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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权力寄生性寻租”是指权力拥有者的身边人为谋求私利而借用权力拥有者的影响力，通过隐蔽方式逃避监督与监管的非生产性活动。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产生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机制的原因，更有官员身边人自身的原因。这一问题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极其严重的，是我国反腐败斗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增强思想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建立健全权力约束与监督的科学化机制是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治理的逻辑路径。
关键词：权力寻租；寄生性寻租；治理逻辑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2-0070-06
自从权力诞生那刻起，腐败就成为人类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各种消极的影响与危害。在众多的腐败表现形式中，官员权力腐败是尤为引人关注的，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决定社会价值分配的权威性力量——权力。目前，官员权力腐败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官员家属、身边人腐败成为官员腐败的新形式。这种新的官员腐败形式衍生出官员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如何防治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已成为我们党积极推进反腐败斗争中的新课题。
一、权力寄生性寻租：内涵、特点及危害
（一）权力寄生性寻租的内涵逻辑
寻租是经济学概念，又称竞租，意为寻求经济租金。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克鲁格将寻租引入政治学领域，提出了“权力寻租”概念。所谓“权力寻租”是指政府官员或其他权力拥有者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以隐蔽方式逃避政策与法律监管进而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非生产性活动。寻租理论后来被引入我国，其影响力亦愈来愈大，常常被用来阐释腐败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当前，我国的腐败问题呈现出新的态势：腐败愈发隐蔽，腐败家庭化、身边人化突出，呈现出权力寄生性寻租特点。什么是权力寄生性寻租呢？笔者认为，所谓“权力寄生性寻租”是指权力拥有者的身边人，如家庭成员、亲属、朋友或身边工作人员等，为谋求私利而借用权力拥有者的权力或影响力，通过隐蔽方式逃避监督与监管的非生产性活动。
（二）权力寄生性寻租的基本特点
权力寄生性寻租的主体是权力拥有者的周边人，其形式是公权力的家庭化、身边人化，实质是公权力的异化与滥用。当前，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隐蔽性强，很难发现。权力寄生性寻租带有很大的隐蔽性，进行权力寻租的主体不再是权力拥有者自身，而是权力拥有者的家人、亲属或身边工作人员。这些人处于权力监督的盲区，他们借助权力拥有者的地位和影响从事地下权力寻租，带有很大的隐蔽性，很难被发现。权力寄生性寻租往往是有漏洞就钻，有机会就投机，带有很长的时间跨度。权力寄生性寻租隐蔽性强的特点给侦破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带来很大的难度。另外，权力寄生性寻租者一般会订立攻守同盟，采取串供和伪证等非法行为，给腐败问题的查处与侦办带来很大难度。
二是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寄生性。权力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给社会带来效益，也可以给权力拥有者带来额外利益。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权力就成为权力寻租者攫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干部身边人的权力欲是由干部传染给身边人，再由身边人传染到社会上的个人或团体的，带有很强的传染性。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发生借助的就是权力拥有者的权力影响力，因此自然带有很强的寄生性。只有领导干部的权力存在时，权力寄生性寻租才能存在；如果领导干部丧失了权力，其寄生性寻租就会减少或消失。
三是发生领域、形式呈现全面化趋向。权力寄生性寻租过去一般发生在一些涉及干部提升和经济利益的政治经济领域。一些干部家属、子女和亲戚朋友等为了谋取利益，往往借助干部调整、项目招投标、企业整合等时机，采取权力寄生性寻租的隐蔽方式获取不法利益。目前，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发生的领域呈现全面化趋势，在教育、卫生、新闻等过去很少发生权力寻租的行业也发生了大量的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问题。权力寄生性寻租发生领域已经扩展到公权力可能存在的任何领域。权力寄生性寻租的形式也呈现出全面化趋向，一些官员家属、亲戚朋友等身边人有的是打着官员旗号直接进行权钱交易活动，有的是通过官员权力影响插手一些项目或干部人事调整进而谋取个人私利；有的是直接实现个人私利，有的则是留到官员退休之后再实现个人私利。
（三）权力寄生性寻租的现实危害
在当前社会形态下，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问题的存在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影响和谐社会构建进程。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必然导致政府官员家人、亲戚朋友等身边人通过对官员自身所拥有权力的滥用来实现自己家庭或小圈子、小团体的一己私利从而破坏社会整体利益。这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同度，进而严重削弱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领导干部家人、亲戚朋友等身边人腐败引发的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必然会使人民群众对权力寄生性寻租引发者产生严重不满，进而会造成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引发民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造成社会危机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频发，不利于社会稳定，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是破坏市场秩序，阻碍经济发展。