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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文化中的生态观有别于美国文化中的生态观。前者承袭“天人合一”的和谐文化思想，其生态观是敬天顺道；而后者则是代表西方那种以征服自然为要义，人与自然走向对立的文化，其生态观是人本主义。中美两种不同的生态观在《红高粱》与《阿甘正传》经典影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文运用文化研究和影视研究的相关理论，通过分析《红高粱》和《阿甘正传》中关涉生态的表征，比较中美文化通过艺术镜像透露出的生态观，并解析背后的社会—文化成因，通过与现实比较，提出可能的发展态势或问题。
关键词：天人合一；人本主义生态观；生态批评； 生态表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2-0045-08
生态（ecolog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最早由德国的科学家海克尔于1866 年提出，其本意指的是自然界的琐事，探讨生物为了生存、彼此间的互动关系”（马春、孟伟庆、李洪远，2006： 54）。从人的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来看，生态环境理应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则应体现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双重文明。正如马克思指出：“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1979： 95）与此相同，中华民族也世世代代传承着“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
然而，科技、经济、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却制造了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人类对自然无限掠夺，野心膨胀欲征服自然万物。这种征服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带来了20世纪以来自然环境恶化诸如全球变暖、酸雨、工业污染、雾霾。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制造了举世闻名的严重污染事故：在20世纪全球最严重的六大污染事故中，美国占了两例，其中一例发生在美国建在印度的农药厂；八大公害中，美国也占据两例①。同时，人被物质异化、道德滑坡、精神危机，这一系列的社会风气的败坏威胁人类生存的恶果，引起了学者的深刻思考。
电影作为大众文化形式之一，拍摄内容主要取材于现实生活或是呈现一国社会的缩影，是当代社会里文化传播最迅速、便捷的方式之一，所以通过中美两国各自艺术镜像下对生态的表征可以具体地对比中美生态观，比较传统与现代两种生态观，并解析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并通过与现实的对比反思，提出可能发展的态势。本研究主要以两部历史题材电影为文本，分析其透出的生态观，在此之前，有必要先对生态批评进行概述。
1. 生态批评文献综述
出于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忧思，上世纪90年代批评家在北美发起生态批评并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向世界各地传播。乔纳森·贝特作为生态批评领军人物，于2000年明确提出生态批评应该反思与地球共同生存的意义。随后在较短时间内，生态批评历经从零星表述到系统表征、从感性抒发到理性透析的学科发展的一般性历程，学界一致将生态批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考察自然与环境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再现；第二阶段强调自然写作传统，研究主流作家的生态意识；第三阶段重在建构生态批评理论，创建生态诗学——由此也可见当代生态环境作为问题的共识性与迫切性。总而言之，生态批评的主要思想基本为：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唯发展主义批判、科学至上观批判、征服与控制自然观批判、欲望动力论批判及消费文化批判（陈开举&陈伟球，2015： 123）。
在生态学被推上理论前台之前，环境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它经历了从资源保护主义到自然保护主义的演变，前者是以进步主义的功利意识主导的环境思想，认为大自然的价值主要是为人的需要尤其是经济需要而服务，反而造成了自然资源的破坏，而后者为自然自身的价值而保护自然②。美国作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发达地之一，较早出现了生态环境问题，其生态观是现代生态观的代表之一，而其作为生态批评大本营的身份，使其生态观更具研究价值。
2. 《红高粱》与《阿甘正传》中的生态表征
《红高粱》和《阿甘正传》分别是中国以抗日战争、美国以二战结束为大背景拍摄的历史题材电影，是体现民族文化的经典之作。
上世纪80年代，面对传统和西方文化关系问题，“寻根文学”在中国孕育而生，该派作家具有很强的文化回归意识，寻求历史文明之根，对传统展开重新发现、冶炼和升华。莫言作品是寻根文学的典型代表，其中《红高粱》为之经典，“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的价值观、生活观基本上和红高粱融为一体，在这些人物身上展现出来的传统文化特点也是以红高粱作为背景载体，大片的红高粱地突出了儒家文化的深沉稳重、博大刚毅……展示了多维化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姚书志&韩龙，2014： 31）。作为“第五代导演”的重要代表，张艺谋早期受寻根小说影响，也将创作投向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原始文明，表现生活其间的人们未曾沉沦的性格、精神和气质，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1987年，小说《红高粱》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成为张艺谋导演文化追求创作的序篇，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③，“到了《红高粱》，我们才真正有权说，电影成了一种文化，并且正是建设中的新文化所迫切需要的一种文化”（陈孝信，1989： 35）。
