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个文问革题”在期很间长究时竟间有里没让有“猪文肉革票”？史研究者金大陆感到困惑。“文革”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食不果腹又是人人都有的经验，加上“文革”前后曾用肉票，“文革”焉有不用之理？
　　为此，金大陆曾三次在不同场合对三十人次（十人一组）作了微型调查，结果二十九人次确认“文革”期间使用猪肉票，还有多人描绘出“文革”肉票的形状和图案，只有一人断定此事有误。不过，答案实际上明明白白写在《上海副食品商业志》内：“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猪肉）敞开供应共12年两个半月。”
　　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
　　红卫兵外出“串联”，在金大陆的“文革”记忆里带着少年的兴奋。
　　1966年10月，金大陆还是年仅16岁的上海中学生、非红卫兵，却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连续三次去了山城重庆，名义和内容都是大串联。
　　第一次出发是1966年的10月10日。上午，与同学结伴先坐长途汽车到达松江，再花八角钱买一张去嘉善的火车票。“因为只要一踏上嘉善的地界，我们的身份立刻就变成了外地赴浙江串联的革命师生。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应该了解，这条线路是当时上海非红卫兵外出串联的主要通道。”
　　金大陆与伙伴们坐上了火车，火车停靠嘉善的时候，这群第一次冒险的少年紧紧拽住车票不敢喘气。不过行程出乎意料的顺利，傍晚他们抵达杭州，在马路对面的接待站凭学生证吃饭、凭学生证上车，过上了特殊年代欢天喜地的“金卡”生活。原定的目的地是韶山。排队办票的时候，金大陆与来自重庆的学生攀谈，得知《红岩》中的“白公馆”、“渣滓洞”都是真的，可以参观，原定的走向立刻被心中对《红岩》的向往取代了。
　　“第二次去重庆是1966年底春节前，我是业余体校乒乓球班的，
　　几个低年级的球友吵着要我带他们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我
　　就带上一个小同学直接买票从上海到了杭州。”金大陆说，当时正逢北京紧急通知全国，停止徒步串联，五百里以外的十天内办票回家，五百里以内的则一律走回去。杭州站围满了上海学生。
　　就在慌乱之际，一个矮小、看上去显得傻乎乎的重庆学生引起了金大陆的注意，因为他一人手上竟然有七八张学生证。“我们要求用一枚井冈山纪念章换他两张去重庆的车票，他拔腿就往车站跑，当天就喜滋滋地把票办来 了。就这样，我又到达了重庆。”这一次，金大陆一心想的是过三峡。
　　等到1967年5月，全国已经燃起了武斗的战火，重庆是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而上海的两派则凭内功对峙。学生停课在家，开始无目的地寻找欢乐和刺激。“这一次我并不想去重庆。但球友班级的同学中，有一位年龄稍大的不顾我们的讪笑，直言不讳要去重庆找在北京串联时相好的女朋友，我很容易被人说动。”
　　这一类外出“串联”经历并非个案。“第二次从重庆回上海的船上，有许多和我们一样回家的串联师生，他们有的从峨嵋山来，有的从西双版纳来，有的甚至从敦煌来，他们背着从各地采购的土特产，还背着照相机——他们比我们更精明，更潇洒。”
　　当然，也有例外。后来写出《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曹锦清教授，就是上海外出串联学生中老老实实真正响应徒步串联号召、沿着铁路步行的“少数派”，这在金大陆后来通过搜索档案、报刊、回忆录等大量资料，以及口述访谈中，都属于鲜有的案例。
　　金大陆说：“大串联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属于社会非常行动，而非常行动在因果上不可能持久。因此，周游大地、探亲访友也就不足为怪。反之，这才是属于正常的归趋，因为人们心里萌动着对生活的渴望。”
　　真的国民党特务还是疯子？
　　外出串联，见闻不断。在学者金大陆的个人记忆里，有一件事不得不说，这件事蹊跷地与国民党特务有关。
　　1966年年底，第二次从重庆回上海，走的是水路。当时船上规定，每个航程，都要组织一次毛泽东思想宣传晚会。晚会是在底舱举行，串联的师生中有许多文艺高手，独唱、吹奏乐器、跳舞，热闹的气氛让大家都十分高兴。