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市场主体之间的自由、公平竞争。权力寄生性寻租行为必然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法则造成很大的破坏，使得原本通过市场来实现的资源配置被权力寄生性寻租破坏与扭曲，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无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不利于国家正常的经济活动开展，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市场主体为了在权力寄生性寻租干扰的竞争中获胜往往会对权力寄生性寻租行为屈从，被迫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从事寻租活动，导致市场秩序严重混乱，阻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是破坏正当价值观念，毒化社会风气。权力寄生性腐败问题的产生与发展破坏了原有的公平、正义、善良等社会公德在社会中的调节作用，引发社会道德沦丧，造成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导致社会生态充斥着拜金主义、权力本位的戾气。在这种情况下，不良的社会风气又会促使人们从事权钱交易，为权力腐败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因此，与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相联系的极端自私行为必然会向社会扩散蔓延，毒化社会风气，导致社会失序。 二、当前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成因
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官本位”等传统消极文化影响的因素，也有体制机制不完善的因素，更有党政干部及其家人亲属等身边人自身的因素。
（一）传统消极文化的影响是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产生的文化性原因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形成的皇权至上的集权制度与等级制度，尽管在制度形式上已经被消除，但其遗留下来的以“官本位、权力本位”为特征的官文化、贪腐文化、荫子文化等成为传统消极文化的典型表现形式。这些文化为当下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传统消极文化对人们心理的负面影响是长远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权力本位和官本位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和价值追求准则，对官位及权力赤裸裸的追逐与利用成为一些人心中的行事准则与处世原则。权力本位与官本位的官文化必然衍生出贪腐亚文化——做官成为谋取个人财富的工具。在这种消极官文化与贪腐文化的影响与毒害下，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其身边人往往把做官发财当作人生的第一选择，为了谋取个人非法利益选择权力寻租腐败。一些人在成为领导干部特别是成为掌握大权的“一把手”后，潜在的荫子观念就会显化与外化[1]。他们往往对自己的妻子、孩子、亲戚朋友等身边人打着自己旗号进行的权力寻租要么是纵容不管、不闻不问，要么是倾力相帮、精心照顾。如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纵容自己的儿媳妇进行权力寄生性寻租，非法获利两千余万元。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实中被查处的腐败分子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上述落后文化的影子。传统消极文化的负面影响是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产生的文化根源。
（二）官员及身边人的权力观价值观人生观异变是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产生的主观性原因
所谓“权力观”就是人们对权力基本问题的根本看法与基本态度。它阐释的是权力的来源、配置、运行与监督等问题[2]。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是科学正确的权力观，它解释了“权力为人民所有、权力为人民所赋予、权力要为人民所用、权力要为人民所监督，权力要为人民造福”等一系列问题[3]。价值观是人们对客体价值的认知态度与评价标准。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目的和价值的基本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理应成为党政领导干部及其身边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因为只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与人生观才能保证权力正常运转，才能保证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愈加明显，社会上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率先走上了致富的道路。一些领导干部身边人面对着一些富裕阶层的阔绰消费，产生了极端不平衡的心理落差，加之内心深处的攀比心理在作祟，使得原有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动摇、异变。另外，其贫富差距和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潮的冲击，也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和身边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权力观发生了异变。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往往“信奉金钱万能，追求感官刺激，贪图享受，把享乐当作人生终极目的”[4]。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非理性需求，往往把权力当作实现非理性利益追求的工具，把追求权力利益最大化当作人生信条。他们忘记了权力来源于人民，忘记了为人民谋福祉的权力本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弃一边，最终导致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产生并且不断蔓延，给党、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5]（p.302）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领导干部身边人自身的原因是造成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问题的主要原因。
