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6年10月，阳光明媚，金秋送爽，甘肃省图书馆迎来其百年华诞。是月17日，全馆职工及离退休人员，少长咸集，喜气洋洋，合影留念；20日举行盛大庆典，省市领导和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回首百年历程，瞻望未来前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我们有幸见证百年馆庆，倍感欣慰、喜悦；与此同时，更加怀念为甘图这座知识大厦添砖加瓦的先贤和前辈，正是几代人的智慧和汗水，才凝聚成了今天的辉煌。在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中，应该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弘扬什么样的精神，如何迎接未来的挑战，思绪万千，特以小文，略述己见。
一
乾坤轮转，时势多变，纵观甘肃省图书馆百年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时期：1916-1949年为时局动荡，艰难创业时期；1950-1976年为左倾干扰，曲折发展时期；1977-2016年为改革开放，蓬勃发展时期。解放前的旧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一些有识之士提倡教育救国，于是在上世纪初发起了新图书馆运动。此时的甘肃省议会议长阎士璘会同绅士刘尔炘、张继祖等，顺应时势，于1916年集兰山书院、求古书院之藏书，在五泉书院旧址创建了甘肃省公立图书馆。公立图书馆制订章程，存古纳新，对社会开放，标志着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已臻完成。但因连年战乱，经费拮据，人事更迭频繁，曾几易馆名（1942年定名为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发展缓慢，至1949年藏书仅6万多册，馆员6名。虽然如此，但首创者难为功，她仍不失为今日甘图之始祖。
这一时期，与甘肃省公立图书馆同呼吸共命运的还有国立西北图书馆。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北、华北沧陷，西北成为国民政府开发的着眼点。1942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创建第三个国家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议案，翌年成立了以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为主任的筹备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国立西北图书馆于1944年7月7日在皋兰书院旧址正式对外开放，刘国钧任馆长。刘先生为早年留美博士，以其先进的图书馆管理理念，苦心经营，广罗各国最新科学名著和杂志，悉心搜集西北文物和文献，设立西北资料专室，编制《西北文献书目》，奠定了甘肃省图书馆特色藏书之基础。与此同时，开展各种书刊展览和学术讲座，创办《西北文化周刊》，并于1945年成立了“兰州市图书馆协会”，开创了兰州地区馆际协作和业务交流的先河。至1949年8月兰州解放时，国立西北图书馆（1947年更名为国立兰州图书馆）藏书达10万册，职工45人，成为“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设事业的参考中心，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国立西北图书馆的创建和实践，大大提升了甘肃省图书馆在全国业界的地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甘肃省图书馆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建国初期，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与国立兰州图书馆合并，对旧有藏书、目录、组织机构和办馆方向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造，积极贯彻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方针，面向基层，面向工农兵，全方位、多渠道开展馆内外宣传和借阅服务。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党中央又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甘肃省图书馆迎来了大发展的良机。在为人民大众服务和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办馆方针指引下，全馆进行了一系列业务改革，根据本省社会发展和工农业生产需要，制定采选方针，加强文献资源建设，建成了以石油化工、有色冶金、农业、畜牧为重点的藏书体系；同时，加大西北地方文献的收藏力度，编制西北地方文献书目索引和专题文摘，成为海内外研究西北问题的参考中心；成立科技服务部，加强外文和科技书刊的补充，建立科技协作网，深入科研单位和大的厂矿企业，了解需要，送书上门，深得科研人员的欢迎；1958年成立甘肃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加强馆际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同年在馆内设立国家第二版本书库，规定全国所有出版物均送缴一种入藏保存，从而提高了甘肃省图书馆在业界和出版发行界的知名度；1960年，在对地县基层图书馆进行业务培训和辅导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在甘图设立了函授站，掀开了我省业界函授学历教育的历史篇章。在此期间，虽受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但经过几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甘肃省图书馆仍沿着正常轨道向前发展。1966年，风云突变，时局大转，“五一六”通知的出台，拉开了为期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图书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甘肃省图书馆绝大多数馆藏被斥为“封、资、修”予以禁锢，职工参加斗、批、改或被下放劳动锻炼，每周仅二、四下午和星期日开放，全馆业务基本陷入停顿状态。但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接受了李葵英、王椿图书876册、字画206轴；张思温先生遵照先父张质生遗愿，将家藏旧籍5271册，珍贵字画184轴，拓片照片238张捐赠甘图，成为甘图特藏的一个亮点。同年，文化部决定将辽宁省图书馆珍藏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及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移交甘肃省图书馆收藏。
