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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4日召开的以研究2016年经济工作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在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从中，可以读出思路，更可以读出趋势。被外界广泛抓取和热议的“化解房地产库存”，其实也在高层的主要思路当中。而要理解这一思路，只需一个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频繁出现高层的热词
实际上，这一新鲜的经济学术语，在此前一个月，就已经频繁地出现在高层讲话当中。
时间拉回到2015年11月。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上首提“供给侧改革”，这也是这个词语首次出现在中央级别的会议当中；随后，G20峰会、APEC的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这个词，并且将其视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药方；同月的国务院常务工作会，“供给侧改革”也同样出现。
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从国内到国际，“供给侧改革”的频繁出现，就让人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供给侧改革”成为会上最耀眼的看点。
然而，如九三学社前中央副主席贺铿所言，这个观点提出来之后，“媒体好像关注不够，经济学家似乎还无动于衷”。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当天政治局会议的新闻稿出来之后，很多媒体抓取的点都是“化解房地产库存”。事实上，只要联系前后文就可以知道，在化解房地产前后还提到了三件事，合起来就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谈供给侧改革时说到的四个方面（化解产能、企业减负、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
所以，问题来了：“供给侧改革”究竟是什么意思？
目光锁定在供给与生产端
经过对比，词义有更清晰的呈现。
与供给侧相对的是需求侧。其实，这也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管理的主要思路：需求管理。用大家更熟悉的词语表述，那就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实际上都属于需求侧。
无论是“4万亿”的刺激计划，还是降息、降准等宏观调控，都属于需求管理。这一经济管理的思路认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在于需求不足。因此，需要以各种方式刺激需求，拉动经济，这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却不同于此——他们认为，继续单纯通过“三驾马车”的需求侧管理刺激经济，空间有限，必须将目光锁定在供给与生产端，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也就是说，只靠刺激不行，得靠结构性改革。
看看中国人出国买了什么？
其实，只要看看现实就知道。中国人出国买什么？物质层面，有包包、奶粉、化妆品、药品、马桶盖、电饭锅；非物质层面，则有教育、医疗、旅游等服务。这些东西中国有没有？有。但是有没有高端的、赶得上国外品质的少，甚至没有。
于是，这就出现了深刻的供需矛盾：一方面，中国早已是世界制造业大国，贸易量也稳坐世界头把交椅；但另一方面，产品的档次不高，低端优势如衣服箱包玩具等大量滞销，还有钢铁等一堆过剩产能；无论是中西部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还是中国人需求强烈的优质产品，都无法得到有效供给。这一情况，放到房地产、金融等领域，同样存在。
而这一切，仅靠投资、出口等因素是很难解决的，近年来中国的进出口下滑、投资增速下滑已经昭示了拐点到来。而供给侧的潜力则是巨大的：手机出现之前，人们对此没有有效需求；智能手机、苹果出现之后，带动的大量消费需求是世界级的。而互联网带来的一系列创新，同样属于此类。
因此，关于供给侧改革，标准的提法是：“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换句话说，面对中国经济当下的困局，仅从需求侧着手已经很难有所突破，双侧入手改革，才是结构性改革。
这一点，在2015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的讲话中同样有所体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这个结构性改革，就需要供给需求双侧同时发力。
换句话说，十八大以来就一直在提倡的“调结构、促改革”，中央把关键点选在了供给侧。
真正需要关注的方向
说了这么多，究竟怎么做？
确实千头万绪。大量的过剩产能、房地产市场的库存都需要消化；东北等地的经济发展缺乏抓手，增长乏力；中小企业融资依然困难，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现象频发，企业的发展成本高企；7000万贫困人口等待甩掉帽子，社会民生各项服务提升空间也依然巨大。
最关键的点在于，在新常态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商界，都需要从过去三十多年的传统发展思路中走出来。
在这个逻辑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才能被更通顺地理解：激发社会的活力，让资源有效地配给起来，让市场主体去发现市场机会，而不是一味地政府主导经济。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给出政策，让生产要素往更加需要的地方去流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底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重点：化解过剩产能、给企业减负、消化房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培育健康股票市场。
看上去，这些跟“供给”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直接——他没有直接提到生产高端马桶盖、高端消费品等问题。但是其中的脉络是相通的：化解过剩产能、房地产库存，本身就是从导向上让企业从过剩的行业退出，让市场出清，留下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给企业减负、培育健康金融市场，是在给企业提供保障；余下的潜台词，则是引导企业进入真正存在结构性矛盾、供给不足的行业。
换句话说，这就是真正的趋势，也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方向和信号。
中国经济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上看是结构问题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上看是结构问题。抓住供给侧做文章，是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必然选择。
在供给学派理论中，研究的多是“供给侧管理”。然而，这次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宽泛意义上的“管理”被“结构性改革”取代，指向非常鲜明。
这次强调的是在供给侧用结构性改革做大文章。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问题方方面面，但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要着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矛盾。比如，中国服务业发展之所以相对滞后，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税收、土地、资源价格等相关机制都是注重鼓励工业发展的，服务业发展的成本较高，而且金融、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发展还面临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存在玻璃门、弹簧门。下一步要通过放开市场准入、减轻税负等结构性改革措施，鼓励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大发展。
