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们提到印度，就会联想起箪食瓢饮的甘地、高贵的非暴力运动、神秘的冥想和清心寡欲的素食主义，实际上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大学教授为什么喜欢“文化大革命”
　　
　　早在甘地的年代，非暴力倡导即非政治舞台上唯一的声音。今天很多印度人心目中，巴加·辛是更加伟大的民族解放英雄，他公开走和甘地不同的抗争道路，比如往议会丢炸弹，以表现对被英国人操纵的议会政治的不满，最后被捕牺牲。在很多印度人看来，甘地不过是下山摘桃子的人，如果没有大量像巴加·辛这样的革命志士告诉当权者不要无视人民的怒火，殖民主义者根本不屑于和甘地这样的“老头子”坐到一张谈判桌前。甘地企图调和种姓矛盾，但却不能使低种姓的知识分子满意。
　　在印度，这种对激进主义的同情乃至支持，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底层的情感。在主流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毛分子”的支持者（印度至今有很多人信奉毛泽东思想。这些依靠他们所认为的毛理论进行革命的人被当地人称为“毛分子”）。2005年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公开表态：“我们不清楚这些武装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他们要这样称呼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但中国与他们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境内也没有任何组织或团体与他们有任何联系。”
　　一次和印度奥斯马尼亚大学社会学专业的教授及博士生作小规模座谈，提问阶段竟不止一人表示印度现在就缺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很吃惊，问他们有多少人持这种观点，没料到所有的人都举起手来。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文化大革命”，他们回答“文革”才能带来平等。我向他们解释，和马丁·路德·金追求的平等不一样，其实“文革”中人和人的关系并不平等，工人农民并没有获得实际的好处，国家经济经过“文革”处在崩溃的边缘，人民受到的伤害至今没有完全恢复。我进一步解释，这意味着印度如果来一次“文革”，婆罗门都得沦为贱民，大学教授和你们这些博士得去扫马路。他们听了面面相觑，其中一人大概觉得我是胡说八道，脸涨得通红，拂袖而去。我又接着问：你们还有多少人认为印度应该来一次“文革”，仍有十几个人举起手来，其中一位是社会学系系主任，还有一位博士生——后来我知道他自己就是婆罗门。也许社会学专业的学者比较“左倾”（我说的“左倾”是国际语境下的）一些，但仍然给我很大的震撼。这让我想起一句格言，改一下就是：“一个人的毒药，对另一个人是美食。”
　　事实上，印度一直存在“革命者”，而且这种“革命”已达40年之久。
　　2006年4月，印度总理辛格在一次关于“毛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中，称“毛分子”武装为当前“印度国内安全和印度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并且有可能颠覆印度文明民主的生活方式。印度这个迅速崛起的经济体、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假如未来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无疑是震撼性的。这使我对于印度“毛分子”力量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2006年末我赴印度展开了采访、调查，我想知道：
　　第一，他们为什么坚持选择毛的旗帜？第二，他们究竟要做什么？他们是“红色魔鬼”么？他们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红色高棉？第三，谁会支持他们？谁会保护他们？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何方？第四，在一个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主政体的国家，激进主义力量对印度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毛分子”到底有多少人
　　
　　在印度，“毛分子”又称纳萨尔运动分子，法国《解放报》2006年4月18日报道，“毛分子”的行动和实际控制的地区达到“印度国土的40%及人口的35%”。根据印度警察机关的估计，各派别的“毛分子”在全国仅“核心干部”中就有9300名，拥有约6500支正规武器和大量自制武器。据官方统计数据，2000年至2004年，平均每年“毛分子”发动的武装袭击事件在1500起左右，造成的死亡约500人。
　　从这些数据看，“毛分子”在印度确实无处不在，但笔者在印度却发现这种信息很容易被误读，“行动和实际控制”的含义很难确定。和尼泊尔不同，印度“毛分子”虽然在丛林地区有很多训练营地，但并没有在一个行政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即使在“毛分子”力量较为强大的地方，也基本上是政府统治白天，“毛分子”统治黑夜。他们的网络遍布全国，只是有些地方实力较为强大，有些地方较为弱小而已。至于具体有多少人，连“毛分子”自己恐怕都给不出准确的数据。
　　印度“毛分子”以各种隐蔽的形式出现，改头换面为工会干部、农会组织者、学生组织领袖、左翼新闻记者等身份。我接触到一些“毛分子同情者”，其中有工人农民这样的底层群众，但骨干人物都是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我曾见到一位公开身份是某商业媒体编辑的“毛分子同情者”，他原本是一个大学生，读了毛选以后，就加入了大学的“毛分子”组织，大学没毕业就跑到丛林里参加了游击队。他轻松地告诉我他曾经参加过6次刺杀地主的行动，都成功了。一次行动的筹备过程中他被捕，警察准备秘密处决，幸亏他的同志们及时把消息捅给了媒体，在媒体的干预下，警察不得不把他带去接受法庭审讯。那些被害地主的家属大多不敢出庭指认，而那些分了田地的农民更不会指认他。很多“毛分子同情者”对他声援，结果在法庭上由于证据不足，他最后被宣判无罪。
