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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满腹的惆怅和迷茫，走进军委扩大会议会场
1959年8月16日清晨。海军航空兵的一架里-2运输机从北京向着北国江城哈尔滨飞去。搭乘这架飞机的是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他准备花上几天时间，为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设计建造组织技术协作和攻关。
当天下午。正在哈尔滨汽轮机厂参观的罗舜初接到了从北京打来的紧急电话：“军委通知，要开扩大会议。请你明天马上赶回北京。”
“我今天刚到，还有一大摊事没办完呢!能不能缓两天再回去?”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召开时，罗舜初正好在上海召开“海军舰艇小修不进厂”现场会。就曾请假晚到了几天。这一次，他打算援引先例，稍晚几天再到会。
“不行，军委通知不准请假，必须准时到会!”看来没价钱可讲，只有回去了，可这一趟总不能空跑吧。罗舜初放下电话，立即布置挑灯夜战，连夜开会。
第二天当飞机跃上蓝天，向着北京平稳飞行时，毫无倦意的罗舜初习惯地点燃一支烟，静静地思考着。刚刚出来不到一天就被召回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催得这样急呢?
早在一个多月以前。他就从中南海的一些秘书那里听说。中央正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毛主席这半年来的一些谈话看，中央是要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了。八一建军节过后。在海军工作的中央委员萧劲光和候补中央委员苏振华接到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此刻，中央全会想必是已经结束，军委这样紧急地召开扩大会议，八成是传达和贯彻落实中央全会的精神。国家已经走到这一步。再不纠“左”，怎么得了啊!一想到“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终于可以得到总结了，罗舜初感到心情十分舒畅。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轻松地把头扭过去，满怀深情地透过飞机舷窗，欣赏着阳光照耀下的锦绣河山。
回到北京后罗舜初才惊讶地知道。就在他离开北京的那一天，在庐山上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落下了沉重的帷幕。全会作出的决议不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而是题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
尤其让罗舜初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次全会怎么竞闹出个“军事俱乐部”来呢?在军队高级干部眼中，彭德怀是个不党不群、严肃有余的人。罗舜初随彭德怀出过几次差，每次路上都是彭德怀独自在他的车厢内看书、批文件，随行的各单位负责人则在另一节车厢内轻松地聊天、打扑克，等候彭德怀的传唤。彭德怀叫到谁。谁就过去谈工作，谈完就走，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谁若想多说几句话和彭德怀套近乎，肯定会自讨没趣。挨一顿臭骂。
至于说有人在庐山上揭发彭德怀艰苦朴素是假的，是“伪君子”，就更让人不可思议了。抗战中期，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到苏北新四军看病回来，捎回了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给罗舜初的一封信。红军时期，张云逸在军委一局当局长，罗舜初是一局的参谋。老局长在信中勉励正在成长中的小参谋。要他向毛主席学习总揽全局，向周恩来副主席学习细致的工作作风。向彭德怀学习艰苦朴素的优秀品质。足见彭德怀的艰苦朴素，在党内军内早已有口皆碑。
多少年来，罗舜初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处处以彭老总为楷模自觉效仿，还以彭德怀为例子教育部队，严格要求各级干部。罗舜初清楚地记得，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取消了小灶，和普通战士一起吃大灶，共度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赢得了军内外的敬佩。
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彭德怀不改战争年代形成的习惯，依然严格自律，丝毫不减当年。
有一次罗舜初随彭德怀出差去定海，当地驻军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彭德怀一行，彭德怀见了大发雷霆，直到他们把美酒佳肴都撤了下去，只留下粗茶淡饭才息怒就餐。在离开杭州登车北行勘察之前，彭德怀看到有人往车上装绍兴酒，就问随行的参谋：“酒是哪里来的?”当参谋回答有买的，有送的时，彭德怀顿时怒容满面，厉声喝问：“送谁的?谁送的?哪个出的钱?”同时，他还一再追问离开军舰登岸时是否按标准结算了伙食费。所有这一切，罗舜初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深深感到，彭德怀的高风亮节够学一辈子的，怎么到了今天，这一切都成了假的，成了“伪君子”?
