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上海自贸试验区要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这既是对上海自贸试验区三年建设后的新一轮发展要求，也是对上海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要求。在当前其他省市纷纷加强“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加大境外园区建设的背景下，上海如何发挥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特有优势，创造有利于企业“走出去”的新优势，对于推动其成为市场主体“走出去”桥头堡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当前影响上海自贸试验区成为“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桥头堡的几个方面
　　1.对外投资创新经验推广复制及特定时期资本外逃严控对已有“走出去”便利措施造成不利冲击
　　上海自贸试验区境外投资从审核制走向备案制，极大降低了企业
　　“走出去”的时间和资金成本，有力促进了上海及其他地区通过上海自贸试验区“走出去”的规模和水平，该项创新经验在国家层面全国性复制和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对接国际高端投资贸易规则过程中进行压力测试所形成的经验，优先服务国家战略并得到扩散和复制，客观上削弱了率先开放创新的领先优势，其他地区有利于企业“走出去”的备案制改革给予企业境外投资更多通道选择，一定程度分流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走出
　　去”渠道优势。这必然会对推动上海自贸试验区成为“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桥头堡产生一定影响。
　　去年外汇储备下降和事实存在的资本外逃，导致国家对资本流出进行严格控制，上海自贸试验区对外投资备案制相应受到一定程度冲击，影响到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优势对企业“走出去”的服务和支撑。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进行的“一表申请，一口受理”，对于境外投资一般项目备案，只要投资金额不超过3亿美元，在获得上海市商委批准后，即可以通过备案、合同审核、购汇、支付等流程后高效完成。但去年防止资本外逃的严控措施，对备案制的影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约谈审核金额进一步放低，标准相对更为严格。对外投资并购的资金汇出，FT账户和跨境人民币资金池使用带来的金融创新优势，也相应受到负面冲击。這必然会影响上海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成为“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桥头堡的建设目标。
　　2.上海自身对外“走出去”未能凸显率先和表率作用，从而削弱了自贸试验区作为“走出去”跳板的示范效应
　　上海借助自贸试验区“走出去”，有近水楼台和通道便捷的优势，如果能在境外投资水平和方式上更上台阶，形成率先和表率作用，对于自贸试验区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就会产生很大的示范带动效应。但从实际情况看，不少地区在发展战略和区域规划上更加主动对接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在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抓手方面也有不少领先做法，上海相对显得声势不够，对外投资方式部分存在不够积极的跟跑态势。除了第二批广东、福建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方案，作为不在国家“一带一路”规划中的江苏、山东等，也都出台了贯彻落实《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具体方案，江苏更是在“一带一路”投资基金上积极发力，计划2020年达到300亿元人民币规模。
　　在园区“走出去”方面，江苏、天津、香港等地已经在建设海外产业园区、抱团出海、集群式“走
　　出去”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如红豆集团参与柬埔寨的西港特区建设，泰达集团在埃及建设的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上海作为国内开发园区的创新者和引领者，建立了质量高、效益好的最早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金融贸易区，却在海外园区建设方面，未能发挥既有优势，特别是自贸试验区在国外的复制和园区联盟没有较大动作，影响了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效果，对于推动自贸试验区成为“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桥头堡也有消极影响。
　　3.自贸试验区服务 “走出去”企业综合能力的缺失降低了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投资的意愿
　　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不仅需要政策上更为便利的投资程序与措施，也需要软扶持方面更为全面的投资服务能力，诸如产业导向、风险防范、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等等。上海自贸试验区建立的境外投资服务平台、境外投资服务联盟等，能够提供诸多对外投资服务功能。但相对于投资“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需求，综合化、多样性的全方位服务能力仍然存在不足，降低了企业投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意愿。“一
　　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存在行政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钱大于法”的现象相当普遍，基层尤其如此。不少还存在政治不稳定因素，政党更替与对外政策摇摆都可能给外国投资带来巨大风险。在这些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或者建设跨境园区，中长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素。这就需要上海自贸试验区提供更加全面的对外投资服务能力，特别是风险保障和从政府到行业协会的多层次有效服务供给。
　　二、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成为“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桥头堡的几点建议
　　1.针对“一带一路”企业“走
　　出去”创新境外投资便利措施，在防范金融风险中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走出去”
　　上海自贸试验区一方面推广复制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要持续创新，形成新的创新优势。针对“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可考虑形成负面清单与正面清单的组合优势，负面清单之外的一般对外投资项目仍然沿用3亿美元以下投资金额由上海备案，同时争取国家相关部门支持，针对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申请建立正面清单，凡是涉及投资金额较大的基础设施，比如跨境园区建设，或是国家急需的能源开发、加工等行业，比如石油加工，将由上海备案的项目金额进一步放宽到5亿美金。
　　在防范金融风险、控制资本外逃的同时，要兼顾好服务实体经济“走出去”，防止“一刀切”造成对外投资的不利影响。要建立企业“走出去”案例库和企业境外运作状况资料库，结合企业国内的信用特点，为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对外投资便利，避免资本流出管制对国际化信誉较好的企业对外投资形成干扰和不利影响。同时，也要建立资本转移和外逃企业黑名单，防止出现假借对外投资变相实施资本外流。此外，可以考虑对企业年度对外投资总额和累计对外投资金额进行监控。上述服务和监控措施实行，也为上海申请对外投资备案项目金额选择性放宽奠定有利基础。 　　2.通过加大园区“走出去”力度和提升上海国有企业国际产能合作，放大上海自贸试验区有利对外投资的引力效应
　　推动上海自贸试验区成为“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桥头堡，首先要使上海自贸试验区成为上海加大对外投资的重要通道，更好展示上海参与“一带一路”的表率作用。可以重点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大上海园区“走出去”力度，选择“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国家的“重要节点”城市，进行不同类型的跨境园区建设，打造双边自由贸易园区或形成自由贸易园区联盟。譬如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可以考虑在柬埔寨西哈努克市的进一步发展中建立跨境园区，着力打造五金机械、轻工家电为主的产业基地；上海张江高新技术开发区可以抓住老挝万象城市现代化建设机遇，建立高新技术园区，服务智慧城市建設。另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本身也可以在东盟地区复制，推广取得的创新和改革经验，或者与新加坡等缔结自由贸易园区联盟。二是加大上海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产能合作。上海在许多制造业领域具有优势，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制造优势，可形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互补优势，加大彼此间产能合作。譬如，上海电气集团在高端装备制造方面具有优势，可选择与俄罗斯莫斯科方面加强产能合作，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可考虑与蒙古乌兰巴托、孟加拉国吉大港在纺织行业方面进行产能合作。
　　3.上海自贸试验区应加快形成有利于“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的集成化服务能力
　　上海自贸试验区提供服务“一
　　带一路”企业“走出去”的集成化服务能力，对于其成为企业对外投资桥头堡极其重要且紧迫，具体来说可着力于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所特有的金融服务优势，进一步延伸FT账户功能，提升资金进出的跨境便利，重点在海外投资保险上提供更多金融产品，降低“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的风险。二是要具备“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分析、产业投资指导、法律政策咨询等综合性对外投资服务能力，从而形成投资“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自贸试验区服务软实力。三是建立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商会、驻外机构、国内投资管理相关部门和有关非政府组织的联络和协调机构，从而在市场机会、投资引导、政策协调等方面提供更好的信息资源和服务指引。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53期中青班学员）
　　（责任编辑 方 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