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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博彩研究领域，对于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所长冯家超而言，纯属偶然。“基本上，我个人的学术成长，和澳门博彩研究专业化大致同步，之前，研究博彩的多是一些民间对其感兴趣的学者。”冯家超说。基于工作和兴趣的双重需要，冯家超的精力基本都放在对澳门博彩业的研究和观察上。
我们的对话也由此展开。
人物周刊：经过家族争产风波，赌王何鸿燊的时代已然过去，但其在澳门盘踞多年，外资进入并没有改变何一家独大的格局，您怎么看何鸿燊这个人之于澳门博彩业？
冯家超：2009年何鸿燊在家摔了一跤后，开始用不同的方法对自己的集团做好交接班工作。就澳博这块，有两个主要人物，一是元老苏树辉，一是他的四太梁安琪，两个都是他的代表，这两个人的地位已经很明显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澳博）在后何鸿燊时代基本上会是一个稳定的局面，过程尽管不会很顺，但最终也不会发生一些重大割裂。未来我们不知道。
这样符合澳门以及何的家族利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澳门很小，如果出现割裂，大量不同的势力都可以盘踞在里面，出现很多不稳定的变数。无论是从家属、从社会两个角度看，后何鸿燊时代，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稳定。
人物周刊：你刚才提到澳博中有企业元老、有四太，何氏家族企业中比如新濠，还有少帅崛起，一旦何鸿燊去世，会不会有分裂？
冯家超：可能股权没有割裂，但或许会形成竞争的局面。这要看目前这个博彩市场，是不是让大家都可以生存。如果大家没有饭吃，那么肯定要竞争。但是，现在博彩收入足够大，大到六家博彩公司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至少从目前看，未来几年，博彩收入还是往上升的，市场是超预期增长的，根本不需要抢食对方的市场。
人物周刊：为何从2002年澳门赌牌对外资放开后，博彩业会出现这种超预期的高速增长，比如去年就增长近60%？
冯家超：每一个市场都有潜在市场。简单来说，一般国民收入的1%到2%是用于商业博彩里面，去年光是中国大陆就有35万亿人民币收入，1%就是3500亿，2%是7000亿。澳门去年来说只是1800亿，还是澳门币。就是说，我们只拿到大陆这个份额的40%左右。在最保守的情况下，澳门博彩收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而且中国大陆每一年都在增长，你想想，这个市场会有多大？
人物周刊：我们知道，何鸿燊时代遗留下的中式赌场特色是，有着沓码仔和贵宾厅主这一层级的博彩中介人，而美式赌场并没有这一层，后何鸿燊时代，这个层级会慢慢消亡吗？
冯家超：不会。美国为什么没有这个东西？一开始就没有。澳门是80年代已经有了。如果我是博彩经营商，我就看有没有另外一个生意可以代替这个东西话，如果有，我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意，但是很可惜没有找到。坦白说，本地的政府也好，博彩经营商也好，都没有动机和动力把这个赌厅中介层消掉？
我承认，大耳聋（放高利贷人的俗称）在澳门是严重的，有些人看到赌厅生意好，就要放贷给一些赌客来赌钱，会出现负面效应，但问题是，究竟有没有逼赌，是不是强迫去赌，或者是一些陷阱。
现在的市场，差不多还是80%的大赌客找中介人，20%的人找赌场直接寻些回扣，为什么？因为中介人在澳门充当一个很大的角色，这个角色在短时间没有办法替代。第一，有些赌客身份不可以曝光，也不愿意曝光，不介意1%给中介人去赚；第二，有些赌客在短期内没有办法达到赌场的现金要求，中介人可以；第三，有些赌客可能喜欢一些赌场没有办法提供的服务，这个服务是什么，你明白我也明白。澳门是一个成年人的地方，你可以不出面，但是赌场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它是上市公司。
所以，到目前为止，（美式赌场的推广部门和中式赌场的沓码仔之间）虽然产生了竞争，但是竞争几年下来还是8：2，也就是八成（大赌客）还是愿意找到中介人，20%是自己去赌场。所以，那些中介人有公司规模的话，他的量绝对大，不会受影响，跑掉的是一些相对较小的客户。
人物周刊：为什么美式赌场全世界风行，在澳门却竞争不过中国这种模式？
冯家超：模式有点不一样，拉斯维加斯是直接对赌客进行信贷，它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澳门不可以，原因有几个。一个是“一国两制”，赌客来我没有办法来查他的财务背景，出事后没有办法用法律把这个钱收回来；还有一个是税收，在拉斯维加斯博彩税是7.75%，这里是30%到40%，就是说，赌场的机会成本在澳门很高。
