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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重要因素促使蒋介石急于在1965年发动“反攻大陆”的战争:一、中共研制成功原子弹;二、越战的持续扩大;三、蒋介石担心自己年寿有限,他必须尽早发动反攻战争。
“国光”作战计划
1961年4月1日,蒋介石下手令,成立一个名为“国光作业室”的新单位,指派“国防部作战次长室执行官”朱元琮担任主任,并调派三十余名来自陆海空军各个兵种的将校级军官,即刻进驻位于台北郊区三峡镇大埔,一处原定作为“行政院战时疏散办公室”的营区里。
“国光作业室”才成立不过三个礼拜,1961年4月底的一个早上,蒋介石就召集“国光作业室”核心参谋将校,在三峡大埔营区的地下兵棋室开会。
蒋急切地要参谋取来一张又一张的大型地图,多半是福建、广东沿海的军事地图,他不断端详那些地图,不时陷入沉思。在朱元琮的记忆中,蒋介石当天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头一次开会,“副总统”陈诚在会议桌上说了关键性的一段话:“我们的力量只够支持初期的登陆作战,登陆成功以后,就要靠在大陆上以战养战。必须以三个月的战备,包含军需民用,打六个月的仗,以后的人力、物力只靠台湾是不够的。要从大陆就地补给。”
冲着陈诚这句“以三个月的战备,打六个月的仗”,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台湾岛内征收“国防特别捐”,据估算,这项专门为实现蒋介石反攻梦想而征收的“国防特别捐”,总金额约为新台币二十亿元。这二十亿台币,就是蒋先生的“赌本”。
朱元琮回忆:“老先生认为,光是依靠台湾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命令经国先生到美国去,希望能说服美国政府,支持我们‘反攻大陆’的计划。”
“国光作业室”成立两年后,1963年9月6日,蒋介石命令蒋经国(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到华盛顿密见美国总统肯尼迪。但是,由于1961年4月猪猡湾事件突袭古巴失败的教训,以及考虑与北京进一步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斯时中美两国早已密集展开于维也纳、日内瓦的秘密会谈),肯尼迪拒绝了蒋经国请求美国支持“反攻大陆”的构想,尽管蒋介石的意思仅止于“美国出枪炮,台湾出军队”,也并未得到肯尼迪当局积极响应。
根据蒋介石的一份秘密谈话记录,蒋介石曾经亲口透露,1964年4月问,美国国务卿鲁斯克(David Dean Rusk)访问台湾时,曾经与蒋介石讨论越南问题,当时蒋介石曾经表示,要赢得越战,必须切断自中国大陆至北越之交通线。
这份秘密谈话记录显示,蒋介石当面向鲁斯克建议,使用国民党部队占领北越与云南、广西边境的若干军事据点,截断大陆与北越的联系。但是,鲁斯克并未采纳蒋介石的这项提議,显然,美国人清楚蒋介石的目的,是想借着“协助”越战之名,行“反攻大陆”之实。
蒋介石事后表示,1964年7月以前,共军尚未在云南及广西地区加强兵力布署,他向美国建议,假使能以空降方式,将国民党军送人这一地区,将可有效控制这一带地方。由于美国不接受他的建议,老先生曾向人抱怨,1964年8月以后,整个局面为之改观,共军大量增兵云南、广西。
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透露了曾经向美国提出的另外一次“反攻大陆”计划“有一时期,有些人主张攻取海南岛,认为此举可以牵制在华南共军,并可以支持越战,但是此一主张过去可能有利,目前已经失去意义。因为共0(蒋对大陆的蔑称)亦已经在海南岛增兵,并且进占海南岛。”