1976年，“四人帮”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经过两三年的拨乱反正，全国各行各业走上了正常轨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到一个全面开放、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甘肃省图书馆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认真贯彻文化部制定的《省（自治区、市）公共图书馆工作条例》，引进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宣言》的办馆理念，使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得到了全面的发挥。1984年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甘肃省图书馆由县级建制升格为副地级建制，为此后增加编制、争取经费、扩充馆舍、增添设备创造了条件。1986年南河滩新馆的落成以及后来的维修扩建，为甘肃省图书馆的现代化长足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图书馆管理自动化工程（后经2002年的网络改造和此后的网络升级及设备扩容），使甘肃省图书馆完成了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化图书馆的过渡，为共享工程的实施和图书馆资源的数字化奠定了基础。1978年，为落实周恩来总理“要尽快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出来”的指示，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成立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委员会，著名版本学家、图书馆学家顾廷龙为主编，甘肃省图书馆被确定为西北五省区普查和编辑的组长馆，历经十余年编写举世闻名的《中国古藉善本书目》问世，甘图入编善本4000种10万册；其后国家实施的古籍善本书再造工程，甘肃省图书馆亦为编委；2007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通知，成立甘肃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协同有关单位对全省存藏古籍进行普查、注册、保护，将古籍整理保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979年甘肃省图书馆学会成立，并于1981年创办了《图书与情报》，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图书情报工作者开展经验交流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平台和园地；1993年在兰举办的海峡两岸图书馆事业学术交流，拉开了甘肃省图书情报界同仁与两岸同行专家进行学术交流的序幕。此后甘图多次参加国际图联年会及有关的國际性专题研讨活动，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水平，促进了甘肃省图书馆事业与图际先进水平的接轨。 二
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指出“图书馆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其产生、发展和变革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变革和发展息息相关。社会进步、经济发达、教育普及、文化繁荣，图书馆事业就得以顺利发展，否则就会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甘肃省图书馆百年发展的三个阶段，充分佐证了这一论断。以图书馆的基础建设为例，前三分之二的世纪里，馆舍面积一直维持在两三千平方米，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馆舍新建扩建至五六万平方米，馆藏文献资源也由20世纪70年代的百余万册翻番四五倍。但引以为戒的是，图书馆在适应社会情势变化时，必须遵循自身发展规律，谨防左右两种思潮的干扰，既要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服务，又不能使图书馆工作意识形态化。1958年大跃进时期，有人提出大建人民公社图书馆，将省馆的藏书源源不断送到农村基层，造成文献资源的大量流失；“文革”期间，又有人把图书馆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致使图书馆发展不前。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要防止打着贯彻政府的政策旗号，大搞形象工程，影响图书馆有限人力物力资源的合理使用。图书馆工作规律与社会情势的有机结合，才是图书馆发展的科学道路。
