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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懋声的名片上，“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席”这个头衔，是排在包括全国政协委员在内的所有职务前面的，足见“求是”在这位香港实业家心中的分量。
尽管曾被胰腺癌缠身，并已近古稀之年，可是为了参加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上的“求是奖”颁发仪式，查懋声还是在香港开完公司会议之后，背着双肩背包，于前一天深夜抵达天津。
作为求是基金会创办人查济民先生的长子，查懋声于4年前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要将“求是”继续推进下去。但时至今日，中国对科研领域有了足够的重视和投入，科技界的状况已大不同于18年前他父亲创办“求是”的时期。抚今追昔，求是基金会该往何处去，在2011年“求是奖”颁发之际，查懋声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查济民先生为何要创办求是基金会，并选择以科技作为其资助的领域？
查懋声：我父亲出身贫苦。他年轻时就对科技感兴趣，立志报考浙江大学，但因为家里困难，没有念成大学，所以一直耿耿于怀。而浙江大学的前身就叫“求是书院”，求是基金会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父亲后来长期在非洲做生意，我也在海外多个国家学习工作过。我们当时就切身感到，因为身后的祖国不够强大，我们在海外就要常常受欺负。
所以，当我父亲稍稍有了些能力时，他就拼命地帮助国家，向内地捐钱、捐物。1997年之前，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他还跟查良镛（即金庸）合作，提出了一个“双查方案”，全力支持香港回归。
父亲重视科技，还跟他的切身体会有关。我们企业里用的纺织机器都是从欧洲、日本进口的，中国造的质量就不好。所以他就认为，中国要发展，光靠农业不行，要靠工业，而工业又倚赖科技。因此他决定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支持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求是基金会的价值观是什么？
查懋声：求是的基本哲学就是“脚踏实地，雪中送炭”。从创办以来，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要过钱，都是自己拿钱出来。这么多年来，基金会也不做任何宣传，所以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求是”。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要把我们企业或家族的名字宣扬出来，而是要继承我父亲的遗愿，真正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做些实事。
此外，“求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重视对青年学者的支持，这是基金会的顾问们和我父亲的共识。当时他们就分析，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出来，而中国没有？其中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美国在科研方面不论资排辈，鼓励年轻人创新，谁做的研究好，谁就能得奖，这样，年轻人才有动力。而中国当时的体制中，一个研究团队，得奖的人往往是年纪最大的、当领导的。所以我们就要重视奖励年轻人，像这次获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的，就有名不见经传、刚毕业的博士生，但他是一篇重要论文的第一作者。
中国新闻周刊：“求是”发展到今天，遇到什么新的情况？
查懋声：在刚刚设立的时候，“求是”是一个大奖项，可是现在与中国官方目前的科技奖励力度相比，现在算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基金了。近年来，国内基金会也多了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怎样做才能“雪中送炭”，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
由于求是基金会这么多年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在业界形成了很好的口碑，因而也有一些朋友问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道去做？”所以我在想，“求是”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平台，或者催化剂。假如有人捐钱，我们把他的名字跟“求是”放在一道，借助更多人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否意味着求是基金会打算从家族性质走向半开放的社会性质？
查懋声：巴菲特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把自己的钱都交给比尔·盖茨，让盖茨基金会来管理，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好。我们“求是”今后能不能也借鉴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可以尝试。但具体说来，要有什么样的管理体系，基金会今后是什么架构，还需要我们好好商量。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如果要开放，基金会将具体怎么运作？
查懋声：我父亲94岁过世的时候，他别的没有多说，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把“求是”做好。所以我在一两年前，也曾尝试过用新的架构来运转基金会，但效果不是很理想。现在我们还在摸索阶段，还在走第一步：把自己的基金管理好。
管好了自己的基金，我们才会考虑要不要接受别人的，假如接受的话，我们要花多少心血，怎么跟人家交代。所以我现在请了内地著名的经济学家金立佐、还有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王世全教授等专家来帮忙一起商量。
最后，谁来评奖，把奖发给谁，这很重要。找最好的人来评奖，我们的奖才有价值。这一点我不担心，“求是”的顾问，包括已经过世的陈省身先生，都是国内外最优秀的华人科学家。
现在，随着我们的顾问年纪愈来愈大，我们需要继续寻找最好的专家来参与。
中国新闻周刊：说到评审人，“求是”是如何凝聚这么多一流科学家为基金会工作的？
查懋声：这要感谢我的弟弟查懋德，他当年和我父亲一道去一一邀请基金会的顾问，虽然不能说像刘备请孔明那样三顾茅庐，但也是非常有诚意的。其中，周光召先生是我父亲亲自邀请的。他那时是中科院院长，并且学术成就也非常大。此外，还有陈省身、杨振宁、李远哲、简悦威、何大一、姚期智等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们对我父亲的人格、价值观念都十分认同，所以他们也拿出了尽可能大的精力和能力来支持“求是”。
中国新闻周刊：未来“求是”资助的对象和方向会不会有所调整？
查懋声：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回答的问题，因为获奖人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能出的是钱和时间，能请最好的人来管理。但是要资助谁，应该由评判顾问来决定。
