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德国占领的比利时军事管制政府内，有一位中国女子，对时任管制政府首脑、德军将军法肯豪森的秘书以死相逼之后，终于见到了这位纳粹在比利时的最高领导者。那位中国女子告诉法肯豪森，比利时的艾克兴市有96名人质，在若干个小时之后，将会被纳粹士兵枪杀，希望法肯豪森出手相救。
这是作家徐风的新书《忘记我》中描述的场景。那位中国女子名叫钱秀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只是比利时一名普通的华裔妇女。由于她的堂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她得以结识法肯豪森。纳粹占领比利时期间，钱秀玲多次向法肯豪森求助，累计救下110名比利时人质的生命。比利时国王曾经授予她“国家英雄”称号。如今，在比利时艾克兴市，有一条以钱秀玲名字命名的大街，全称为“格里高利·德·佩令吉夫人——钱秀玲路”。
这是一个“中国版辛德勒名单”的故事。但钱秀玲与辛德勒相比，又有许多不同。“辛德勒也好，拉贝也好，何凤山也好，他们都有比较高的经济、政治地位，钱秀玲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比利时平民。”徐风对记者说。另外，钱秀玲的营救是双向的，她既在战争期间营救了无辜的平民，也在战争结束之后，主导了在法庭上对受审的法肯豪森的救助。
一个心结
2002年，曾自费10万元采访写作《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作家张雅文，来到宜兴。当时还在宜兴担任电视台副台长的徐风参与了接待。徐风从张雅文口中第一次听说了钱秀玲的故事。不久，徐风根据张雅文提供的线索，结合对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参赞等人的采访，拍摄了一部以钱秀玲为核心、名为《追寻》的纪录片。
拍摄纪录片过程中，徐风与钱秀玲通过一次电话。电话中，徐风提出想去比利时布鲁塞尔采访钱秀玲，老人爽快答应。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8年钱秀玲离世，徐风一直也未能前往。这成为他心中的一个遗憾。
又过了10年，徐风已经成为一位专业作家，有关钱秀玲的“心结”一直没有解开。他想去比利时看看钱秀玲的故居，并且到墓前给她献上一束鲜花。他询问钱秀玲在宜兴、上海的亲戚，打听是否能见到钱秀玲在比利时的亲人，对方均表示“没有可能”。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事实上，钱秀玲能得以拯救比利时人质，关键在于她在国民党任职的堂哥钱卓伦的帮助，而在根据张雅文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中，钱卓伦的部分没有呈现。这让钱秀玲的一些家人不太满意。
但经过沟通，钱家人最终还是提供了帮助。徐风在上海见到了钱秀玲的长孙杰罗姆，事情终于迎来转机。钱秀玲在比利时的亲人中，大多对中国感到陌生而遥远。杰罗姆是一个例外。他有中国情结，从小喜欢听钱秀玲讲述与中国有关的神话和故事，4岁起就在钱秀玲经营的中国餐馆中吃饭。如今，杰罗姆是一名国际知名的摄影师，长居美国。
杰罗姆答应徐风，如果徐风去往比利时，可以带他去看一看钱秀玲的故居和墓地，也会向徐风引荐了解钱秀玲生前故事的人们。
2018年，徐风前往比利时。在比利时，徐风见到了艾克兴市“二战”纪念馆的馆长雷蒙。他的父亲老雷蒙是当年抵抗纳粹组织游击队的队长，在96名人质即将被枪杀前，正是老雷蒙前来向钱秀玲求助，并见证了她拯救人质的整个过程。