当“大跃进”初起的时候。罗舜初曾经在海军机关处以上领导会议上说：“当国家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以前，也就是在今后三五年内，不要出点子增加国家的困难，应该有意识地减少国家的困难。必须了解，如果现在过多地要求拨出外汇来购买装备，势必削弱国家工业化，甚至推迟工业化的速度。只要国家工业化有了结果，海军发展也就有前途，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信心。现在海军的力量已经不小了。问题是把它们组织起来巩固与提高，为将来的发展准备人才。工业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现在的问题不是争大小多少。而是解决人和技术的矛盾，在培养干部提高技术方面要反对保守主义，必须迈开脚步，跑步跟上。”
后来，罗舜初又在海军修船工作会议上说：“从经济上讲，党中央、毛主席都说建设社会主义要多、快、好、省。对我们来讲，多，不是多造舰艇，是平时训练有更多的船；打起仗来有更多的船。是从舰艇在航率这个意义上来讲多。军舰进厂和自修的费用是8：1，全国就拿6：1来算，这个经济价值很大，能节省很多开支，把钱省出来投到工业建设上去。”没想到事态的发展和他的想法大相径庭。他怎么也没想到，人民公社一搞起来。竞有人提出军队也要参加到公社里去。更没有想到。一个大炼钢铁，把军队也卷了进去。就连自己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也天真地响应学校的号召，把好端端的铁皮玩具上交大炼钢铁。荒唐啊，实在荒唐!对于“大跃进”中的全民大炼钢铁，罗舜初也颇有看法。當海军某舰队向海军请示，要建炼钢厂，每年炼出300万吨钢时，他公开表示：“海军的工厂要是有条件，可以炼点钢。部队是打仗的，要以训练为主。”硬是把这个请示报告压下来不批。
1959年的5月。罗舜初从海南岛出差回来，看到北京正在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而热火朝天地突击进行十大建筑工程时，在一路上看到的贫困景象及海军部队面临的艰苦条件，在他头脑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不禁感慨万分：“群众生活这样苦，十大建筑能不能少搞几个，缓搞几个?”
所有这一切。罗舜初满以为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可以给出个新说法。没想到“左”没有纠成。彭德怀却成了“资产阶级野心家、伪君子”。对于罗舜初来说。这个弯子实在没法转。正是怀着满腹的惆怅与迷茫，罗舜初走进了军委扩大会议的会场。
“如果硬要我说我是反党、反毛主席的，我可说不出来，因为我确实没有反，我也不能编造说反了。”
军委扩大会议后，全军各大单位相继召开党委全会，进一步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肃清彭德怀在军中的影响。海军也不例外，立即召开了海军党委一届七次全会。
海军一位主要领导在预备会议上为会议定下了基调：“在这次会议上，罗舜初同志要有充分精神准备，会 即进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两年以后。在研究罗舜初毕业后的去向和工作安排时，海军有人反映，罗舜初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表现不好，对于反右倾和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样的大是大非不表态，不适宜到重要部门，更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曾经指示海军要清算罗舜初的林彪，此刻则对罗舜初有了新的看法。认为罗舜初在海军工作是有成绩的。在总政主任罗荣桓等人的坚持下，军委还是分配罗舜初到任务十分艰巨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任院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神州大地，罗舜初在运动初起时因为“二十八昼夜事件”被停职反省。后经聂荣臻提议，林彪、周恩来、徐向前等人批准。他很快又恢复工作，继续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职务，在周恩来、聂荣臻领导下，艰难地从事着研制发射“两弹一星”的具体组织工作。
