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化交流比政治交流更久远,比经济交流更深刻。”
中国总理温家宝10月6日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中欧文化高峰论坛”的开幕式发言台上说。
在此次论坛中展开文化交流的是数十位中欧学术精英,包括大师级别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安贝托·艾柯,蜚声国内外学术界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以及知名艺术家徐冰、中央电视台新台址设计者雷蒙·卢卡斯·库哈斯、作家韩少功等等。
用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克莱尔·吉尔尚的话说,这份与会学者名单的重量“简直令人难以承受”。
在中国与欧盟建交的第35个年头,这样一个由中国文化部及欧盟委员会主办的高规格文化论坛,使得中欧文化交流朝着更高端的思想界走去。温家宝在发言中指出,这是“中欧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创新”,同样出席开幕式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则希望论坛“能够成为欧洲和中国之间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
文化对话的目的大抵是增进沟通与了解。双方领导人希望将文化对话跟政治、经济对话结合起来,把论坛打造成一个每年一届的机制化、长期性项目。
文化部外联局局长助理项晓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次论坛和即将举行的2011“中欧青年交流年”、 2012“文化间对话年”反映了中欧关系重心的漂移,文化对话将对今后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起到基石性的作用。
中国想要表达什么?
为期两天的论坛中,一些学者想要让欧洲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谈到近百年来中国的激进主义传统:20世纪初,吴稚晖、钱玄同曾号召彻底废弃汉语,蔡元培、鲁迅和巴金都对推广世界语抱有浓厚的兴趣。“我想表达的是中国文化图景的复杂和矛盾。”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则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正在重庆进行的城乡综合改革实验为例,指出中国的知识界正在更自信、更勇敢地探索新的东西,“中国还是要学习,但已不是直接地学习,而是以我为主的、有选择性地进行学习。”
对于参加“中欧高峰论坛”的中方学者遴选,文化部有一项最重要的标准:不是只闭起窗户做学问,必须处于学术和创作前沿。原因在于,这次对话着重强调的并非中国过去的文化传统,而是中国现代文化和观念的演变。
在中西文化从对视到对话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一直存在:中国的身影总是伴随着兵马俑与孔子出现。那么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在哪里?
“世界喜欢被理解的语言。中国如果想要走向世界,就要看它能不能找到一种可以令世界接受的、跟它有共同语境的语言。”作为1974年首批受官方邀请来华访问的西方知识分子之一,对中国并不陌生的克里斯蒂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我们以前对外交往的过程中,着重强调了五千年文明、历史沉积和传统,我们给外界造成的印象是不是食古不化呢?”文化部外联局局长助理项晓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说以前我们希望让别人了解我们的过去,今后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发展中的中国,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在哪里。”
此次,一批极富国际性的“公共知识分子”暂时承担了改变这一印象的“任务”。除了学术背景涵盖哲学、文学、艺术、经济、国际关系等领域,他们还具备很强的国际视野;面对欧方学者提出的问题,大部分人都能用英语流利作答。用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的话说,“拉到世界上,每个人都拿得出手”。
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对于西方的文化准备,明显比欧方学者对于中国的了解多得多。“所有对新文化感兴趣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视欧洲的一条小街为文化圣地,反过来想,西方人怎么可能这么认真地重视中国的一条小街道?这是因为西方文化长期处于强势地位。”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在论坛上强调尊重和欣赏中西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周弘在发言中说:“欧洲人从上帝赋予的规则看问题,中国人从和谐的社会规则看问题……只能用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去实现那些相通的理想。”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则以“如果改变不了世界,那么先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也许会更好”一句作结。
主办方文化部对论坛的期望是“在一种平等尊重的基础上能亮出我们的观点、争取对方的理解、并讨论双方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在赵汀阳的印象里,15年前,欧洲学者对中国的否定态度还与美国人没什么区别,但如今欧洲迅速衰落,其态度也慢慢接近了平等。
“虽说学术的东西得靠客观的学理,但别人听不听,还是取决于国家的实力。话语有没有力量,还是由经济水平决定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道。
中国文化交流方式的多种尝试
“目前中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外界对我们的不了解,” 文化部外联局局长助理项晓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所以我们做这个活动就是在探索一种交流方式。”
由中国官方主导的中外文化交流尝试始于1951年与波兰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各类文化代表团进行政府间互访成为新中国主要的文化交流形式,而访问对象则集中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及亚非拉友好国家。
直至50年代后期,中国才开始向西欧和日本派出大型艺术团。60年代,毛泽东指出西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后,中国才与法国在1965年签订了文化交流计划,中国文化开始在政府层面上“进军”西方世界,并在改革开放后全面扩展至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这些文化活动包括文艺演出、展览、电影周、文化名人纪念等,对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革期间,在“兵乓外交”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同时,作为政府外交保留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法、英、美等十几国展出,观众人次均达上万,被称为“文物外交”。
