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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结束以来的8个月时间中，有关QE3的讨论在全球范围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猜想狂澜。特别是在2012年世界经济大幅降档减速的背景之下，人们对于QE3更是充溢着火热的等待与期盼。然而，时至今日，美联储并没有针对推出QE3的问题给出十分明确的答案，其屡次模糊的表态在吊足了市场胃口的同时也制造了未来巨大的政策想象空间。
被“雪藏”的QE3
进入2012的世界经济走出了一条先扬后抑的曲线。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长上升至3.6%，然而接下来第二季度仅增长1.8%的速度却让人大跌眼镜。不仅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2012年下半年的大部分时期，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比较疲软，预计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3.5%，2013年为3.9%。
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改过去两年中全球各国货币政策调控松紧不一的差别性姿态，世界诸国中央银行在2012年步调一致地进入到了货币政策的宽松轨道。然而，就在全球央行积极“开闸”放水并且市场认定美联储势必推出QE3的同时，美联储却选择了偏于保守的中性。从美联储8月初召开的最新议息会议所发表的会后声明来看，联储像今年前4次货币政策例会一样对QE3守口如瓶；而在此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向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以及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所作的最新货币政策半年报告中，QE3同样没有被摆到可视的桌面上，市场由此对QE3的预判一次又一次地失准。
相对于利率、法定准备金和公开市场操作等常规金融调控手段而言，QE在性质上属于超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其更多地应用于经济萧条或者危机时期。因此，美联储是否启动QE3的重要参照就是当下美国的经济生态。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7月，美国经济自金融危机之后迈开复苏步伐以来已经经历了长达37个月的正增长，虽然其中充满曲折，但总体情况却并不悲观。特别是在欧洲经济因债务危机陷入衰退和新兴市场增速大幅放缓的背景衬托下，美国经济上半年取得1.7%的增长收成也可算得上是全球经济版图中的一大亮色。这种经济生态显然不支持美联储再次匆忙作出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决定。
值得强调的是，作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美国房地产市场明确的转暖信号，成了稀释QE3出笼的直接力量。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连续发布的资料，2012年上半年，美国新屋开建数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季节调整后新屋开建数量上半年基本稳定在70万幢之上，最高的6月份达到了76万户，环比增长6.9%，为4年来的最高值。在成屋销售方面，2012年上半年，美国旧房月均销量均保持在430万套以上，其中6月份销售437万套，为连续12个月的同比明显增长，同时当月的房价指数创下200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房市的回暖为经济基本面的持续改善赋予了新的预期，同时也冲淡了美联储进一步量化宽松的本能或者既定方案。
QE的功与过
从理论上而言，QE主要有两大代表性版本。其一是央行从投资者手中回购国债以影响投资组合来刺激经济增长；其二是通过提供新的流动性如购买抵押支持证券以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除此之外，央行可以在未向经济体注入新的资金的情况下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的“扭转操作”即所谓的“QE2.0”就可归入此类。目前来看，美联储已经将经典版的QE和变异性QE用了个遍。
2009年5月至2010年实施的第一轮量化宽松，美联储共计采购了2.3万亿美元的国债和抵押支持证券，而始于2010年底的第二轮量化宽松，美联储再次买入了6000亿美元的国债；2011年9月，美联储用总量4000亿美元的“扭曲操作”承接了到期的QE2，而基于对经济复苏乏力的判断，美联储在今年6月的货币政策例会上作出了延长“扭转操作”至2012年底的决定（至2012年底继续购买2670亿美元的6年～30年期国债，同期将卖出相同金额的3年以下期限短期国债）。总体上看来，QE操作的主要对象是中长期国债，同时美联储量化宽松的力度在逐步减弱。
两轮量化宽松和“扭转操作”的实际效果成为了人们关注的话题，由此也影响着推出QE3的可能性。应当承认，在QE1和QE2的直接作用下，银行体系的超额储备大幅增加并在随后推动了银行信贷复苏，从而支撑了GDP的增长。按照旧金山联储的实证分析所示，仅资产购买规模为6000亿美元的QE2可以使长期利率降低15～20个基点，相当于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75个基点；且美联储先前的整个QE计划可以使美国失业率降低1.5个百分点，而截至2012年末，预计实际产出要比在不推出前两轮QE的情况下要高出3%，而非农就业人数也要比相同情况下多出300万人左右。