比如说，你过来赌钱的，输了100块跑到家乡去了，你走掉了我没办法跟你联系，不光这个100块收不回来，实际上我还要有40块一定要交给政府。但拉斯维加斯可以撇掉，更可以减税；还有一个文化上的，比如说篮球明星乔丹，他是一个好赌客，去拉斯维加斯赌无所谓，美国明星赌钱没问题。在澳门就不一样，如果说周润发在这里输了500万，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效应。这在港澳以及中国大陆地区是不可以接受的，哪怕你有5个亿的身家，输了500万都是不可以的。
人物周刊：你似乎对澳门博彩业的未来十分乐观，为什么？
冯家超：中国大陆可以辉煌30年，2000年到现在，经济还一直向上走。这代表什么？钱突然间爆出来，财富效益，进来赌钱的人就这样形成了。这个财富效应确实给澳门带来了一个很重大的支撑。过去10年，中国大陆形成了一批很强势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是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主，也是长江三角洲的企业主，他们是澳门贵宾厅的主要客人。他们不是大企业主，不是上市公司的老板，是中層。
人物周刊：近几年，澳门开始提“负责任的博彩”，是什么意思？
冯家超：是指参与博彩者不会使本人、家人、亲友等其他人受到威胁，或给周围带来不愉快的影响。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政府监管；需要参与博彩者及其亲友有清醒的认识；需要博彩经营者建立行规将有些人拒之门外；需要专业机构对出现问题者提供辅导与治疗；需要教育团体及社区普及负责任的博彩概念。
其实，在国外，负责任的博彩只涉及两方面，一个博彩经营商，一个是博彩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他们的焦点放在赌客身上，就是说要保护赌客，一定要给赌客足够的空间来选择才行。但在澳门我们觉得这这样不行，因为光是只有赌客、只有博彩经营商做不成事情，所以一定要有政府在中间，再加上教育机构比如澳门大学，还有社区NGO等五方面。
人物周刊：博彩经营商有动力做这个吗？
冯家超：博彩经营商说坦白点，一开始还半推半就，但一年下来发现没有影响，博彩收入还在增加，所以第二年支持度大了，第三年更大了。
人物周刊：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你们这类宣传负责任博彩的机构，还有辅导病态赌徒的NGO相比赌场太弱小了，有作用吗？
冯家超：以前，认识到存在问题赌徒的人是很少的。比如说我有个家人在赌钱，但是我不知道他是问题赌徒，是有病的。找医生专业人士，我们现在给他多了一种选择，可以找医生和专业人士。就像艾滋病和城市里面的亚健康一样，他们也是慢慢被人接受、知道的。当然，打预防针也不是一下子就有反应，我觉得收成在后面。
我们的对话也由此展开。
人物周刊：经过家族争产风波，赌王何鸿燊的时代已然过去，但其在澳门盘踞多年，外资进入并没有改变何一家独大的格局，您怎么看何鸿燊这个人之于澳门博彩业？
冯家超：2009年何鸿燊在家摔了一跤后，开始用不同的方法对自己的集团做好交接班工作。就澳博这块，有两个主要人物，一是元老苏树辉，一是他的四太梁安琪，两个都是他的代表，这两个人的地位已经很明显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澳博）在后何鸿燊时代基本上会是一个稳定的局面，过程尽管不会很顺，但最终也不会发生一些重大割裂。未来我们不知道。
这样符合澳门以及何的家族利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澳门很小，如果出现割裂，大量不同的势力都可以盘踞在里面，出现很多不稳定的变数。无论是从家属、从社会两个角度看，后何鸿燊时代，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稳定。
人物周刊：你刚才提到澳博中有企业元老、有四太，何氏家族企业中比如新濠，还有少帅崛起，一旦何鸿燊去世，会不会有分裂？
冯家超：可能股权没有割裂，但或许会形成竞争的局面。这要看目前这个博彩市场，是不是让大家都可以生存。如果大家没有饭吃，那么肯定要竞争。但是，现在博彩收入足够大，大到六家博彩公司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至少从目前看，未来几年，博彩收入还是往上升的，市场是超预期增长的，根本不需要抢食对方的市场。
人物周刊：为何从2002年澳门赌牌对外资放开后，博彩业会出现这种超预期的高速增长，比如去年就增长近60%？
冯家超：每一个市场都有潜在市场。简单来说，一般国民收入的1%到2%是用于商业博彩里面，去年光是中国大陆就有35万亿人民币收入，1%就是3500亿，2%是7000亿。澳门去年来说只是1800亿，还是澳门币。就是说，我们只拿到大陆这个份额的40%左右。在最保守的情况下，澳门博彩收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而且中国大陆每一年都在增长，你想想，这个市场会有多大？