我还想强调，不论将来基金会的运作机制怎么变，由顾问委员会独立地评奖，这将是我们一直要坚持的基本原则。
(实习生薛雨萌对本文亦有贡献）
尽管曾被胰腺癌缠身，并已近古稀之年，可是为了参加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上的“求是奖”颁发仪式，查懋声还是在香港开完公司会议之后，背着双肩背包，于前一天深夜抵达天津。
作为求是基金会创办人查济民先生的长子，查懋声于4年前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要将“求是”继续推进下去。但时至今日，中国对科研领域有了足够的重视和投入，科技界的状况已大不同于18年前他父亲创办“求是”的时期。抚今追昔，求是基金会该往何处去，在2011年“求是奖”颁发之际，查懋声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查济民先生为何要创办求是基金会，并选择以科技作为其资助的领域？
查懋声：我父亲出身贫苦。他年轻时就对科技感兴趣，立志报考浙江大学，但因为家里困难，没有念成大学，所以一直耿耿于怀。而浙江大学的前身就叫“求是书院”，求是基金会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父亲后来长期在非洲做生意，我也在海外多个国家学习工作过。我们当时就切身感到，因为身后的祖国不够强大，我们在海外就要常常受欺负。
所以，当我父亲稍稍有了些能力时，他就拼命地帮助国家，向内地捐钱、捐物。1997年之前，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他还跟查良镛（即金庸）合作，提出了一个“双查方案”，全力支持香港回归。
父亲重视科技，还跟他的切身体会有关。我们企业里用的纺织机器都是从欧洲、日本进口的，中国造的质量就不好。所以他就认为，中国要发展，光靠农业不行，要靠工业，而工业又倚赖科技。因此他决定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支持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求是基金会的价值观是什么？
查懋声：求是的基本哲学就是“脚踏实地，雪中送炭”。从创办以来，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要过钱，都是自己拿钱出来。这么多年来，基金会也不做任何宣传，所以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求是”。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要把我们企业或家族的名字宣扬出来，而是要继承我父亲的遗愿，真正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做些实事。
此外，“求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重视对青年学者的支持，这是基金会的顾问们和我父亲的共识。当时他们就分析，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出来，而中国没有？其中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美国在科研方面不论资排辈，鼓励年轻人创新，谁做的研究好，谁就能得奖，这样，年轻人才有动力。而中国当时的体制中，一个研究团队，得奖的人往往是年纪最大的、当领导的。所以我们就要重视奖励年轻人，像这次获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的，就有名不见经传、刚毕业的博士生，但他是一篇重要论文的第一作者。
中国新闻周刊：“求是”发展到今天，遇到什么新的情况？
查懋声：在刚刚设立的时候，“求是”是一个大奖项，可是现在与中国官方目前的科技奖励力度相比，现在算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基金了。近年来，国内基金会也多了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怎样做才能“雪中送炭”，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
由于求是基金会这么多年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在业界形成了很好的口碑，因而也有一些朋友问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道去做？”所以我在想，“求是”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平台，或者催化剂。假如有人捐钱，我们把他的名字跟“求是”放在一道，借助更多人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否意味着求是基金会打算从家族性质走向半开放的社会性质？
查懋声：巴菲特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把自己的钱都交给比尔·盖茨，让盖茨基金会来管理，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好。我们“求是”今后能不能也借鉴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可以尝试。但具体说来，要有什么样的管理体系，基金会今后是什么架构，还需要我们好好商量。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如果要开放，基金会将具体怎么运作？
查懋声：我父亲94岁过世的时候，他别的没有多说，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把“求是”做好。所以我在一两年前，也曾尝试过用新的架构来运转基金会，但效果不是很理想。现在我们还在摸索阶段，还在走第一步：把自己的基金管理好。
管好了自己的基金，我们才会考虑要不要接受别人的，假如接受的话，我们要花多少心血，怎么跟人家交代。所以我现在请了内地著名的经济学家金立佐、还有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王世全教授等专家来帮忙一起商量。
最后，谁来评奖，把奖发给谁，这很重要。找最好的人来评奖，我们的奖才有价值。这一点我不担心，“求是”的顾问，包括已经过世的陈省身先生，都是国内外最优秀的华人科学家。
现在，随着我们的顾问年纪愈来愈大，我们需要继续寻找最好的专家来参与。
中国新闻周刊：说到评审人，“求是”是如何凝聚这么多一流科学家为基金会工作的？
查懋声：这要感谢我的弟弟查懋德，他当年和我父亲一道去一一邀请基金会的顾问，虽然不能说像刘备请孔明那样三顾茅庐，但也是非常有诚意的。其中，周光召先生是我父亲亲自邀请的。他那时是中科院院长，并且学术成就也非常大。此外，还有陈省身、杨振宁、李远哲、简悦威、何大一、姚期智等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们对我父亲的人格、价值观念都十分认同，所以他们也拿出了尽可能大的精力和能力来支持“求是”。
中国新闻周刊：未来“求是”资助的对象和方向会不会有所调整？
查懋声：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回答的问题，因为获奖人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能出的是钱和时间，能请最好的人来管理。但是要资助谁，应该由评判顾问来决定。
我还想强调，不论将来基金会的运作机制怎么变，由顾问委员会独立地评奖，这将是我们一直要坚持的基本原则。
(实习生薛雨萌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