　　
　　
　　他们为什么选择这面旗帜
　　
　　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的萌芽几乎与中国同步，上世纪初就开始了。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印度共产党也是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而印度走上了议会政治的道路。议会民主并不能解决印度的全部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种姓歧视、官员腐败等依然困扰着印度社会，社会底层民众有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乃至绝望感。
　　在我和“毛分子”交流的过程中，多次听到他们说，“我们总有一天会有一个自己的‘叶南’”。我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才明白他们说的是“延安”。不过，几十年来这些“革命者”自身也在不断分裂之中。1971年林彪坠机给了印度“毛分子”当头一棒，很多人茫然了，因为他们把林彪当作毛泽东军事理论的继承和发扬者；1972年尼克松访华，又导致了“毛分子”的大分裂；1977年中国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更让许多印度人心灰意冷。
　　很多人出于失望或反省，走出丛林放弃了革命道路，其中一些人投身议会政治，而那些坚持下来的革命者在更加艰难的环境下斗争，并且更加执著。除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最近几年“毛分子”在印度确实无处不在。“毛分子”们的斗争重点从土地改革和工会运动扩大到反对全球化、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反对种姓制度，这样有助于扩大支持面。当失业工人、破产农民或无法养家糊口的手工业者对生活感到绝望时，也许身边的熟人就会和他谈心：“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富裕，而你这么贫穷，不是因为你不努力，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而是因为这个万恶的社会制度，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把它砸个稀巴烂……”
　　
　　他们为什么唾弃选举
　　
　　通常的观点，“毛分子”的政治主张诸如社会平等、土地改革、更好的穷人福利，为包括印度共产党（CPI和CPM）在内的大多数党派所赞同，至少不反对。不同的是其他政党的共识是需要用渐进的议会政治的道路来实现社会改良，而“毛分子”公开宣称议会政治是肮脏的，用暴力革命来打碎现有政治体制是唯一的出路。难道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就无法通过选举参与政治么？答案显然不是这样。即使印度共产党中的左派（CPM）都有过非常好的选举成绩。我和一位公开身份是报社编辑的“毛分子”的对话，也许能比较全面地解释他们的逻辑——
　　问：你们为什么不考虑通过选举来参与政治？这样也可以为穷人争取权益。
　　答：那没用，参加选举就意味着腐败，意味着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就像现在的印度共产党，它已经背叛了革命理想。我们相信毛主席的教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为人民大众赢得权力，真正的权力。
　　问：什么是真正的权力？
　　答：就是人民大众可以说了算的权力。
　　问：不通过选举、代议制，怎么来代表人民大众的真实意愿呢？
　　答：我们当然有民主，不过不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我们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那才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民主，干净的民主。
　　问：为什么建立了革命政权就不会有腐败？有一句格言叫“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你大概也听说过。
　　答：理论上是这样，不过我们的革命政权不会，就像毛主席建立的人民政府一样。
　　问：为什么？
　　答：这很简单，有个别资产阶级分子混进革命队伍会搞腐败，而毛主席自己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受压迫的人民，他虽然有绝对的权力，但他自己绝没有一点腐败。
　　这位对话者眼中闪烁着不容置疑的光芒。
　　
　　印度的“革命者”不可能被消灭
　　
　　假如这些“毛分子”真的掌握了政权，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历史经验表明，即使革命政党当权后，也可能背弃原教旨主义态度，而采取较为实用的政策。不过在一个有约40万人口的煤炭工业城市Godavari Khani，我了解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反映出他们大致的社会治理理念。这里由于有大量的矿工家庭，工会势力非常强大，曾经是纳萨尔运动的重镇。该地现在还有诸如人民广场、列宁大街一类的地名显示出革命特征，今天的矿工中依然有纳萨尔运动的外围组织和骨干人员。
