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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沟通功能是政党的基本功能和属性，党群沟通是党群关系的内在机理和中心环节，抓住了党群沟通就把握了党群关系的核心要素。执政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经历了由被动沟通向主动沟通、单向沟通向双向沟通、指令型沟通向互动型沟通的转变。本文以改革开放为转折点，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视角，对党群沟通机制外部环境、自身结构和具体功能的变迁进行比较研究和动态考察，为构建现代治理视域下的新型党群关系提供思考和启示。
[关键词]沟通；结构；功能；变迁；党群沟通
[中图分类号] D2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6）04-0018-04
沟通功能是政党的基本功能和属性，即“政党最好被理解为沟通工具”[1]。执政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由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党的转变，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过去革命党的党群沟通模式是否符合执政党的执政需要？计划经济时期的党群沟通机制能否随着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变迁而与时俱进？党是否已经建立了一套科学完备的党群沟通机制？这些问题看似基础和简单，却恰恰是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关键因素。
“所有的政治结构，实际上都行使着多种功能。”[2]“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尔蒙德认为，政治结构与功能是相互适应的，结构分化是政治功能发展的基本方式。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党群沟通机制进行简单描述，而是要以改革开放为转折点，对党群沟通机制外部环境、自身结构和具体功能的变迁进行比较研究和动态考察，从而为构建现代治理视域下的新型党群关系提供思考和启示。
一、外部环境变迁：党群沟通机制变迁的经济社会根源
作为政治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党群沟通机制必然拥有与之密切相关，并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的外部环境。这种外部环境存在于政治系统以及经济社会大环境之中，是影响党群沟通机制发展变迁的前提和基础。
（一）经济体制变革影响党群沟通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是党群沟通机制发生变迁的根源所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参照苏联模式，逐步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国家和社会一味强调纯粹的平均主义、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人们不敢承认个人利益，缺乏沟通的内在动力，也就不可能形成完整的沟通机制。这一时期党的沟通行为仅仅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灌输。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关系从统一走向分解，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的利益追求不再禁锢于过去的国家计划和政府包办之中，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关系多样化、复杂化，每个人都可以追求和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群众与执政党进行沟通交流的愿望和积极性都大大增强。
（二）政治体制改革影响党群沟通的模式
党群沟通机制是政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运行状况必然会取决于其所存在的政治体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新生政权，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党包揽一切、干预一切，依靠强大的组织力量和行政权力建立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沟通体系，党群沟通更多地表现为“指令型”、“命令式”。改革开放以后，党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并把密切党群沟通作为发展民主政治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积极拓宽沟通渠道，群众主动参与沟通，党群沟通机制得以重新建立、恢复和运行起来。
（三）社会结构变迁影响党群沟通的主体
群众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党群沟通机制就是党与社会的沟通机制，社会结构对于党群沟通的主体结构具有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城市实行单位制，农村实行公社制，群众被高度整合和牢牢固定起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逐渐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稳定社会转向流动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从同質社会转向异质社会，原有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各阶层群众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时，需要与执政党进行沟通，执政党为加强利益整合、化解社会冲突也需要与群众进行沟通。
（四）政治文化转型影响党群沟通的理念
我国党群沟通机制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理念，特别是政治文化的影响和支配。新中国成立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党机械地继承了革命时期的文化理念，党的先进性被理解为全能主义，认为党不需要与群众沟通，只要指挥群众、命令群众便可。改革开放以后，以民主、权利、参与为典型特征的公民文化迅速崛起和发展起来，人们自觉产生并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社会价值不再完全受执政党控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党坚持民主理念和群众观点，强调党群沟通在执政过程中的重要性。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大大增强，强烈要求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通过多种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与执政党展开沟通互动。
二、结构性变迁：党群沟通机制自身要素的动态变革
从党群沟通的自身结构来看，沟通主体、沟通信息、沟通渠道、沟通方式是组成党群沟通机制的四个基本要素，也是影响党群沟通机制运行最为关键的因素。党群沟通机制的结构性变迁，就是指它自身结构要素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不同历史背景下所呈现出来的深刻变化。
（一）沟通主体的变迁
