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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躲在一片茂盛的玉米地里将路过的我一把搂在怀里。我吓坏了，愣愣地看着她。她故作神秘地将一个沾满黄土的罐子递给我，说：“虎子，给你爸送去，就说这水是你帮他从山里舀来的。”
我将水罐抱在怀里，一只手迅速地向母亲摊开。她从口袋里摸索出两个硬币放到我掌心里，然后潜伏在绿叶深处，目送我离去。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不明白，如此短暂的路途，母亲为何不亲自将水送到父亲手里？当然，我不曾当面问过母亲这样的问题。
炎炎的烈日下，父亲只要瞥见了我，便会不顾一切地放下手中的板锄，将我抱在怀里，问：“虎子又给爸爸送水来了？虎子今天去哪儿打的水？”我躺在父亲怀里，镇定自若地把母亲先前所说的话复述给他听，看他展眉，咯咯地笑着。这时，我相信母亲一定在暗处注视着我们，只是父亲从来都不知道。
后来，我听隔壁邻居闲谈，才知道母亲不去地里劳作的原因。
母亲生我的前一天，山野里飘起了鹅毛大雪。母亲为了省钱，就提议在村里生。父亲死活不答应，嫌不够卫生，怕沾染恶疾，于是将她抱上了门前的木板车。山路多长啊，纷纷扬扬的雪花飘撒在破旧的棉被上。父亲一面走，一面用粗糙的大手帮母亲拂去雪花。
母亲在县医院顺利地生下了我。但从此之后，她再也不能下地干活了。这个在旁人眼中看似无关紧要的后遗症，对于父亲来说，却丝毫不亚于晴天霹雳。
执拗的父亲愧疚地以为，是自己当年的固执——硬驮着母亲赶路，才让母亲落下今日的病症。
我10岁那年，父亲终于决定外出谋生。他说，村里的男人大都出去了，他也得出去挣点钱，以后让我进城念好学校。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母亲正倚在门上，用破旧的头巾兴高采烈地扑打着灰尘。
听着父亲的高谈阔论，母亲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慢。她心里知道，父亲如果不出去，此生都是有遗憾的。父亲出去的目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以后的前程，更多的是为了慰藉一个男人的梦想。村里幾乎所有的男人都出去了，看过了外面精彩纷呈的世界，也为他们的家人带来了城市里的商品。唯独我的父亲没有。他整日守着我与母亲，还有那片黄土地。
母亲没有阻拦他，默默地进屋帮他收拾行囊。父亲想和她说话，她也只是勉强地笑笑。她不想让父亲看出她的悲伤。
父亲走的那天，母亲没有出门送他。我以为母亲并不在乎父亲的走与留。殊不知，我却在午后的玩耍中，偶然看到了蹲坐在玉米地埂上的母亲。她默默地流着泪，身旁还有一罐昨日外出时打好的泉水。
面前的母亲和一个时辰前与父亲笑着告别的母亲，俨然判若两人。我捧着那个陈旧的水罐，站在灰蒙蒙的天际下，看着父亲劳作过的土地，泪如泉涌。
父亲回来的那天，隔壁邻居都过来看了。母亲死活不说话，直到父亲从兜里掏出一枚精致的黄色发卡展现在她眼前时，才咯咯地笑了。我认识，那是一朵漂亮的迎春花！黄色的蕊，黄色的瓣，如同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父亲将它插入母亲的发际，用手指一按，“咔嗒”一声，它便定住了身形。母亲欢喜地进了厨房。
我能看出来，母亲的心里是异常欢喜的。对于父亲，她从来没有过多的要求。从我记事起，她就隔三岔五地叮嘱我：“你爸这辈子为你吃了那么多苦，以后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顺他，知道吗？”我点点头，我的回答总是令她满意的。
没过几天，父亲又回到城里去了。这次，他要去很长时间，春节才会回来。其间，他给家里写过两封无关痛痒的信。他说，自己在一家公司里帮忙搬运，货物虽不重，可都是高档货。因此，按提成来算，很能赚些钱，叫我和母亲不要担心，照顾好自己。那两封简短的信，不识字的母亲硬是让我念了许多遍。而她每听完一遍，都要在地埂旁坐上很长时间。
春节前，母亲收到了父亲的汇款。经过一夜的深思，母亲最终决定，带我去城里添置些东西，好给父亲一个惊喜。母亲买了条男式围巾，两张年画，和一个很大的二手衣柜，母亲说，这种衣柜放在家里够气派，父亲很早以前就想要了。