图书馆工作规律取决于图书馆的性质和职能。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巴特勒认为，图书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人类记忆承托于文献记载，因此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实施传递情报信息，实现社会教育职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文献资源建设，必须遵循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系统收藏的原则，甘肃省图书馆在藏书补充工作中，始终坚持“种多册少”（热门书除外）的采选方针，经百年积累，建成了适应本省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的完整的系统的文献资源体系。尤其是西北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更是片纸只字皆在收藏之列，由是年深日久，凸现了馆藏特色，被业界誉称为北刘（国钧奠基的西北地方文献）南杜（定友奠基的广东中山馆广东地方文献），成为全国省市图书馆加强地方文献建设的样板。至于馆藏文献的分类编目、加工整理，从建馆伊始，就注重建章立制、规范程序、严格执行、一以贯之。早在1944年国立西北图书馆成立时，就采用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类分文献资料，直至1975年才改用全国统一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类分各种中外文书刊文献资源，前后一致的书刊分类体系，有利于馆藏组织管理，又方便了读者检索（国内许多图书馆因在不同时期不同文种采用不同的分类法而给工作和读者带来诸多不便），细致扎实的基础工作是甘图的优良传统。在讀者服务工作中，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帮读者之所需，一本书、一个读者、一张卡片都要认真对待的办馆风尚，至今仍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百年馆庆，更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是甘图的人文精神。在过去一百年的岁月里，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处于经费拮据、馆舍狭窄、设备简陋的艰苦阶段。在那样的环境里，先辈们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忘我工作、克服困难、求真务实、不断革新，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甘肃省图书馆这棵智慧大树茁壮成长，今天在“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人怎能忘怀他们的精神和奉献呢？一代宗师刘国钧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不仅创办了国立西北图书馆，而且他的图书馆学理论、办馆理念、分类编目的学科体系以及图书馆自动化的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尤其是他在引进西方理论、技术的同时，能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推动工作革新和事业发展，更值得吾辈发扬光大。毕生供职甘肃省图书馆的陆泰安先生，解放前参加地下党，解放后曾首任馆长，奉公以勤，倾心于地方文献的搜集，编制了多种西北地方文献书目索引，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他以馆为家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感召着甘图人。吴田易先生1944年随刘国钧先生从南京来兰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他古文功底深厚，善书隶楷，在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工程启动时，被编委会聘为经部主编，对西北古籍善本书的普查和甘图古籍善本的鉴定、著录、编目作出了贡献，但在20世纪80代年首次职称评聘时，他却婉言谢绝了申报。王卉、牟实库、汝若愚等，他们为解放前西北师院、兰州大学、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知识面广，业务精益求精，在甘图汗牛充栋的中外文馆藏和庞大的目录体系中，随时可见他们的劳动成果。魏海莲、丁志甲为建国前后的老馆员，长期从事接待读者的一线工作，对馆藏如数家珍，对读者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活字典”；还有王显蓉、王钦荣、郝静严等一批女同胞，她们在家里是贤妻良母，但在工作中却泼辣干练，不怕脏不怕累，搬书、上架、倒库、接待读者，每天往返书库要走几十里路，却从无怨言，在平淡凡事中乐享人生。纪鸿儒、柴孝述他们虽为民国行伍出身，但其默默奉献的敬业精神，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纪鸿儒秀美的馆阁书体，吸引了不少人的效仿。还有周丕显研究敦煌学的成果，颜宗荣的实干精神和较强的组织能力，邵国秀整理古籍的献身精神，亦为大家所称道。掌管总务的方学俊、童玉林，坚持原则，勤俭持家，在馆舍简陋，物资紧缺的条件下，将书架、桌椅板凳及各种办公用品管理得井井有条，连一篓煤球、一个笔记本记录在册，他们以一个螺丝钉的作用，保证图书馆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以上先辈虽已作古，但他们在甘肃省图书馆工作中的印记永远不会磨灭，他们共同凝聚的甘图人文精神永放光芒！
三
唐代政治家、诗人张九龄指出，“鉴往可以昭来”。回眸百年历程，吸取经验教训，弘扬甘图人文精神，开创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是为百年馆庆的初衷。特别是信息社会，网络时代，馆际竞争日趋激烈，各馆都在打造自已的品牌，甘图更应借此良机，发挥优势，弥补短板，为下一个百年的长足发展开好局，打下良好的基础。