（三）制度不完善是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产生的制度性原因
制度的缺陷与不完善给权力寄生性寻租提供了制度空间，导致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频发，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这为权力寄生性寻租打开了方便之门。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实现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宏观体制的转变并没有带来微观运行机制与管理机制等配套机制的及时更新，它们没有及时跟上经济体制转变的步伐，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市场经济中的政府管理仍然存在着管理范围过多、权力过大的问题。权力寄生性寻租是官员身边人借用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产物。目前，我国的市场化水平还不高，“强政府、弱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仍然存在，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6]。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扩张给权力寄生性寻租打开了方便之门，导致经济领域成为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的重灾区。
二是利益保障机制尚不完善，出现了“贡献与收获不协调”的问题。这给权力寄生性寻租提供了现实土壤。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把个人收入与社会贡献度紧密结合，鼓励个人通过发挥才能获取合法经济利益。公职人员一般都是拥有专门知识、能力较强的人，如果以他们的能力和从事工作的贡献应该获得更多更好的待遇，但实际生活中并不是这样。在公职人员领域仍存着个人收入与社会贡献度不相符的问题。公职人员特别是基层公职人员的薪酬缺乏科学的保障和协调机制，导致其薪酬涨幅滞后于物价涨幅，不同部门之间薪酬差距拉大。在此背景下，公职人员的正当利益难以得到满足，导致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其家属、子女心理产生了不平衡感，进而走向了权力寻租腐败的犯罪之路。
三是政治制度尚不完善。这为权力寄生性寻租的产生与蔓延提供了温床。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在新旧体制的转轨过程中，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应对，导致对一些权力寻租腐败问题缺乏相应的法律监管，这为一些领导干部身边人进行寄生性权力寻租活动留下了漏洞和口子[7]。其次，干部选用制度科学化程度不高。“当前我国干部人事呈现出‘金字塔’结构形态，越向上走难度越大。”[8]干部选用制度科学化程度不高，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频发的助推剂。在金钱的诱惑下，他们要么是利用权力插手干部选用陷入腐败，要么是在面对升迁无望时，进行权力寻租腐败，大捞一把。最后，监督制度存在缺陷。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带来腐败。要避免腐败，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监督。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政府自身监督、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的监督体系[6]，但各种监督之间存在着碎片化，缺乏彼此之间的互动，难以形成监督合力。这给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治理逻辑
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是我国反腐败斗争中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其存在与蔓延不利于党的形象塑造，危害党群关系，不利于党执政基础的拓展。因此，妥善解决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解决依赖以下三个路径。
（一）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产生是多方因素共同合力作用的结果，传统消极腐败文化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要解决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必须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清除腐败文化对社会的影响，营造廉洁从政、以贪为耻的社会环境。
所谓廉政文化就是社会主体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理论、行为规范和社会评价的综合。它包括“廉洁政治文化、廉洁社会文化、廉洁职业文化和廉洁舆论文化四个方面”[9]。廉政文化是一种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文化。它既实现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顺承，又实现了对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基础上与社会主义文化的一致。廉政文化一旦形成并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以它所特有的方式去感化公众、影响社会。另外，廉政文化的建设还可以提升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反腐倡廉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与自觉行为，进而营造出“以贪为耻、以廉为美”的社会环境。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应该通过这样三个路径来实现。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廉政文化建设。当前我国的文化反腐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整合和统领，导致廉政文化建设往往流于形式、效果欠佳。因此，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逐步形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价值体系。二是承继传统廉政文化精华，借鉴国际先进廉政文化建设的成果。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有很多因子已经与当今时代不符，但仍有许多积极文化因子具有借鉴价值，因此对传统廉政文化要批判性继承，发扬其中的有益成分，实现“古为今用”。同时，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还要借鉴世界各国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好做法、好经验，把他们的积极成果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实现“洋为中用”。三是创新和丰富廉政文化建设载体。文化需要一定的载体来展现，廉政文化也不例外。在互联网技术日益发展壮大的时代背景下，廉政文化建设要充分挖掘廉政文化素材、创新廉政文化建设载体，如廉政影视剧、廉政歌曲小品、廉政动漫画、廉政故事宣讲、革命圣地休闲度假等，并充分利用多重传播媒介，实现廉政文化的形象化、活动化和通俗化。