同样，上映于90年代的“反智电影”代表作《阿甘正传》④，“甫一问世，便已被视为当代美国文化的经典，美国《娱乐周刊》在关于1994年最佳影片的评点中，把该片与‘猫王’、《外星人》和林肯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相提并论……（它）是一部关于当代美国社会的历史‘文献’和文化经典”（李一鸣，1997：95&98）。该电影业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对美国传统文化的阐释、推崇和回归，引起了学界广泛研究⑤。著名学者戴锦华评论道：“《阿甘正传》的确及时地出现在当代美国文化四分五裂并丧失了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时刻，为美国社会提供了某种社会性整合和想象性救赎的力量。”⑥而这种力量就是美国精神，或言“美国梦”，它“是美利坚民族心理意识的集中表现……也是美国人共同保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尺度……个人奋斗或个人主义的逻辑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最能体现其合理性的表述则莫非小人物的胜利莫属”（朱漱珍，2007：43）。阿甘普通而又不凡的经历，代表和重新唤起着今天的“美国梦”，因此影片在获得高票房的同时也引发了对美国传统文化和现阶段社会严肃而深刻的思考。 这两部电影通过艺术镜像阐释着民族文化，谱出了对生命的赞歌、倡导人性的生态回归，但却透出两种文化国度中不同的主流生态观。
2.1 《红高粱》中的“天（自然）一人”生态观的表征
张艺谋在阐述《红高粱》时点明，“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⑦在影片《红高粱》中，自然（野生红高粱）作为主题出现，并展现了人与自然完美的结合⑧。
影片对自然的生命符号红高粱进行了三次渲染，且均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第一次是“我爷爷”与“我奶奶”野合，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高粱在狂舞中见证了“我爹”生命的产生；第二次是日本人强迫百姓践踏高粱地，成片倒下的高粱与血淋淋的人肉，共同渲染出了生命被摧残的震撼；第三次则是影片结尾日全食下的高粱地红似火，“我爷爷”与“我爹”立在血红的阳光里，与红高粱成为一体，渲染出生命的壮美。
同时，在影片中两次敬酒神仪式，体现了人类远古的太阳崇拜。“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刹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通过对酒神的敬畏，表达出了生命的远古意识，对自我表现的肯定与赞美，讴歌自然生命的热烈、自由自在和勃勃生命力。
电影中其他自然元素如黄土地、被风雨剥蚀的拱门、酒作坊，成功地塑造了人物原生态且神秘的生存环境。战争虽然摧毁着自然的生命，摧毁着人的生存环境及生命，但狂舞的野生红高粱，却给人某种莫名的力量。秉持着自然对人类的生命孕育的信念，通过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营造出了对人类生命的自信，体现着“天（自然）—人”生态观。
2.2 《阿甘正传》中人本主义生态观的表征
《阿甘正传》表达了多个主题，最被观众采纳的是该影片反映了美国人价值观的缺失以及精神危机，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呼吁。通过对电影人物的生命历程的对比，可以发现美国社会主流中以人为本的生态观，影片审视了二战后美国的生存环境，批判了社会秩序，倡导人性的生态回归。
智商只有75的主人公阿甘，保持着自然原生态的人性朴实特点，其出场的周边环境也流露出原生态及自然状态的回归。在历经了美国二战后如种族歧视、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乒乓球外交等重要历史时刻后，阿甘“傻人有傻福”创造了不同的作战、奔跑等传奇，成为了比同龄人活得精彩的商业大亨。与传统的英雄形象不同，阿甘并未张扬个性的自由，而是在妈妈的启迪下，持着命运可预测又无法预测的态度。
相比之下，珍妮以及丹中尉的人生历程以及追随阿甘跑步的民众则展现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工业社会里，即以人的发展及享受为前提的社会文化主旋律下，美国的工业化、机械化发展创造了反生态的文明，社会不断创造着物质财富，人类理性异化着人类自身，大部分人遭遇了精神危机。伴随着科技进步，民众精神文明并没有同步发展，甚至出现了精神荒芜，展现了物质享受与心灵幸福的悖论。
珍妮是阿甘童年唯一的朋友，童年的珍妮受到父亲的性侵，仍保持着人类美好的天性祈祷：“亲爱的上帝，把我变成一只会飞的小鸟吧，飞得越远越好。”而成年后的珍妮在城市生活中堕落，反叛地生活，吸毒、性乱，在回到阿甘身边熟睡后，阿甘自叙：“也许她回来，是因为她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了，也许因为她太累了，因为她总是在睡觉，好像她多年没睡觉了。”珍妮最终在阿甘的陪伴下安静地病逝，在墓碑前，叽喳的鸟儿也许就是珍妮的化身，诠释了上帝最终给予其精神上的解脱。
同样，丹中尉祖辈们带着荣耀牺牲在战场上，征服的欲望强化了荣誉的分量，“我们都有自己的命运！没什么事是完全偶然的，它总有缘故。我应该和我的士兵一起死在那，但现在，我只是个他妈的残废人，没腿的怪物！…你害了我，我有自己的命运，我本该带着荣誉死在战场上！那才是我的命运！而你，使我得不到它…我不应该这样，我有自己的命运，我曾经是中尉军官丹泰勒…”于是从战场上幸存但被截肢的丹中尉整天沉迷于酒色，当电视上群众欢庆圣诞节时，丹中尉嘲讽着耶稣上帝。当卡门飓风过境，阿甘与丹中尉出海遇暴风雨，丹中尉发狂般挑战上帝（大自然），“你绝对不能弄沉这条船！来吧，你这算是风暴吗，来吧，你这狗娘养的！咱们来较量一下吧！你和我！我就在这，你来捉我吧！你绝不能弄沉这条船。”阿甘的船奇迹般成为了唯一幸存的船只，丹中尉最终在与自然较量之后，亦或者受到阿甘的感化，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轨迹，装了义腿并收获了爱情。
阿甘生活的场景再现了乡村自然的地理面貌，自然纯朴地处事也成为阿甘的思想，正如其在电影中常说到的一句话“做傻事的人才是傻瓜”。那究竟什么是傻事？在经历了战乱、社会动荡的其他人，包括青年珍妮、伤残的丹中尉，生活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中，物欲横流、红尘万丈：噪杂的酒吧、灯红酒绿、嗑药、跳舞、淫乐…同样，追随阿甘跑步者亦是信仰缺失、生活无目的，如一个追随者说“我的头脑好像响起一声警报。我说‘他是个实干家，他拥有所有问题的答案，我要追随你，甘先生。’。”阿甘自白：“有人告诉我，人们看到了希望。那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当阿甘觉得很累，放弃跑步要回家时，众人发出疑惑：那我们该怎么办？”
青年珍妮、丹中尉以及其他人的不幸表面是由其不幸的早年生活经历或战争、社会动乱带来的，实则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和欲望的膨胀，人们远离甚至是破坏自然生态，沉迷于物质生活，从而引发了精神生态危机。电影审视了美国民众二战后工业文明创造的社会进步中的生存环境，审视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观引发的精神生态问题，珍妮回到阿甘身边和丹中尉最终对自然妥协的结局也从侧面对人性生态回归进行了呼唤。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所拍摄的一系列的生态电影如《后天》、《阿凡达》、《猩球崛起》等，尽管主题表达了对自然生态的关怀，其实始终传递出了对人的终极关怀，人类的生命价值永远是镜头的焦点，对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关怀始终弱于对人的关怀，折射出美国主流人本主义的生态观，即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人必须居于中心地位，最后只能依靠人类来拯救整个地球（吴亦昊，2014： 47）。 3. 中美生态观的社会文化成因