回想甘肃省图书馆之所以在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界占有一席之地，可能与以下诸因素有关：国立西北图书馆的历史，国家第二版本书库的设立，丰富的西资馆藏，图书馆建制的升格，还有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移藏，以及扎实的基础工作、融洽的地区馆际协作和长期保持核心期刊的《图书与情报》等。以上诸因素中西北国立图书馆和版本书库已成为历史，《四库全书》重在万无一失的保护，其他工作则应在原有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保持品牌，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诸如西北文献资源的建设和开发利用，过去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从20世纪80年起各馆都十分重视本地区文献资源的收集和研究工作，浙江、湖南省馆多次介绍经验；广东中山馆更是成立研究机构，不惜重金编辑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巨制《广州大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在加强对新的各种载体出版物不遗余力收藏的基础上，统盘规划，对原有西北地方文献进行广度和深度的文献研究开发，以数字化或印刷体推出系列专题成果，为西北经济建设提供文献信息参考。《图书与情报》也是甘图在业界的一个品牌，以多刊登课题成果，理论性强、观念前卫为其显著特点，今后可进一步加强来稿筛选，免缓那些与图书情报理论和事业实践相距较远的文稿，增加图书情报事业和工作规律探讨的文章，以便更接地气，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至于业务基础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的发展，贵在不断革新完善，保持馆藏文献信息资源的系统性完整性，对各项业务工作的规章细则，进行审定整理，按管理机制、文献加工整序、读者服务、绩效评估及奖惩几部分汇编成册，人手一份，定期检查，严格执行，规范职工行为和业务流程，确保全馆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运行。 社会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图书馆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放眼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转变，皆由技术革命而使然；图书馆亦因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而由传统图书馆转变为自动化、现代化的图书馆。自2015年初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以后，全国各行各业都开始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电商的崛起，威协着实体商店的生存；智能手机的普及，也影响了读者的到馆率。于是图书馆界的同仁也开始了“互联网+图书馆”战略的研究和探讨。国家图书馆率先行动，积极探索如何在新的“互联网+”形势下为读者更好服务，已建立了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广播电视网全媒体覆盖的服务渠道，将服务扩展至计算机手持阅读器、平板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电子触摸屏等多种服务终端，初步建成了基于手机客户端、个性化图书资源、在线咨询服务形式的国家图书馆移动服务体系，为向构建“云阅读”大数据时代的全媒体复合型图书馆转型打下了基础。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要结合甘肃地方实际，探讨“互联网+图书馆”的发展思路。“互联网+图书馆”的价值和功能，就是读者足不出户，通过互联網宽带为渠道，以数字电视为平台，咨询和获取图书馆的海量数字资源及知识信息。为此，从现在开始就要朝这一方向进行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工作。加大互联网宽带流量，改善软件基础设施，加速馆藏文献数字化（尤其是西北地方文献的数字化）和业务工作标准化，积极开拓跨界融合。跨界融合是扩充馆藏、实现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可以先利用本地区业界良好的协作优势，组建若干个馆参加的图书馆联盟，实现数字资源共享，然后扩展到相关行业，实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再与国内外网络接轨，便可让成千上万的用户手持鼠标或点一下触摸屏，就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
为实现上述目标，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是关键。图书馆是个综合知识部门，其任务是搜集、整理、保存和传递文献资源信息，因此干部队伍的组建应是各种学科、各个专业、各种技能、不同层次多维的立体结构；其共同素质要求则是广博的知识面，熟练的知识组织管理技能，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职业道德。干部建设和人才的培养可通过引进、继续教育和自我提高三个途径进行。鉴于当前利益驱动的普世价值观，地处西北高原的甘肃省图书馆，要从外地引进较高层次的专业人才比较困难。因此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对本馆职工进行继续教育上面，总结本馆从事函授教育、举办各种培训班和讲座等50多年的经验，制订全馆职工继续教育的规划，完善继续教育的制度，加强继续教育的考核，使职工继续教育正轨化、常态化，以保持干部队伍知识不断更新，业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能力的不断增强。人才成长的根本动力还在自身的努力，王国维、钱穆等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们长期刻苦钻研、自我培养、自我提升，成为公认的一代国学大师。我们今天的图书馆人，身处书山学海，为向书本学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工作中接触各类读者，为向他人学习、向社会学习提供了捷径；经常参加各种研讨会或撰写文章，又不失为向自己学习的机会。图书馆应倡导自强不息精神，为自我提升、自我培养创造条件，表彰奖励工作成绩突出、自学成才、科研有成果者；并着力打造图书馆组织文化，弘扬敬业爱岗、求真务实、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精神和风尚，为每个人的发展创造和谐的环境。通过上述途径和举措，逐渐培养一批图书馆组织管理人才、文献研究开发人才、现代技术应用人才、读者阅读推广人才，推动甘肃省图书馆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再铸辉煌。