（二）加强对干部及身边人的思想教育，提高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党对干部及社会公众的思想教育总体上是与时代发展要求相一致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思想教育存在着滞后性导致教育效果不理想、思想教育缺乏针对性导致吸引力不足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引发干部及其身边人的权力观异化进而发生了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要解决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就必须加强干部及其身边人的思想教育，提高思想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实现上述目标的路径如下。一是加强对干部及其身边人的理论宣传与廉政教育。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发生与蔓延，既与干部自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更与忽视干部身边人特别是其配偶子女等家人的教育紧密相关。如果领导干部自身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没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做人标准，他们就很难管好自己的身边人，更不用说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了。因此必须加强对干部的理论宣传和廉政教育，促进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注意对干部的思想教育而忽视了对其身边人特别是其配偶子女等家人的教育，导致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频发。因此必须把干部身边人尤其是其配偶子女等家人纳入思想教育体系中，通过长期性、经常性、连贯性的理论宣传和廉政教育使其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提高其自律意识。二是要密切联系实际提高干部及其身边人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我们进行思想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干部及其身边人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密切联系实际，通过各种方式与渠道了解和把握干部及其身边人的思想动态，创新干部及其身边人思想教育内容与方法，整合富有感染力的内容，采用电视、手机、网络等先进教育载体，做到思想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提升思想教育的吸引力。
（三）建立健全权力约束与监督的科学化机制，消除权力寄生性寻租的制度漏洞
解决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完全寄希望于干部及身其边人的自律是不现实的。解决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需要多方合力，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要约束权力必须靠法律和制度。因此，建立健全权力约束与监督的科学化机制，消除权力寄生性寻租的制度漏洞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一是加强权力约束与监督机制的顶层设计。当前的反腐制度在总体上缺乏系统性规划，缺乏预见性。因此反腐制度的科学化构建必须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发挥反腐制度的系统性与综合性优势，体现制度的综合效应。二是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法律体系，实现反腐倡廉制度化。目前的反腐倡廉法律建设不能满足反腐倡廉建设的需要，现实中缺乏消除和惩治权力寄生性寻租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手段。因此，有必要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法律体系，实现反腐倡廉制度化，实现对权力寄生性腐败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三是建立健全公职人员利益保障机制，实现物质激励与政治激励相结合。干部的薪金收入多少关系着干部家庭生活质量的高低。合理优化干部的利益保障，提高其收入水平也是降低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的关键。因此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合理提高干部待遇，解决其经济隐忧尤为重要。另外，建立正常、合理、科学的干部晋升制度，真正让德才兼备的人才脱颖而出也是降低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的重要途径。四是建立健全监督制度。有效的监督就是防治权力寄生性寻租的安全阀、防火墙，是防治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的灵丹妙药。既要建立政务公开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门工作的透明度，有利于提高权力寄生性寻租活动的曝光概率，实现对权力的全方位监督；又要建立健全对领导干部身边人多重监督制度。以往的监督往往是强化对干部的监督，忽视了对干部身边人的监督，导致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频发。因此，要积极探索建立立体化的监督制度体系，把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公众监督与媒体监督紧密结合，实现对干部身边人监督的经常化、全面化与制度化，防止干部身边人“行为失范”。
参考文献：
[1]祝福恩，刘月琦.贪腐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其消除对策[J].大庆社会科学，2015，（1）.
[2]宋义明，张娟.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动态分析[J].人民论坛，2014，（29）.
