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停钟中学出来是一个三岔路口，何江、丁宇、黄跃武的家在左边，唐杰、吴正华在右边。初中毕业后，就此别过各奔前程，几位同学沿着各自的路渐行渐远。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奋斗的过程很重要。我和何江是两条路，没有高低之分。”黄跃武说。
　　唐杰、丁宇、吴正华、黄跃武，他们都是何江的好友，初中毕业后，就此别过，各奔前程。如同许多校园好友毕业后渐行渐远的故事一样，过去14年里，他们间的联系时有时无，而这一次关于何江的新闻重新把他们连接起来。
　　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唐杰像往常一样从长沙宁乡县城驱车30公里，回到老家停钟村。每周末他都要到那里看看自己种的一亩水稻，再到何江家旁的池塘钓鱼。
　　此时，何江登上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宁乡。
　　来到何江家，唐杰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此刻他才意识到，自2014年夏天何江短暂回国探亲后，两人再无联络。这两年，他一直是何江父亲的钓友，两人会聊很多趣事，却很少提及同学何江。
　　2016年，唐杰、丁宇、吴正华、黄跃武都刚好30岁。在他们的眼中，小两岁的何江仍然带着象牙塔里的那份单纯，而他们自己早已在社会上打拼多年。曾经的孩子，如今三十而立，有的已为人父，有的正为实现阶层跨越不懈努力，而关于年少时的梦想，早已模糊不清。

“我先要自己发展好一点，才会向他看齐”

　　何江突然火了。
　　这个大家的儿时学习榜样变成了全县红人，乡里乡亲跟何江父母打招呼都要提到他，县里还召开了“学习宣传何江事迹”座谈会。
　　沉寂了许久的班级微信群，因为何江再次活跃起来，他们用方言聊着过去的种种。不少昔日同学在朋友圈表达与何江的关联——“当年，我在上丘田，他在下丘田”“小学、初中的同学，居然是科学家了”。
　　从部队退伍的唐杰秉持着“少说话多做事”的理念，他只在朋友圈竖了个大拇指。唐杰不善表达，这些年生活的压力让他对很多事情失去了热情。
　　这个当年的“差生”说起何江，仍是感慨于他的学习成绩：“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拔尖，现在出名了，我们中国出了个人才。”
　　那天回去，唐杰特意回到了停钟村的老房子里，墙上挂着他和老婆的结婚照，椅子上还散落着退伍时的军装。他楼上楼下翻遍了每一个抽屉，都没有找到那张照片。
　　他说的照片，是他、何江、丁宇和另外一个同学的小学毕业留影，人手一张，作为纪念。时至今日，唐杰和丁宇的这张照片都已找不到了，如同当年他们一起求学时的许多故事，都已随风而去。
　　何江和唐杰两家只距离两里路，比同龄人早两年上学的何江胆子小，七八里上学的路上总要遇到乡下人家养的狗。何江害怕，经常要唐杰“罩着”。
　　因为经常捣乱，唐杰并不是老师们喜欢的学生，放学后，他经常被罚留堂值日。于是，唐杰让何江帮他把书包拿出去，自己再从后门悄悄溜走。
　　那个年代，抓鱼、玩弹珠和香烟包做的卡片游戏是他们童年的全部。不过在唐杰和丁宇看来，何江总是以学业为重，没有那么多爱好，下课也是看书做作业，只是偶尔出来玩。
　　如今，何江成为了首位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大陆学生，这几乎代表着中国学生的最高荣誉。他在舞台上阐释自己做科研的意义：“将知识传递给像他母亲一样的农民群体。”
　　“我佩服他有比较崇高的理想，让农村发展得更好。但我先要自己发展好一点，才会向他看齐。”照片的另一位主角丁宇对记者说，在物质尚未充盈前，他还来不及考虑精神追求。
　　丁宇是长沙一家知名工程机械制造企业的研究员，他的标配是白衬衫和深色西裤，消瘦的身形让衬衫看着有些宽大。
　　从农村出来，丁宇经历了贫困的滋味。上大学时因为钱不够用，他总是宅在寝室里，很少出去玩。现在成为白领，收入稳定，他依然觉得自己离物质满足还差很远。