一
乾坤轮转，时势多变，纵观甘肃省图书馆百年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时期：1916-1949年为时局动荡，艰难创业时期；1950-1976年为左倾干扰，曲折发展时期；1977-2016年为改革开放，蓬勃发展时期。解放前的旧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一些有识之士提倡教育救国，于是在上世纪初发起了新图书馆运动。此时的甘肃省议会议长阎士璘会同绅士刘尔炘、张继祖等，顺应时势，于1916年集兰山书院、求古书院之藏书，在五泉书院旧址创建了甘肃省公立图书馆。公立图书馆制订章程，存古纳新，对社会开放，标志着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已臻完成。但因连年战乱，经费拮据，人事更迭频繁，曾几易馆名（1942年定名为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发展缓慢，至1949年藏书仅6万多册，馆员6名。虽然如此，但首创者难为功，她仍不失为今日甘图之始祖。
这一时期，与甘肃省公立图书馆同呼吸共命运的还有国立西北图书馆。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北、华北沧陷，西北成为国民政府开发的着眼点。1942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创建第三个国家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议案，翌年成立了以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为主任的筹备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国立西北图书馆于1944年7月7日在皋兰书院旧址正式对外开放，刘国钧任馆长。刘先生为早年留美博士，以其先进的图书馆管理理念，苦心经营，广罗各国最新科学名著和杂志，悉心搜集西北文物和文献，设立西北资料专室，编制《西北文献书目》，奠定了甘肃省图书馆特色藏书之基础。与此同时，开展各种书刊展览和学术讲座，创办《西北文化周刊》，并于1945年成立了“兰州市图书馆协会”，开创了兰州地区馆际协作和业务交流的先河。至1949年8月兰州解放时，国立西北图书馆（1947年更名为国立兰州图书馆）藏书达10万册，职工45人，成为“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设事业的参考中心，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国立西北图书馆的创建和实践，大大提升了甘肃省图书馆在全国业界的地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甘肃省图书馆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建国初期，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与国立兰州图书馆合并，对旧有藏书、目录、组织机构和办馆方向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造，积极贯彻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方针，面向基层，面向工农兵，全方位、多渠道开展馆内外宣传和借阅服务。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党中央又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甘肃省图书馆迎来了大发展的良机。在为人民大众服务和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办馆方针指引下，全馆进行了一系列业务改革，根据本省社会发展和工农业生产需要，制定采选方针，加强文献资源建设，建成了以石油化工、有色冶金、农业、畜牧为重点的藏书体系；同时，加大西北地方文献的收藏力度，编制西北地方文献书目索引和专题文摘，成为海内外研究西北问题的参考中心；成立科技服务部，加强外文和科技书刊的补充，建立科技协作网，深入科研单位和大的厂矿企业，了解需要，送书上门，深得科研人员的欢迎；1958年成立甘肃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加强馆际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同年在馆内设立国家第二版本书库，规定全国所有出版物均送缴一种入藏保存，从而提高了甘肃省图书馆在业界和出版发行界的知名度；1960年，在对地县基层图书馆进行业务培训和辅导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在甘图设立了函授站，掀开了我省业界函授学历教育的历史篇章。在此期间，虽受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但经过几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甘肃省图书馆仍沿着正常轨道向前发展。1966年，风云突变，时局大转，“五一六”通知的出台，拉开了为期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图书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甘肃省图书馆绝大多数馆藏被斥为“封、资、修”予以禁锢，职工参加斗、批、改或被下放劳动锻炼，每周仅二、四下午和星期日开放，全馆业务基本陷入停顿状态。但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接受了李葵英、王椿图书876册、字画206轴；张思温先生遵照先父张质生遗愿，将家藏旧籍5271册，珍贵字画184轴，拓片照片238张捐赠甘图，成为甘图特藏的一个亮点。同年，文化部决定将辽宁省图书馆珍藏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及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移交甘肃省图书馆收藏。