[3]田芝健.树立和践行以民为本的权力观[J].江苏社会科学，2014，（1）.
[4]黄海燕.新时期腐败问题浅析[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3，（2）.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宋宝安，邓永强.论腐败的制度根源[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
[7]王旭宽.腐败的制度性缺陷及其治理对策[J].兰州学刊，2007，（10）.
[8]刘子平，吴伟伟.党政干部“弱势群体”问题及其应对策略[J].求实，2012，（4）.
[9]孙金华，梅荣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廉政文化建设[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责任编辑：杨健]
关键词：权力寻租；寄生性寻租；治理逻辑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2-0070-06
自从权力诞生那刻起，腐败就成为人类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各种消极的影响与危害。在众多的腐败表现形式中，官员权力腐败是尤为引人关注的，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决定社会价值分配的权威性力量——权力。目前，官员权力腐败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官员家属、身边人腐败成为官员腐败的新形式。这种新的官员腐败形式衍生出官员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如何防治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已成为我们党积极推进反腐败斗争中的新课题。
一、权力寄生性寻租：内涵、特点及危害
（一）权力寄生性寻租的内涵逻辑
寻租是经济学概念，又称竞租，意为寻求经济租金。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克鲁格将寻租引入政治学领域，提出了“权力寻租”概念。所谓“权力寻租”是指政府官员或其他权力拥有者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以隐蔽方式逃避政策与法律监管进而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非生产性活动。寻租理论后来被引入我国，其影响力亦愈来愈大，常常被用来阐释腐败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当前，我国的腐败问题呈现出新的态势：腐败愈发隐蔽，腐败家庭化、身边人化突出，呈现出权力寄生性寻租特点。什么是权力寄生性寻租呢？笔者认为，所谓“权力寄生性寻租”是指权力拥有者的身边人，如家庭成员、亲属、朋友或身边工作人员等，为谋求私利而借用权力拥有者的权力或影响力，通过隐蔽方式逃避监督与监管的非生产性活动。
（二）权力寄生性寻租的基本特点
权力寄生性寻租的主体是权力拥有者的周边人，其形式是公权力的家庭化、身边人化，实质是公权力的异化与滥用。当前，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隐蔽性强，很难发现。权力寄生性寻租带有很大的隐蔽性，进行权力寻租的主体不再是权力拥有者自身，而是权力拥有者的家人、亲属或身边工作人员。这些人处于权力监督的盲区，他们借助权力拥有者的地位和影响从事地下权力寻租，带有很大的隐蔽性，很难被发现。权力寄生性寻租往往是有漏洞就钻，有机会就投机，带有很长的时间跨度。权力寄生性寻租隐蔽性强的特点给侦破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带来很大的难度。另外，权力寄生性寻租者一般会订立攻守同盟，采取串供和伪证等非法行为，给腐败问题的查处与侦办带来很大难度。
二是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寄生性。权力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给社会带来效益，也可以给权力拥有者带来额外利益。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权力就成为权力寻租者攫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干部身边人的权力欲是由干部传染给身边人，再由身边人传染到社会上的个人或团体的，带有很强的传染性。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发生借助的就是权力拥有者的权力影响力，因此自然带有很强的寄生性。只有领导干部的权力存在时，权力寄生性寻租才能存在；如果领导干部丧失了权力，其寄生性寻租就会减少或消失。
三是发生领域、形式呈现全面化趋向。权力寄生性寻租过去一般发生在一些涉及干部提升和经济利益的政治经济领域。一些干部家属、子女和亲戚朋友等为了谋取利益，往往借助干部调整、项目招投标、企业整合等时机，采取权力寄生性寻租的隐蔽方式获取不法利益。目前，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发生的领域呈现全面化趋势，在教育、卫生、新闻等过去很少发生权力寻租的行业也发生了大量的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问题。权力寄生性寻租发生领域已经扩展到公权力可能存在的任何领域。权力寄生性寻租的形式也呈现出全面化趋向，一些官员家属、亲戚朋友等身边人有的是打着官员旗号直接进行权钱交易活动，有的是通过官员权力影响插手一些项目或干部人事调整进而谋取个人私利；有的是直接实现个人私利，有的则是留到官员退休之后再实现个人私利。
（三）权力寄生性寻租的现实危害
在当前社会形态下，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问题的存在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影响和谐社会构建进程。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必然导致政府官员家人、亲戚朋友等身边人通过对官员自身所拥有权力的滥用来实现自己家庭或小圈子、小团体的一己私利从而破坏社会整体利益。这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同度，进而严重削弱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领导干部家人、亲戚朋友等身边人腐败引发的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必然会使人民群众对权力寄生性寻租引发者产生严重不满，进而会造成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引发民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造成社会危机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频发，不利于社会稳定，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是破坏市场秩序，阻碍经济发展。