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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得句
2015年仲春3月28日，写一打油诗《凌晨梦中得句真梦话也晨起记之》：
小葛利高里，扪虱颇自得。
飞身骗马上，所向如风逝。
阿克西尼娅，忽然若有失。
梦中数葵花，山山并水水。
梦中得句，昔亦有之。应是所谓浅梦时分，或随口吟安，或略经构思，但过去所得，都还有理性可循，不像这首之颠三倒四，莫知所云，仿佛真是所谓梦话了。明显是旧日拜读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印象殊深，时日既久，犹剩形象碎片，拼凑成篇乃尔。至于“小葛利高里”的叫法，我平时想也没有想过；“扪虱”更于原书无据，这个意象却不知从何处突袭而来。
记下后，涵泳两遍，忽然自笑，打油诗而居然有追攀现代、后现代主义之嫌——不是庶几近之吗？但所有的梦话，即便远离客观现实，在梦中都是认真的，至少在得句时，作者会相信自己不是凭空瞎编，而是真情实感。梦里不知身入梦，只缘身在大梦中也。
这样看来，比如郭沫若、周扬两位大家在1958年合编的《红旗歌谣》，今天人们从常识出发，也几乎一致目为虚妄的篇章，大部分也可看作是“梦中得句”的梦话。那时大家确实都置身于一场热昏的“大跃进”好梦中，纷纷高举着幻想、妄想以至狂想，例如一蹴而登共产主义天堂之类。今天理智的人们可以讥之甚至斥之为愚昧，这里用得上一句毛主席语录，也是他的名诗名句“僧是愚氓犹可训”。可训，亦可恕也，他们真诚善良的求变、求富、求幸福的愿望，被导向了歧途。基层人民公社的普通社员、中小学师生有每天创作多少首诗作的政治任务或竞赛指标重任在肩；即使是基层文化干部，并非完全不懂创作这一行的，例如新民歌名篇《小篷船》的作者，在“大跃进”的压力下，也还是挖空心思，将颇有江南水乡的意境，嫁接到“大跃进”的场景中来。从而似乎加入了痴人说梦的合唱。可见，就是对《红旗歌谣》也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的。
只是，到“大跃进”中后期，从下到上逐渐梦醒，原来的“好梦”化为噩梦一般的现实。
至此，面对饿殍满地，无论何人再写出歌功颂德的诗文，就是没有良心了。
“梦中得句”，也是有其时空限制的。
拥护军队改革
久不议政，为何忽然写下这表态性的标题？据央视播报，全军各级官兵热烈拥护军队改革工作会议传达的精神，坚决把改革进行到底。话语响当当而落地有声。
诚然，位卑未敢忘忧国，古有明训，位卑也未敢忘忧军。为什么？这支人数不菲的军队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这支军队两名原任军委副主席，也就是军队最高领导机关的二、三把手，或已查明，或正查处，属于严重的违犯国法、违犯党纪的犯罪分子。
党史所称的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生前对党政部门及其干部分类的标准，凡属领导班子烂掉的，归为第四类。这类单位或部门，要重组领导班子。
这是我拥护军队改革所要说的第一点。军队腐败，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远不是从那两个腐败分子开始的。如果一定要选一个节点认定为腐败的滥觞，或可以说是十年浩劫的某年某月，那个关于“开后门”的“舆论”。
十年浩劫，用江青的话说，是借重于林彪这尊“神”保驾，三支两军作为后盾的。于是军队的威望水涨船高，军队的地位扶摇直上，躲避上山下乡的干部子女，纷纷谋求参军之路。路窄人众，便找“后门”。一时道路风传，议论纷纷，反对“走后门”之声大作，这大概是舆论的正常反应吧。
根据毛主席关于舆论准备的最高指示，革命的、反革命的，要夺取政权，都要先造成舆论。参军事虽大，但也大不到夺取政权的高度，但不同的舆论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其理则一。于是，针对反“走后门”的舆论，又出来了“从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从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的高论，一锤定音，众喙皆息。从此，全国学解放军热潮继起，“走后门”现象普及全国，连在小小的代销店买紧缺商品，也要“走后门”了。而作为始作俑者的“走后门”发源地，则继续在原有轨道上创造出“新生事物”，直到基层连队，也开始行贿受贿，列兵对小小班长也要拍马屁送实惠了。
为什么从“走后门”一事甚至一语，竟致酿成贪腐之祸？那是因为对错误的倾向实施了有力的回护。正气不张，邪气上扬。如果在1980年军旅诗人叶文福写出《将军，不能这样做》，规劝军队中有权者不要放任所谓“不正之风”时，不是忙于批驳他，处理他，而是勉励至少是容忍他，进而接受这样的舆论监督，注意防微杜渐，并带动各方面有所整改，那么虽然不可能一举而杜绝腐败，但事情可能会好些，至少减少些将校的骄狂之气。如果对军队经商等能够不仅限于街谈巷议，而得到正常反映的渠道，公开监督的空间，那许多坏事本也可能不发生或少发生的。