为此,蒋介石亦屡屡向美国方面抱怨“‘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始终愿意协助越南及美国,解决越南问题,但始终无从获得提供援助之途径。”
虽然接连遭美国方面拒绝,蒋介石并未就此放弃他的圆梦计划。事实上,蒋介石早有心理准备,他心知不能完全将赌注放在美国身上。
多年来,因惟恐美国强力阻挠他“反攻大陆”,蒋介石巧妙而慎重地布置着他的秘密计划。为求万无一失,并避免美国从中破坏,蒋介石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大量争取美援,厚植军事实力,另方面则是掩护他真正的反攻计划。他的“明修栈道”,是由“国防部”的余伯泉将军,草拟一套蒋美联合“反攻大陆”的“巨光计划”。而其“暗度陈仓”,则是委由朱元琮及其麾下众多将校参谋,日以继夜秘密从事的“国光计划”。
大陆造出原子弹的对台影响
以这套两手策略的手法,从1961年4月,到1965年6月,蒋介石整整对美国人虚与委蛇了4年多时间。从1949年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酝酿“反攻”已经有16年时间,他判断,1965年前后,大陆内部正忙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对外防备松懈,是对大陆动武的大好时机。
1965年6月16日,蒋介石在主持纪念黄埔军校校庆时,在台湾凤山陆军官校的大校场上,对着全体国民党军高级将校,和受校阅的官校学生.慷慨激昂地向将校们训话:“大陆在我们手里丢掉,就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它拿回来!”在这篇训话的尾声,老先生竟然出人意表地当众宣布:“我们在大陆上再见!”
证诸史实,蒋介石这句“我们在大陆上再见”其实决非造次之言,老先生已下定决心准备大干一场。
这番讲话后的一个半月,亦即1965年8月1日,一位神秘的访宾——克莱恩(Ray Steiner Cline),从美国悄悄来到台湾。
克莱恩比蒋经国小十岁,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二战时期加入美国战略情报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抗战时期派驻中国工作。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克莱恩一度调回美国,复于1957年至1961年,调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代表。这段期间,蒋美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很深,克莱恩因工作关系,与蒋介石父子过从甚密。
此次蒋介石邀请克莱恩到台湾访问时,克氏已于1962年被调回美国,在中央情报局局本部担任掌理情报事务的代理主任。因此,克氏当时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身份到访,负有工作任务。
蒋和克莱恩会谈的地点,就选在台北阳明山蒋的夏季官邸(按:原址即2007年遭民进党人纵火烧毁的“草山行馆”)。两人表面上是就越战和两方合作事宜为主题,接连密谈两天,然而。蒋介石邀请克莱恩密谈的真正目的,是想借着越战升高的机会,假藉帮助美国打越战的理由,从大陆广东或福建实施其“反攻大陆”计划。
蒋介石希望假手克莱恩,将此一重要讯息传达给美国当局。
就在蒋介石和克莱恩在阳明山密谈的同时,一支负责到大陆东南沿海侦察共军防备实况的特遣部队,已经一切就绪,随时可以整装待发。照“国光作业室”的安排,这批特遣人员如果任务顺利,国民党军将多管齐下同时从金门、澎湖、台湾各个兵力集结地点,朝预定登陆地点进发——这个预定的反攻登陆地点,首要目标是广东沿海,其次是福建沿海。 在蒋的构想中,国民党军应该像一把刀,从广东插进越南的大后方,表面上为截断越南补给线,实际上是遂行其“反攻”计划,然后,他可以重演1925年的陈年剧目,循北伐战争的路线,一路直逼北京。