从上述电影对生态的表征可以看出，中美生态观有较为明显的不同，但“无论东方西方，先民们凭直觉朴素地把人看成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不能违背自然，逆‘天’行事。然而这种生态观随公元前后几大世界性宗教的产生而分化，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则更加剧了东西方生态思想的分野。西方文化以征服自然为要义，人与自热走向对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生态观‘天不变，道亦不变”，根深蒂固地保留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思想”（李育华，2004： 9）。中美不同的生态观主要受到自然地理条件、思维模式、社会文明发展历程的影响。
3.1 自然地理条件不同
凭借较好的自然条件，主要依赖自然条件发展的农业自古以来几乎都占中国国民收入的很大比重，甚至在历史早期占绝对比重，是社会发展的重点，尤其是黄河流域、长江的农耕区域，农业更为发达，从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对平民等级的排序“士农工商”便可知“农”的重要性。中国自古对自然资源（土地、河流等）长久以来产生了强烈依靠，重视“风调雨顺”，只有顺天而为才能获得好的收成。
而美国陆地地形多变，两面临海，是海洋大国，海洋利益要大于陆地利益，因而控制海洋尤为重要。最早到过美洲的白种人维京人，正是喜好冒险的捕鱼人，海洋环境的恶劣及变化莫测，塑造了进取性与征服性的民族性格，体现在生态观上，则是掠夺性及征服欲更强一些。
3.2 思维模式不同
思维模式是长期以来对现实的认识的凝聚。中国对自然界有朴素的认识，认为人与自然不可分割，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在大禹治水以来发展着敬天顺道的栖息、繁衍、发展之道，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等众家学说诠释、说教着人们顺天而为的天（自然）—人生态观。而美国受西方理性哲学的影响，笛卡尔作为欧洲理性主义的开创者，“注重人的理性力量和主导地位”，提出“我思故我在”，“树立了人之于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地位”（赵睿诗，2011： 7）。爱利亚学派的“二元论”导致了主体（人）与客体（自然）的分离，天人对立。犹太—基督教的世界观也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但只有人是按照上帝形象创造的，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掌管着其他生物，因而人是“万物之灵长”、是大地的管理者而不是守望者（林鹏，2012： 12）。
3.3 社会文明发展历程不同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经历了长久的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中国早先图腾文化迷信人与自然物有血缘关系，而后先秦时期形成的生肖系统，借助传说形成一种观念阐释系统，成为民间文化中的形象哲学，如婚配上的属相、庙会祈祷、本命年等。后虽经短暂的改革开放（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而言）中国步入了现代文明，但农耕文明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是华夏儿女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长久的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推崇自然和谐，而不是掠夺自然。自然—人生态观根深蒂固，在当代也体现在国人对神灵、天的敬畏，如现在许多百姓（即便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也会在重要节日返乡）仍保留着烧香敬天、结婚时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等传统仪式以祈求上天对人的保佑。
起于现代工业文明发轫之初的美国文化经历了短暂的清教影响，旋即在十八世纪受到理性主义的清算，以《独立宣言》和《美国联邦宪法》铆定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主旋律。经过工业文明步入现代文明的美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快速“意识到人的自身强大的主观能动性与实践性，不再盲目地依附和借助于宗教或上帝，征服、改造自然的欲望表现地尤为强烈”（赵睿诗，2011： 7），强化了人定胜天、关注人的生存环境的人本主义生态观。
4. 意识形态艺术镜像与现实差别的反思
中美两国的生态观在艺术镜像下及理论分析上呈现出了鲜明的特点，然而，现实中两国的生态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外观却与此镜像呈现有略明显的差别。在2010年美国卫星绘制的全球污染颗粒PM2.5浓度地图中，中国是全球污染之最；而学者丁蕴一等人（2014）通过半年在美国多个城市的生活与考察，产生了对美国生态“自然化”、“个性化”、“多元化”、“人性化”及“生活艺术化”的印象。两国现实生态状况与生态思想偏离原因何在？
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近些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美国极为相似，处于商品化市场经济时代，以逐利为中心，生态文明让位于利益追逐，生态问题凸显。近年来中国提出“退耕还林还草”、保护环境人人有责、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等保护生态的政策，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生态观，也反映出了中国生态被破坏的现状及保护的迫切性。伴随着自然生态的破坏，人文生态也未能幸免于难，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职业道德败坏等现象之下人人自危，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现象也很难再见。