这是我拥护军队改革所要说的第二点。
从1974年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四个现代化”，40年过去了。对“四化”中的国防现代化，人们已经认识到不只是技术装备的现代化，而有更深远更广泛的要求。
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同时，要求军队从革命军向国防军转变，这是国家现代化的要求，是现代化转型的必经之路。现代化之路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何况面对着积重难返的局面（包括人们观念上、体制上的惰性），是一项绝大的工程。我们自然期其必成，但也要充分估计到攻坚之难。
不是张学良作的诗
一家纸媒刊出了启功先生一幅墨迹，是大约上世纪90年代，应吕正操先生之请，抄了一首据说是张学良的七言四句，准备让吕将军带到夏威夷为张贺寿的。诗作的头两句是：“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据我所知，出自一首可能是民国初年，最早也顶多是清末写作并流行的歌曲。歌名我记不确切了，歌词全文是：
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
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方不负石磐铁砚，后哲前贤。
上世纪80年代，公木（张松如）先生曾来信跟我讨论歌词中的“石磐”实指什么，寓意何在。我只是猜想，铁砚为习文所用，石磐该是练武所用（民族武功中，类似现代举重锻炼臂力所用），无非期望青年练出一身文武功夫吧。
公木生于1910年，他少年时就唱这首歌，见旧军队也唱这首歌。张学良大概同样是从小会唱的。我出生晚，上世纪40年代学唱这首歌时，北平已沦陷。在日伪的统治下，我们都以为这是一首爱国励志歌曲，却没有被禁，可能歌词中强调“黄族”“亚人”立场，与欧美针锋相对，正暗合了日本军国主义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义。
这样说来，这首歌的立意，其产生的背景，包括它的作者，确实还有请专家考证一下的必要。
（作者系诗人、作家）
2015年仲春3月28日，写一打油诗《凌晨梦中得句真梦话也晨起记之》：
小葛利高里，扪虱颇自得。
飞身骗马上，所向如风逝。
阿克西尼娅，忽然若有失。
梦中数葵花，山山并水水。
梦中得句，昔亦有之。应是所谓浅梦时分，或随口吟安，或略经构思，但过去所得，都还有理性可循，不像这首之颠三倒四，莫知所云，仿佛真是所谓梦话了。明显是旧日拜读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印象殊深，时日既久，犹剩形象碎片，拼凑成篇乃尔。至于“小葛利高里”的叫法，我平时想也没有想过；“扪虱”更于原书无据，这个意象却不知从何处突袭而来。
记下后，涵泳两遍，忽然自笑，打油诗而居然有追攀现代、后现代主义之嫌——不是庶几近之吗？但所有的梦话，即便远离客观现实，在梦中都是认真的，至少在得句时，作者会相信自己不是凭空瞎编，而是真情实感。梦里不知身入梦，只缘身在大梦中也。
这样看来，比如郭沫若、周扬两位大家在1958年合编的《红旗歌谣》，今天人们从常识出发，也几乎一致目为虚妄的篇章，大部分也可看作是“梦中得句”的梦话。那时大家确实都置身于一场热昏的“大跃进”好梦中，纷纷高举着幻想、妄想以至狂想，例如一蹴而登共产主义天堂之类。今天理智的人们可以讥之甚至斥之为愚昧，这里用得上一句毛主席语录，也是他的名诗名句“僧是愚氓犹可训”。可训，亦可恕也，他们真诚善良的求变、求富、求幸福的愿望，被导向了歧途。基层人民公社的普通社员、中小学师生有每天创作多少首诗作的政治任务或竞赛指标重任在肩；即使是基层文化干部，并非完全不懂创作这一行的，例如新民歌名篇《小篷船》的作者，在“大跃进”的压力下，也还是挖空心思，将颇有江南水乡的意境，嫁接到“大跃进”的场景中来。从而似乎加入了痴人说梦的合唱。可见，就是对《红旗歌谣》也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的。
只是，到“大跃进”中后期，从下到上逐渐梦醒，原来的“好梦”化为噩梦一般的现实。
至此，面对饿殍满地，无论何人再写出歌功颂德的诗文，就是没有良心了。
“梦中得句”，也是有其时空限制的。
拥护军队改革
久不议政，为何忽然写下这表态性的标题？据央视播报，全军各级官兵热烈拥护军队改革工作会议传达的精神，坚决把改革进行到底。话语响当当而落地有声。