作为党群沟通机制的两个主体，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内部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强化组织覆盖、巩固政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党群沟通的一方主体。然而，“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党组织系统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运动中陷入瘫痪，党作为党群沟通的一方主体被彻底破坏。同时，群众作为党群沟通的另一方主体，其结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1956年底，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被改造成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群众结构变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群众结构极为单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党的组织体系恢复正常，党的组织结构和党员干部结构也渐趋完善。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779.3万名，基层组织436万个，庞大的组织体系为党群沟通提供了足够数量的沟通主体。同时，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大量新兴阶层涌现出来，出现了社会阶层分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3]。不同阶层的群众作为独立的沟通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沟通愿望，需要新的党群沟通机制。
（二）沟通信息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党群沟通集中于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体现为政治信息和经济信息的沟通交流。例如，在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中，在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三大改造”中，党同群众都有着密切的信息沟通与互动。然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这种双向互动的沟通信息逐渐演变为自上而下的信息控制。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党群沟通的信息就只剩自上而下的信息宣传和灌输。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逐渐由经济、政治领域扩大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全方位，党群沟通的信息也随之不断丰富，涵盖了党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以及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各种信息。具体来看，一是沟通信息更加多元，人们的利益需求不断丰富，从最初的经济需求扩展到精神文化、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生态环境等广泛需求。二是沟通信息更加公开，民主政治建设和现代传媒的发展推动了政务公开、党务公开，使党群沟通信息由原来的封闭状态走向透明状态。三是沟通信息更加真实，党员干部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报喜不报优等现象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沟通信息的失真失效，增强了信息的真实性。
（三）沟通方式的转变
不同的沟通方式所带来的沟通效果是显然不同的，沟通方式的变迁既是党群沟通机制变迁的原因，也是其具体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继承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采取民主、协商等方式，积极与群众进行沟通。然而，1956年以后，随着“左”倾错误的泛滥，民主、协商的沟通方式逐渐被集中和命令所替代，一味地定指标、下命令，进行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灌输，实际上已经扭曲了沟通的本质，自然不可能取得有益的效果。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和意识形态灌输进行沟通的方式被否定，民主、协商、互动逐渐成为最主要的党群沟通方式，并呈现出多元化和制度化。党可以根据现实需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调查研究、基层走访、热线电话、市长信箱、党务网站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与群众保持密切沟通。群众可以向党员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表达诉求，也可以通过邮箱、电话、信件和互联网向党组织反映意见，还可以通过信访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决策咨询制度等制度形式实现政治参与。
三、功能性变迁：党群沟通机制的作用和价值变迁
虽然党群沟通机制的根本性功能，例如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政治合法性等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党群沟通机制在运行中所起到的实际功能和发挥作用的侧重点，却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计划经济时期党群沟通机制的基本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党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并受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逐步构建起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群沟通机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信息控制模式，而非信息的双向交流互动，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党群沟通机制。但它却适应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殊需要，在巩固新生政权、加强意识形态灌输等方面发挥了特定功能。
一是有利于加强党的政治控制，巩固了新生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群沟通机制不健全、群众无法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依然能够有效地控制政权、稳定执政地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党依靠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的信息控制網络。高度一元化组织系统的严密性和纪律性，使自上而下的信息控制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神经。组织的严密性可以防止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疏漏和空白，而严格的纪律性则充分保证了沟通信息的顺利传达。这种模式使群众的任何行为都受到党的严格约束和控制，从而有助于党加强政治控制、巩固新生政权。
二是适应计划经济发展需要，保证了社会有序运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基层单位和群众将各种需求和愿望通过本单位、本地区的党组织层层向上汇报和传递，直至中央。中央在掌握全国资源状况、生产条件和消费需求等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分析各种资源在不同地区、部门和单位之间的分配方案，编制统一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这种自上而下的信息控制模式中，上级党组织完全掌握各种社会资源，群众的衣食住行等各项生活所需和单位的生产建设，一切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计划安排，接受上级指令，从而保证了全国范围的上下一致。[5]
三是促进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灌输，赢得了群众认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帆，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新中国成立后，党通过成立各级宣传部门、群众学习小组、文化教育机构和新闻媒体，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把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灌输给人民群众，并内化为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观念，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引导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全民的指导思想，集体主义成为一切行为的基本准则，党和群众在思想与行动上实现了高度一致，群众无条件地认同和服从党的领导。