再把场景拉到阳明山,那场原本极具历史意义的蒋、克密会的实况。根据大溪档案记载,当天与会的人,除了蒋介石、克莱恩两人,在场者还有宋美龄、“国防部长”蒋经国、“外交部长”沈昌焕、美国大使馆代办高立夫、“新闻局长”沈剑虹(担任会谈翻译)。
谈话末尾,两人将重点从那时正打得如火如荼的越南战争,转移到大陆核子试爆与制造原子弹对台湾造成的严重威胁。蒋介石告诉克莱恩:“越战将无法在越南内部来求解决,而必须在越南以外地区来求得解决,这是我对美国朋友的忠告,去秋共0作第一次核子试爆后,我曾对你说明了亚洲局势之严重性,而今第二次试爆以后,更加上了一层阴影。第一次试爆后。共0说:不投降就要毁灭,现在第二次试爆以后,共0又说:不是统一就是灭亡。”
在两人的谈话中,“自共0第二次核子试爆以后,我军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惧和忧虑,这是不容忽视的心理趋向”,是最最关键性的一句话。蒋介石时时刻刻担心大陆把原子弹“一颗用在台北,一颗用在左高地区。一颗用在公馆机场,就可以毁灭台湾”。
1964年10月16日,大陆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耳里,震惊之余,他一度希望以强烈的武装反制行动,摧毁大陆的核弹相关设施。数日之后,蒋在台北石牌对一群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说:
“我们只有战,才有生路;不战,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在共产党原子弹轰炸下而死,不如战死;与其死在台湾,不如死在大陆;与其被美国人出卖而死,不如战死在战场。”
1964年12月20日,蒋介石在金门对一群国民党军干部说:“我明年就是八十岁的人,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带着你们打回大陆去。”
可以这么说,促使蒋介石急于在1965年发动一场具有决定性的“反攻大陆”战争的,有三个重要因素:一、中共研制成功原子弹;二、越战的持续扩大;三、蒋介石担心自己年寿有限,他必须尽早发动“反攻”。
针对蒋介石的说法,克莱恩也作出了回应,克莱恩说:“美方态度。是以美军在越南与共党作战,被消耗之程度为转移。如果美国认为共0确实对美国实施消耗战,且美军在越南被消耗之程度逐渐增大,则可能促使美国改变其对‘中华民国’‘反攻’大陆行动之态度。”
克莱恩这段答复,已经间接且委婉告诉蒋,美国政府迄今仍反对国民党当局对大陆动武。
失败的“八六海战”
然而。克莱恩恐怕做梦都想不到,这次密会之后三天,就在蒋介石声称最适合“反攻大陆”地点的广东、福建交界的一处海岸,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海战,国民党海军在那场海战中吃了大败仗,此即所谓的“八六海战”。
这场突发的海战,改变了蒋介石原定的“反攻大陆”大战略,甚至使得该计划走入历史。
据国民党军海军中将徐学海说,这场突发的海战,导因是陆军总部要派十几个特种作战队员,到汕头外海的东山岛,实施侦察与袭扰。参加护送作战队员的两艘军舰“剑门”和“章江”号,于1965年8月5日,从台湾高雄左营军港启航。
为了混淆对岸大陆雷达系统,这两条军舰故意绕行到香港外海,再往北航驶,试图让大陆军方误以为两舰是前往香港的普通商船。两舰原计划航行到广东、福建两省交界处的东山岛附近,将突击队人员放到海面,旋即驶离现场,在约定时间再冲进会合区的水域,把突击队人员接回舰上。