显然，从量化宽松的正面效果来看，续推QE3有着比较充分的现实依据。然而，连续的QE计划所产生的边际递减效应也是美联储关注和担忧的另一种结果。统计发现，QE1期间，美国实际GDP同比增速从-3.3%狂升至2.2%；QE2期间，经济不增反降，实际GDP增速从3.5%一路下滑至1.6%；而在一年时间不到的“扭转操作”期间，美国经济增速依然在1.5%的水平位置徘徊。换句话说，无论是QE2和扭转操作，其对经济刺激效果都不如QE1。这种非常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无疑冲销了美联储进一步量化宽松的信心。
除了边际效应递减束缚了美联储继续挥舞QE工具的手脚之外，量化宽松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是美联储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一方面，QE的连续操作极易引发市场对美元的质疑，从而导致“去美元化”危机。如中国与日本贸易不再以美元作为唯一结算工具，中东部分产油国放弃以美元为结算货币，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损伤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与国际结算货币地位。而这种结果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美联储无休止地释放流动性，极易倒逼他国央行为避免本币升值开展竞争性量化宽松的可能，从而干扰和冲击正常的国际金融与贸易秩序。特别是在经过两轮量化宽松从而使得美国市场并不缺乏流动性的环境下，美联储如果继续扩张资产负债表，其所引来的国际舆论谴责将更加强烈，而这种道德压力的加码势必迫使美联储对量化宽松的持续性作出更为谨慎的评估。 大门并未关闭
尽管美联储新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安排让市场在等待中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但美联储并没有关闭QE3的大门。按照伯南克在货币政策半年报告中的最新表态，美联储将在合适的时候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以帮助经济更加强劲地复苏。因此，接下来需要观察的是刺激QE3的动态因素以及相应的时机选择问题。
就业市场成为了QE3是否出笼的最首要参考坐标。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美国失业率基本呈下降趋势—由8.5%降至8.3%，但月度非农就业环比增量却极不稳定，其中6月份的该指标下降至8万，虽然7月份的最新数据表明非农就业环比增16.3万，但失业率却比前一个月又提升了0.1个百分点。据此，美联储已将2012年失业率预测由4月时的7.8%～8%上调至8%～8.2%。如果未来就业数据不能按照预期得到改善，不排除将失业率放在货币政策考量首位的美联储推出QE3。
消费拉动经济作用的大小同样牵引着美联储是否推出QE3的视线。由于QE3具有增强银行信贷与改变居民投资组合从而刺激消费的双重直接目的，占美国GDP70%以上的消费改善趋势自然就成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时的重要风向标。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美国零售额与核心零售额环比与同比增速均大幅下降，其中零售额环比增速由一季度的0.6%～1%区间骤降至-0.5%，零售额同比增速由一季度的6.3%～6.6%区间降至3.8%，下降幅度非常显著。值得警惕的是，美国零售销售在今年第二季度已经连续3个月下滑，为2008年以来最长的下滑周期。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扭转，就很难看到美国经济的实质性增长，作为相机抉择，美联储势必再次踩大量化宽松的油门。
欧债危机发酵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放缓从而拖累美国经济的程度，无疑影响着美联储推进新一轮量化宽松的脚步。动态地审视，欧债危机在2012年的后半年还只是下半场的开始，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大幅放缓的局面总体上还将持续。以上双重外部因素的叠加，会不可避免地通过金融市场和贸易等途径传导到美国，并演变成下半年美国经济复苏的两个最大外部风险。据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自去年11月份开始美国贸易赤字再呈上升态势，其中今年上半年每月的贸易赤字都保持在450亿美元之上。在出口受到压制和消费动能弱化的共振作用下，美国经济由今年第一季度增长1.9%减弱为第二季度的1.5%，而且由于6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自2009年7月份以来首次跌破荣枯线以及费城制造业活动指数连续两月出现萎缩，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速继续下滑甚至停滞的几率将会上升。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美联储启动新的量化宽松就水到渠成。