杰罗姆还帮徐风找到一位已然被世界遗忘的老人——在该市的养老院中，徐风见到96名人质中唯一的幸存者莫瑞斯。彼时，莫瑞斯已经103岁。第一次见面，护士反复在他耳边提及“钱秀玲”，莫瑞斯只以微笑回应，什么都回忆不起来。直到徐风已经离开艾克兴市3天之后，收到消息，得知莫瑞斯又能回忆起钱秀玲的事情，他立刻返回到养老院，从莫瑞斯口中得到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离开艾克兴市前，徐风去见了才刚上任两天的艾克兴市市长。他从市长口中得知，如今比利时50岁以下的人中，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钱秀玲。此外，徐风在布鲁塞尔最大的书店查询，竟没有发现一本关于钱秀玲的书籍。他开始萌生给钱秀玲写一本书的想法，“她作为一个东方人，救了那么多比利时人，她其实应该是（在人们心中）有地位的。”徐风对记者说。
离开比利时之后，徐风又去往中国台湾，见到了钱秀玲堂哥钱卓伦的孙子、外孙、侄子，并拿到了一些珍贵的文字资料，补足了钱卓伦部分的素材。“从台湾回来，我觉得可以写一本书了，构成一本书的要素基本有了。”徐风对记者回忆。
写作耗时9个月。书中钱秀玲的精神脉络、核心事件均来自采访和历史资料，对于具体的场景和心理描写，则有虚构和想象的成分。徐风不想将书籍只写成钱秀玲的传记，而是想将钱秀玲、钱卓伦、法肯豪森、西西拉温特、钱克显、王瑶君等人的故事都穿插其中，绘制一幅幅特定战争年代的人物群像。“在写法上，我希望通过跨文体等多种表现手法，来呈现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徐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双向营救
钱秀玲第一次救人时，只是一名夫唱妇随的乡村诊所经营者。诊所是她与做医生的丈夫格里高利一起创办，位于距离比利时艾克兴市160公里，紧靠法国边境，只有1000多人的埃尔伯蒙村庄。
1943年，一位钱秀玲在经营诊所期间结识的神父朋友告诉她，自己的准女婿罗格尔，由于参与抵抗納粹组织的活动被判处绞刑。钱秀玲想起堂哥钱卓伦曾经对她提起过的法肯豪森，如今正是纳粹在比利时的军政总督。于是，她给钱卓伦发了一封电报，同时拿着堂哥赠给她的签名照片、谈及法肯豪森的信件等资料，前去面见法肯豪森。最终求助成功，罗格尔的刑罚由死刑变为劳役。
自此之后，钱秀玲用相似的方式，在“二战”期间先后营救了一百多位比利时人的生命。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发生于1944年6月8日，盟军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三天。彼时，艾克兴市的反纳粹抵抗组织击毙了3名纳粹党卫军。半小时后，几百名纳粹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逮捕了96名年轻男性，并宣布如果不在36小时内交出枪杀纳粹党卫军的游击队员，将每隔半小时就枪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人们在绝望中想到曾经营救过人质的钱秀玲。抵抗组织的游击队长老雷蒙，从地下室草堆里翻出一台雪铁龙汽车，找来一点汽油，跑了160公里，深夜12点赶到钱秀玲家。钱秀玲的丈夫格里高利并不希望妻子去冒险，但钱秀玲还是决定拖着5个多月的身孕，连夜赶往布鲁塞尔。第二天上午，钱秀玲见到了法肯豪森。最终，96名人质免于被枪杀，被押送到德国的集中营去干苦力，直到“二战”结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得以生还。
如今回头看，钱秀玲能多次向法肯豪森求助成功，源于法肯豪森虽然身为纳粹高官，内心对希特勒发起的战争却不满已久。钱秀玲赶到法肯豪森居住的古堡的那天夜里，纳粹元帅隆美尔也在此处。战后披露的史料中，没有这两位将领的夜谈记录。但历史学家推断，他们肯定谈到推翻希特勒的计划，至少隆美尔把有关计划告知了法肯豪森。一个多月后，发生了谋杀希特勒的事件。隆美尔则涉嫌参与军中反希特勒活动，在希特勒的逼迫下服毒自杀。不久，法肯豪森也被党卫军逮捕，他的副官自杀身亡。