彭德怀此时的处境则恶化到了极点。1967年的夏天。当彭德怀被军內外造反派轮番拉到台上残酷批斗时，仍在坚持工作的罗舜初接到通知，要他出席批彭大会。此时的罗舜初本可以借故不去。为了再看一眼相违已久的彭老总，他还是去了。当他看到彭德怀遭到侮辱和毒打时，忍不住低下头去，唯一能做的就是紧闭嘴巴。坚决不喊一句“打倒彭德怀”一类的口号。
九一三事件后。罗舜初因为不赞成批判林彪的“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发展无线电电子技术”的方针，又一次成为批判的对象。1973年隆冬，罗舜初病倒了，正在挨批的他求医无门，最后在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才得以在夜深人静时被送进301医院治疗。
一天上午，一位老医生查房时看看周围没人，压低声音对罗舜初说：“彭德怀得了不治之症。被移送到301医院看管治疗，就关押在对面那座楼里，下午做治疗时。将从这扇窗户后的楼梯经过。”
啊!怀念已久的彭老总就关在对面的楼里。得知这个消息后，罗舜初脑际立刻浮现出几年前彭老总被批斗时令人心酸的一幕。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见过彭德怀，也不知道彭老总的近况如何。如今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决定冒一次险。说什么也要再看一眼彭老总。第二天下午，罗舜初不顾严寒，披上棉大衣，提前站立在病房外的阳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列面楼的一扇窗户。大约4点钟的时候，一个面容憔悴的老人在两个年轻战士的看押下。果然出现在那扇窗户后面的楼梯上。是彭德怀，没错，就是彭德怀!这时，久不见天日的彭德怀向着窗户抬起了头，当两个人的目光终于接触在一起的瞬间。罗舜初不由自主地慢慢举起右手，向正在蒙难的老首长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彭德怀，此后，彭德怀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窗户后面的楼梯上。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彻底为他平反昭雪。1979年春，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党委关于罗舜初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
当人们向罗舜初表示祝贺时。不知哪位同志冒出一句“这下好了，彭德怀的人总算都被解放了”。罗舜初立刻勃然不悦。纠正说：“谁是彭德怀的人?我谁的人也不是，我就是我!我和彭德怀同志之间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往来，哪里有什么特殊关系。要不是那次批判，我都不知道彭老总还说过以后开会海军只叫罗舜初来就行了。我只记得彭德怀同志有一次提醒我说：‘不要忘记，你是副司令，要多向萧司令、苏政委请示。’我当时理解他的意思是要我警惕。不要因为他找我的次数多了就忘乎所以。至于庐山会议后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原因很简单：一是这样对待彭德怀同志太过分了，不公平；二是我不愿意参加整人的活动。”
1959年8月16日清晨。海军航空兵的一架里-2运输机从北京向着北国江城哈尔滨飞去。搭乘这架飞机的是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他准备花上几天时间，为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设计建造组织技术协作和攻关。
当天下午。正在哈尔滨汽轮机厂参观的罗舜初接到了从北京打来的紧急电话：“军委通知，要开扩大会议。请你明天马上赶回北京。”
“我今天刚到，还有一大摊事没办完呢!能不能缓两天再回去?”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召开时，罗舜初正好在上海召开“海军舰艇小修不进厂”现场会。就曾请假晚到了几天。这一次，他打算援引先例，稍晚几天再到会。
“不行，军委通知不准请假，必须准时到会!”看来没价钱可讲，只有回去了，可这一趟总不能空跑吧。罗舜初放下电话，立即布置挑灯夜战，连夜开会。
第二天当飞机跃上蓝天，向着北京平稳飞行时，毫无倦意的罗舜初习惯地点燃一支烟，静静地思考着。刚刚出来不到一天就被召回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催得这样急呢?