但事实上,这两条军舰驶离高雄时,大陆的“侦察系统”早已辨识出这是军舰,而不是商用船只。大陆方面的南海舰队根据情报判断,国民党军这两艘军舰可能在东山岛海域进行偷袭,或对大陆渔民进行心战活动,于是预为布署,以逸待劳,组织了一支突击船队,驶往预定海域等待“剑门”、“章江”。
8月6日凌晨两军接近时,因为两舰的行踪与目的早已被识破,共方先以高速炮艇数艘围攻“章江”。根据大陆方面的说法,炮火炽烈之际,“剑门”一面还击,一面却往东撤离战场,留下“章江”在接战区,独力作战,以致被共方四艘护卫艇紧紧缠住,从五百米逼近到一百米以内。“章江”舰被击中,舰身起火,企图往后方逃脱,共方两艘快艇加速堵击。据徐学海将军的回忆称,“章江”舰的弹药库中弹,起火爆炸,舰身很快下沉。
徐学海将军指出,“剑门”舰发现“章江”舰遭共方舰艇包围,驰援参战,但“剑门”舰却由于舰舷较高。共方炮艇迫近时,“剑门”舰火炮形成死角,打不到位于舰舷下方、迫近“剑门”舰的共军舰艇。这时,共方舰艇趁势以机关枪猛烈射擊“剑门”舰甲板上的国民党军官兵。紧接着,在“剑门”舰官兵几乎已失去回击能力时,共军鱼雷快艇接近“剑门”舰,施放三枚鱼雷重创该舰。在“剑门”舰上的指挥官胡嘉恒少将,身负重伤,受震落海死亡,舰长王韫山上校头部重伤受震落海后,被共方俘获。
8月6日凌晨5时20分,海战结束,“章江”、“剑门”相继葬身鱼腹。据徐学海将军回忆,清晨四五点钟时,台北通信站按既定时间呼叫负责战术指挥的“剑门”舰,未获响应,随后不断呼叫,断断续续收到“剑门”舰无线电微弱的回复,徐学海怀疑这讯号是共军冒用频道呼出。到清晨时分,国民党军派出空军战斗机飞临汕头上空,飞行员回报指出,海面上发现有大批漂流物,该处海域并无“章江”、“剑门”两舰的踪迹,而共军的舰艇则编队返回汕头方向。
徐学海回忆:“这时我们心想,状况恶劣透了!”
8月6日当天大清早,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黎玉玺,急电海军“总司令”刘广凯,称蒋介石在阳明山等他们上山出席“总统会报”,两人兼程赶赴阳明山官邸,见蒋介石、蒋经国两人愁容满面,等刘广凯报告两舰遇袭沉没的经过。
其间蒋介石脸色铁青,不发一语。据当天在场的朱元琮将军形容,蒋听完刘广凯的报告之后,气得直跺脚。
这场海战的失败,严重影响了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反攻”的信心和决心,1969年,蒋的座车又不幸在阳明山遭逢车祸,他因病所累,年事日高,无人能代替他作“反攻”决策,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终于束诸高阁。
“国光”作战计划
1961年4月1日,蒋介石下手令,成立一个名为“国光作业室”的新单位,指派“国防部作战次长室执行官”朱元琮担任主任,并调派三十余名来自陆海空军各个兵种的将校级军官,即刻进驻位于台北郊区三峡镇大埔,一处原定作为“行政院战时疏散办公室”的营区里。
“国光作业室”才成立不过三个礼拜,1961年4月底的一个早上,蒋介石就召集“国光作业室”核心参谋将校,在三峡大埔营区的地下兵棋室开会。
蒋急切地要参谋取来一张又一张的大型地图,多半是福建、广东沿海的军事地图,他不断端详那些地图,不时陷入沉思。在朱元琮的记忆中,蒋介石当天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头一次开会,“副总统”陈诚在会议桌上说了关键性的一段话:“我们的力量只够支持初期的登陆作战,登陆成功以后,就要靠在大陆上以战养战。必须以三个月的战备,包含军需民用,打六个月的仗,以后的人力、物力只靠台湾是不够的。要从大陆就地补给。”
冲着陈诚这句“以三个月的战备,打六个月的仗”,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台湾岛内征收“国防特别捐”,据估算,这项专门为实现蒋介石反攻梦想而征收的“国防特别捐”,总金额约为新台币二十亿元。这二十亿台币,就是蒋先生的“赌本”。
