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年纪轻轻开始浪迹天涯，直至被现实撞得鼻青脸肿时，才明白复杂的社会不同于单纯的校园，繁华的深圳拒绝目空一切的骄纵狂傲，拒绝好高骛远的夸夸其谈，拒绝纸上谈兵的高分低能。
　　想起离家时的信誓旦旦与义无反顾，实在不能就这样打道回府，我只好在当主管的表哥的介绍下，进了这家服装厂。
　　表哥安排我在裁床工作，简单而枯燥地编号，整日整夜没完没了的阿拉伯数字忙着从笔尖跳出来，跳到裁好的布料上。曾经弹出美妙的乐曲，敲出大篇文章的双手，如今做着傻子都会做的事，可想而知，素来心高气傲的我是何等的委屈！
　　日子无聊而缓慢地打发着。在这个厂，除了表哥，我从不与别人搭腔，不是语言不通，而是内心深处那种潜意识对这些粗俗的外来工的不屑一顾，尤其是那些素面朝天的打工妹，行色匆匆，偶尔打扮得花枝招展，却更让人觉得俗不可耐。我的言行举止流露出一种鹤立鸡群的趾高气扬，先前找不到工作的失意与落魄一扫而光。
　　我是一个好了伤痕忘了痛的人，于是，打饭、冲凉、逛街，我都只一个人。裁床部是清一色的操“吴侬软语”的浙江小伙子，我无法交流也无心交谈。每每腹痛难忍急需请假时，组长平的话总是言简意赅：“好吧！”从不拖泥带水，甚至不追问一句“为什么请假”。看多了凶神恶煞的厂长训斥工人的场面，我突然特别感激平的善解人意，很想讲声“谢谢”，无奈，平是不苟言笑的人，平静中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
　　当那天厂长怒发冲冠地朝平乱吼一通（他们讲的是叽哩哗啦的浙江话）时，我还不以为然地看着欲言又止的平，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原来，整匹布料的编号全编在反面，发下去后，车位照做不误，发现时已经全部拆下来返工。这批货延期完工，厂里也要蒙受损失，同事们议论纷纷。直到平从车位上把编了号的布料收上来的时候，我顿时目瞪口呆——老天，那匹布料上的字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出自我这双自命不凡的手！
　　我茫然不知所措。表哥也恨铁不成钢地说：“粗心大意，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
　　下午上班时，我忐忑不安，无精打采。平走过来，微笑着说：“‘吃一堑，长一智’，不要紧。”听了他的安慰，我紧绷的心略微松驰下来，但这毕竟不是能够一笑了之的小事啊，真的不要紧吗？
　　一个星期过去了，工厂里风平浪静，波澜不惊。
　　后来，表哥告诉我，是组长平承担了全部责任。于是，高高瘦瘦、文质彬彬的平开始跳跃在我的目光中，我忽然觉得平的踏实与大度真是对我最绝妙的讽刺！卸下这张虚伪的面具，谁不是一样拼命挣扎在谋生存图发展的残酷游戏中？而我却故作清高，用“粗俗”去形容这群与困苦劳累对峙的“天涯同命鸟”。我顿感惭愧不已，无地自容。
　　终于，我怀着十二分的感谢对平说：“谢谢你。”
　　平埋头忙着手中的图纸，抬起头来冲我腼腆一笑：“刚刚出门打工，‘万事开头难’，干久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与平的交谈渐渐多起来，我才发现，这个浙江小伙子也挺可爱，每每站在长桌的另一边，听他唱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出其不意地扔几颗“荔枝炸弹”，让你措手不及防不胜防，却又满心欢喜。忙碌乏味的打工生活也因这些开怀的小插曲而绚丽起来。
　　可是，快乐总是格外的短暂，因为表哥的跳槽，我也要随他离去。临走时，我神秘地对平说：“终于要和‘老巫婆’Bye—Bye了，真是说不出的畅快！”我故作轻松，掩饰离别的依依难舍。
　　平好奇地问：“哪个‘老巫婆’？”
　　“厂长呗！上次她不分青红皂白地吼你，简直就像慈禧再世，暴戾专横，加上那身不伦不类的装扮，一摇一摆的走姿，真是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平的眉头不经意地皱了一下，问：“她有这么可恶吗？”
　　“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得意地说。
　　这一番对厂长的品头论足成了我们最后的话别。转厂之后，有一次和表哥聊起来，表哥一语道破天机：“厂长是你们组长的姐姐，他们是血浓于水的亲姐弟。”
　　我顿时愕然。
　　不时有平的电话打过来问好，却从未听他提及此事。他用他的宽容和忍让理解着我所有的无知与丑陋，让不谙世事的我在这条艰辛的打工之路走得平稳。从他身上，我读懂了许多，包括折射出我的浮躁与虚荣，幼稚与无聊。渐渐地，我习惯了简简单单朴素地收拾自己，习惯了狼吞虎咽填饱肚子，习惯了腰酸背疼栽在床上呼呼大睡，习惯了风风火火奔走于工厂与宿舍之间，习惯了在尘世的风雨中多一份稳重与脚踏实地……这一切，都离不开那个浙江男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