1976年，“四人帮”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经过两三年的拨乱反正，全国各行各业走上了正常轨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到一个全面开放、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甘肃省图书馆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认真贯彻文化部制定的《省（自治区、市）公共图书馆工作条例》，引进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宣言》的办馆理念，使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得到了全面的发挥。1984年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甘肃省图书馆由县级建制升格为副地级建制，为此后增加编制、争取经费、扩充馆舍、增添设备创造了条件。1986年南河滩新馆的落成以及后来的维修扩建，为甘肃省图书馆的现代化长足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图书馆管理自动化工程（后经2002年的网络改造和此后的网络升级及设备扩容），使甘肃省图书馆完成了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化图书馆的过渡，为共享工程的实施和图书馆资源的数字化奠定了基础。1978年，为落实周恩来总理“要尽快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出来”的指示，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成立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委员会，著名版本学家、图书馆学家顾廷龙为主编，甘肃省图书馆被确定为西北五省区普查和编辑的组长馆，历经十余年编写举世闻名的《中国古藉善本书目》问世，甘图入编善本4000种10万册；其后国家实施的古籍善本书再造工程，甘肃省图书馆亦为编委；2007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通知，成立甘肃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协同有关单位对全省存藏古籍进行普查、注册、保护，将古籍整理保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979年甘肃省图书馆学会成立，并于1981年创办了《图书与情报》，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图书情报工作者开展经验交流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平台和园地；1993年在兰举办的海峡两岸图书馆事业学术交流，拉开了甘肃省图书情报界同仁与两岸同行专家进行学术交流的序幕。此后甘图多次参加国际图联年会及有关的國际性专题研讨活动，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水平，促进了甘肃省图书馆事业与图际先进水平的接轨。 二
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指出“图书馆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其产生、发展和变革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变革和发展息息相关。社会进步、经济发达、教育普及、文化繁荣，图书馆事业就得以顺利发展，否则就会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甘肃省图书馆百年发展的三个阶段，充分佐证了这一论断。以图书馆的基础建设为例，前三分之二的世纪里，馆舍面积一直维持在两三千平方米，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馆舍新建扩建至五六万平方米，馆藏文献资源也由20世纪70年代的百余万册翻番四五倍。但引以为戒的是，图书馆在适应社会情势变化时，必须遵循自身发展规律，谨防左右两种思潮的干扰，既要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服务，又不能使图书馆工作意识形态化。1958年大跃进时期，有人提出大建人民公社图书馆，将省馆的藏书源源不断送到农村基层，造成文献资源的大量流失；“文革”期间，又有人把图书馆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致使图书馆发展不前。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要防止打着贯彻政府的政策旗号，大搞形象工程，影响图书馆有限人力物力资源的合理使用。图书馆工作规律与社会情势的有机结合，才是图书馆发展的科学道路。
图书馆工作规律取决于图书馆的性质和职能。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巴特勒认为，图书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人类记忆承托于文献记载，因此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实施传递情报信息，实现社会教育职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文献资源建设，必须遵循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系统收藏的原则，甘肃省图书馆在藏书补充工作中，始终坚持“种多册少”（热门书除外）的采选方针，经百年积累，建成了适应本省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的完整的系统的文献资源体系。