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性是以资本为中心，攫取最大的利益。美国借现代工业发展，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共产党主席在接受采访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难在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中创造和谐”（骆小平，2015： 17）。上个世纪美国环境保护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美国人的环保意识也开始加强，出现了诸多环境保护组织，不断引发了群众性的街头抗议，报刊杂志也不断发表呼吁保护环境的作品，这促使一系列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立法和案例裁决产生，也使美国环境状况有了很大改观，空气污染、水污染、水土流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从这些方面来看，美国似乎很好地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对生态进行了保护。然而，从全球来看，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真的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得到实现了吗？恐怕答案并非是肯定的。长期以来，随着美国制定的环境标准越来越高，致使很多企业都把目标转向了环境标准相对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的制造业主要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进口原材料，并将诸多生产外包，将本国生态问题转嫁到他国，如在20世纪美国公司在印度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农药厂毒气泄漏事件⑨，受害者是印度当地数以十万的居民。在中国日报的报道中，科林·斯皮克曼写到，“美国的鞋类和玩具类企业其供给源大体持平，韩国首先成为美国鞋类和玩具的生产地，后来转移到中国。美国制造业外包水平变化不大，唯一变化的是从一国转移到另外一国罢了，目前大多在中国。”⑩随后的制造业转移和金融投机过度导致产业日趋空心化，大量工厂倒闭，国内经济衰退，引发了国民不满与精神危机。正如《阿甘正传》中城市中民众反叛生活、信仰缺失的人群追随者阿甘奔跑，2011年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爆发便是在现实中表达了美国民众对大公司的贪婪不公和社会的不平等、大公司影响美国政治、以及金钱和公司对民主、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对法律和政治的负面影响的反抗。 5. 结语
中共党中央的十七大提出，构建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异化现象与日俱增，受资本主义金钱支配逻辑下的唯利是图、道德滑坡比比皆是，如果说自然生态危机挑战着人类生存空间，精神生态危机则挑战着人类的生存可能。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又相辅相成：精神生态的完善，人类心灵得到净化、有所敬畏、感恩，有利于自然生态的保护与重建；自然生态中优美环境反过来保障人享有洁净的空气、水，陶冶人的性情，支持着精神生态的建设。
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思维模式及社会文明发展轨迹造就了中美不同的生态观，放眼当代，两种生态观各有千秋，“在物质文明已空前发达，人与自然关系已空前全面的信息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这并不是向古代的简单复归，而是现代文明的呼唤，是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真正人道主义的归宿”（陈小玲，2008： 259）。人作为实践生态伦理的主体，发挥人类主观能动性，在尊重自然及人性的基础上，真正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生态文明，在人与大自然之间建立正确的伦理关系。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表达内容与现实有所差异，更为理想化，但“电影，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文化艺术形式，不仅体现了创作团队的主体意识，而且经由有关部门的审查、电影批评与评论者的学术洗礼、受众批判式的观影回馈，共同楔人了所在群体的社会文化心理，体现了其群体的文化意向”（陈开举&陈伟球，2014：119）。电影应充分发挥其传播、导向与调节功能，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以喜闻乐道的方式在文化传播交流中提高人们生态意识，形成人们对环境问题在观念上的认同，以观念指引行为，实现生态保护的全球化，培养生态地球公民。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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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ecological view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at the former， inheriting the harmonious cultural ideology“unity of man and nature”， maintains that man should act along the law of nature； whereas the latter， aris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establishing the theme of taking man as the center in the social culture， forms a human-oriented ecological view. These two different ecological views can be obviously found in these two classics Red Sorghum and Forrest Gump. This paper， with the aid of relevant theories of cultural study and film study， attempts to compare Chinese and American ecological views through study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ecology in Red Sorghum and Forrest Gump， interpret the underlying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nd propose the likely development tendency through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reality.