早在一个多月以前。他就从中南海的一些秘书那里听说。中央正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毛主席这半年来的一些谈话看，中央是要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了。八一建军节过后。在海军工作的中央委员萧劲光和候补中央委员苏振华接到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此刻，中央全会想必是已经结束，军委这样紧急地召开扩大会议，八成是传达和贯彻落实中央全会的精神。国家已经走到这一步。再不纠“左”，怎么得了啊!一想到“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终于可以得到总结了，罗舜初感到心情十分舒畅。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轻松地把头扭过去，满怀深情地透过飞机舷窗，欣赏着阳光照耀下的锦绣河山。
回到北京后罗舜初才惊讶地知道。就在他离开北京的那一天，在庐山上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落下了沉重的帷幕。全会作出的决议不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而是题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
尤其让罗舜初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次全会怎么竞闹出个“军事俱乐部”来呢?在军队高级干部眼中，彭德怀是个不党不群、严肃有余的人。罗舜初随彭德怀出过几次差，每次路上都是彭德怀独自在他的车厢内看书、批文件，随行的各单位负责人则在另一节车厢内轻松地聊天、打扑克，等候彭德怀的传唤。彭德怀叫到谁。谁就过去谈工作，谈完就走，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谁若想多说几句话和彭德怀套近乎，肯定会自讨没趣。挨一顿臭骂。
至于说有人在庐山上揭发彭德怀艰苦朴素是假的，是“伪君子”，就更让人不可思议了。抗战中期，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到苏北新四军看病回来，捎回了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给罗舜初的一封信。红军时期，张云逸在军委一局当局长，罗舜初是一局的参谋。老局长在信中勉励正在成长中的小参谋。要他向毛主席学习总揽全局，向周恩来副主席学习细致的工作作风。向彭德怀学习艰苦朴素的优秀品质。足见彭德怀的艰苦朴素，在党内军内早已有口皆碑。
多少年来，罗舜初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处处以彭老总为楷模自觉效仿，还以彭德怀为例子教育部队，严格要求各级干部。罗舜初清楚地记得，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取消了小灶，和普通战士一起吃大灶，共度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赢得了军内外的敬佩。
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彭德怀不改战争年代形成的习惯，依然严格自律，丝毫不减当年。
有一次罗舜初随彭德怀出差去定海，当地驻军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彭德怀一行，彭德怀见了大发雷霆，直到他们把美酒佳肴都撤了下去，只留下粗茶淡饭才息怒就餐。在离开杭州登车北行勘察之前，彭德怀看到有人往车上装绍兴酒，就问随行的参谋：“酒是哪里来的?”当参谋回答有买的，有送的时，彭德怀顿时怒容满面，厉声喝问：“送谁的?谁送的?哪个出的钱?”同时，他还一再追问离开军舰登岸时是否按标准结算了伙食费。所有这一切，罗舜初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深深感到，彭德怀的高风亮节够学一辈子的，怎么到了今天，这一切都成了假的，成了“伪君子”?
当“大跃进”初起的时候。罗舜初曾经在海军机关处以上领导会议上说：“当国家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以前，也就是在今后三五年内，不要出点子增加国家的困难，应该有意识地减少国家的困难。必须了解，如果现在过多地要求拨出外汇来购买装备，势必削弱国家工业化，甚至推迟工业化的速度。只要国家工业化有了结果，海军发展也就有前途，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信心。现在海军的力量已经不小了。问题是把它们组织起来巩固与提高，为将来的发展准备人才。工业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现在的问题不是争大小多少。而是解决人和技术的矛盾，在培养干部提高技术方面要反对保守主义，必须迈开脚步，跑步跟上。”
后来，罗舜初又在海军修船工作会议上说：“从经济上讲，党中央、毛主席都说建设社会主义要多、快、好、省。对我们来讲，多，不是多造舰艇，是平时训练有更多的船；打起仗来有更多的船。是从舰艇在航率这个意义上来讲多。军舰进厂和自修的费用是8：1，全国就拿6：1来算，这个经济价值很大，能节省很多开支，把钱省出来投到工业建设上去。”没想到事态的发展和他的想法大相径庭。他怎么也没想到，人民公社一搞起来。竞有人提出军队也要参加到公社里去。更没有想到。一个大炼钢铁，把军队也卷了进去。就连自己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也天真地响应学校的号召，把好端端的铁皮玩具上交大炼钢铁。荒唐啊，实在荒唐!对于“大跃进”中的全民大炼钢铁，罗舜初也颇有看法。當海军某舰队向海军请示，要建炼钢厂，每年炼出300万吨钢时，他公开表示：“海军的工厂要是有条件，可以炼点钢。部队是打仗的，要以训练为主。”硬是把这个请示报告压下来不批。
1959年的5月。罗舜初从海南岛出差回来，看到北京正在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而热火朝天地突击进行十大建筑工程时，在一路上看到的贫困景象及海军部队面临的艰苦条件，在他头脑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不禁感慨万分：“群众生活这样苦，十大建筑能不能少搞几个，缓搞几个?”