改革开放以后,由官方主导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数量迅速发展,“中国文化美国行”“秦始皇兵马俑展”“郑和下西洋展”等大型文化活动开始“走出去”,海外春节、“感知中国”“中国走进课堂”等外宣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2003年起,由中法两国元首共同倡导的“中法文化年”先后在两国举行,其中的项目空前地达到700多个。文化部特别与一家法国公司进行合作,将重点放在宣传和推广上,效果不俗。连锁效应在欧洲其他国家接连产生——2005年后,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先后与中国合作举办“文化年”或“文化节”。
“轰轰烈烈的活动在打开局面的时候特别有必要,但长期来看,要科学、可持续地发展,还是得做人的工作、转变人的观念。做过了文化年,我们的工作只能根据当地人的实际情况,就某一个领域开展。”项晓炜说。
除了走民众的底层交流路线,文化部开始考虑结合高端交流,并将目光投向知识界。“即使精英和民众之间存在距离,但针对不接受我们的民众,精英可以把他们理解到的中国进行第二次‘投射’,用当地民众可以理解的语言告诉给民众。”项晓炜说。
于是,文化部决定把中国社科院与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的文化论坛纳入到其对欧盟的文化交流项目中来。
此前,中欧学界进行过多次文化论坛,大多属于学术机构间的自发性项目,学术性较强。而文化部方面希望由他们主办的文化论坛有所改变,“一是从学术性对话上升到中欧高层对话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扩大讨论的领域,到第二届时会邀请更多文化机构的实践者,将思想引导和学者的实践慢慢结合起来。”项晓炜说。
中欧对话可能吗?
“在历史和文化方面,欧洲与中国的可比性比较多,找到共同点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项晓炜说。中欧文化高峰论坛的举办正好契合了欧盟目前内部文化整合的自身需求和对外的政治性要求;而在经常被媒体简单同质化的“西方国家”内部,欧洲也比美国拥有更多的对话可能性。
两天的对话里,中欧学者都在尽力找寻双方的交集点。
然而东西两种文化要达到交流通畅谈何容易。文化多样性造成的沟通障碍首先便源于语言——论坛中过于学术性的语言让翻译们颇感头疼,于是同声传译支离破碎,大大影响了沟通。为了使翻译理解学术词汇,很多学者只好不时在发言中夹杂一些英文,却让口译更加散乱。
除了语言障碍,固有印象、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不同也客观存在——无论讨论什么议题,大多数中西交流的论坛最后都会无奈地滑向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正如西方《圣经》中半途而废的巴别塔,普遍性障碍无所不在。
在参观布鲁塞尔美术宫的《通往亚洲之路》展览时,符号学家、作家安贝托·艾柯向《中国新闻周刊》提起意大利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文革期间拍摄纪录片《中国》的例子。导演其实想通过这部片子告诉欧洲资本家和右派分子:其实过那样的贫穷生活可能比过你们富裕的生活更幸福,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却是,“你怎么会拍了那么一部片子来展示我们的贫穷?”并将其列为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
艾柯在此次论坛的主旨发言中提到“伪全球化”概念。“在东欧,人们以为他们穿的牛仔裤是美国牌子,其实都是意大利北部生产的;外国的中国菜并不地道,而是外国化了的中餐。相比已经实现了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全球化,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只是一个表象,”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并不是我们的衣服牌子一样就全球化了,我们的性格、背景还是不一样。深层的多样性依然存在。”
基于如此的文化多样性,人们无法对一次论坛和对话的成效抱有高期待。“文化交流不能着急,必须慢慢来,不能指望在短期内就能达到什么样的共识,”周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家韩少功则认为纸面、论坛上的交流存在局限性,“现在我们很多文化的生产是脱离实际的,从书本到书本、从言辞到言辞。表面上轰轰烈烈、产量很高,实际对我们认识的推进毫无作用,甚至会导致更大的误解。”
回到湖南农村生活已有十年、崇尚“知行合一”的韩少功在大会发言中强调了实践的问题。“交流、了解必须深入对方的生活处境和语境之下,设身处地地了解对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文化、这种思维特征,”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朱青生则对一些所谓的中欧、中西文化对话产生了怀疑。
“中欧之间的对话是可能的么?”他问。
“西方人总希望找到一个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中国。其实我们不是在同西方、欧洲对话,而是在拿传统的、或是保持着传统痕迹的中国,去和一个先行现代化了的欧洲在对话……这样的对话会显得非常困难。”
他说,“我们今天需要用新的方式,在当代的层次下进行对话。”★
中国总理温家宝10月6日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中欧文化高峰论坛”的开幕式发言台上说。
在此次论坛中展开文化交流的是数十位中欧学术精英,包括大师级别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安贝托·艾柯,蜚声国内外学术界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以及知名艺术家徐冰、中央电视台新台址设计者雷蒙·卢卡斯·库哈斯、作家韩少功等等。
用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克莱尔·吉尔尚的话说,这份与会学者名单的重量“简直令人难以承受”。
在中国与欧盟建交的第35个年头,这样一个由中国文化部及欧盟委员会主办的高规格文化论坛,使得中欧文化交流朝着更高端的思想界走去。温家宝在发言中指出,这是“中欧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创新”,同样出席开幕式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则希望论坛“能够成为欧洲和中国之间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
文化对话的目的大抵是增进沟通与了解。双方领导人希望将文化对话跟政治、经济对话结合起来,把论坛打造成一个每年一届的机制化、长期性项目。
文化部外联局局长助理项晓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次论坛和即将举行的2011“中欧青年交流年”、 2012“文化间对话年”反映了中欧关系重心的漂移,文化对话将对今后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起到基石性的作用。
中国想要表达什么?