命运的分岔口

　　小学毕业后，何江、唐杰、丁宇都进入了停钟中学，在这里，他们遇到了班长吴正华和同学黄跃武。
　　“叫得越大，压力越大，叫我黄哥或者小黄就好了。”同学们喜欢喊黄跃武“黄老板”，其实他并不喜欢这个称呼。
　　他现在是一名深圳私企老板，他的公司年收入400万元。
　　他对何江的演讲有很深的共鸣，“我没有改变世界那么宏大的理想，但我一直在想做点事改变家乡”。
　　班长吴正华一直把何江当做赶超的对象。
　　初三那年，喜欢看《少年包青天》、打魂斗罗的他不再看电视、打游戏，开始认真读书学习。那时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成为科学家。
　　按照班主任唐剑的说法，吴正华是从好一点的小学出来的，个子很高，他显得自信一些。在何江眼里，身为班长，吴正华很会说话，也很有领导力。
　　相比之下，何江是全班最矮的，家庭经济条件困难，全班只有他一人穿着解放鞋，背着白色的“工人包”，初中时家里才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
　　十分钟的课间，他总是埋头读书，只在最后几分钟才跑去厕所。同学们戏弄他，十几个同学连成一排不让他过去，黄跃武也曾是其中之一。那次何江看着他失望的眼神，他至今都记得。
　　黄跃武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家里能装上有线看体育节目，这个梦想直到他大学毕业后才实现。父親从小教导他，不读书就只能务农，因此，黄跃武从初中就坚定了赚大钱、不务农的梦想。
　　吴正华和何江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考上县重点宁乡一中。而“差生”唐杰，早早放弃了这个想法，关于以后，他没有太多概念。
　　“英语像天书，数理化都搞不懂。”唐杰向记者回忆，中考的时候，他距离分数线差了整整100分。 　　在宁乡一中的择优考试里，吴正华超过了何江1分。他对何江今日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何江是很聪明，但不是天才。”
　　最终，在他们的班级里，只有4人考上了县里最好的中学——宁乡一中。
　　从停钟中学出来是一个三岔路口，何江、丁宇、黄跃武的家在左边，唐杰、吴正华的家在右边。
　　初中毕业，唐杰进了一所职高，他酷爱电脑，因此选择学习计算机专业；学三年，毕业后可以安排去富士康工作。唐杰对未来充满信心。
　　丁宇和黄跃武去了县里另外一所高中。从那一刻开始，几位同学沿着各自的路渐行渐远。

“假如我是一棵导弹，清华北大就是我的靶标”

　　唐杰觉得自己是个缺少毅力的人。读了一年，他就不想读了。2000年以后，网吧风靡中国县城。唐杰在县城网吧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打网游《传奇》、玩赛车、看电影，吃饭睡觉都在里面。
　　就这样，他退学了。而此时，正好赶上地方征兵，唐杰想起自己的大哥以前是海军，那张拿着枪站在舰艇上的照片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就报名到云南某步兵团了。
　　那年他17岁，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心里憧憬着可以离开父母两年，走出农村。可是部队的训练又苦又累，刚去的时候他很想家，晚上躲在被子里哭。
　　从部队退伍后他回了家乡，转业到县里房管所成为一名小职员。
　　何江没能进入宁乡一中的重点班，但几次考试过后，大家发现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榜单的前几名，而那通常是重点班学生的领地。
　　宁乡一中距离长沙城区有40公里，这是一所省重点中学，而且是全封闭式的，因此一部分长沙城区的学生也会选择过来就读。
　　这是一个唯学习成绩论英雄的地方，一个月只有两三天假期，很多学生的目标是清华北大。“假如我是一颗导弹的话，清华北大就是我的靶标”，这是一位同学写在小纸条上的理想，在当时流传甚广。
　　何江对记者回忆，当时他和班上另外三位同学，被戏称“四驾马车”。除了学习，他们的课外生活并不丰富。
　　他为数不多的印象是向英语老师借了指环王的碟子，躲在老师办公室看。他会为“小人物改变历史”的情节设置而触动。他会背《古文观止》，并给同学分享里面的故事。
　　吴正华成绩也不差，他把目标定在了上海交大。
　　相比于何江和吴正华，在高三时，黄跃武以美术特长生身份参加高考。
　　学美术后，他意识到美术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只要按照自己想法去做，错到底也是一门艺术”。
　　黄跃武对记者说，他很感谢美术，让他自卑的性格发生了改变。初中时，父亲因病突然去世，黄跃武性情大变，从一个活泼开朗的少年变得沉默自卑。而学习美术后，他慢慢变得自信起来。

“活在当下”