通货膨胀风险的弱化，为美联储迈动量化宽松的新步伐营造了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资料显示，2012年上半年，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涨幅一直控制在2%以下，而且与第一季度相比，第二季度CPI环比下跌了0.3%。据此，美联储认为美国整体通胀风险已显著下降，反之通缩风险正逐渐露头。动态地观察，如果美国中西部地区干旱所引起的玉米、豆粕等农产品价格上扬幅度较小，通缩苗头没有得到抑制，美联储无疑可以赢得更宽绰的政策放松空间。
基于以上四个关键指标的分析，市场主流观点认为，未来美联储不是推不推QE3的问题，而是何时推出QE3的问题。按照美联储既定的货币政策会议计划表，9月到10月的两次会议应该是一个敏感的时间“窗口”。之所以作出这种推断，就是因为前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扭转操作”都是在这一时候的货币政策会议上作出的。不过，考虑到11月份美国将进行大选，届时选举将进入最激烈的阶段，美联储在这一特殊关口出台新政的概率相对较低，这样，QE3很可能被推迟到今年12月份或者2013年第一季度。
量化宽松VS财政悬崖
如果说美联储当初推行量化宽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向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以降低长期利率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对冲与防止“财政悬崖”对本已脆弱的经济肌体的挫伤将是QE3的主要诉求目标。可以说“财政悬崖”已经成为触发美联储QE3的关键按钮。
所谓“财政悬崖”主要由四个问题酿造而成：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税收减免措施到期；2%薪资税减免措施的到期；失业补偿措施的延长期届满；以及如果国会未能达成协议，满足“超级委员会”的减赤目标，那么由预算控制法案授权的自动支出及预算削减措施将会生效。由于以上问题特别是自动削减赤字机制的启动会使政府财政开支被迫突然减少，从支出曲线上看就像悬崖一样，故得名为“财政悬崖”。
为了鼓励工作、储蓄以及投资，从而刺激经济长期增长，小布什总统上台后，经过国会之手，美国在2001年颁布了《经济增长与税收减免协调法案》，将最高所得税税率从39.6%降低到35%；2002年小布什政府又将资本利得税的税率从20%降到15%，并将对股息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从35%降到15%。双双减税期间皆为10年。按照时间表，最高所得税率的降税本应在2011年底结束，但由于美国遭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新上台的奥巴马总统被迫作出将小布什的减税时间延长两年的决定，并且得到了国会的支持。不仅如此，为了医治遍体鳞伤的国内经济，奥巴马还宣布了从2011年起美国工资税从6.2%下调至4.2%的特殊措施，同时出台失业救济金计划，二者对应政策周期分别为两年。
无疑，减税政策的实施和延长，将处于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煎熬中的美国经济拉了出来，然而，税收的减少和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经济刺激计划产生的巨大开支，使得美国财政捉襟见肘并几近关门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向国会提出调高债务上限的要求。经过驴象两党的艰难拉锯，2011年8月，白宫从国会山手中拿到了将债务上限上调2.1万亿美元的“尚方宝剑”。而作为交换条件，奥巴马接受了共和党人的要求，即在国会成立一个“超级委员会”，如果国会未能就削减1.2万亿美元的减赤计划达成让“超级委员会”满意的方案，美国将在2013年首日启动在10年内自动削减赤字的机制。
客观地分析，“财政悬崖”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将不可避免：首先，税收优惠政策按期结束后，美国约1.6亿的工薪阶层的薪资税税率将上升两个百分点，数百万长期失业者将失去救济金，拉动经济的消费力量将受到进一步钳制和打压；其次，最近3年中支撑美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力量主要来源于财政刺激即政府投资，自动减赤机制的启动将使政府的投资“乘数效应”急剧萎缩；第三，政府支出的削减很容易引起私人部门对经济前景的担忧，相应地它们就会减少投资，微观经济的动力与活力将遭受抑制。基于以上分析，美国国会预算局预测，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就延长税收优惠和阻止“杀伤性”开支削减达成一致，2013年美国失业率将达到9.2%，从今年10月开始的2013财年经济增速将仅为1.1%，即再度出现衰退。
显然，能否最终规避“财政悬崖”，完全取决于美国驴象两党博弈的结果。一个动态趋势是，如果奥巴马能够在今年大选中获得连任，接下来将与共和党就税收延缓和后10年的减赤方案进行艰难的谈判，但经验表明，两党最终达成共识不仅步履维艰，而且旷日持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进入2013年就遭遇“财政悬崖”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对此，美联储不得不推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对冲。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过连续性的“扭转操作”之后，美联储手中的短期国债已到了无券可卖的程度，而在基准利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且降无可降的情况下，美联储最终只能选择再一次购买国债和抵押支持债券，而且手握1.5万亿美元现金的美联储胸有成竹。