朱元琮回忆:“老先生认为,光是依靠台湾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命令经国先生到美国去,希望能说服美国政府,支持我们‘反攻大陆’的计划。”
“国光作业室”成立两年后,1963年9月6日,蒋介石命令蒋经国(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到华盛顿密见美国总统肯尼迪。但是,由于1961年4月猪猡湾事件突袭古巴失败的教训,以及考虑与北京进一步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斯时中美两国早已密集展开于维也纳、日内瓦的秘密会谈),肯尼迪拒绝了蒋经国请求美国支持“反攻大陆”的构想,尽管蒋介石的意思仅止于“美国出枪炮,台湾出军队”,也并未得到肯尼迪当局积极响应。
根据蒋介石的一份秘密谈话记录,蒋介石曾经亲口透露,1964年4月问,美国国务卿鲁斯克(David Dean Rusk)访问台湾时,曾经与蒋介石讨论越南问题,当时蒋介石曾经表示,要赢得越战,必须切断自中国大陆至北越之交通线。
这份秘密谈话记录显示,蒋介石当面向鲁斯克建议,使用国民党部队占领北越与云南、广西边境的若干军事据点,截断大陆与北越的联系。但是,鲁斯克并未采纳蒋介石的这项提議,显然,美国人清楚蒋介石的目的,是想借着“协助”越战之名,行“反攻大陆”之实。
蒋介石事后表示,1964年7月以前,共军尚未在云南及广西地区加强兵力布署,他向美国建议,假使能以空降方式,将国民党军送人这一地区,将可有效控制这一带地方。由于美国不接受他的建议,老先生曾向人抱怨,1964年8月以后,整个局面为之改观,共军大量增兵云南、广西。
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透露了曾经向美国提出的另外一次“反攻大陆”计划“有一时期,有些人主张攻取海南岛,认为此举可以牵制在华南共军,并可以支持越战,但是此一主张过去可能有利,目前已经失去意义。因为共0(蒋对大陆的蔑称)亦已经在海南岛增兵,并且进占海南岛。”
为此,蒋介石亦屡屡向美国方面抱怨“‘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始终愿意协助越南及美国,解决越南问题,但始终无从获得提供援助之途径。”
虽然接连遭美国方面拒绝,蒋介石并未就此放弃他的圆梦计划。事实上,蒋介石早有心理准备,他心知不能完全将赌注放在美国身上。
多年来,因惟恐美国强力阻挠他“反攻大陆”,蒋介石巧妙而慎重地布置着他的秘密计划。为求万无一失,并避免美国从中破坏,蒋介石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大量争取美援,厚植军事实力,另方面则是掩护他真正的反攻计划。他的“明修栈道”,是由“国防部”的余伯泉将军,草拟一套蒋美联合“反攻大陆”的“巨光计划”。而其“暗度陈仓”,则是委由朱元琮及其麾下众多将校参谋,日以继夜秘密从事的“国光计划”。
大陆造出原子弹的对台影响
以这套两手策略的手法,从1961年4月,到1965年6月,蒋介石整整对美国人虚与委蛇了4年多时间。从1949年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酝酿“反攻”已经有16年时间,他判断,1965年前后,大陆内部正忙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对外防备松懈,是对大陆动武的大好时机。
1965年6月16日,蒋介石在主持纪念黄埔军校校庆时,在台湾凤山陆军官校的大校场上,对着全体国民党军高级将校,和受校阅的官校学生.慷慨激昂地向将校们训话:“大陆在我们手里丢掉,就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它拿回来!”在这篇训话的尾声,老先生竟然出人意表地当众宣布:“我们在大陆上再见!”