具体到法肯豪森愿意相信钱秀玲，则与法肯豪森在中国的经历有关。1935年，法肯豪森来到中国，担任援华军事顾问团团长，直到四年之后从广州登船回到德国。在中国期间，法肯豪森与钱秀玲的堂哥、彼时国民党中将钱卓伦结下友谊。
1948年2月，法肯豪森以比利时头号战犯的身份被押回布鲁塞尔，在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法庭上，钱秀玲以证人的身份，向法官出示当年被法肯豪森豁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并请来许多被营救过的人出庭作证。法庭之外，钱秀玲则在比利时媒体《最后一点钟报》上发表声援法肯豪森的文章，为其争取舆论支持。
最终，经历56次开庭之后，法肯豪森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后来，法肯豪森被提前释放。晚年，他居住在故乡拿骚，于1966年在88岁高龄时过世。法肯豪森过世之后，其亲属整理其书房藏书时，见到其中有上千册关于中国的书籍。
英雄之外
以往的资料中，关于钱秀玲的书写，大都集中在她成为英雄的那些时刻。徐风在对钱秀玲在比利时的侄子、侄孙，以及家乡亲人等人的采访之后，还原了一位英雄光环之外，更为细节丰富的钱秀玲。“她身上有中国传统的那种家国情怀，她身处的江南宜兴，由于盛产紫砂，属于最早开放的县域。宜兴——苏州——上海——比利时，她的路线图非常清晰。”徐风对记者说。
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的第二年，钱秀玲在宜兴县大塍乡钱墅村出生，家中排行第四。她的父亲钱熙勋是当地知名的开明乡绅，遵照“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钱氏家训”培养子女，让五兄妹都接受教育。
此外，钱熙勋还在家乡雇佣教书先生，开办免费私塾，供村民的子女上学。钱秀玲最早开始接受教育，便是在这里。偶然的机会，钱秀玲在画报上读到居里夫人的事迹，将其引为偶像。在她多次争取下，父亲同意她先后去往江苏和上海的新式学校读书。
17岁那年，钱秀玲远赴比利时留学，成为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早在钱秀玲3岁时，他的父亲已经为她指定了一桩娃娃亲。她的未婚夫亦在比利时留学。但钱秀玲第一次与对方见面，认定自己不喜欢对方，写信给父亲希望退婚。她的父亲很愤怒，切断了对钱秀玲的学费和生活费的援助。之后，钱秀玲考上“庚子赔款”公费生，得以继续学业。22岁那年，钱秀玲获得物理和化学两个博士学位。
也是在鲁汶大学，钱秀玲遇到之后的丈夫格里高利。日后以救人闻名的钱秀玲，与丈夫初次相遇的情景，正与救人有关：鲁汶大学附近的一条街道上，钱秀玲见到一位陌生年轻人，正在为一位老年流浪汉做人工呼吸。她凑近人群时，老人已经苏醒，她为老人叫了一辆马车。
次日，钱秀玲在学校的布告栏里，见到了格里高利救人的事迹，得知格里高利是鲁汶大学三年级的一名医学生，由此，两人渐渐相识、恋爱。
大学毕业之后，钱秀玲曾短暂在鲁汶大学担任实验员和助教。1937年左右，她原本打算和格里高利一起回到中国生活，恰逢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两人遂留在比利时，后在埃尔伯蒙村开办一家诊所，先后育有五个子女。也是在这期间，纳粹占领了比利时。
战争结束之后，钱秀玲一度回到鲁汶大学任教，以及在联合国核能科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她又一次懷孕之后，才离开了科学界。年过四十之后，钱秀玲开始做起餐饮生意，先后经营三家中餐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钱秀玲曾两次来到中国探亲。
钱秀玲为人豪爽、乐于助人。大凡“救人”的事被别人提起，她总是予以低调回应。她的中国大陆的亲戚在很多年里没有一个知道她在比利时的“英雄壮举”。2008年8月1日，钱秀玲在布鲁塞尔过世，享年96岁。生前，她要求丧事一切从简。葬礼那天，她的灵柩上覆盖着比利时国旗，当年比利时抵抗纳粹组织的后人们，纷纷前来为她送行、献上鲜花。钱秀玲最后的遗言却是“忘记我”。