　　最初“毛分子”领导工人为争取更好的劳动权益进行罢工斗争，在1980年举行了一次持续56天的大罢工，迫使厂方让步。这是当地工人的首次胜利，为“毛分子”赢得了威信。领导工人取得了罢工胜利之后，“毛分子”们意图在该地区向腐朽的生活方式开刀。当地很多矿工都有酗酒的坏毛病，一下工就爱到酒馆花天酒地，酩酊大醉回家打老婆。“毛分子”的措施非常简单，禁止矿工喝酒，有违反规定者，将召开批斗会，并用鞭挞等方式使他们记住教训。同时“毛分子”还宣布：在该地区卖酒为“非法”，责令当地的酒馆在限定时间内改行关门，卖酒者被视为“毒害工人阶级”。如果有人超过限定时间仍敢在矿区卖酒，将被枪毙。不过后来警察重新获得该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荷枪实弹保护酒馆重新开张。如今该地区又恢复了常态。
　　“毛分子”最有威慑力的行动放在打击资产阶级上，1980年代中期该地区曾有两个大矿的经理先后被刺杀。一个公开身份为工人的“前毛分子”认为，当时他们是很讲道理的。那两个经理都以对待工人苛刻著称，“毛分子”首先客气地和他讲道理，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如果他仍然不改正，“毛分子”将警告他在限定时期内必须改正；如果工人群众对他的态度仍不满意，“毛分子”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他们将宣布此人为“阶级敌人”，宣判其死刑，并派出特别行动小组来执行。我听到海德拉巴的几个“毛分子”告诉我，曾有一个该省的革命同志杀了他的亲哥哥，并把他哥哥的土地分给了穷人，因为他哥哥是个为富不仁的大地主。不管这个故事有没有夸张的成分，他们对这种大义灭亲行为的态度都颇让我吃惊。
　　我曾采访Godavari Khani一个主要矿业公司的总经理veera reddy，当我询问他对“毛分子”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比较谨慎：“毛分子”有一些做法我不赞成，但他们推广了平等的思想是很好的，过去印度矿工见到经理要叫“老爷”，现在大家都认同人是平等的。我问他，你害不害怕“毛分子”？他说自己不怎么怕，因为他和工人关系不错；不过他补充，在有“毛分子”活动的地方，经理们都比较小心，会觉得有只眼睛在盯着自己。他同时抱怨，我们现在这些工人每天能真正工作3个小时就很不错了，随便迟到早退，你也不敢批评他们，更不可能开除他们，是典型的吃大锅饭。目前该地矿工的工资水平每月250美元左右，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活全家。
　　对于印度官方和西方国际社会把“毛分子”当作恐怖组织看待，很多人是不赞同的，因为印度“毛分子”虽然制造了很多刺杀和爆炸事件，但都是以政府官员、警察当局、大地主等“阶级敌人”作为袭击目标，从来没有针对民用建筑和公共场所。有的“毛分子”还向我解释，他们和红色高棉不同，参加和退出都是自愿的，只要不向警察泄露组织机密，即使退党并公开表示不同意“毛分子”的主张，也不会被当作叛徒。
　　我在印度的了解使我感觉政府依靠武力打击是不可能消灭“毛分子”的，除了前面提到“毛分子”拥有的群众基础外，印度法律体系的严谨和低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对证据的强调，要证明一个人犯罪非常困难。印度没有思想罪或者言论煽动罪，要证明一个“毛分子”杀过人更加困难，除非当场抓获，或者在其据点连人带枪抓获，否则警察很难做什么。一个“毛分子”只要不带武器和红宝书走出丛林，并宣布自己是“毛分子”，警察就拿他没办法。只要有可能，很多警察就不会把“毛分子”带上法庭受审，通常的做法是在抓捕现场将“毛分子”击毙。这又致使很多“毛分子”怀着“讨还血债”的仇恨，把警察作为报复的目标。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革命斗争”何时能取得胜利，或者说应该向何处发展，印度“革命者”自己也不知道。有时来自尼泊尔或委内瑞拉的消息会让他们感到振奋，不过更多的时候他们处在被边缘化的悲愤和焦虑之中，所能做的只有“把革命坚持到底”，但同时有一种希望在支撑着他们：一是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核心人物都非常爱读乔姆斯基的著作，那些信息使他们相信，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已是强弩之末，多行不义必自毙；二是寄希望于一个天才领袖的出现，带领他们通向最后胜利，因为他们知道中国革命也曾经历过漫长的低谷。
　　
　　宽松、宽容的政策
　　反而不会导致“暴力革命”
　　
　　在印度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尽管在“毛分子”眼里国大党之流都是资产阶级分子，共产党是修正主义分子，但政治家们通常对“毛分子”抱着比较包容的心态，比如当重要“毛分子”被捕的时候，很多地方政治家会呼吁公正审判，确保其人身安全等，甚至把“毛分子”视为同盟军。
　　比如2006年初的会议上，印度总理辛格在指出“毛分子”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同时提出了一个“两条腿走路”的对策：除了采用有效的警察行动，还要使他们减少被剥夺和被抛弃的心情。例如进行一种宽松的招安和复兴工作，并且在受“毛分子”控制的地区实施各种农村建设和改革计划。一位前任警察总监和“毛分子”斗了一辈子，退休后却写了很多文章，呼吁社会理解“毛分子”，呼吁政府把着眼点放在解决社会矛盾而不是军事打击上。
　　恰恰是这些宽容明智的政策制定者，使我不相信民主和宪政已经根深蒂固的印度社会会爆发一场“文化大革命”或者武装革命。那些喧嚣的革命呼声，其实是在给社会敲响警钟，让养尊处优的既得利益者不要过于被惰性麻痹，而是尽力满足社会变革的愿望，缓和社会矛盾。也许在一个有足够包容力的宪政框架下，适当的激进主义同样有一些建设性的作用，就好像为了达成社会进步的目的，既需要有人唱白脸，也需要有人唱红脸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想正是那些“革命力量”的长期存在，以及明智的领导者的不断妥协改革，才使得印度这个和中国一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不会彻底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