为期两天的论坛中,一些学者想要让欧洲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谈到近百年来中国的激进主义传统:20世纪初,吴稚晖、钱玄同曾号召彻底废弃汉语,蔡元培、鲁迅和巴金都对推广世界语抱有浓厚的兴趣。“我想表达的是中国文化图景的复杂和矛盾。”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则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正在重庆进行的城乡综合改革实验为例,指出中国的知识界正在更自信、更勇敢地探索新的东西,“中国还是要学习,但已不是直接地学习,而是以我为主的、有选择性地进行学习。”
对于参加“中欧高峰论坛”的中方学者遴选,文化部有一项最重要的标准:不是只闭起窗户做学问,必须处于学术和创作前沿。原因在于,这次对话着重强调的并非中国过去的文化传统,而是中国现代文化和观念的演变。
在中西文化从对视到对话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一直存在:中国的身影总是伴随着兵马俑与孔子出现。那么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在哪里?
“世界喜欢被理解的语言。中国如果想要走向世界,就要看它能不能找到一种可以令世界接受的、跟它有共同语境的语言。”作为1974年首批受官方邀请来华访问的西方知识分子之一,对中国并不陌生的克里斯蒂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我们以前对外交往的过程中,着重强调了五千年文明、历史沉积和传统,我们给外界造成的印象是不是食古不化呢?”文化部外联局局长助理项晓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说以前我们希望让别人了解我们的过去,今后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发展中的中国,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在哪里。”
此次,一批极富国际性的“公共知识分子”暂时承担了改变这一印象的“任务”。除了学术背景涵盖哲学、文学、艺术、经济、国际关系等领域,他们还具备很强的国际视野;面对欧方学者提出的问题,大部分人都能用英语流利作答。用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的话说,“拉到世界上,每个人都拿得出手”。
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对于西方的文化准备,明显比欧方学者对于中国的了解多得多。“所有对新文化感兴趣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视欧洲的一条小街为文化圣地,反过来想,西方人怎么可能这么认真地重视中国的一条小街道?这是因为西方文化长期处于强势地位。”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在论坛上强调尊重和欣赏中西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周弘在发言中说:“欧洲人从上帝赋予的规则看问题,中国人从和谐的社会规则看问题……只能用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去实现那些相通的理想。”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则以“如果改变不了世界,那么先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也许会更好”一句作结。
主办方文化部对论坛的期望是“在一种平等尊重的基础上能亮出我们的观点、争取对方的理解、并讨论双方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在赵汀阳的印象里,15年前,欧洲学者对中国的否定态度还与美国人没什么区别,但如今欧洲迅速衰落,其态度也慢慢接近了平等。
“虽说学术的东西得靠客观的学理,但别人听不听,还是取决于国家的实力。话语有没有力量,还是由经济水平决定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道。
中国文化交流方式的多种尝试
“目前中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外界对我们的不了解,” 文化部外联局局长助理项晓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所以我们做这个活动就是在探索一种交流方式。”
由中国官方主导的中外文化交流尝试始于1951年与波兰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各类文化代表团进行政府间互访成为新中国主要的文化交流形式,而访问对象则集中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及亚非拉友好国家。
直至50年代后期,中国才开始向西欧和日本派出大型艺术团。60年代,毛泽东指出西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后,中国才与法国在1965年签订了文化交流计划,中国文化开始在政府层面上“进军”西方世界,并在改革开放后全面扩展至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这些文化活动包括文艺演出、展览、电影周、文化名人纪念等,对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革期间,在“兵乓外交”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同时,作为政府外交保留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法、英、美等十几国展出,观众人次均达上万,被称为“文物外交”。