人物周刊：我们知道，何鸿燊时代遗留下的中式赌场特色是，有着沓码仔和贵宾厅主这一层级的博彩中介人，而美式赌场并没有这一层，后何鸿燊时代，这个层级会慢慢消亡吗？
冯家超：不会。美国为什么没有这个东西？一开始就没有。澳门是80年代已经有了。如果我是博彩经营商，我就看有没有另外一个生意可以代替这个东西话，如果有，我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意，但是很可惜没有找到。坦白说，本地的政府也好，博彩经营商也好，都没有动机和动力把这个赌厅中介层消掉？
我承认，大耳聋（放高利贷人的俗称）在澳门是严重的，有些人看到赌厅生意好，就要放贷给一些赌客来赌钱，会出现负面效应，但问题是，究竟有没有逼赌，是不是强迫去赌，或者是一些陷阱。
现在的市场，差不多还是80%的大赌客找中介人，20%的人找赌场直接寻些回扣，为什么？因为中介人在澳门充当一个很大的角色，这个角色在短时间没有办法替代。第一，有些赌客身份不可以曝光，也不愿意曝光，不介意1%给中介人去赚；第二，有些赌客在短期内没有办法达到赌场的现金要求，中介人可以；第三，有些赌客可能喜欢一些赌场没有办法提供的服务，这个服务是什么，你明白我也明白。澳门是一个成年人的地方，你可以不出面，但是赌场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它是上市公司。
所以，到目前为止，（美式赌场的推广部门和中式赌场的沓码仔之间）虽然产生了竞争，但是竞争几年下来还是8：2，也就是八成（大赌客）还是愿意找到中介人，20%是自己去赌场。所以，那些中介人有公司规模的话，他的量绝对大，不会受影响，跑掉的是一些相对较小的客户。
人物周刊：为什么美式赌场全世界风行，在澳门却竞争不过中国这种模式？
冯家超：模式有点不一样，拉斯维加斯是直接对赌客进行信贷，它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澳门不可以，原因有几个。一个是“一国两制”，赌客来我没有办法来查他的财务背景，出事后没有办法用法律把这个钱收回来；还有一个是税收，在拉斯维加斯博彩税是7.75%，这里是30%到40%，就是说，赌场的机会成本在澳门很高。
比如说，你过来赌钱的，输了100块跑到家乡去了，你走掉了我没办法跟你联系，不光这个100块收不回来，实际上我还要有40块一定要交给政府。但拉斯维加斯可以撇掉，更可以减税；还有一个文化上的，比如说篮球明星乔丹，他是一个好赌客，去拉斯维加斯赌无所谓，美国明星赌钱没问题。在澳门就不一样，如果说周润发在这里输了500万，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效应。这在港澳以及中国大陆地区是不可以接受的，哪怕你有5个亿的身家，输了500万都是不可以的。
人物周刊：你似乎对澳门博彩业的未来十分乐观，为什么？
冯家超：中国大陆可以辉煌30年，2000年到现在，经济还一直向上走。这代表什么？钱突然间爆出来，财富效益，进来赌钱的人就这样形成了。这个财富效应确实给澳门带来了一个很重大的支撑。过去10年，中国大陆形成了一批很强势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是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主，也是长江三角洲的企业主，他们是澳门贵宾厅的主要客人。他们不是大企业主，不是上市公司的老板，是中層。
人物周刊：近几年，澳门开始提“负责任的博彩”，是什么意思？
冯家超：是指参与博彩者不会使本人、家人、亲友等其他人受到威胁，或给周围带来不愉快的影响。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政府监管；需要参与博彩者及其亲友有清醒的认识；需要博彩经营者建立行规将有些人拒之门外；需要专业机构对出现问题者提供辅导与治疗；需要教育团体及社区普及负责任的博彩概念。
其实，在国外，负责任的博彩只涉及两方面，一个博彩经营商，一个是博彩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他们的焦点放在赌客身上，就是说要保护赌客，一定要给赌客足够的空间来选择才行。但在澳门我们觉得这这样不行，因为光是只有赌客、只有博彩经营商做不成事情，所以一定要有政府在中间，再加上教育机构比如澳门大学，还有社区NGO等五方面。
人物周刊：博彩经营商有动力做这个吗？
冯家超：博彩经营商说坦白点，一开始还半推半就，但一年下来发现没有影响，博彩收入还在增加，所以第二年支持度大了，第三年更大了。
人物周刊：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你们这类宣传负责任博彩的机构，还有辅导病态赌徒的NGO相比赌场太弱小了，有作用吗？
冯家超：以前，认识到存在问题赌徒的人是很少的。比如说我有个家人在赌钱，但是我不知道他是问题赌徒，是有病的。找医生专业人士，我们现在给他多了一种选择，可以找医生和专业人士。就像艾滋病和城市里面的亚健康一样，他们也是慢慢被人接受、知道的。当然，打预防针也不是一下子就有反应，我觉得收成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