衣柜有了，可搬运成了问题。母亲干不了重活，而我又年幼。因此，只能花钱去桥头雇个工人，帮忙把衣柜搬上回程的汽车。
桥头的工人可真多啊，前头的几个老练的小工一看到我和母亲走过来，便迅速起身围了过来，不停地问：“要不要工人？”母亲不理会他们，慢慢地往里找。她想，可得找个壮实一些的。这样，不但不会把柜子磕坏，还只需付一个人的工钱就行了。
寻思间，一个声音粗犷的男人打趣道：“是不是又来老板了？找我啊，我是庄稼人，不偷懒儿！”
母亲迅速地拨开人群，朝发声的位置看去。不远处的空地上，赫然坐着一个头发蓬乱、衣衫褴褛的男人。我看不清那张黑黝黝的脸，只是他手臂上特有的疤痕让我辨认出，他便是我的父亲。他在见到我与母亲的一瞬间，惊慌失措地捂着肚子往里跑，似乎是急着上厕所。
母亲没有叫他，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熟悉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视野里。过了好久，她坚强地扭过头，随便指了一个在旁的男人，然后拉着我飞也似的向前奔去。
我气喘吁吁地抬头，想要母亲慢些，却看到簌簌滴落的热泪打湿了那条新买的羊毛围巾。
父亲出事的那天，母亲正在门前扫雪，一个神色惊慌的男人从马车上跳下来，说：“不好啦，不好啦，虎子他爹出事了！”随后，母亲跟着那个矮小的男人上了马车。
村里有人说，父亲是在搬运家具时出的事。楼梯上的水结了冰，父亲一时没有站稳，摔了下去。
父亲终于还是没能被救活。抬棺那天，母亲盘起了头发，然后将那朵柔黄的迎春花缓缓地插入了发际。我没有哭，母亲亦没有。
亲朋散去之后，我和母亲收拾家里的残局。洗碗时，她捋着蓬乱的头发惊呼道：“我的发卡呢？”
当夜，母亲硬拉着我，在漫天的大雪中，寻找父亲送她的那枚黄色发卡。我从来没有见她如此疯狂过。大雪呼啸着席卷了山野。我和母亲跪趴在冰冷的雪地上，一步一步顺着掩埋父亲的方向找寻而去。
我当时极为不悦，不明白母亲为何如此看重一个普通的发卡。父亲早亡，她不曾哭泣，如今却为一枚发卡哭得没了声息。
时光荏苒，我终于渐渐明白，当年那枚发卡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饰物，是母亲对苦难的父亲唯一可寻的情感寄托。
（责编：邵强 2231011950@qq.com）
我将水罐抱在怀里，一只手迅速地向母亲摊开。她从口袋里摸索出两个硬币放到我掌心里，然后潜伏在绿叶深处，目送我离去。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不明白，如此短暂的路途，母亲为何不亲自将水送到父亲手里？当然，我不曾当面问过母亲这样的问题。
炎炎的烈日下，父亲只要瞥见了我，便会不顾一切地放下手中的板锄，将我抱在怀里，问：“虎子又给爸爸送水来了？虎子今天去哪儿打的水？”我躺在父亲怀里，镇定自若地把母亲先前所说的话复述给他听，看他展眉，咯咯地笑着。这时，我相信母亲一定在暗处注视着我们，只是父亲从来都不知道。
后来，我听隔壁邻居闲谈，才知道母亲不去地里劳作的原因。
母亲生我的前一天，山野里飘起了鹅毛大雪。母亲为了省钱，就提议在村里生。父亲死活不答应，嫌不够卫生，怕沾染恶疾，于是将她抱上了门前的木板车。山路多长啊，纷纷扬扬的雪花飘撒在破旧的棉被上。父亲一面走，一面用粗糙的大手帮母亲拂去雪花。
母亲在县医院顺利地生下了我。但从此之后，她再也不能下地干活了。这个在旁人眼中看似无关紧要的后遗症，对于父亲来说，却丝毫不亚于晴天霹雳。
执拗的父亲愧疚地以为，是自己当年的固执——硬驮着母亲赶路，才让母亲落下今日的病症。
我10岁那年，父亲终于决定外出谋生。他说，村里的男人大都出去了，他也得出去挣点钱，以后让我进城念好学校。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母亲正倚在门上，用破旧的头巾兴高采烈地扑打着灰尘。
听着父亲的高谈阔论，母亲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慢。她心里知道，父亲如果不出去，此生都是有遗憾的。父亲出去的目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以后的前程，更多的是为了慰藉一个男人的梦想。村里幾乎所有的男人都出去了，看过了外面精彩纷呈的世界，也为他们的家人带来了城市里的商品。唯独我的父亲没有。他整日守着我与母亲，还有那片黄土地。