尤其是西北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更是片纸只字皆在收藏之列，由是年深日久，凸现了馆藏特色，被业界誉称为北刘（国钧奠基的西北地方文献）南杜（定友奠基的广东中山馆广东地方文献），成为全国省市图书馆加强地方文献建设的样板。至于馆藏文献的分类编目、加工整理，从建馆伊始，就注重建章立制、规范程序、严格执行、一以贯之。早在1944年国立西北图书馆成立时，就采用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类分文献资料，直至1975年才改用全国统一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类分各种中外文书刊文献资源，前后一致的书刊分类体系，有利于馆藏组织管理，又方便了读者检索（国内许多图书馆因在不同时期不同文种采用不同的分类法而给工作和读者带来诸多不便），细致扎实的基础工作是甘图的优良传统。在讀者服务工作中，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帮读者之所需，一本书、一个读者、一张卡片都要认真对待的办馆风尚，至今仍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百年馆庆，更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是甘图的人文精神。在过去一百年的岁月里，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处于经费拮据、馆舍狭窄、设备简陋的艰苦阶段。在那样的环境里，先辈们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忘我工作、克服困难、求真务实、不断革新，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甘肃省图书馆这棵智慧大树茁壮成长，今天在“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人怎能忘怀他们的精神和奉献呢？一代宗师刘国钧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不仅创办了国立西北图书馆，而且他的图书馆学理论、办馆理念、分类编目的学科体系以及图书馆自动化的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尤其是他在引进西方理论、技术的同时，能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推动工作革新和事业发展，更值得吾辈发扬光大。毕生供职甘肃省图书馆的陆泰安先生，解放前参加地下党，解放后曾首任馆长，奉公以勤，倾心于地方文献的搜集，编制了多种西北地方文献书目索引，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他以馆为家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感召着甘图人。吴田易先生1944年随刘国钧先生从南京来兰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他古文功底深厚，善书隶楷，在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工程启动时，被编委会聘为经部主编，对西北古籍善本书的普查和甘图古籍善本的鉴定、著录、编目作出了贡献，但在20世纪80代年首次职称评聘时，他却婉言谢绝了申报。王卉、牟实库、汝若愚等，他们为解放前西北师院、兰州大学、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知识面广，业务精益求精，在甘图汗牛充栋的中外文馆藏和庞大的目录体系中，随时可见他们的劳动成果。魏海莲、丁志甲为建国前后的老馆员，长期从事接待读者的一线工作，对馆藏如数家珍，对读者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活字典”；还有王显蓉、王钦荣、郝静严等一批女同胞，她们在家里是贤妻良母，但在工作中却泼辣干练，不怕脏不怕累，搬书、上架、倒库、接待读者，每天往返书库要走几十里路，却从无怨言，在平淡凡事中乐享人生。纪鸿儒、柴孝述他们虽为民国行伍出身，但其默默奉献的敬业精神，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纪鸿儒秀美的馆阁书体，吸引了不少人的效仿。还有周丕显研究敦煌学的成果，颜宗荣的实干精神和较强的组织能力，邵国秀整理古籍的献身精神，亦为大家所称道。掌管总务的方学俊、童玉林，坚持原则，勤俭持家，在馆舍简陋，物资紧缺的条件下，将书架、桌椅板凳及各种办公用品管理得井井有条，连一篓煤球、一个笔记本记录在册，他们以一个螺丝钉的作用，保证图书馆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以上先辈虽已作古，但他们在甘肃省图书馆工作中的印记永远不会磨灭，他们共同凝聚的甘图人文精神永放光芒！
三
唐代政治家、诗人张九龄指出，“鉴往可以昭来”。回眸百年历程，吸取经验教训，弘扬甘图人文精神，开创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是为百年馆庆的初衷。特别是信息社会，网络时代，馆际竞争日趋激烈，各馆都在打造自已的品牌，甘图更应借此良机，发挥优势，弥补短板，为下一个百年的长足发展开好局，打下良好的基础。
回想甘肃省图书馆之所以在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界占有一席之地，可能与以下诸因素有关：国立西北图书馆的历史，国家第二版本书库的设立，丰富的西资馆藏，图书馆建制的升格，还有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移藏，以及扎实的基础工作、融洽的地区馆际协作和长期保持核心期刊的《图书与情报》等。以上诸因素中西北国立图书馆和版本书库已成为历史，《四库全书》重在万无一失的保护，其他工作则应在原有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保持品牌，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诸如西北文献资源的建设和开发利用，过去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从20世纪80年起各馆都十分重视本地区文献资源的收集和研究工作，浙江、湖南省馆多次介绍经验；广东中山馆更是成立研究机构，不惜重金编辑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巨制《广州大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在加强对新的各种载体出版物不遗余力收藏的基础上，统盘规划，对原有西北地方文献进行广度和深度的文献研究开发，以数字化或印刷体推出系列专题成果，为西北经济建设提供文献信息参考。