Key words：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human-oriented ecological view， ecological criticism， representation of ecology.
作者简介：薛萍，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继续教育（公开）学院助教。主要从事文化研究、商务英语教学研究。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外环东路178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校区，邮编510006
E-mail：201320119@oamail.gdufs.edu.cn
（责任编辑：刘芳）
关键词：天人合一；人本主义生态观；生态批评； 生态表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2-0045-08
生态（ecolog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最早由德国的科学家海克尔于1866 年提出，其本意指的是自然界的琐事，探讨生物为了生存、彼此间的互动关系”（马春、孟伟庆、李洪远，2006： 54）。从人的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来看，生态环境理应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则应体现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双重文明。正如马克思指出：“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1979： 95）与此相同，中华民族也世世代代传承着“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
然而，科技、经济、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却制造了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人类对自然无限掠夺，野心膨胀欲征服自然万物。这种征服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带来了20世纪以来自然环境恶化诸如全球变暖、酸雨、工业污染、雾霾。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制造了举世闻名的严重污染事故：在20世纪全球最严重的六大污染事故中，美国占了两例，其中一例发生在美国建在印度的农药厂；八大公害中，美国也占据两例①。同时，人被物质异化、道德滑坡、精神危机，这一系列的社会风气的败坏威胁人类生存的恶果，引起了学者的深刻思考。
电影作为大众文化形式之一，拍摄内容主要取材于现实生活或是呈现一国社会的缩影，是当代社会里文化传播最迅速、便捷的方式之一，所以通过中美两国各自艺术镜像下对生态的表征可以具体地对比中美生态观，比较传统与现代两种生态观，并解析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并通过与现实的对比反思，提出可能发展的态势。本研究主要以两部历史题材电影为文本，分析其透出的生态观，在此之前，有必要先对生态批评进行概述。
1. 生态批评文献综述
出于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忧思，上世纪90年代批评家在北美发起生态批评并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向世界各地传播。乔纳森·贝特作为生态批评领军人物，于2000年明确提出生态批评应该反思与地球共同生存的意义。随后在较短时间内，生态批评历经从零星表述到系统表征、从感性抒发到理性透析的学科发展的一般性历程，学界一致将生态批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考察自然与环境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再现；第二阶段强调自然写作传统，研究主流作家的生态意识；第三阶段重在建构生态批评理论，创建生态诗学——由此也可见当代生态环境作为问题的共识性与迫切性。总而言之，生态批评的主要思想基本为：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唯发展主义批判、科学至上观批判、征服与控制自然观批判、欲望动力论批判及消费文化批判（陈开举&陈伟球，2015： 123）。
在生态学被推上理论前台之前，环境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它经历了从资源保护主义到自然保护主义的演变，前者是以进步主义的功利意识主导的环境思想，认为大自然的价值主要是为人的需要尤其是经济需要而服务，反而造成了自然资源的破坏，而后者为自然自身的价值而保护自然②。美国作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发达地之一，较早出现了生态环境问题，其生态观是现代生态观的代表之一，而其作为生态批评大本营的身份，使其生态观更具研究价值。
2. 《红高粱》与《阿甘正传》中的生态表征
《红高粱》和《阿甘正传》分别是中国以抗日战争、美国以二战结束为大背景拍摄的历史题材电影，是体现民族文化的经典之作。
上世纪80年代，面对传统和西方文化关系问题，“寻根文学”在中国孕育而生，该派作家具有很强的文化回归意识，寻求历史文明之根，对传统展开重新发现、冶炼和升华。莫言作品是寻根文学的典型代表，其中《红高粱》为之经典，“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的价值观、生活观基本上和红高粱融为一体，在这些人物身上展现出来的传统文化特点也是以红高粱作为背景载体，大片的红高粱地突出了儒家文化的深沉稳重、博大刚毅……展示了多维化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姚书志&韩龙，2014： 31）。作为“第五代导演”的重要代表，张艺谋早期受寻根小说影响，也将创作投向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原始文明，表现生活其间的人们未曾沉沦的性格、精神和气质，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1987年，小说《红高粱》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成为张艺谋导演文化追求创作的序篇，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③，“到了《红高粱》，我们才真正有权说，电影成了一种文化，并且正是建设中的新文化所迫切需要的一种文化”（陈孝信，1989： 35）。