　　晚会结束后，金大陆回到自己的舱房，却发现他的铺上躺着一个陌生男子。“我起先以为他睡错了，使劲叫唤，以致同舱的人都来推搡他，他就是不搭理。”金大陆说，这个男子身上黏着些泥，像是刚从田间来，长得相当壮实，有一个抵俩的感觉。他一言不发，后来实在没法，终于叫来了乘警。
　　“谁也不会相信，谁也不敢相信，那个人竟然拿着纸和笔写下了：我受国民党反共挺进纵队×支队派遣，目前沿着长江流域组织活动。”房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连乘警也脸色发白，有人怀疑这是个疯子，立刻叫来船医。舱房里挤满了串联的师生，胆子小的抱作一团，胆子大的，开始愤愤骂人。后来，复旦的一位大学生挺身而出去与船长交涉。
　　但出乎意料的是，船长与乘警来了，与男子交谈了几句后，男子麻利地翻身下船，嘴角还挂着一丝轻蔑的笑。而船长的决定是按航运程序把那男子送交下一个停靠站——竟然没有送交给公安机关。
　　这段蹊跷的遭遇，让金大陆至今想来毛骨悚然。但他并不确定当时遭遇的是否真是国民党特务，或许仅是个疯子。但在整个“文革”研究过程中，的确有官方资料证实了当时特务活动的存在：从1966年到1975年，整个“文革”期间上海公安部门都曾破获国民党派遣特务案和外籍特务案。
　　不过，这段个人经历的意义不在于“国民党特务的真假”，而在于船长和乘警对该“国民党特务”的处理方式。
　　事实上，那位复旦学生的确发出了“为何不转交派出所”的质疑，并因按捺不住自己的气愤，在船靠岸下一站前往公安机关报案。但这样做的人只有他一个。
　　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当时船上服务员的话：“你们只跑一趟，他们天天要在这条线上跑……”
　　这种处理手段和考量，与未曾经历过“红色年代”的人的想象，不是没有出入的。
　　革命不能解决冒犯
　　“文革”时期，特别是狂飙席卷的初期，“革命”压倒一切，这不仅是现代人脑中牢不可破的印象，也确是实情的写照。但金大陆通过考察当时“内部文件”发现，即使在那样一个“私”、“利”受到最严厉斥责的时期，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供应与服务背后，“通风报信”、“代购紧缺物品”等“开后门”现象和“伪造单据”、“少付多找”、“串通出货”的行为比比皆是。
　　收藏、交换毛泽东像章是“文革”时期的“时尚”。“应该承认，大多数人参与毛泽东像章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收藏，这是因为毛泽东像章确实具有收藏的价值。”金大陆说。
　　但1967年2月12日《解放日报》加短评“这里又是一场阶级斗争”发表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造反队的来信，指出了“像章交换场所已经由自由交换发展为买卖或变相买卖”，从事实层面揭示了毛泽东像章交换中的牟利倾向。
　　在当时查获的案子中，交换环节的“投机倒把”例如闸北区有一人用钱或纪念章购买、换取空白介绍信，套购了大量纪念章在交换场所倒卖；有人用请客吃饭、给零钱的办法，唆使青少年三天内在交换场所卖出两千多枚毛泽东像章；还有七个青少年身带凶器，翻越工厂偷窃，被捉拿时当场追回一千四百多枚像章。
　　而生产线上的腐败则更为严重。根据金大陆披露的一些“审查拘留者”材料：
　　上海安装公司施工科安全员周某（称其
　　“1957年、1961年两次贪污受处分”）骗得三张介绍信，以东海舰队某部的名义加工像章137650只，卖出49504只，得利3473.64元。周某的手法是“虚报成本，克扣原料，抬高价格”，有五个红卫兵参与周某的活动。
　　上钢五厂供应科陆某通过中间关系以一台60吨冲床，与浙江平湖城关白铁社调换9万只像章，以支付运输费为由，每只加价一分，获利900元。机动车间工会原负责人陈某与卢湾区税务局张某、王某等，动用生产铝片在车间冲制各种像章8万多只，除部分分发给工人外，大部分私分。
　　另据市革委会政宣组1967年12月引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的报告，11月，某空军部队自行加工镀金毛泽东像章276只，用去黄金14克。因制作效果不理想，就向上海分行提出申请：因航空零件镀金，需要黄金4克。上海分行拨出黄金并交上海金属工艺一厂，后发现目的用于镀金加工毛泽东像章，便及时停止。而部队之前用去的黄金，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
　　“这证实，非常态的革命，也不能阻止一部分人为追逐利益而冒犯革命——革命，不能解除这种冒犯，更不能解决这种冒犯，因为这种冒犯是‘非常’之人性的必然表达。”金大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