诚然，位卑未敢忘忧国，古有明训，位卑也未敢忘忧军。为什么？这支人数不菲的军队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这支军队两名原任军委副主席，也就是军队最高领导机关的二、三把手，或已查明，或正查处，属于严重的违犯国法、违犯党纪的犯罪分子。
党史所称的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生前对党政部门及其干部分类的标准，凡属领导班子烂掉的，归为第四类。这类单位或部门，要重组领导班子。
这是我拥护军队改革所要说的第一点。军队腐败，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远不是从那两个腐败分子开始的。如果一定要选一个节点认定为腐败的滥觞，或可以说是十年浩劫的某年某月，那个关于“开后门”的“舆论”。
十年浩劫，用江青的话说，是借重于林彪这尊“神”保驾，三支两军作为后盾的。于是军队的威望水涨船高，军队的地位扶摇直上，躲避上山下乡的干部子女，纷纷谋求参军之路。路窄人众，便找“后门”。一时道路风传，议论纷纷，反对“走后门”之声大作，这大概是舆论的正常反应吧。
根据毛主席关于舆论准备的最高指示，革命的、反革命的，要夺取政权，都要先造成舆论。参军事虽大，但也大不到夺取政权的高度，但不同的舆论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其理则一。于是，针对反“走后门”的舆论，又出来了“从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从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的高论，一锤定音，众喙皆息。从此，全国学解放军热潮继起，“走后门”现象普及全国，连在小小的代销店买紧缺商品，也要“走后门”了。而作为始作俑者的“走后门”发源地，则继续在原有轨道上创造出“新生事物”，直到基层连队，也开始行贿受贿，列兵对小小班长也要拍马屁送实惠了。
为什么从“走后门”一事甚至一语，竟致酿成贪腐之祸？那是因为对错误的倾向实施了有力的回护。正气不张，邪气上扬。如果在1980年军旅诗人叶文福写出《将军，不能这样做》，规劝军队中有权者不要放任所谓“不正之风”时，不是忙于批驳他，处理他，而是勉励至少是容忍他，进而接受这样的舆论监督，注意防微杜渐，并带动各方面有所整改，那么虽然不可能一举而杜绝腐败，但事情可能会好些，至少减少些将校的骄狂之气。如果对军队经商等能够不仅限于街谈巷议，而得到正常反映的渠道，公开监督的空间，那许多坏事本也可能不发生或少发生的。
这是我拥护军队改革所要说的第二点。
从1974年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四个现代化”，40年过去了。对“四化”中的国防现代化，人们已经认识到不只是技术装备的现代化，而有更深远更广泛的要求。
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同时，要求军队从革命军向国防军转变，这是国家现代化的要求，是现代化转型的必经之路。现代化之路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何况面对着积重难返的局面（包括人们观念上、体制上的惰性），是一项绝大的工程。我们自然期其必成，但也要充分估计到攻坚之难。
不是张学良作的诗
一家纸媒刊出了启功先生一幅墨迹，是大约上世纪90年代，应吕正操先生之请，抄了一首据说是张学良的七言四句，准备让吕将军带到夏威夷为张贺寿的。诗作的头两句是：“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据我所知，出自一首可能是民国初年，最早也顶多是清末写作并流行的歌曲。歌名我记不确切了，歌词全文是：
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
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方不负石磐铁砚，后哲前贤。
上世纪80年代，公木（张松如）先生曾来信跟我讨论歌词中的“石磐”实指什么，寓意何在。我只是猜想，铁砚为习文所用，石磐该是练武所用（民族武功中，类似现代举重锻炼臂力所用），无非期望青年练出一身文武功夫吧。
公木生于1910年，他少年时就唱这首歌，见旧军队也唱这首歌。张学良大概同样是从小会唱的。我出生晚，上世纪40年代学唱这首歌时，北平已沦陷。在日伪的统治下，我们都以为这是一首爱国励志歌曲，却没有被禁，可能歌词中强调“黄族”“亚人”立场，与欧美针锋相对，正暗合了日本军国主义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义。
这样说来，这首歌的立意，其产生的背景，包括它的作者，确实还有请专家考证一下的必要。
（作者系诗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