同样，上映于90年代的“反智电影”代表作《阿甘正传》④，“甫一问世，便已被视为当代美国文化的经典，美国《娱乐周刊》在关于1994年最佳影片的评点中，把该片与‘猫王’、《外星人》和林肯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相提并论……（它）是一部关于当代美国社会的历史‘文献’和文化经典”（李一鸣，1997：95&98）。该电影业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对美国传统文化的阐释、推崇和回归，引起了学界广泛研究⑤。著名学者戴锦华评论道：“《阿甘正传》的确及时地出现在当代美国文化四分五裂并丧失了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时刻，为美国社会提供了某种社会性整合和想象性救赎的力量。”⑥而这种力量就是美国精神，或言“美国梦”，它“是美利坚民族心理意识的集中表现……也是美国人共同保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尺度……个人奋斗或个人主义的逻辑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最能体现其合理性的表述则莫非小人物的胜利莫属”（朱漱珍，2007：43）。阿甘普通而又不凡的经历，代表和重新唤起着今天的“美国梦”，因此影片在获得高票房的同时也引发了对美国传统文化和现阶段社会严肃而深刻的思考。 这两部电影通过艺术镜像阐释着民族文化，谱出了对生命的赞歌、倡导人性的生态回归，但却透出两种文化国度中不同的主流生态观。
2.1 《红高粱》中的“天（自然）一人”生态观的表征
张艺谋在阐述《红高粱》时点明，“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⑦在影片《红高粱》中，自然（野生红高粱）作为主题出现，并展现了人与自然完美的结合⑧。
影片对自然的生命符号红高粱进行了三次渲染，且均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第一次是“我爷爷”与“我奶奶”野合，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高粱在狂舞中见证了“我爹”生命的产生；第二次是日本人强迫百姓践踏高粱地，成片倒下的高粱与血淋淋的人肉，共同渲染出了生命被摧残的震撼；第三次则是影片结尾日全食下的高粱地红似火，“我爷爷”与“我爹”立在血红的阳光里，与红高粱成为一体，渲染出生命的壮美。
同时，在影片中两次敬酒神仪式，体现了人类远古的太阳崇拜。“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刹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通过对酒神的敬畏，表达出了生命的远古意识，对自我表现的肯定与赞美，讴歌自然生命的热烈、自由自在和勃勃生命力。
电影中其他自然元素如黄土地、被风雨剥蚀的拱门、酒作坊，成功地塑造了人物原生态且神秘的生存环境。战争虽然摧毁着自然的生命，摧毁着人的生存环境及生命，但狂舞的野生红高粱，却给人某种莫名的力量。秉持着自然对人类的生命孕育的信念，通过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营造出了对人类生命的自信，体现着“天（自然）—人”生态观。
2.2 《阿甘正传》中人本主义生态观的表征
《阿甘正传》表达了多个主题，最被观众采纳的是该影片反映了美国人价值观的缺失以及精神危机，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呼吁。通过对电影人物的生命历程的对比，可以发现美国社会主流中以人为本的生态观，影片审视了二战后美国的生存环境，批判了社会秩序，倡导人性的生态回归。
智商只有75的主人公阿甘，保持着自然原生态的人性朴实特点，其出场的周边环境也流露出原生态及自然状态的回归。在历经了美国二战后如种族歧视、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乒乓球外交等重要历史时刻后，阿甘“傻人有傻福”创造了不同的作战、奔跑等传奇，成为了比同龄人活得精彩的商业大亨。与传统的英雄形象不同，阿甘并未张扬个性的自由，而是在妈妈的启迪下，持着命运可预测又无法预测的态度。
相比之下，珍妮以及丹中尉的人生历程以及追随阿甘跑步的民众则展现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工业社会里，即以人的发展及享受为前提的社会文化主旋律下，美国的工业化、机械化发展创造了反生态的文明，社会不断创造着物质财富，人类理性异化着人类自身，大部分人遭遇了精神危机。伴随着科技进步，民众精神文明并没有同步发展，甚至出现了精神荒芜，展现了物质享受与心灵幸福的悖论。
珍妮是阿甘童年唯一的朋友，童年的珍妮受到父亲的性侵，仍保持着人类美好的天性祈祷：“亲爱的上帝，把我变成一只会飞的小鸟吧，飞得越远越好。”而成年后的珍妮在城市生活中堕落，反叛地生活，吸毒、性乱，在回到阿甘身边熟睡后，阿甘自叙：“也许她回来，是因为她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了，也许因为她太累了，因为她总是在睡觉，好像她多年没睡觉了。”珍妮最终在阿甘的陪伴下安静地病逝，在墓碑前，叽喳的鸟儿也许就是珍妮的化身，诠释了上帝最终给予其精神上的解脱。
同样，丹中尉祖辈们带着荣耀牺牲在战场上，征服的欲望强化了荣誉的分量，“我们都有自己的命运！没什么事是完全偶然的，它总有缘故。我应该和我的士兵一起死在那，但现在，我只是个他妈的残废人，没腿的怪物！…你害了我，我有自己的命运，我本该带着荣誉死在战场上！那才是我的命运！而你，使我得不到它…我不应该这样，我有自己的命运，我曾经是中尉军官丹泰勒…”于是从战场上幸存但被截肢的丹中尉整天沉迷于酒色，当电视上群众欢庆圣诞节时，丹中尉嘲讽着耶稣上帝。当卡门飓风过境，阿甘与丹中尉出海遇暴风雨，丹中尉发狂般挑战上帝（大自然），“你绝对不能弄沉这条船！来吧，你这算是风暴吗，来吧，你这狗娘养的！咱们来较量一下吧！你和我！我就在这，你来捉我吧！你绝不能弄沉这条船。”阿甘的船奇迹般成为了唯一幸存的船只，丹中尉最终在与自然较量之后，亦或者受到阿甘的感化，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轨迹，装了义腿并收获了爱情。
阿甘生活的场景再现了乡村自然的地理面貌，自然纯朴地处事也成为阿甘的思想，正如其在电影中常说到的一句话“做傻事的人才是傻瓜”。那究竟什么是傻事？在经历了战乱、社会动荡的其他人，包括青年珍妮、伤残的丹中尉，生活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中，物欲横流、红尘万丈：噪杂的酒吧、灯红酒绿、嗑药、跳舞、淫乐…同样，追随阿甘跑步者亦是信仰缺失、生活无目的，如一个追随者说“我的头脑好像响起一声警报。我说‘他是个实干家，他拥有所有问题的答案，我要追随你，甘先生。’。”阿甘自白：“有人告诉我，人们看到了希望。那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当阿甘觉得很累，放弃跑步要回家时，众人发出疑惑：那我们该怎么办？”
青年珍妮、丹中尉以及其他人的不幸表面是由其不幸的早年生活经历或战争、社会动乱带来的，实则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和欲望的膨胀，人们远离甚至是破坏自然生态，沉迷于物质生活，从而引发了精神生态危机。电影审视了美国民众二战后工业文明创造的社会进步中的生存环境，审视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观引发的精神生态问题，珍妮回到阿甘身边和丹中尉最终对自然妥协的结局也从侧面对人性生态回归进行了呼唤。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所拍摄的一系列的生态电影如《后天》、《阿凡达》、《猩球崛起》等，尽管主题表达了对自然生态的关怀，其实始终传递出了对人的终极关怀，人类的生命价值永远是镜头的焦点，对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关怀始终弱于对人的关怀，折射出美国主流人本主义的生态观，即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人必须居于中心地位，最后只能依靠人类来拯救整个地球（吴亦昊，2014： 47）。 3. 中美生态观的社会文化成因
