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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系列之后最大的西方学术著作翻译计划：“经典与解释”。
都说做学术，板凳要坐十年冷。刘小枫、甘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共同打造的这套学术大部头，在没有任何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迄今已出版图书350余种，40多个子系列，以古典学研究进路成就了其独特的学术品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时间匆匆，已走过了15个年头。
看看都是些什么样的子系列：“柏拉图注疏集”、“色诺芬注疏集”、“尼采注疏集”、“希伯莱圣经历代注疏”、“古希腊悲剧注疏集”、“卢梭注疏集”、“施特劳斯集”、“政治观念史稿”、“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等等，光一套“尼采注疏集”，就有20多册之巨。
这样一套卷帙浩繁的学术系列，在当今如此浮躁的出版和学术环境中尤其显得难能可贵。最关键的，这套书所选的书目，都是西方学术思想的根基。倘若误读这些基本概念，根基不稳，理解在此基础上的西方现当代文史哲著作，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岂不会错误百出？反本溯源，在最准确的意义上理解西方经典，是了解西方，也是了解我们自己最好的方式。
马年尾声，“经典与解释”系列丛书15周年350种出版纪念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刘小枫、甘阳、汪晖、陈来、张志扬、赵汀阳、孙郁等学界大佬悉数到场，畅谈马克思与古典传统、中学源流、西学源流与当今时代的关系。
理解马克思：关公的本领
中国的国学热方兴未艾，读经还是不读经成为热议的焦点，可是西学经典呢？那些书：《理想国》、《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忏悔录》、《资本论》……往往如雷贯耳，可是真要随机采访路人，问他们，你们有没有读过？路人甲乙丙丁多半要摇头。在这样的阅读背景下，对西方思想的误读之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举一个小例子。我们知道柏拉图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可是问题是，柏拉图所指的诗人，不是我们当代人理解的抒情诗人，而是荷马似的叙事诗人，事实上，由于在古希腊时期还没有产生小说家这个行当，诗人部分代替了小说家的功能和职责，他们在抒情，也在讲故事。而柏拉图之所以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不是因为他们抒情，恰恰是因为他们讲故事，在虚构。在柏拉图看来，虚构和撒谎没什么区别，这是他无法容忍的！所以，按照《理想国》的上下文，柏拉图真正要驱逐的，其实是小说家才对。
那么，对于西方的经典如此隔膜的我们真的了解马克思吗？你读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吗？你知道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什么吗？你知道马克思思想中和古希腊以及基督教的关系吗？
如果你对马克思本人在讲什么都不清楚不了解，你怎么用马克思的思想来改造社会创造未来？你改造的社会创造的未来是马克思最初设想的美好世界吗？会不会跑偏？所以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丁耘就打了個比方，他说：“这就像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很有威力，可是如果你连扛都扛不起来，那怎么发挥它的威力？马克思主义亦如是。”
在“经典与解释”系列中，甘阳、刘小枫专门选编了一套“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系列丛书，以表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我们今天恰恰需要强调，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传统的产物，”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说，“而且离开西方传统马克思主义很多的东西完全不可能理解，就是对马克思的理解本身要放到西方传统当中去看、深入地研究，才可以得到更深的理解。一个脱离开马克思主义，很多东西的理解都是片面的。”
虽然丁耘认为，在现实的语境中理解马克思同样重要，但是厘清马克思的思想根源显然是第一位的。南开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陈建洪就强调：“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德国人，是一个欧洲人，是一个西方人，是一个犹太人，他的思想要放在整个西方的思想传统里面来理解，无论他多么反传统。”
正是在孟德斯鸠的意义上，马克思开始思考一种历史学说，并将人们谋生的手段——经济——视作一种社会形态的基础。而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更重要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开始脱胎于亚当·斯密——一位用火眼金睛发现“看不见的手”的人。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不仅促进着个体的自然自由，而且预示着日后马克思关于“政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著名决定论。
中国为什么没有古典学系？
刘小枫和甘阳近年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就是在中国建立古典学系。早年在西方游学的甘阳一直心里纳闷：为什么西方所有的大学都有古典学系，唯独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大学一个都没有？
研究之后，甘阳得出的结论是：这完全是英国人一手造成的！为什么？清末，当时在中国创办高等学校的英国人认为中国是殖民地，不配学习西方人类最精华的学问。他们心里的小算盘是：你们殖民地的次等人种，学些科技、医学，学些外在的技术就可以了，哲学，那可是我们西方高等人种才能懂得的精深微妙之学，给你们学会了那还了得？
所以，在甘阳看来，“从古典重新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业，没有这样一个资源的话，人，基本上只是流行的应声虫而已，你没有一个根基发展真正具有批判性的思考。
那么问题来了。在西方，古典学当然是学习西方的古代经典，要是在中国呢？假设中国能成立古典学系，在古典学系就读的学生是只读西方圣贤书，还是连中国的孔孟之道、老庄之学、禅宗唯识一并纳入其中？甘阳给出的解决方法是学三样：一是中国古典学，二是西方古典学，三是比较古典学。
刘小枫最大的感受是最近五年来西方学界对他们在中国推行古典学建设的紧张感：“有一位古典学系拉丁文的专家，他来采访甘阳后回去，居然对我们是大肆抨击。”矛盾的焦点其实就在于，如何在古典学系中摆放中国经典的位置？西方学者有一种偏见，觉得你们中国的典籍，怎么能在我们最重要的古典学系中来学习呢？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想法！在古典学系中当然应该只学西方经典。而在刘小枫、甘阳看来，把中国的古典提高到和古希腊、古罗马相同的位置，这太天经地义了，为什么不可以？
“中国先秦的经典，当然可以和古希腊罗马相比，”甘阳激动地说，“如果不比他们高至少不低于它们，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这也是现在我們努力的目标所在，但是对相当多的美国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个是不可行的，这是真正的问题。我不反对全球化，不反对以我为主的全球化，我强调中国经典最好，中国古典学和西方古典学放在一起，这会相得益彰，而且越是研究中国越不觉得西方的重要性，有很多问题在一个对比的情况下会突出中国思考的倾向，能够更加地敏感，没有这样一个参照系比较的话，反而我们会对中国的一些问题习以为常化了。在西方的对照下发觉中国古人的思考是多么的有深度，很多的问题早就想过了，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比较强调的。”
古今、东西之争，争得头破血流，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是陈词滥调。还不如静下心来，多读一些经典，用自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经典与解释”这套丛书，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上世纪80年代刘小枫、甘阳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延续，只是，从当年以译介西方现代学术为主，变成了现在从西方古典重新开始。
这种重新开始，既是一种回溯，也是一种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