频繁出现高层的热词
实际上，这一新鲜的经济学术语，在此前一个月，就已经频繁地出现在高层讲话当中。
时间拉回到2015年11月。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上首提“供给侧改革”，这也是这个词语首次出现在中央级别的会议当中；随后，G20峰会、APEC的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这个词，并且将其视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药方；同月的国务院常务工作会，“供给侧改革”也同样出现。
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从国内到国际，“供给侧改革”的频繁出现，就让人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供给侧改革”成为会上最耀眼的看点。
然而，如九三学社前中央副主席贺铿所言，这个观点提出来之后，“媒体好像关注不够，经济学家似乎还无动于衷”。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当天政治局会议的新闻稿出来之后，很多媒体抓取的点都是“化解房地产库存”。事实上，只要联系前后文就可以知道，在化解房地产前后还提到了三件事，合起来就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谈供给侧改革时说到的四个方面（化解产能、企业减负、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
所以，问题来了：“供给侧改革”究竟是什么意思？
目光锁定在供给与生产端
经过对比，词义有更清晰的呈现。
与供给侧相对的是需求侧。其实，这也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管理的主要思路：需求管理。用大家更熟悉的词语表述，那就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实际上都属于需求侧。
无论是“4万亿”的刺激计划，还是降息、降准等宏观调控，都属于需求管理。这一经济管理的思路认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在于需求不足。因此，需要以各种方式刺激需求，拉动经济，这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却不同于此——他们认为，继续单纯通过“三驾马车”的需求侧管理刺激经济，空间有限，必须将目光锁定在供给与生产端，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也就是说，只靠刺激不行，得靠结构性改革。
看看中国人出国买了什么？
其实，只要看看现实就知道。中国人出国买什么？物质层面，有包包、奶粉、化妆品、药品、马桶盖、电饭锅；非物质层面，则有教育、医疗、旅游等服务。这些东西中国有没有？有。但是有没有高端的、赶得上国外品质的少，甚至没有。
于是，这就出现了深刻的供需矛盾：一方面，中国早已是世界制造业大国，贸易量也稳坐世界头把交椅；但另一方面，产品的档次不高，低端优势如衣服箱包玩具等大量滞销，还有钢铁等一堆过剩产能；无论是中西部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还是中国人需求强烈的优质产品，都无法得到有效供给。这一情况，放到房地产、金融等领域，同样存在。
而这一切，仅靠投资、出口等因素是很难解决的，近年来中国的进出口下滑、投资增速下滑已经昭示了拐点到来。而供给侧的潜力则是巨大的：手机出现之前，人们对此没有有效需求；智能手机、苹果出现之后，带动的大量消费需求是世界级的。而互联网带来的一系列创新，同样属于此类。
因此，关于供给侧改革，标准的提法是：“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换句话说，面对中国经济当下的困局，仅从需求侧着手已经很难有所突破，双侧入手改革，才是结构性改革。
这一点，在2015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的讲话中同样有所体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这个结构性改革，就需要供给需求双侧同时发力。
换句话说，十八大以来就一直在提倡的“调结构、促改革”，中央把关键点选在了供给侧。
真正需要关注的方向
说了这么多，究竟怎么做？
确实千头万绪。大量的过剩产能、房地产市场的库存都需要消化；东北等地的经济发展缺乏抓手，增长乏力；中小企业融资依然困难，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现象频发，企业的发展成本高企；7000万贫困人口等待甩掉帽子，社会民生各项服务提升空间也依然巨大。
最关键的点在于，在新常态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商界，都需要从过去三十多年的传统发展思路中走出来。
在这个逻辑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才能被更通顺地理解：激发社会的活力，让资源有效地配给起来，让市场主体去发现市场机会，而不是一味地政府主导经济。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给出政策，让生产要素往更加需要的地方去流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底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重点：化解过剩产能、给企业减负、消化房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培育健康股票市场。
看上去，这些跟“供给”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直接——他没有直接提到生产高端马桶盖、高端消费品等问题。但是其中的脉络是相通的：化解过剩产能、房地产库存，本身就是从导向上让企业从过剩的行业退出，让市场出清，留下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给企业减负、培育健康金融市场，是在给企业提供保障；余下的潜台词，则是引导企业进入真正存在结构性矛盾、供给不足的行业。
换句话说，这就是真正的趋势，也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方向和信号。
中国经济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上看是结构问题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上看是结构问题。抓住供给侧做文章，是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必然选择。
在供给学派理论中，研究的多是“供给侧管理”。然而，这次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宽泛意义上的“管理”被“结构性改革”取代，指向非常鲜明。
这次强调的是在供给侧用结构性改革做大文章。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问题方方面面，但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要着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矛盾。比如，中国服务业发展之所以相对滞后，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税收、土地、资源价格等相关机制都是注重鼓励工业发展的，服务业发展的成本较高，而且金融、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发展还面临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存在玻璃门、弹簧门。下一步要通过放开市场准入、减轻税负等结构性改革措施，鼓励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