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一些形形色色的外国考察家，打着科学考察的幌子，频繁出现在我国西北地区。他们把我国的许多珍贵文物和学术资料，无条件地捆载而去，而在艺术宝库和文化遗址中留下来的却是斑斑伤痕和残毁弃余。在这种历史背景下，１９２７年组建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情况就比较特殊。
　　提到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要谈到斯文·赫定。斯文·赫定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探险和游历共有八次，足迹遍及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西藏、内蒙等地，多次深入我国西北地区人迹罕至的沙漠、荒原地带。他的许多著作，对研究我国新疆、西藏等地的地理、考古、历史等学科方面的问题，是十分宝贵的资料。
　　１９２５年，当时世界著名飞机设计师容克邀请斯文·赫定访问德国，容克请他协助开辟从德国经由苏联飞抵北京的航线，并愿意提供飞机供斯文·赫定考察中亚之用，且承担一切经费。１９２６年，容克的公司财政困难，被德国政府接收，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愿意资助赫定的考察计划，于是斯文·赫定着手筹建考察团。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３１日，赫定到达北京。１９２７年１月１日，中国外交部批准了探险报告，并同意每个团员可持长枪一支、短枪一支和８００发子弹，考察团可以带七支猎枪。运输部门还特拨两节货车和一节客车供考察团从北京到包头旅行。
　　赫定与北洋军阀政府的不平等协议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３月５日晚，北京学术界集会，反对西方探险家到中国考察，呼吁禁止外国人进行考古发掘，掠夺珍贵文物，禁止外国人在中国领空飞行。并指出，中国的古生物、考古、地质等资料应由中国人自己研究，这些资料属中国财产，应由中国的博物馆收藏。为了得到全国民众的支持，许多报纸都报道了有关消息，从而赢得了全国舆论支持。与此同时，北京学术界发起签名活动，揭露西方探险家的目的是掠夺中国考古及其他学科的材料，应绝对禁止。
　　中国学术界为了加强团结，共同抗议政府的无能行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清华研究院、地质调查所等在京的十几个学术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正是慑于学术团体协会的压力，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王荫泰致函赫定说：假如学术团体协会极力反对，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有可能收回１月１日签署的同意考察的文件。
　　经过４０多天的多次会谈、磋商，双方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６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了签字仪式，与会者有赫定、周肇祥、马衡、黄文弼、刘半农、徐炳昶等。周肇祥、斯文·赫定分别代表中瑞双方在协议上签了字。至此，终于达成了一项包括１９条内容的新协议：决定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领导下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名称中谨慎地避开了“探险”字样；设中国及外国团长，参加的中外科学家各占一半；禁止将文物带到海外，采集品留在中国；凡直接或间接对于中国国防国权上有重要关系之事物，一概不得考察；不得以任何借口，毁损有关历史、美术等建筑物；本协议办法之解释，应以中文为准。
　　这个协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协议的签订，使中国学术界异常振奋。有的学者认为成立“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及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可以看成是中国学术界逐步达到成熟并形成一种社会力量的标志。对此人们奔走呼告，《大公报》和《世界日报》详细报道了事情的经过，并指出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防止文物被“巧取豪夺，潜运境外”。刘半农甚至以“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垮台了”的词句率直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心情。事后《大公报》曾这样写道：“尤有一精采之处，即该协议之解释，须以中文为准，开我国与外国人订约之新纪元，当此高唱取消不平等条约之秋，望我外交当局一仿行之。”
　　这次中瑞西北科学考察，中国方面共有１０人，由北大教务长徐炳昶教授任团长，欧洲方面共有１７人（包括汉莎航空公司８人），由赫定任团长。１９２７年５月９日，考察队从北京出发，一个多月后捷报首次传来：我国年轻的地质学者丁道衡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我国的大型钢铁企业、稀土生产科研基地——“包钢”，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考察团的又一条消息轰动了全世界，袁复礼教授在新疆挖到七具完整的三迭纪爬行动物化石。西北科学考察团另一项震惊中外的考察成果是１万余枚居延汉简的发现，它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考察团还有一项成果，即黄文弼在新疆的考古活动。另外，考察团在德国专家赫德博士领导下的气象观测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其组织的初衷及主观愿望看，的确具有学术殖民主义的倾向，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对西北的开发。正是由于这次考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遂使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科学家刮目相看。我国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由于在古生物方面的卓越贡献，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考察团中国团长徐炳昶教授，也因出色地组织领导工作获得了以瑞典国王名义颁发的勋章；中国政府为了表彰考察团的功绩，特为该团发行纪念邮票一套，这是我国为学术界发行的第一套纪念邮票。
　　以上仅仅叙述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一些具体成绩，而其最重要的影响则是开一代风气之先。正如徐炳昶在其《西游日记》中说，在一切具体成绩之外，“还有两件很好的结果，深应注意：第一，这一次的考察足以证明中国科学家对于工作的强固意志及丰富能力，并不像欧洲近视眼的外交家所说：‘中国的人哪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们将来走出包头不远，即将全体转回北京！’第二，这一次的考察足以证明我国人并无盲目排外的意思，如为夸大狂所蒙蔽之欧美人所宣传。这两件证明实已足在精神界中开一种一纪元”。
　　当考察团第一阶段工作结束，徐炳昶教授东归以后，《东方杂志》的主编曾通过鲁迅先生向徐炳昶约稿，请其将前一阶段的考察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以便于中国学术界了解西北。斯文·赫定所写的这次考察的日记——《长征记》于１９３７年出版。另外，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和黄文弼的《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也对我们了 解这次探险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