证诸史实,蒋介石这句“我们在大陆上再见”其实决非造次之言,老先生已下定决心准备大干一场。
这番讲话后的一个半月,亦即1965年8月1日,一位神秘的访宾——克莱恩(Ray Steiner Cline),从美国悄悄来到台湾。
克莱恩比蒋经国小十岁,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二战时期加入美国战略情报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抗战时期派驻中国工作。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克莱恩一度调回美国,复于1957年至1961年,调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代表。这段期间,蒋美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很深,克莱恩因工作关系,与蒋介石父子过从甚密。
此次蒋介石邀请克莱恩到台湾访问时,克氏已于1962年被调回美国,在中央情报局局本部担任掌理情报事务的代理主任。因此,克氏当时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身份到访,负有工作任务。
蒋和克莱恩会谈的地点,就选在台北阳明山蒋的夏季官邸(按:原址即2007年遭民进党人纵火烧毁的“草山行馆”)。两人表面上是就越战和两方合作事宜为主题,接连密谈两天,然而。蒋介石邀请克莱恩密谈的真正目的,是想借着越战升高的机会,假藉帮助美国打越战的理由,从大陆广东或福建实施其“反攻大陆”计划。
蒋介石希望假手克莱恩,将此一重要讯息传达给美国当局。
就在蒋介石和克莱恩在阳明山密谈的同时,一支负责到大陆东南沿海侦察共军防备实况的特遣部队,已经一切就绪,随时可以整装待发。照“国光作业室”的安排,这批特遣人员如果任务顺利,国民党军将多管齐下同时从金门、澎湖、台湾各个兵力集结地点,朝预定登陆地点进发——这个预定的反攻登陆地点,首要目标是广东沿海,其次是福建沿海。 在蒋的构想中,国民党军应该像一把刀,从广东插进越南的大后方,表面上为截断越南补给线,实际上是遂行其“反攻”计划,然后,他可以重演1925年的陈年剧目,循北伐战争的路线,一路直逼北京。
再把场景拉到阳明山,那场原本极具历史意义的蒋、克密会的实况。根据大溪档案记载,当天与会的人,除了蒋介石、克莱恩两人,在场者还有宋美龄、“国防部长”蒋经国、“外交部长”沈昌焕、美国大使馆代办高立夫、“新闻局长”沈剑虹(担任会谈翻译)。
谈话末尾,两人将重点从那时正打得如火如荼的越南战争,转移到大陆核子试爆与制造原子弹对台湾造成的严重威胁。蒋介石告诉克莱恩:“越战将无法在越南内部来求解决,而必须在越南以外地区来求得解决,这是我对美国朋友的忠告,去秋共0作第一次核子试爆后,我曾对你说明了亚洲局势之严重性,而今第二次试爆以后,更加上了一层阴影。第一次试爆后。共0说:不投降就要毁灭,现在第二次试爆以后,共0又说:不是统一就是灭亡。”
在两人的谈话中,“自共0第二次核子试爆以后,我军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惧和忧虑,这是不容忽视的心理趋向”,是最最关键性的一句话。蒋介石时时刻刻担心大陆把原子弹“一颗用在台北,一颗用在左高地区。一颗用在公馆机场,就可以毁灭台湾”。
1964年10月16日,大陆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耳里,震惊之余,他一度希望以强烈的武装反制行动,摧毁大陆的核弹相关设施。数日之后,蒋在台北石牌对一群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说:
“我们只有战,才有生路;不战,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在共产党原子弹轰炸下而死,不如战死;与其死在台湾,不如死在大陆;与其被美国人出卖而死,不如战死在战场。”
1964年12月20日,蒋介石在金门对一群国民党军干部说:“我明年就是八十岁的人,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带着你们打回大陆去。”