　　高考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是一次跳出农村，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何江和他的同学们都十分珍视。
　　何江和吴正华没考上理想中的大学。何江考入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吴正华考入湘潭大学，黄跃武进入邵阳一所普通的学校，丁宇考上了二本。
　　高中毕业，他们再一次分别，如同停钟中学的岔路口，从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作为农村学生，初次踏上城市，何江和他的同学们内心充满了陌生和不确定性，来自农村的标签像是一个隐形的手拖拽住他们与老家远去的步伐。
　　从来没有离开过宁乡县，突然来到邵阳，黄跃武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对于同学间的客套话，他也会当真。
　　读大学的几年，他总想逃避，朋友也很少，城里同学“太聪明了，不敢去交”。
　　何江也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求知欲的膨胀背后，也有隐约的自卑感。“我一般不会告诉其他人我是来自农村的，也尽量避免和其他人聊起小时候的事情。”何江对记者说。
　　到美国后，哈佛校园的多元文化让何江慢慢意识到，农村是他不可能抹去的成长经历，释然了许多，并将他的农村记忆写成书，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农村。
　　大学期间，黄跃武总会听到这样的质疑：“借钱读一个没那么好的大学，有什么用？”背负着这样的压力，黄跃武认为只有赚大钱才能证明自己。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他进入一家进出口公司，他的主要工作是打陌生电话、展会上收集名片、扫楼、网上添加陌生人QQ，以此来拉客户谈业务。
　　此时的唐杰，已经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生活的压力让唐杰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已经不想到城市生活。曾经热爱计算机的网瘾少年，已变成沉默寡言的父亲。
　　经人介绍，他在24岁那年结婚了，并有了兩个孩子，他还在村里种了一亩水稻。他上班的唯一动力就是还房贷、供孩子上学，养家糊口，业余爱好是和何江父亲一起钓鱼。
　　他很少想过去的事情，有时遇到不会写的文件时，他才会感慨，“要是能回到中考，还是想考一个好一点的高中，上一个大学，现在单位都招文采比较好的”。
　　不过，短暂抽离后他终究要面对现实。他说，这种转变是没有一个时间点的，就在一天天的生活当中。虽然对现状不满足，但要“活在当下”。
　　唐杰也算是公务员，但从部队转业，跟参加国考的工资待遇、升迁时间都不一样。他工作到现在还没升过职。
　　这几年，唐杰开始联系失联已久的同学们。他从何江父母那里问到了一个美国的号码，但始终没有打过。
　　2014年何江回国探亲，那张照片上的四个人，何江、唐杰、丁宇和另一个同学又重新相聚在何江家里。他们感慨时光匆匆，又想起了中学门前的岔路口，因为他们的梦想都从那里开始。
　　只是，随着村里孩子越来越少，他们的中学已经撤掉，成了一家私营的教育培训机构。
　　唐杰向记者坦言：“成家后，我不是很容易能跟他交流的感觉。坐在一起，就问问过得好不好，以后想不想回国这些问题。”
　　这些年初中同学的聚会，何江很少参加，同学们偶尔会提起他，只知道他在美国的哈佛。

　　黄跃武知道，哈佛和他喜欢的NBA球队凯尔特人都在波士顿，凯尔特人高歌猛进那几年，何江已到美国，他问何江有没有去看凯尔特人的比赛。何江说，太火了，球票买不到。

“总有一天，我要到海里去钓鱼”

　　中学毕业已经14年，昔日同学已经历了数个人生岔路口的选择，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何江在哈佛演讲台上所提到的“科学家的使命感”，让儿时好友再一次直面内心，触及那个尴尬而又陌生的话题——梦想。
　　面对这个问题，唐杰有些踟蹰，他停顿了几秒，已经想不起当年立下的豪情壮志。
　　黄跃武在2012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当了老板，实现了儿时挣钱走出家乡的心愿。
　　在资本积累的路上，他见识了很多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人，经过几年的磨练，他反而更在乎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想着每年都能出国几次，带孩子开拓下视野。
　　村里修路他也捐了款，现在他想要联合村里人建一个基金会，资助家乡那些成绩好但家庭贫困的孩子。目前他已经联络了100多人，准备年底聚在一起讨论。
　　对于成功的定义，黄跃武愣住了几秒钟说，就像当年他学美术一样，或许也没有标准答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奋斗的过程很重要。我和何江是两条路，没有高低之分。”
　　班长吴正华，这个在何江眼里挺有领导力的班干部，如今已是一名科级干部。
　　吴正华对公务员的身份很珍视，高中时，他认为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能入党，从那时起他就努力争取，终于在大学如愿以偿。
　　“入党后思想境界有提升，觉得为国家做事，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虽然考虑过其他工作，但最终他还是觉得成为公务员，“吃皇粮”有保障。
　　提起何江的成就，他声情并茂、如做报告般侃侃而谈——
　　“教育实现阶层的流动，说明国家在富强的同时越来越公平。有那么一群人，他自己不努力，一味埋怨社会不公分配不均，主要还是自己的原因，我们国家还是给了寒门学子充分的机会。”
　　“家国情怀”“螺丝钉”“富强”“公平”，吴正华经常提到这些词汇，他的工作热情很高，“早上起来都很愿意去工作，我很热爱，也想做好。”而当年关于科学家的梦想，已经变得依稀。
　　丁宇大学毕业前夕，遇上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业十分困难，因此他选择了考研。毕业后他找了一份月薪6000元的工作，他很满意。
　　成长在房价猛涨的时代，摆在白领丁宇面前的仍是物质需求。刚工作第四年，他在长沙的房子還没装修，花6万元买的车也仅仅是代步工具。他刚刚有了女儿，经常去唐杰那里讨教育儿经。
　　丁宇说，等完成了物质积累，他想学成功人士打高尔夫，带妻儿出国去巴厘岛、马尔代夫。
　　他在努力向中产跨越，他认为中产要年收入100万，“希望越快越好，尽量快一点吧。”
　　他对记者说：“只有物质方面达到了，才有精神方面的追求。”
　　小职员唐杰家的两个孩子比较吵闹，心情不好时他会对孩子们发脾气，现在他每天接送孩子上学，给孩子做饭，过着平常的生活。
　　他知道，已经注定的事情不可能改变。不过，驱车回到停钟村那个岔路口，谈起钓鱼的爱好，唐杰得意地说，在他的车里只有渔具，“总有一天，我要到海里去钓鱼”。
　　他脚踩油门，飞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