所有这一切。罗舜初满以为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可以给出个新说法。没想到“左”没有纠成。彭德怀却成了“资产阶级野心家、伪君子”。对于罗舜初来说。这个弯子实在没法转。正是怀着满腹的惆怅与迷茫，罗舜初走进了军委扩大会议的会场。
“如果硬要我说我是反党、反毛主席的，我可说不出来，因为我确实没有反，我也不能编造说反了。”
军委扩大会议后，全军各大单位相继召开党委全会，进一步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肃清彭德怀在军中的影响。海军也不例外，立即召开了海军党委一届七次全会。
海军一位主要领导在预备会议上为会议定下了基调：“在这次会议上，罗舜初同志要有充分精神准备，会 即进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两年以后。在研究罗舜初毕业后的去向和工作安排时，海军有人反映，罗舜初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表现不好，对于反右倾和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样的大是大非不表态，不适宜到重要部门，更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曾经指示海军要清算罗舜初的林彪，此刻则对罗舜初有了新的看法。认为罗舜初在海军工作是有成绩的。在总政主任罗荣桓等人的坚持下，军委还是分配罗舜初到任务十分艰巨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任院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神州大地，罗舜初在运动初起时因为“二十八昼夜事件”被停职反省。后经聂荣臻提议，林彪、周恩来、徐向前等人批准。他很快又恢复工作，继续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职务，在周恩来、聂荣臻领导下，艰难地从事着研制发射“两弹一星”的具体组织工作。
彭德怀此时的处境则恶化到了极点。1967年的夏天。当彭德怀被军內外造反派轮番拉到台上残酷批斗时，仍在坚持工作的罗舜初接到通知，要他出席批彭大会。此时的罗舜初本可以借故不去。为了再看一眼相违已久的彭老总，他还是去了。当他看到彭德怀遭到侮辱和毒打时，忍不住低下头去，唯一能做的就是紧闭嘴巴。坚决不喊一句“打倒彭德怀”一类的口号。
九一三事件后。罗舜初因为不赞成批判林彪的“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发展无线电电子技术”的方针，又一次成为批判的对象。1973年隆冬，罗舜初病倒了，正在挨批的他求医无门，最后在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才得以在夜深人静时被送进301医院治疗。
一天上午，一位老医生查房时看看周围没人，压低声音对罗舜初说：“彭德怀得了不治之症。被移送到301医院看管治疗，就关押在对面那座楼里，下午做治疗时。将从这扇窗户后的楼梯经过。”
啊!怀念已久的彭老总就关在对面的楼里。得知这个消息后，罗舜初脑际立刻浮现出几年前彭老总被批斗时令人心酸的一幕。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见过彭德怀，也不知道彭老总的近况如何。如今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决定冒一次险。说什么也要再看一眼彭老总。第二天下午，罗舜初不顾严寒，披上棉大衣，提前站立在病房外的阳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列面楼的一扇窗户。大约4点钟的时候，一个面容憔悴的老人在两个年轻战士的看押下。果然出现在那扇窗户后面的楼梯上。是彭德怀，没错，就是彭德怀!这时，久不见天日的彭德怀向着窗户抬起了头，当两个人的目光终于接触在一起的瞬间。罗舜初不由自主地慢慢举起右手，向正在蒙难的老首长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彭德怀，此后，彭德怀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窗户后面的楼梯上。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彻底为他平反昭雪。1979年春，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党委关于罗舜初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
当人们向罗舜初表示祝贺时。不知哪位同志冒出一句“这下好了，彭德怀的人总算都被解放了”。罗舜初立刻勃然不悦。纠正说：“谁是彭德怀的人?我谁的人也不是，我就是我!我和彭德怀同志之间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往来，哪里有什么特殊关系。要不是那次批判，我都不知道彭老总还说过以后开会海军只叫罗舜初来就行了。我只记得彭德怀同志有一次提醒我说：‘不要忘记，你是副司令，要多向萧司令、苏政委请示。’我当时理解他的意思是要我警惕。不要因为他找我的次数多了就忘乎所以。至于庐山会议后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原因很简单：一是这样对待彭德怀同志太过分了，不公平；二是我不愿意参加整人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