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市场主体之间的自由、公平竞争。权力寄生性寻租行为必然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法则造成很大的破坏，使得原本通过市场来实现的资源配置被权力寄生性寻租破坏与扭曲，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无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不利于国家正常的经济活动开展，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市场主体为了在权力寄生性寻租干扰的竞争中获胜往往会对权力寄生性寻租行为屈从，被迫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从事寻租活动，导致市场秩序严重混乱，阻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是破坏正当价值观念，毒化社会风气。权力寄生性腐败问题的产生与发展破坏了原有的公平、正义、善良等社会公德在社会中的调节作用，引发社会道德沦丧，造成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导致社会生态充斥着拜金主义、权力本位的戾气。在这种情况下，不良的社会风气又会促使人们从事权钱交易，为权力腐败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因此，与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相联系的极端自私行为必然会向社会扩散蔓延，毒化社会风气，导致社会失序。 二、当前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成因
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官本位”等传统消极文化影响的因素，也有体制机制不完善的因素，更有党政干部及其家人亲属等身边人自身的因素。
（一）传统消极文化的影响是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产生的文化性原因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形成的皇权至上的集权制度与等级制度，尽管在制度形式上已经被消除，但其遗留下来的以“官本位、权力本位”为特征的官文化、贪腐文化、荫子文化等成为传统消极文化的典型表现形式。这些文化为当下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传统消极文化对人们心理的负面影响是长远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权力本位和官本位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和价值追求准则，对官位及权力赤裸裸的追逐与利用成为一些人心中的行事准则与处世原则。权力本位与官本位的官文化必然衍生出贪腐亚文化——做官成为谋取个人财富的工具。在这种消极官文化与贪腐文化的影响与毒害下，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其身边人往往把做官发财当作人生的第一选择，为了谋取个人非法利益选择权力寻租腐败。一些人在成为领导干部特别是成为掌握大权的“一把手”后，潜在的荫子观念就会显化与外化[1]。他们往往对自己的妻子、孩子、亲戚朋友等身边人打着自己旗号进行的权力寻租要么是纵容不管、不闻不问，要么是倾力相帮、精心照顾。如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纵容自己的儿媳妇进行权力寄生性寻租，非法获利两千余万元。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实中被查处的腐败分子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上述落后文化的影子。传统消极文化的负面影响是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产生的文化根源。
（二）官员及身边人的权力观价值观人生观异变是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产生的主观性原因
所谓“权力观”就是人们对权力基本问题的根本看法与基本态度。它阐释的是权力的来源、配置、运行与监督等问题[2]。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是科学正确的权力观，它解释了“权力为人民所有、权力为人民所赋予、权力要为人民所用、权力要为人民所监督，权力要为人民造福”等一系列问题[3]。价值观是人们对客体价值的认知态度与评价标准。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目的和价值的基本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理应成为党政领导干部及其身边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因为只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与人生观才能保证权力正常运转，才能保证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愈加明显，社会上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率先走上了致富的道路。一些领导干部身边人面对着一些富裕阶层的阔绰消费，产生了极端不平衡的心理落差，加之内心深处的攀比心理在作祟，使得原有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动摇、异变。另外，其贫富差距和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潮的冲击，也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和身边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权力观发生了异变。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往往“信奉金钱万能，追求感官刺激，贪图享受，把享乐当作人生终极目的”[4]。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非理性需求，往往把权力当作实现非理性利益追求的工具，把追求权力利益最大化当作人生信条。他们忘记了权力来源于人民，忘记了为人民谋福祉的权力本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弃一边，最终导致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产生并且不断蔓延，给党、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5]（p.302）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领导干部身边人自身的原因是造成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问题的主要原因。
（三）制度不完善是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产生的制度性原因
