人守看着一切的暗云被雄光驱散，坚信着在凯旋的鼓吹和四野的鸡声中会有一个光明的新世界。《新生》则更直接地表露了对未来的、新世界的向往。“火车/高笑/向……向……向……向……向着黄……向着黄……向着黄金的太阳/飞……飞……飞……/跑/飞跑/飞跑/好！好！好！……”将火车拟人化，向着黄金的太阳以极快的速度“飞”跑，既歌颂了科技对于近代社会生活的推动，又表明了对未来无尽光明的向往。《太阳礼赞》与《新生》相近，不过更加直抒胸臆地表达了未来的美好以及自己对未来的不懈追求。同样地，《凤凰涅槃》里凤凰有极致的喜怒爱恨，它们的涅槃代表着旧世界的毁灭和新世界的诞生。
五、总结
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催生和强化下，“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在20世纪初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土壤中孕育而出。肩负着一定文学革命作用的“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呈现出个性解放、强调自我、追求自由、反抗斗争等倾向，这些倾向与表现与启蒙主义、唯美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郭沫若作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旗手”，他的作品也有着“五四”浪漫主义复杂性的特点，是整个思潮的投映和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