被“雪藏”的QE3
进入2012的世界经济走出了一条先扬后抑的曲线。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长上升至3.6%，然而接下来第二季度仅增长1.8%的速度却让人大跌眼镜。不仅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2012年下半年的大部分时期，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比较疲软，预计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3.5%，2013年为3.9%。
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改过去两年中全球各国货币政策调控松紧不一的差别性姿态，世界诸国中央银行在2012年步调一致地进入到了货币政策的宽松轨道。然而，就在全球央行积极“开闸”放水并且市场认定美联储势必推出QE3的同时，美联储却选择了偏于保守的中性。从美联储8月初召开的最新议息会议所发表的会后声明来看，联储像今年前4次货币政策例会一样对QE3守口如瓶；而在此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向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以及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所作的最新货币政策半年报告中，QE3同样没有被摆到可视的桌面上，市场由此对QE3的预判一次又一次地失准。
相对于利率、法定准备金和公开市场操作等常规金融调控手段而言，QE在性质上属于超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其更多地应用于经济萧条或者危机时期。因此，美联储是否启动QE3的重要参照就是当下美国的经济生态。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7月，美国经济自金融危机之后迈开复苏步伐以来已经经历了长达37个月的正增长，虽然其中充满曲折，但总体情况却并不悲观。特别是在欧洲经济因债务危机陷入衰退和新兴市场增速大幅放缓的背景衬托下，美国经济上半年取得1.7%的增长收成也可算得上是全球经济版图中的一大亮色。这种经济生态显然不支持美联储再次匆忙作出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决定。
值得强调的是，作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美国房地产市场明确的转暖信号，成了稀释QE3出笼的直接力量。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连续发布的资料，2012年上半年，美国新屋开建数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季节调整后新屋开建数量上半年基本稳定在70万幢之上，最高的6月份达到了76万户，环比增长6.9%，为4年来的最高值。在成屋销售方面，2012年上半年，美国旧房月均销量均保持在430万套以上，其中6月份销售437万套，为连续12个月的同比明显增长，同时当月的房价指数创下200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房市的回暖为经济基本面的持续改善赋予了新的预期，同时也冲淡了美联储进一步量化宽松的本能或者既定方案。
QE的功与过
从理论上而言，QE主要有两大代表性版本。其一是央行从投资者手中回购国债以影响投资组合来刺激经济增长；其二是通过提供新的流动性如购买抵押支持证券以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除此之外，央行可以在未向经济体注入新的资金的情况下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的“扭转操作”即所谓的“QE2.0”就可归入此类。目前来看，美联储已经将经典版的QE和变异性QE用了个遍。
2009年5月至2010年实施的第一轮量化宽松，美联储共计采购了2.3万亿美元的国债和抵押支持证券，而始于2010年底的第二轮量化宽松，美联储再次买入了6000亿美元的国债；2011年9月，美联储用总量4000亿美元的“扭曲操作”承接了到期的QE2，而基于对经济复苏乏力的判断，美联储在今年6月的货币政策例会上作出了延长“扭转操作”至2012年底的决定（至2012年底继续购买2670亿美元的6年～30年期国债，同期将卖出相同金额的3年以下期限短期国债）。总体上看来，QE操作的主要对象是中长期国债，同时美联储量化宽松的力度在逐步减弱。
两轮量化宽松和“扭转操作”的实际效果成为了人们关注的话题，由此也影响着推出QE3的可能性。应当承认，在QE1和QE2的直接作用下，银行体系的超额储备大幅增加并在随后推动了银行信贷复苏，从而支撑了GDP的增长。按照旧金山联储的实证分析所示，仅资产购买规模为6000亿美元的QE2可以使长期利率降低15～20个基点，相当于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75个基点；且美联储先前的整个QE计划可以使美国失业率降低1.5个百分点，而截至2012年末，预计实际产出要比在不推出前两轮QE的情况下要高出3%，而非农就业人数也要比相同情况下多出300万人左右。