从上述电影对生态的表征可以看出，中美生态观有较为明显的不同，但“无论东方西方，先民们凭直觉朴素地把人看成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不能违背自然，逆‘天’行事。然而这种生态观随公元前后几大世界性宗教的产生而分化，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则更加剧了东西方生态思想的分野。西方文化以征服自然为要义，人与自热走向对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生态观‘天不变，道亦不变”，根深蒂固地保留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思想”（李育华，2004： 9）。中美不同的生态观主要受到自然地理条件、思维模式、社会文明发展历程的影响。
3.1 自然地理条件不同
凭借较好的自然条件，主要依赖自然条件发展的农业自古以来几乎都占中国国民收入的很大比重，甚至在历史早期占绝对比重，是社会发展的重点，尤其是黄河流域、长江的农耕区域，农业更为发达，从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对平民等级的排序“士农工商”便可知“农”的重要性。中国自古对自然资源（土地、河流等）长久以来产生了强烈依靠，重视“风调雨顺”，只有顺天而为才能获得好的收成。
而美国陆地地形多变，两面临海，是海洋大国，海洋利益要大于陆地利益，因而控制海洋尤为重要。最早到过美洲的白种人维京人，正是喜好冒险的捕鱼人，海洋环境的恶劣及变化莫测，塑造了进取性与征服性的民族性格，体现在生态观上，则是掠夺性及征服欲更强一些。
3.2 思维模式不同
思维模式是长期以来对现实的认识的凝聚。中国对自然界有朴素的认识，认为人与自然不可分割，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在大禹治水以来发展着敬天顺道的栖息、繁衍、发展之道，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等众家学说诠释、说教着人们顺天而为的天（自然）—人生态观。而美国受西方理性哲学的影响，笛卡尔作为欧洲理性主义的开创者，“注重人的理性力量和主导地位”，提出“我思故我在”，“树立了人之于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地位”（赵睿诗，2011： 7）。爱利亚学派的“二元论”导致了主体（人）与客体（自然）的分离，天人对立。犹太—基督教的世界观也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但只有人是按照上帝形象创造的，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掌管着其他生物，因而人是“万物之灵长”、是大地的管理者而不是守望者（林鹏，2012： 12）。
3.3 社会文明发展历程不同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经历了长久的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中国早先图腾文化迷信人与自然物有血缘关系，而后先秦时期形成的生肖系统，借助传说形成一种观念阐释系统，成为民间文化中的形象哲学，如婚配上的属相、庙会祈祷、本命年等。后虽经短暂的改革开放（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而言）中国步入了现代文明，但农耕文明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是华夏儿女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长久的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推崇自然和谐，而不是掠夺自然。自然—人生态观根深蒂固，在当代也体现在国人对神灵、天的敬畏，如现在许多百姓（即便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也会在重要节日返乡）仍保留着烧香敬天、结婚时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等传统仪式以祈求上天对人的保佑。
起于现代工业文明发轫之初的美国文化经历了短暂的清教影响，旋即在十八世纪受到理性主义的清算，以《独立宣言》和《美国联邦宪法》铆定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主旋律。经过工业文明步入现代文明的美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快速“意识到人的自身强大的主观能动性与实践性，不再盲目地依附和借助于宗教或上帝，征服、改造自然的欲望表现地尤为强烈”（赵睿诗，2011： 7），强化了人定胜天、关注人的生存环境的人本主义生态观。
4. 意识形态艺术镜像与现实差别的反思
中美两国的生态观在艺术镜像下及理论分析上呈现出了鲜明的特点，然而，现实中两国的生态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外观却与此镜像呈现有略明显的差别。在2010年美国卫星绘制的全球污染颗粒PM2.5浓度地图中，中国是全球污染之最；而学者丁蕴一等人（2014）通过半年在美国多个城市的生活与考察，产生了对美国生态“自然化”、“个性化”、“多元化”、“人性化”及“生活艺术化”的印象。两国现实生态状况与生态思想偏离原因何在？
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近些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美国极为相似，处于商品化市场经济时代，以逐利为中心，生态文明让位于利益追逐，生态问题凸显。近年来中国提出“退耕还林还草”、保护环境人人有责、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等保护生态的政策，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生态观，也反映出了中国生态被破坏的现状及保护的迫切性。伴随着自然生态的破坏，人文生态也未能幸免于难，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职业道德败坏等现象之下人人自危，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现象也很难再见。
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性是以资本为中心，攫取最大的利益。美国借现代工业发展，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共产党主席在接受采访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难在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中创造和谐”（骆小平，2015： 17）。上个世纪美国环境保护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美国人的环保意识也开始加强，出现了诸多环境保护组织，不断引发了群众性的街头抗议，报刊杂志也不断发表呼吁保护环境的作品，这促使一系列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立法和案例裁决产生，也使美国环境状况有了很大改观，空气污染、水污染、水土流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从这些方面来看，美国似乎很好地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对生态进行了保护。