改革开放以后,由官方主导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数量迅速发展,“中国文化美国行”“秦始皇兵马俑展”“郑和下西洋展”等大型文化活动开始“走出去”,海外春节、“感知中国”“中国走进课堂”等外宣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2003年起,由中法两国元首共同倡导的“中法文化年”先后在两国举行,其中的项目空前地达到700多个。文化部特别与一家法国公司进行合作,将重点放在宣传和推广上,效果不俗。连锁效应在欧洲其他国家接连产生——2005年后,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先后与中国合作举办“文化年”或“文化节”。
“轰轰烈烈的活动在打开局面的时候特别有必要,但长期来看,要科学、可持续地发展,还是得做人的工作、转变人的观念。做过了文化年,我们的工作只能根据当地人的实际情况,就某一个领域开展。”项晓炜说。
除了走民众的底层交流路线,文化部开始考虑结合高端交流,并将目光投向知识界。“即使精英和民众之间存在距离,但针对不接受我们的民众,精英可以把他们理解到的中国进行第二次‘投射’,用当地民众可以理解的语言告诉给民众。”项晓炜说。
于是,文化部决定把中国社科院与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的文化论坛纳入到其对欧盟的文化交流项目中来。
此前,中欧学界进行过多次文化论坛,大多属于学术机构间的自发性项目,学术性较强。而文化部方面希望由他们主办的文化论坛有所改变,“一是从学术性对话上升到中欧高层对话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扩大讨论的领域,到第二届时会邀请更多文化机构的实践者,将思想引导和学者的实践慢慢结合起来。”项晓炜说。
中欧对话可能吗?
“在历史和文化方面,欧洲与中国的可比性比较多,找到共同点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项晓炜说。中欧文化高峰论坛的举办正好契合了欧盟目前内部文化整合的自身需求和对外的政治性要求;而在经常被媒体简单同质化的“西方国家”内部,欧洲也比美国拥有更多的对话可能性。
两天的对话里,中欧学者都在尽力找寻双方的交集点。
然而东西两种文化要达到交流通畅谈何容易。文化多样性造成的沟通障碍首先便源于语言——论坛中过于学术性的语言让翻译们颇感头疼,于是同声传译支离破碎,大大影响了沟通。为了使翻译理解学术词汇,很多学者只好不时在发言中夹杂一些英文,却让口译更加散乱。
除了语言障碍,固有印象、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不同也客观存在——无论讨论什么议题,大多数中西交流的论坛最后都会无奈地滑向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正如西方《圣经》中半途而废的巴别塔,普遍性障碍无所不在。
在参观布鲁塞尔美术宫的《通往亚洲之路》展览时,符号学家、作家安贝托·艾柯向《中国新闻周刊》提起意大利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文革期间拍摄纪录片《中国》的例子。导演其实想通过这部片子告诉欧洲资本家和右派分子:其实过那样的贫穷生活可能比过你们富裕的生活更幸福,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却是,“你怎么会拍了那么一部片子来展示我们的贫穷?”并将其列为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
艾柯在此次论坛的主旨发言中提到“伪全球化”概念。“在东欧,人们以为他们穿的牛仔裤是美国牌子,其实都是意大利北部生产的;外国的中国菜并不地道,而是外国化了的中餐。相比已经实现了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全球化,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只是一个表象,”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并不是我们的衣服牌子一样就全球化了,我们的性格、背景还是不一样。深层的多样性依然存在。”
基于如此的文化多样性,人们无法对一次论坛和对话的成效抱有高期待。“文化交流不能着急,必须慢慢来,不能指望在短期内就能达到什么样的共识,”周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家韩少功则认为纸面、论坛上的交流存在局限性,“现在我们很多文化的生产是脱离实际的,从书本到书本、从言辞到言辞。表面上轰轰烈烈、产量很高,实际对我们认识的推进毫无作用,甚至会导致更大的误解。”
回到湖南农村生活已有十年、崇尚“知行合一”的韩少功在大会发言中强调了实践的问题。“交流、了解必须深入对方的生活处境和语境之下,设身处地地了解对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文化、这种思维特征,”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朱青生则对一些所谓的中欧、中西文化对话产生了怀疑。
“中欧之间的对话是可能的么?”他问。
“西方人总希望找到一个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中国。其实我们不是在同西方、欧洲对话,而是在拿传统的、或是保持着传统痕迹的中国,去和一个先行现代化了的欧洲在对话……这样的对话会显得非常困难。”
他说,“我们今天需要用新的方式,在当代的层次下进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