显然，从量化宽松的正面效果来看，续推QE3有着比较充分的现实依据。然而，连续的QE计划所产生的边际递减效应也是美联储关注和担忧的另一种结果。统计发现，QE1期间，美国实际GDP同比增速从-3.3%狂升至2.2%；QE2期间，经济不增反降，实际GDP增速从3.5%一路下滑至1.6%；而在一年时间不到的“扭转操作”期间，美国经济增速依然在1.5%的水平位置徘徊。换句话说，无论是QE2和扭转操作，其对经济刺激效果都不如QE1。这种非常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无疑冲销了美联储进一步量化宽松的信心。
除了边际效应递减束缚了美联储继续挥舞QE工具的手脚之外，量化宽松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是美联储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一方面，QE的连续操作极易引发市场对美元的质疑，从而导致“去美元化”危机。如中国与日本贸易不再以美元作为唯一结算工具，中东部分产油国放弃以美元为结算货币，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损伤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与国际结算货币地位。而这种结果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美联储无休止地释放流动性，极易倒逼他国央行为避免本币升值开展竞争性量化宽松的可能，从而干扰和冲击正常的国际金融与贸易秩序。特别是在经过两轮量化宽松从而使得美国市场并不缺乏流动性的环境下，美联储如果继续扩张资产负债表，其所引来的国际舆论谴责将更加强烈，而这种道德压力的加码势必迫使美联储对量化宽松的持续性作出更为谨慎的评估。 大门并未关闭
尽管美联储新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安排让市场在等待中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但美联储并没有关闭QE3的大门。按照伯南克在货币政策半年报告中的最新表态，美联储将在合适的时候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以帮助经济更加强劲地复苏。因此，接下来需要观察的是刺激QE3的动态因素以及相应的时机选择问题。
就业市场成为了QE3是否出笼的最首要参考坐标。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美国失业率基本呈下降趋势—由8.5%降至8.3%，但月度非农就业环比增量却极不稳定，其中6月份的该指标下降至8万，虽然7月份的最新数据表明非农就业环比增16.3万，但失业率却比前一个月又提升了0.1个百分点。据此，美联储已将2012年失业率预测由4月时的7.8%～8%上调至8%～8.2%。如果未来就业数据不能按照预期得到改善，不排除将失业率放在货币政策考量首位的美联储推出QE3。
消费拉动经济作用的大小同样牵引着美联储是否推出QE3的视线。由于QE3具有增强银行信贷与改变居民投资组合从而刺激消费的双重直接目的，占美国GDP70%以上的消费改善趋势自然就成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时的重要风向标。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美国零售额与核心零售额环比与同比增速均大幅下降，其中零售额环比增速由一季度的0.6%～1%区间骤降至-0.5%，零售额同比增速由一季度的6.3%～6.6%区间降至3.8%，下降幅度非常显著。值得警惕的是，美国零售销售在今年第二季度已经连续3个月下滑，为2008年以来最长的下滑周期。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扭转，就很难看到美国经济的实质性增长，作为相机抉择，美联储势必再次踩大量化宽松的油门。
欧债危机发酵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放缓从而拖累美国经济的程度，无疑影响着美联储推进新一轮量化宽松的脚步。动态地审视，欧债危机在2012年的后半年还只是下半场的开始，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大幅放缓的局面总体上还将持续。以上双重外部因素的叠加，会不可避免地通过金融市场和贸易等途径传导到美国，并演变成下半年美国经济复苏的两个最大外部风险。据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自去年11月份开始美国贸易赤字再呈上升态势，其中今年上半年每月的贸易赤字都保持在450亿美元之上。在出口受到压制和消费动能弱化的共振作用下，美国经济由今年第一季度增长1.9%减弱为第二季度的1.5%，而且由于6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自2009年7月份以来首次跌破荣枯线以及费城制造业活动指数连续两月出现萎缩，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速继续下滑甚至停滞的几率将会上升。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美联储启动新的量化宽松就水到渠成。
通货膨胀风险的弱化，为美联储迈动量化宽松的新步伐营造了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资料显示，2012年上半年，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涨幅一直控制在2%以下，而且与第一季度相比，第二季度CPI环比下跌了0.3%。据此，美联储认为美国整体通胀风险已显著下降，反之通缩风险正逐渐露头。动态地观察，如果美国中西部地区干旱所引起的玉米、豆粕等农产品价格上扬幅度较小，通缩苗头没有得到抑制，美联储无疑可以赢得更宽绰的政策放松空间。