《图书与情报》也是甘图在业界的一个品牌，以多刊登课题成果，理论性强、观念前卫为其显著特点，今后可进一步加强来稿筛选，免缓那些与图书情报理论和事业实践相距较远的文稿，增加图书情报事业和工作规律探讨的文章，以便更接地气，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至于业务基础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的发展，贵在不断革新完善，保持馆藏文献信息资源的系统性完整性，对各项业务工作的规章细则，进行审定整理，按管理机制、文献加工整序、读者服务、绩效评估及奖惩几部分汇编成册，人手一份，定期检查，严格执行，规范职工行为和业务流程，确保全馆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运行。 社会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图书馆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放眼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转变，皆由技术革命而使然；图书馆亦因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而由传统图书馆转变为自动化、现代化的图书馆。自2015年初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以后，全国各行各业都开始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电商的崛起，威协着实体商店的生存；智能手机的普及，也影响了读者的到馆率。于是图书馆界的同仁也开始了“互联网+图书馆”战略的研究和探讨。国家图书馆率先行动，积极探索如何在新的“互联网+”形势下为读者更好服务，已建立了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广播电视网全媒体覆盖的服务渠道，将服务扩展至计算机手持阅读器、平板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电子触摸屏等多种服务终端，初步建成了基于手机客户端、个性化图书资源、在线咨询服务形式的国家图书馆移动服务体系，为向构建“云阅读”大数据时代的全媒体复合型图书馆转型打下了基础。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要结合甘肃地方实际，探讨“互联网+图书馆”的发展思路。“互联网+图书馆”的价值和功能，就是读者足不出户，通过互联網宽带为渠道，以数字电视为平台，咨询和获取图书馆的海量数字资源及知识信息。为此，从现在开始就要朝这一方向进行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工作。加大互联网宽带流量，改善软件基础设施，加速馆藏文献数字化（尤其是西北地方文献的数字化）和业务工作标准化，积极开拓跨界融合。跨界融合是扩充馆藏、实现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可以先利用本地区业界良好的协作优势，组建若干个馆参加的图书馆联盟，实现数字资源共享，然后扩展到相关行业，实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再与国内外网络接轨，便可让成千上万的用户手持鼠标或点一下触摸屏，就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
为实现上述目标，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是关键。图书馆是个综合知识部门，其任务是搜集、整理、保存和传递文献资源信息，因此干部队伍的组建应是各种学科、各个专业、各种技能、不同层次多维的立体结构；其共同素质要求则是广博的知识面，熟练的知识组织管理技能，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职业道德。干部建设和人才的培养可通过引进、继续教育和自我提高三个途径进行。鉴于当前利益驱动的普世价值观，地处西北高原的甘肃省图书馆，要从外地引进较高层次的专业人才比较困难。因此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对本馆职工进行继续教育上面，总结本馆从事函授教育、举办各种培训班和讲座等50多年的经验，制订全馆职工继续教育的规划，完善继续教育的制度，加强继续教育的考核，使职工继续教育正轨化、常态化，以保持干部队伍知识不断更新，业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能力的不断增强。人才成长的根本动力还在自身的努力，王国维、钱穆等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们长期刻苦钻研、自我培养、自我提升，成为公认的一代国学大师。我们今天的图书馆人，身处书山学海，为向书本学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工作中接触各类读者，为向他人学习、向社会学习提供了捷径；经常参加各种研讨会或撰写文章，又不失为向自己学习的机会。图书馆应倡导自强不息精神，为自我提升、自我培养创造条件，表彰奖励工作成绩突出、自学成才、科研有成果者；并着力打造图书馆组织文化，弘扬敬业爱岗、求真务实、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精神和风尚，为每个人的发展创造和谐的环境。通过上述途径和举措，逐渐培养一批图书馆组织管理人才、文献研究开发人才、现代技术应用人才、读者阅读推广人才，推动甘肃省图书馆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再铸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