然而，从全球来看，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真的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得到实现了吗？恐怕答案并非是肯定的。长期以来，随着美国制定的环境标准越来越高，致使很多企业都把目标转向了环境标准相对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的制造业主要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进口原材料，并将诸多生产外包，将本国生态问题转嫁到他国，如在20世纪美国公司在印度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农药厂毒气泄漏事件⑨，受害者是印度当地数以十万的居民。在中国日报的报道中，科林·斯皮克曼写到，“美国的鞋类和玩具类企业其供给源大体持平，韩国首先成为美国鞋类和玩具的生产地，后来转移到中国。美国制造业外包水平变化不大，唯一变化的是从一国转移到另外一国罢了，目前大多在中国。”⑩随后的制造业转移和金融投机过度导致产业日趋空心化，大量工厂倒闭，国内经济衰退，引发了国民不满与精神危机。正如《阿甘正传》中城市中民众反叛生活、信仰缺失的人群追随者阿甘奔跑，2011年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爆发便是在现实中表达了美国民众对大公司的贪婪不公和社会的不平等、大公司影响美国政治、以及金钱和公司对民主、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对法律和政治的负面影响的反抗。 5. 结语
中共党中央的十七大提出，构建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异化现象与日俱增，受资本主义金钱支配逻辑下的唯利是图、道德滑坡比比皆是，如果说自然生态危机挑战着人类生存空间，精神生态危机则挑战着人类的生存可能。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又相辅相成：精神生态的完善，人类心灵得到净化、有所敬畏、感恩，有利于自然生态的保护与重建；自然生态中优美环境反过来保障人享有洁净的空气、水，陶冶人的性情，支持着精神生态的建设。
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思维模式及社会文明发展轨迹造就了中美不同的生态观，放眼当代，两种生态观各有千秋，“在物质文明已空前发达，人与自然关系已空前全面的信息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这并不是向古代的简单复归，而是现代文明的呼唤，是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真正人道主义的归宿”（陈小玲，2008： 259）。人作为实践生态伦理的主体，发挥人类主观能动性，在尊重自然及人性的基础上，真正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生态文明，在人与大自然之间建立正确的伦理关系。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表达内容与现实有所差异，更为理想化，但“电影，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文化艺术形式，不仅体现了创作团队的主体意识，而且经由有关部门的审查、电影批评与评论者的学术洗礼、受众批判式的观影回馈，共同楔人了所在群体的社会文化心理，体现了其群体的文化意向”（陈开举&陈伟球，2014：119）。电影应充分发挥其传播、导向与调节功能，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以喜闻乐道的方式在文化传播交流中提高人们生态意识，形成人们对环境问题在观念上的认同，以观念指引行为，实现生态保护的全球化，培养生态地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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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ecological view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at the former， inheriting the harmonious cultural ideology“unity of man and nature”， maintains that man should act along the law of nature； whereas the latter， aris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establishing the theme of taking man as the center in the social culture， forms a human-oriented ecological view. These two different ecological views can be obviously found in these two classics Red Sorghum and Forrest Gump. This paper， with the aid of relevant theories of cultural study and film study， attempts to compare Chinese and American ecological views through study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ecology in Red Sorghum and Forrest Gump， interpret the underlying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nd propose the likely development tendency through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reality.
Key words：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human-oriented ecological view， ecological criticism， representation of ecology.
作者简介：薛萍，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继续教育（公开）学院助教。主要从事文化研究、商务英语教学研究。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外环东路178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校区，邮编5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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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