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将对今年经济的得与失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制定明年的经济规划。
　　2008年的会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强调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适时推出“一揽子计划”，包括扩大内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推动经济走出低谷、保持增长都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据目前的情况看，全年“保八”目标实现已无悬念。现在的问题是，今后一年的路怎么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在采取前所未有的政策行动以及实体经济出现初步改善迹象之后，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已经显著下降。报告认为，虽然“退出战略”的实施为时尚早，但已到了该郑重考虑与“撤销对金融体系的特别公共支持”相配合的当前政策管理方法的时候。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亦当会考虑应对“后危机时代”的未雨绸缪之策。
　　首先，2009年政府行为启动的“第一波”投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部需求下降形成的缺口，新一年里，中国尤需市场驱动的“第二波’’投资和消费需求顺利承接前一波政策投资的势头，为对抗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存在的外需下降压力提供持续的动力。
　　2010年中国外需方面将面临更复杂的局面。除了外部市场针对危机的自然或自发调整之外，一些人为政策性因素导致的负面影响会加剧。例如，对于美国而言，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减少经常项目逆差、从而减轻美元贬值压力的策略，可能在其政策实践中被强化。为此，中国可能被迫要继续甚至更加倚重内部市场来替代外部市场作为经济上行的驱动力量。然而，抛开政府投资可能的浪费不论，如果长期以“第一波”的方式启动需求，未来产能过剩的危险会越来越大。所以，需要有更为强劲的市场驱动型消费需求来应对可能更为复杂的外需下降格局。
　　其次，2010年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加强对通货膨胀预期甚至通胀本身的管理。2009年采取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9月末，M2余额为58.54万亿元，同比增长29.31％；M1余额为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29.51％。较之年初处于谷底位置的18.74％和6.68％的同比增长率，有了显著的提升。经验数据显示，中国消费物价指数(CPI)的涨跌通常比M1滞后6个月左右。这意味着CPI增率今年年中已处于谷底，位置，8、9、10三个月CPI同比降幅分别为1.2％、0.8％、0.5％；呈持续收窄的趋势，年底可能由负转正。按此趋势推测，明年后半年我们可能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鉴于此，对通胀预期的管理也应早作安排。
　　第三，坚持产业结构和金融体系的制度重构进程，不能因为“后危机时代”而有所延误。尽管已经出现金融市场反弹、新兴市场风险下降、银行资本提升、批发融资市场重新开启等积极迹象，但这一切主要仰仗于公共部门的政策支持。换言之，是用公共账户的资产负债表承接了私人部门的风险。如果私人部门缺乏实质性的制度改革和机制重建，上述改善在中长期内就缺乏可持续性。
　　产业部门方面亟须培育新兴产业作为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两大反弹主要动力之外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金融部门的改革在于改变对有限品种的传统金融工具或产品的依赖。这要求投入更多人力物力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同时推动本国金融市场以及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支撑本国的产业转型。显然，这是明年有待破题的更为艰巨的长期任务。
　　第四，持续关注社保民生，提升人民收入，为经济稳定增长打下坚实的民生基础。内需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收入问题。如果微观经济主体缺乏有保障的可持续收入，宏观经济层面就谈不上形成稳健的消费需求。从收入视角看，要提振中国之内需，首先要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二要提升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地位，三要建构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制。
　　政策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非常重要。由于独立、得力和及时的判断，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出现比发达国家经济更快更强劲的恢复，呈现出“局部脱钩”的特征。对于行之有效的政策，应当予以坚持和完善。2010年是中国经济恢复性增长面临复杂形势的关键之年，如果宏观政策应有一个基调的话，也许2010年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应是：求稳更重于求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