可以这么说,促使蒋介石急于在1965年发动一场具有决定性的“反攻大陆”战争的,有三个重要因素:一、中共研制成功原子弹;二、越战的持续扩大;三、蒋介石担心自己年寿有限,他必须尽早发动“反攻”。
针对蒋介石的说法,克莱恩也作出了回应,克莱恩说:“美方态度。是以美军在越南与共党作战,被消耗之程度为转移。如果美国认为共0确实对美国实施消耗战,且美军在越南被消耗之程度逐渐增大,则可能促使美国改变其对‘中华民国’‘反攻’大陆行动之态度。”
克莱恩这段答复,已经间接且委婉告诉蒋,美国政府迄今仍反对国民党当局对大陆动武。
失败的“八六海战”
然而。克莱恩恐怕做梦都想不到,这次密会之后三天,就在蒋介石声称最适合“反攻大陆”地点的广东、福建交界的一处海岸,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海战,国民党海军在那场海战中吃了大败仗,此即所谓的“八六海战”。
这场突发的海战,改变了蒋介石原定的“反攻大陆”大战略,甚至使得该计划走入历史。
据国民党军海军中将徐学海说,这场突发的海战,导因是陆军总部要派十几个特种作战队员,到汕头外海的东山岛,实施侦察与袭扰。参加护送作战队员的两艘军舰“剑门”和“章江”号,于1965年8月5日,从台湾高雄左营军港启航。
为了混淆对岸大陆雷达系统,这两条军舰故意绕行到香港外海,再往北航驶,试图让大陆军方误以为两舰是前往香港的普通商船。两舰原计划航行到广东、福建两省交界处的东山岛附近,将突击队人员放到海面,旋即驶离现场,在约定时间再冲进会合区的水域,把突击队人员接回舰上。
但事实上,这两条军舰驶离高雄时,大陆的“侦察系统”早已辨识出这是军舰,而不是商用船只。大陆方面的南海舰队根据情报判断,国民党军这两艘军舰可能在东山岛海域进行偷袭,或对大陆渔民进行心战活动,于是预为布署,以逸待劳,组织了一支突击船队,驶往预定海域等待“剑门”、“章江”。
8月6日凌晨两军接近时,因为两舰的行踪与目的早已被识破,共方先以高速炮艇数艘围攻“章江”。根据大陆方面的说法,炮火炽烈之际,“剑门”一面还击,一面却往东撤离战场,留下“章江”在接战区,独力作战,以致被共方四艘护卫艇紧紧缠住,从五百米逼近到一百米以内。“章江”舰被击中,舰身起火,企图往后方逃脱,共方两艘快艇加速堵击。据徐学海将军的回忆称,“章江”舰的弹药库中弹,起火爆炸,舰身很快下沉。
徐学海将军指出,“剑门”舰发现“章江”舰遭共方舰艇包围,驰援参战,但“剑门”舰却由于舰舷较高。共方炮艇迫近时,“剑门”舰火炮形成死角,打不到位于舰舷下方、迫近“剑门”舰的共军舰艇。这时,共方舰艇趁势以机关枪猛烈射擊“剑门”舰甲板上的国民党军官兵。紧接着,在“剑门”舰官兵几乎已失去回击能力时,共军鱼雷快艇接近“剑门”舰,施放三枚鱼雷重创该舰。在“剑门”舰上的指挥官胡嘉恒少将,身负重伤,受震落海死亡,舰长王韫山上校头部重伤受震落海后,被共方俘获。
8月6日凌晨5时20分,海战结束,“章江”、“剑门”相继葬身鱼腹。据徐学海将军回忆,清晨四五点钟时,台北通信站按既定时间呼叫负责战术指挥的“剑门”舰,未获响应,随后不断呼叫,断断续续收到“剑门”舰无线电微弱的回复,徐学海怀疑这讯号是共军冒用频道呼出。到清晨时分,国民党军派出空军战斗机飞临汕头上空,飞行员回报指出,海面上发现有大批漂流物,该处海域并无“章江”、“剑门”两舰的踪迹,而共军的舰艇则编队返回汕头方向。
徐学海回忆:“这时我们心想,状况恶劣透了!”
8月6日当天大清早,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黎玉玺,急电海军“总司令”刘广凯,称蒋介石在阳明山等他们上山出席“总统会报”,两人兼程赶赴阳明山官邸,见蒋介石、蒋经国两人愁容满面,等刘广凯报告两舰遇袭沉没的经过。
其间蒋介石脸色铁青,不发一语。据当天在场的朱元琮将军形容,蒋听完刘广凯的报告之后,气得直跺脚。
这场海战的失败,严重影响了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反攻”的信心和决心,1969年,蒋的座车又不幸在阳明山遭逢车祸,他因病所累,年事日高,无人能代替他作“反攻”决策,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终于束诸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