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问题的反思与共同体的价值r——读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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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之一,以赛亚·伯林的自由理论为个人层面的消极自由进行了丰富的论证,并且揭示了积极自由的潜在危险,意图通过捍卫消极自由的方式来实现自由.然而伯林的自由理论却存在诸多缺陷,以致其逃不脱“普遍主义的贫困”.通过对消极自由的考察可以得知消极自由是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的,积极自由在实现自由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在正确理解个人自由的实现与共同体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个人与共同体双向互动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由,真正保障和更充分地实现人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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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外内”之说,是两汉公羊学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由于两汉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仲舒之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公羊“异外内”说.何休的“异外内”说,在董仲舒那里大体已具.董仲舒的论说虽然语焉不详,但通过以何休为参照系,则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大体上说,董、何对“异外内”的理解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在对一些《春秋》经传具体文本的理解上,董、何虽然均以“外内”之辞言之,但其指向又颇有异趣.
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是计算机专业的核心课程.在互联网、移动终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本研究以在线开放课程等信息化教学手段为依托,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多层次重组教学内容,完善多元化、多主体的全过程考核体系,打造具有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以满足当代大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激发其学习兴趣,培养其创新意识,从而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董仲舒并未如俗论所言,主张“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最早提到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说相关的论述者为班固,是因为董仲舒在《天人三策》讲到:“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以下四方面可以澄清误解,还原学术史的真相:与董仲舒关系密切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未述及此事;《汉书·艺文志》认为诸子属六经之支与流裔;终两汉之世诸子并未废绝;董仲舒思想已融汇诸子百家.
董子有名言:“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其实,“天下”作为一个指代词,其基本的指向就是“天人合一”.在《春秋繁露》中,“天下”的含义十分丰富,或指政治,或指民众,或指君主.董子强调“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他一方面在“天下”视域中概括出了“《春秋》十指”,基于“天之大经”指出了“正天端”与“治天下之端”的必要性,“治天下如视诸掌上”的可能;同时强调“人,最为天下贵也”,“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他虽然主张“一统于天下”,但同时也突出不能靠威武压覆民众.他推崇“自三之道以治天下”
《管子》最早用五行之理解释人类活动的四时宜忌,采用了两种方法使四时与五行相配:一是将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在夏秋之间加上中央土;二是把一年分成五个72日,以五季与五行方位相配.董仲舒继承、发展了这两种五行与四时相配的方法,将其纳入自己的五行之说,进而以其与人事相配合,创立了自己的天人学说.《管子》要求天子施政必须与五行的属性相配合,不能违背四时行政,否则,就会祸患横生.解救四时逆行的对策是“务时而寄政”“刑德不失”.董仲舒详细论述了人君顺、逆五行为治、为乱的种种情况,将解救四时逆行发展为“五行变救”,认为
董仲舒对阴阳的布位和运行法则所做的系统、详尽的说明,对于理解秦汉之际的宇宙论至关重要,而把握董子所依据的宇宙论图式,则是理解董子的阴阳学说和宇宙论思想的津梁.前贤的图式拟构,不仅尚有值得商榷之处,而且未能全面涵盖董子所论及的宇宙论要素.引入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M1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六壬式盘来作为理解董子阴阳学说的宇宙论图式,有助于更系统地把握董子以阴阳、五行为内核的宇宙论思想.
在中、西、马三大文化交流交锋交融的新范式下,“民主仁学”是不同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维模式,而是在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下,尝试将民主与儒家仁爱糅合为道体,探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融通的可能性.“民主仁学”具有“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体用论,具有“一元主导,多元和谐”的文化观,具有“一道五德”的核心价值观.这一理论形态推进了儒家“内圣外王”新发展,推进了中西、古今关系再思考,推进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阐释,极具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尽管如此,对于“民主”何以成为本体以及“体用二元”等问题也存有诸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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