制度的缺陷与不完善给权力寄生性寻租提供了制度空间，导致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频发，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这为权力寄生性寻租打开了方便之门。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实现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宏观体制的转变并没有带来微观运行机制与管理机制等配套机制的及时更新，它们没有及时跟上经济体制转变的步伐，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市场经济中的政府管理仍然存在着管理范围过多、权力过大的问题。权力寄生性寻租是官员身边人借用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产物。目前，我国的市场化水平还不高，“强政府、弱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仍然存在，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6]。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扩张给权力寄生性寻租打开了方便之门，导致经济领域成为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的重灾区。
二是利益保障机制尚不完善，出现了“贡献与收获不协调”的问题。这给权力寄生性寻租提供了现实土壤。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把个人收入与社会贡献度紧密结合，鼓励个人通过发挥才能获取合法经济利益。公职人员一般都是拥有专门知识、能力较强的人，如果以他们的能力和从事工作的贡献应该获得更多更好的待遇，但实际生活中并不是这样。在公职人员领域仍存着个人收入与社会贡献度不相符的问题。公职人员特别是基层公职人员的薪酬缺乏科学的保障和协调机制，导致其薪酬涨幅滞后于物价涨幅，不同部门之间薪酬差距拉大。在此背景下，公职人员的正当利益难以得到满足，导致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其家属、子女心理产生了不平衡感，进而走向了权力寻租腐败的犯罪之路。
三是政治制度尚不完善。这为权力寄生性寻租的产生与蔓延提供了温床。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在新旧体制的转轨过程中，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应对，导致对一些权力寻租腐败问题缺乏相应的法律监管，这为一些领导干部身边人进行寄生性权力寻租活动留下了漏洞和口子[7]。其次，干部选用制度科学化程度不高。“当前我国干部人事呈现出‘金字塔’结构形态，越向上走难度越大。”[8]干部选用制度科学化程度不高，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频发的助推剂。在金钱的诱惑下，他们要么是利用权力插手干部选用陷入腐败，要么是在面对升迁无望时，进行权力寻租腐败，大捞一把。最后，监督制度存在缺陷。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带来腐败。要避免腐败，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监督。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政府自身监督、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的监督体系[6]，但各种监督之间存在着碎片化，缺乏彼此之间的互动，难以形成监督合力。这给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治理逻辑
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是我国反腐败斗争中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其存在与蔓延不利于党的形象塑造，危害党群关系，不利于党执政基础的拓展。因此，妥善解决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解决依赖以下三个路径。
（一）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产生是多方因素共同合力作用的结果，传统消极腐败文化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要解决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必须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清除腐败文化对社会的影响，营造廉洁从政、以贪为耻的社会环境。
所谓廉政文化就是社会主体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理论、行为规范和社会评价的综合。它包括“廉洁政治文化、廉洁社会文化、廉洁职业文化和廉洁舆论文化四个方面”[9]。廉政文化是一种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文化。它既实现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顺承，又实现了对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基础上与社会主义文化的一致。廉政文化一旦形成并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以它所特有的方式去感化公众、影响社会。另外，廉政文化的建设还可以提升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反腐倡廉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与自觉行为，进而营造出“以贪为耻、以廉为美”的社会环境。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应该通过这样三个路径来实现。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廉政文化建设。当前我国的文化反腐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整合和统领，导致廉政文化建设往往流于形式、效果欠佳。因此，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逐步形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价值体系。二是承继传统廉政文化精华，借鉴国际先进廉政文化建设的成果。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有很多因子已经与当今时代不符，但仍有许多积极文化因子具有借鉴价值，因此对传统廉政文化要批判性继承，发扬其中的有益成分，实现“古为今用”。同时，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还要借鉴世界各国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好做法、好经验，把他们的积极成果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实现“洋为中用”。三是创新和丰富廉政文化建设载体。文化需要一定的载体来展现，廉政文化也不例外。在互联网技术日益发展壮大的时代背景下，廉政文化建设要充分挖掘廉政文化素材、创新廉政文化建设载体，如廉政影视剧、廉政歌曲小品、廉政动漫画、廉政故事宣讲、革命圣地休闲度假等，并充分利用多重传播媒介，实现廉政文化的形象化、活动化和通俗化。