基于以上四个关键指标的分析，市场主流观点认为，未来美联储不是推不推QE3的问题，而是何时推出QE3的问题。按照美联储既定的货币政策会议计划表，9月到10月的两次会议应该是一个敏感的时间“窗口”。之所以作出这种推断，就是因为前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扭转操作”都是在这一时候的货币政策会议上作出的。不过，考虑到11月份美国将进行大选，届时选举将进入最激烈的阶段，美联储在这一特殊关口出台新政的概率相对较低，这样，QE3很可能被推迟到今年12月份或者2013年第一季度。
量化宽松VS财政悬崖
如果说美联储当初推行量化宽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向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以降低长期利率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对冲与防止“财政悬崖”对本已脆弱的经济肌体的挫伤将是QE3的主要诉求目标。可以说“财政悬崖”已经成为触发美联储QE3的关键按钮。
所谓“财政悬崖”主要由四个问题酿造而成：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税收减免措施到期；2%薪资税减免措施的到期；失业补偿措施的延长期届满；以及如果国会未能达成协议，满足“超级委员会”的减赤目标，那么由预算控制法案授权的自动支出及预算削减措施将会生效。由于以上问题特别是自动削减赤字机制的启动会使政府财政开支被迫突然减少，从支出曲线上看就像悬崖一样，故得名为“财政悬崖”。
为了鼓励工作、储蓄以及投资，从而刺激经济长期增长，小布什总统上台后，经过国会之手，美国在2001年颁布了《经济增长与税收减免协调法案》，将最高所得税税率从39.6%降低到35%；2002年小布什政府又将资本利得税的税率从20%降到15%，并将对股息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从35%降到15%。双双减税期间皆为10年。按照时间表，最高所得税率的降税本应在2011年底结束，但由于美国遭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新上台的奥巴马总统被迫作出将小布什的减税时间延长两年的决定，并且得到了国会的支持。不仅如此，为了医治遍体鳞伤的国内经济，奥巴马还宣布了从2011年起美国工资税从6.2%下调至4.2%的特殊措施，同时出台失业救济金计划，二者对应政策周期分别为两年。
无疑，减税政策的实施和延长，将处于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煎熬中的美国经济拉了出来，然而，税收的减少和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经济刺激计划产生的巨大开支，使得美国财政捉襟见肘并几近关门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向国会提出调高债务上限的要求。经过驴象两党的艰难拉锯，2011年8月，白宫从国会山手中拿到了将债务上限上调2.1万亿美元的“尚方宝剑”。而作为交换条件，奥巴马接受了共和党人的要求，即在国会成立一个“超级委员会”，如果国会未能就削减1.2万亿美元的减赤计划达成让“超级委员会”满意的方案，美国将在2013年首日启动在10年内自动削减赤字的机制。
客观地分析，“财政悬崖”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将不可避免：首先，税收优惠政策按期结束后，美国约1.6亿的工薪阶层的薪资税税率将上升两个百分点，数百万长期失业者将失去救济金，拉动经济的消费力量将受到进一步钳制和打压；其次，最近3年中支撑美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力量主要来源于财政刺激即政府投资，自动减赤机制的启动将使政府的投资“乘数效应”急剧萎缩；第三，政府支出的削减很容易引起私人部门对经济前景的担忧，相应地它们就会减少投资，微观经济的动力与活力将遭受抑制。基于以上分析，美国国会预算局预测，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就延长税收优惠和阻止“杀伤性”开支削减达成一致，2013年美国失业率将达到9.2%，从今年10月开始的2013财年经济增速将仅为1.1%，即再度出现衰退。
显然，能否最终规避“财政悬崖”，完全取决于美国驴象两党博弈的结果。一个动态趋势是，如果奥巴马能够在今年大选中获得连任，接下来将与共和党就税收延缓和后10年的减赤方案进行艰难的谈判，但经验表明，两党最终达成共识不仅步履维艰，而且旷日持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进入2013年就遭遇“财政悬崖”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对此，美联储不得不推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对冲。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过连续性的“扭转操作”之后，美联储手中的短期国债已到了无券可卖的程度，而在基准利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且降无可降的情况下，美联储最终只能选择再一次购买国债和抵押支持债券，而且手握1.5万亿美元现金的美联储胸有成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