这是作家徐风的新书《忘记我》中描述的场景。那位中国女子名叫钱秀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只是比利时一名普通的华裔妇女。由于她的堂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她得以结识法肯豪森。纳粹占领比利时期间，钱秀玲多次向法肯豪森求助，累计救下110名比利时人质的生命。比利时国王曾经授予她“国家英雄”称号。如今，在比利时艾克兴市，有一条以钱秀玲名字命名的大街，全称为“格里高利·德·佩令吉夫人——钱秀玲路”。
这是一个“中国版辛德勒名单”的故事。但钱秀玲与辛德勒相比，又有许多不同。“辛德勒也好，拉贝也好，何凤山也好，他们都有比较高的经济、政治地位，钱秀玲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比利时平民。”徐风对记者说。另外，钱秀玲的营救是双向的，她既在战争期间营救了无辜的平民，也在战争结束之后，主导了在法庭上对受审的法肯豪森的救助。
一个心结
2002年，曾自费10万元采访写作《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作家张雅文，来到宜兴。当时还在宜兴担任电视台副台长的徐风参与了接待。徐风从张雅文口中第一次听说了钱秀玲的故事。不久，徐风根据张雅文提供的线索，结合对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参赞等人的采访，拍摄了一部以钱秀玲为核心、名为《追寻》的纪录片。
拍摄纪录片过程中，徐风与钱秀玲通过一次电话。电话中，徐风提出想去比利时布鲁塞尔采访钱秀玲，老人爽快答应。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8年钱秀玲离世，徐风一直也未能前往。这成为他心中的一个遗憾。
又过了10年，徐风已经成为一位专业作家，有关钱秀玲的“心结”一直没有解开。他想去比利时看看钱秀玲的故居，并且到墓前给她献上一束鲜花。他询问钱秀玲在宜兴、上海的亲戚，打听是否能见到钱秀玲在比利时的亲人，对方均表示“没有可能”。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事实上，钱秀玲能得以拯救比利时人质，关键在于她在国民党任职的堂哥钱卓伦的帮助，而在根据张雅文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中，钱卓伦的部分没有呈现。这让钱秀玲的一些家人不太满意。
但经过沟通，钱家人最终还是提供了帮助。徐风在上海见到了钱秀玲的长孙杰罗姆，事情终于迎来转机。钱秀玲在比利时的亲人中，大多对中国感到陌生而遥远。杰罗姆是一个例外。他有中国情结，从小喜欢听钱秀玲讲述与中国有关的神话和故事，4岁起就在钱秀玲经营的中国餐馆中吃饭。如今，杰罗姆是一名国际知名的摄影师，长居美国。
杰罗姆答应徐风，如果徐风去往比利时，可以带他去看一看钱秀玲的故居和墓地，也会向徐风引荐了解钱秀玲生前故事的人们。
2018年，徐风前往比利时。在比利时，徐风见到了艾克兴市“二战”纪念馆的馆长雷蒙。他的父亲老雷蒙是当年抵抗纳粹组织游击队的队长，在96名人质即将被枪杀前，正是老雷蒙前来向钱秀玲求助，并见证了她拯救人质的整个过程。
杰罗姆还帮徐风找到一位已然被世界遗忘的老人——在该市的养老院中，徐风见到96名人质中唯一的幸存者莫瑞斯。彼时，莫瑞斯已经103岁。第一次见面，护士反复在他耳边提及“钱秀玲”，莫瑞斯只以微笑回应，什么都回忆不起来。直到徐风已经离开艾克兴市3天之后，收到消息，得知莫瑞斯又能回忆起钱秀玲的事情，他立刻返回到养老院，从莫瑞斯口中得到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离开艾克兴市前，徐风去见了才刚上任两天的艾克兴市市长。他从市长口中得知，如今比利时50岁以下的人中，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钱秀玲。此外，徐风在布鲁塞尔最大的书店查询，竟没有发现一本关于钱秀玲的书籍。他开始萌生给钱秀玲写一本书的想法，“她作为一个东方人，救了那么多比利时人，她其实应该是（在人们心中）有地位的。”徐风对记者说。