（二）加强对干部及身边人的思想教育，提高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党对干部及社会公众的思想教育总体上是与时代发展要求相一致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思想教育存在着滞后性导致教育效果不理想、思想教育缺乏针对性导致吸引力不足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引发干部及其身边人的权力观异化进而发生了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要解决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就必须加强干部及其身边人的思想教育，提高思想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实现上述目标的路径如下。一是加强对干部及其身边人的理论宣传与廉政教育。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发生与蔓延，既与干部自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更与忽视干部身边人特别是其配偶子女等家人的教育紧密相关。如果领导干部自身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没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做人标准，他们就很难管好自己的身边人，更不用说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了。因此必须加强对干部的理论宣传和廉政教育，促进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注意对干部的思想教育而忽视了对其身边人特别是其配偶子女等家人的教育，导致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频发。因此必须把干部身边人尤其是其配偶子女等家人纳入思想教育体系中，通过长期性、经常性、连贯性的理论宣传和廉政教育使其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提高其自律意识。二是要密切联系实际提高干部及其身边人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我们进行思想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干部及其身边人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密切联系实际，通过各种方式与渠道了解和把握干部及其身边人的思想动态，创新干部及其身边人思想教育内容与方法，整合富有感染力的内容，采用电视、手机、网络等先进教育载体，做到思想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提升思想教育的吸引力。
（三）建立健全权力约束与监督的科学化机制，消除权力寄生性寻租的制度漏洞
解决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完全寄希望于干部及身其边人的自律是不现实的。解决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需要多方合力，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要约束权力必须靠法律和制度。因此，建立健全权力约束与监督的科学化机制，消除权力寄生性寻租的制度漏洞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一是加强权力约束与监督机制的顶层设计。当前的反腐制度在总体上缺乏系统性规划，缺乏预见性。因此反腐制度的科学化构建必须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发挥反腐制度的系统性与综合性优势，体现制度的综合效应。二是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法律体系，实现反腐倡廉制度化。目前的反腐倡廉法律建设不能满足反腐倡廉建设的需要，现实中缺乏消除和惩治权力寄生性寻租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手段。因此，有必要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法律体系，实现反腐倡廉制度化，实现对权力寄生性腐败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三是建立健全公职人员利益保障机制，实现物质激励与政治激励相结合。干部的薪金收入多少关系着干部家庭生活质量的高低。合理优化干部的利益保障，提高其收入水平也是降低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的关键。因此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合理提高干部待遇，解决其经济隐忧尤为重要。另外，建立正常、合理、科学的干部晋升制度，真正让德才兼备的人才脱颖而出也是降低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的重要途径。四是建立健全监督制度。有效的监督就是防治权力寄生性寻租的安全阀、防火墙，是防治权力寄生性寻租腐败的灵丹妙药。既要建立政务公开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门工作的透明度，有利于提高权力寄生性寻租活动的曝光概率，实现对权力的全方位监督；又要建立健全对领导干部身边人多重监督制度。以往的监督往往是强化对干部的监督，忽视了对干部身边人的监督，导致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频发。因此，要积极探索建立立体化的监督制度体系，把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公众监督与媒体监督紧密结合，实现对干部身边人监督的经常化、全面化与制度化，防止干部身边人“行为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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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金华，梅荣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廉政文化建设[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责任编辑：杨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