母亲没有阻拦他，默默地进屋帮他收拾行囊。父亲想和她说话，她也只是勉强地笑笑。她不想让父亲看出她的悲伤。
父亲走的那天，母亲没有出门送他。我以为母亲并不在乎父亲的走与留。殊不知，我却在午后的玩耍中，偶然看到了蹲坐在玉米地埂上的母亲。她默默地流着泪，身旁还有一罐昨日外出时打好的泉水。
面前的母亲和一个时辰前与父亲笑着告别的母亲，俨然判若两人。我捧着那个陈旧的水罐，站在灰蒙蒙的天际下，看着父亲劳作过的土地，泪如泉涌。
父亲回来的那天，隔壁邻居都过来看了。母亲死活不说话，直到父亲从兜里掏出一枚精致的黄色发卡展现在她眼前时，才咯咯地笑了。我认识，那是一朵漂亮的迎春花！黄色的蕊，黄色的瓣，如同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父亲将它插入母亲的发际，用手指一按，“咔嗒”一声，它便定住了身形。母亲欢喜地进了厨房。
我能看出来，母亲的心里是异常欢喜的。对于父亲，她从来没有过多的要求。从我记事起，她就隔三岔五地叮嘱我：“你爸这辈子为你吃了那么多苦，以后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顺他，知道吗？”我点点头，我的回答总是令她满意的。
没过几天，父亲又回到城里去了。这次，他要去很长时间，春节才会回来。其间，他给家里写过两封无关痛痒的信。他说，自己在一家公司里帮忙搬运，货物虽不重，可都是高档货。因此，按提成来算，很能赚些钱，叫我和母亲不要担心，照顾好自己。那两封简短的信，不识字的母亲硬是让我念了许多遍。而她每听完一遍，都要在地埂旁坐上很长时间。
春节前，母亲收到了父亲的汇款。经过一夜的深思，母亲最终决定，带我去城里添置些东西，好给父亲一个惊喜。母亲买了条男式围巾，两张年画，和一个很大的二手衣柜，母亲说，这种衣柜放在家里够气派，父亲很早以前就想要了。
衣柜有了，可搬运成了问题。母亲干不了重活，而我又年幼。因此，只能花钱去桥头雇个工人，帮忙把衣柜搬上回程的汽车。
桥头的工人可真多啊，前头的几个老练的小工一看到我和母亲走过来，便迅速起身围了过来，不停地问：“要不要工人？”母亲不理会他们，慢慢地往里找。她想，可得找个壮实一些的。这样，不但不会把柜子磕坏，还只需付一个人的工钱就行了。
寻思间，一个声音粗犷的男人打趣道：“是不是又来老板了？找我啊，我是庄稼人，不偷懒儿！”
母亲迅速地拨开人群，朝发声的位置看去。不远处的空地上，赫然坐着一个头发蓬乱、衣衫褴褛的男人。我看不清那张黑黝黝的脸，只是他手臂上特有的疤痕让我辨认出，他便是我的父亲。他在见到我与母亲的一瞬间，惊慌失措地捂着肚子往里跑，似乎是急着上厕所。
母亲没有叫他，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熟悉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视野里。过了好久，她坚强地扭过头，随便指了一个在旁的男人，然后拉着我飞也似的向前奔去。
我气喘吁吁地抬头，想要母亲慢些，却看到簌簌滴落的热泪打湿了那条新买的羊毛围巾。
父亲出事的那天，母亲正在门前扫雪，一个神色惊慌的男人从马车上跳下来，说：“不好啦，不好啦，虎子他爹出事了！”随后，母亲跟着那个矮小的男人上了马车。
村里有人说，父亲是在搬运家具时出的事。楼梯上的水结了冰，父亲一时没有站稳，摔了下去。
父亲终于还是没能被救活。抬棺那天，母亲盘起了头发，然后将那朵柔黄的迎春花缓缓地插入了发际。我没有哭，母亲亦没有。
亲朋散去之后，我和母亲收拾家里的残局。洗碗时，她捋着蓬乱的头发惊呼道：“我的发卡呢？”
当夜，母亲硬拉着我，在漫天的大雪中，寻找父亲送她的那枚黄色发卡。我从来没有见她如此疯狂过。大雪呼啸着席卷了山野。我和母亲跪趴在冰冷的雪地上，一步一步顺着掩埋父亲的方向找寻而去。
我当时极为不悦，不明白母亲为何如此看重一个普通的发卡。父亲早亡，她不曾哭泣，如今却为一枚发卡哭得没了声息。
时光荏苒，我终于渐渐明白，当年那枚发卡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饰物，是母亲对苦难的父亲唯一可寻的情感寄托。
（责编：邵强 22310119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