离开比利时之后，徐风又去往中国台湾，见到了钱秀玲堂哥钱卓伦的孙子、外孙、侄子，并拿到了一些珍贵的文字资料，补足了钱卓伦部分的素材。“从台湾回来，我觉得可以写一本书了，构成一本书的要素基本有了。”徐风对记者回忆。
写作耗时9个月。书中钱秀玲的精神脉络、核心事件均来自采访和历史资料，对于具体的场景和心理描写，则有虚构和想象的成分。徐风不想将书籍只写成钱秀玲的传记，而是想将钱秀玲、钱卓伦、法肯豪森、西西拉温特、钱克显、王瑶君等人的故事都穿插其中，绘制一幅幅特定战争年代的人物群像。“在写法上，我希望通过跨文体等多种表现手法，来呈现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徐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双向营救
钱秀玲第一次救人时，只是一名夫唱妇随的乡村诊所经营者。诊所是她与做医生的丈夫格里高利一起创办，位于距离比利时艾克兴市160公里，紧靠法国边境，只有1000多人的埃尔伯蒙村庄。
1943年，一位钱秀玲在经营诊所期间结识的神父朋友告诉她，自己的准女婿罗格尔，由于参与抵抗納粹组织的活动被判处绞刑。钱秀玲想起堂哥钱卓伦曾经对她提起过的法肯豪森，如今正是纳粹在比利时的军政总督。于是，她给钱卓伦发了一封电报，同时拿着堂哥赠给她的签名照片、谈及法肯豪森的信件等资料，前去面见法肯豪森。最终求助成功，罗格尔的刑罚由死刑变为劳役。
自此之后，钱秀玲用相似的方式，在“二战”期间先后营救了一百多位比利时人的生命。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发生于1944年6月8日，盟军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三天。彼时，艾克兴市的反纳粹抵抗组织击毙了3名纳粹党卫军。半小时后，几百名纳粹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逮捕了96名年轻男性，并宣布如果不在36小时内交出枪杀纳粹党卫军的游击队员，将每隔半小时就枪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人们在绝望中想到曾经营救过人质的钱秀玲。抵抗组织的游击队长老雷蒙，从地下室草堆里翻出一台雪铁龙汽车，找来一点汽油，跑了160公里，深夜12点赶到钱秀玲家。钱秀玲的丈夫格里高利并不希望妻子去冒险，但钱秀玲还是决定拖着5个多月的身孕，连夜赶往布鲁塞尔。第二天上午，钱秀玲见到了法肯豪森。最终，96名人质免于被枪杀，被押送到德国的集中营去干苦力，直到“二战”结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得以生还。
如今回头看，钱秀玲能多次向法肯豪森求助成功，源于法肯豪森虽然身为纳粹高官，内心对希特勒发起的战争却不满已久。钱秀玲赶到法肯豪森居住的古堡的那天夜里，纳粹元帅隆美尔也在此处。战后披露的史料中，没有这两位将领的夜谈记录。但历史学家推断，他们肯定谈到推翻希特勒的计划，至少隆美尔把有关计划告知了法肯豪森。一个多月后，发生了谋杀希特勒的事件。隆美尔则涉嫌参与军中反希特勒活动，在希特勒的逼迫下服毒自杀。不久，法肯豪森也被党卫军逮捕，他的副官自杀身亡。
具体到法肯豪森愿意相信钱秀玲，则与法肯豪森在中国的经历有关。1935年，法肯豪森来到中国，担任援华军事顾问团团长，直到四年之后从广州登船回到德国。在中国期间，法肯豪森与钱秀玲的堂哥、彼时国民党中将钱卓伦结下友谊。
1948年2月，法肯豪森以比利时头号战犯的身份被押回布鲁塞尔，在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法庭上，钱秀玲以证人的身份，向法官出示当年被法肯豪森豁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并请来许多被营救过的人出庭作证。法庭之外，钱秀玲则在比利时媒体《最后一点钟报》上发表声援法肯豪森的文章，为其争取舆论支持。
最终，经历56次开庭之后，法肯豪森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后来，法肯豪森被提前释放。晚年，他居住在故乡拿骚，于1966年在88岁高龄时过世。法肯豪森过世之后，其亲属整理其书房藏书时，见到其中有上千册关于中国的书籍。
英雄之外
以往的资料中，关于钱秀玲的书写，大都集中在她成为英雄的那些时刻。徐风在对钱秀玲在比利时的侄子、侄孙，以及家乡亲人等人的采访之后，还原了一位英雄光环之外，更为细节丰富的钱秀玲。“她身上有中国传统的那种家国情怀，她身处的江南宜兴，由于盛产紫砂，属于最早开放的县域。宜兴——苏州——上海——比利时，她的路线图非常清晰。”徐风对记者说。
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的第二年，钱秀玲在宜兴县大塍乡钱墅村出生，家中排行第四。她的父亲钱熙勋是当地知名的开明乡绅，遵照“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钱氏家训”培养子女，让五兄妹都接受教育。
此外，钱熙勋还在家乡雇佣教书先生，开办免费私塾，供村民的子女上学。钱秀玲最早开始接受教育，便是在这里。偶然的机会，钱秀玲在画报上读到居里夫人的事迹，将其引为偶像。在她多次争取下，父亲同意她先后去往江苏和上海的新式学校读书。
17岁那年，钱秀玲远赴比利时留学，成为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早在钱秀玲3岁时，他的父亲已经为她指定了一桩娃娃亲。她的未婚夫亦在比利时留学。但钱秀玲第一次与对方见面，认定自己不喜欢对方，写信给父亲希望退婚。她的父亲很愤怒，切断了对钱秀玲的学费和生活费的援助。之后，钱秀玲考上“庚子赔款”公费生，得以继续学业。22岁那年，钱秀玲获得物理和化学两个博士学位。
也是在鲁汶大学，钱秀玲遇到之后的丈夫格里高利。日后以救人闻名的钱秀玲，与丈夫初次相遇的情景，正与救人有关：鲁汶大学附近的一条街道上，钱秀玲见到一位陌生年轻人，正在为一位老年流浪汉做人工呼吸。她凑近人群时，老人已经苏醒，她为老人叫了一辆马车。
次日，钱秀玲在学校的布告栏里，见到了格里高利救人的事迹，得知格里高利是鲁汶大学三年级的一名医学生，由此，两人渐渐相识、恋爱。
大学毕业之后，钱秀玲曾短暂在鲁汶大学担任实验员和助教。1937年左右，她原本打算和格里高利一起回到中国生活，恰逢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两人遂留在比利时，后在埃尔伯蒙村开办一家诊所，先后育有五个子女。也是在这期间，纳粹占领了比利时。
战争结束之后，钱秀玲一度回到鲁汶大学任教，以及在联合国核能科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她又一次懷孕之后，才离开了科学界。年过四十之后，钱秀玲开始做起餐饮生意，先后经营三家中餐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钱秀玲曾两次来到中国探亲。
钱秀玲为人豪爽、乐于助人。大凡“救人”的事被别人提起，她总是予以低调回应。她的中国大陆的亲戚在很多年里没有一个知道她在比利时的“英雄壮举”。2008年8月1日，钱秀玲在布鲁塞尔过世，享年96岁。生前，她要求丧事一切从简。葬礼那天，她的灵柩上覆盖着比利时国旗，当年比利时抵抗纳粹组织的后人们，纷纷前来为她送行、献上鲜花。钱秀玲最后的遗言却是“忘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