（二）改革开放后党群沟通机制的功能取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群沟通机制自身的结构要素和运行过程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必然引起党群沟通机制的功能和价值取向随之发生变迁。党不仅要充分发挥党群沟通机制在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政治合法性等政治体系层面的功能，还更加注重把党群沟通贯穿于党执政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更好地发挥党群沟通机制的作用和价值。 一是提高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决策水平是衡量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也是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因素。作为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党群沟通机制“有助于充分汇集政策信息，从而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措施，并最终形成符合公众需求、为公众认同和支持的、可行的政策方案”[6]。一方面，群众只有通过沟通才能了解决策的背景和意义，掌握决策的相关信息，进而充分表达自己对于决策的观点和意见。另一方面，执政党也必须通过沟通才能真正听到群众的呼声和心愿，了解群众的需求和想法，从而做出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符合群众现实需要的决策。
二是提升危机治理能力，密切党群关系。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社会危机频繁发生的敏感期。特别是近年来，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各类危机事件屡见不鲜，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破坏党群关系。党群沟通机制是提高危机治理能力，预防和化解社会危机的重要途径。党可以利用沟通手段及时听取群众意见，发布官方信息，公布事件真相，避免各种谣言、恐慌和盲从现象加剧危机事态；群众则可以通过各种沟通渠道及时、准确地了解事件相关信息，充分表达意见诉求，释放不满情绪，从而保证党和群众之间的信息交流，促使危机在公开透明和协商对话中予以解决。
三是促进社会利益整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矛盾复杂化日趋显著。社会利益越是分化，就越需要社会整合。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必须充分发挥社会整合功能，通过建立制度化的沟通网络与社会各阶层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在党群沟通的基础上实现复杂利益的协调与整合。群众通过不同的沟通渠道向执政党传递利益诉求；执政党也利用各种渠道与各阶层群众进行沟通，充分了解群众的利益诉求，按照沟通协商和统筹兼顾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协调利益冲突，整合利益诉求，实现社会利益系统的整体平衡和稳定。
参考文献：
[1][意]乔瓦尼·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57.
[2][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160.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8.
[4]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B/OL].2016-01-22.http：//www.cnnic.net.cn/hlwfzy/hlw xzbg/hlwtjbg/201601/t20160122-53271.htm.
[5]周清.中國共产党——社会沟通机制[D].北京：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7：81.
[6]俞可平.政治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82.
责任编辑：邓小龙
[关键词]沟通；结构；功能；变迁；党群沟通
[中图分类号] D2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6）04-0018-04
沟通功能是政党的基本功能和属性，即“政党最好被理解为沟通工具”[1]。执政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由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党的转变，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过去革命党的党群沟通模式是否符合执政党的执政需要？计划经济时期的党群沟通机制能否随着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变迁而与时俱进？党是否已经建立了一套科学完备的党群沟通机制？这些问题看似基础和简单，却恰恰是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关键因素。
“所有的政治结构，实际上都行使着多种功能。”[2]“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尔蒙德认为，政治结构与功能是相互适应的，结构分化是政治功能发展的基本方式。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党群沟通机制进行简单描述，而是要以改革开放为转折点，对党群沟通机制外部环境、自身结构和具体功能的变迁进行比较研究和动态考察，从而为构建现代治理视域下的新型党群关系提供思考和启示。
一、外部环境变迁：党群沟通机制变迁的经济社会根源
作为政治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党群沟通机制必然拥有与之密切相关，并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的外部环境。这种外部环境存在于政治系统以及经济社会大环境之中，是影响党群沟通机制发展变迁的前提和基础。
（一）经济体制变革影响党群沟通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是党群沟通机制发生变迁的根源所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参照苏联模式，逐步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国家和社会一味强调纯粹的平均主义、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人们不敢承认个人利益，缺乏沟通的内在动力，也就不可能形成完整的沟通机制。这一时期党的沟通行为仅仅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灌输。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关系从统一走向分解，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的利益追求不再禁锢于过去的国家计划和政府包办之中，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关系多样化、复杂化，每个人都可以追求和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群众与执政党进行沟通交流的愿望和积极性都大大增强。
（二）政治体制改革影响党群沟通的模式
党群沟通机制是政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运行状况必然会取决于其所存在的政治体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新生政权，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党包揽一切、干预一切，依靠强大的组织力量和行政权力建立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沟通体系，党群沟通更多地表现为“指令型”、“命令式”。改革开放以后，党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并把密切党群沟通作为发展民主政治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积极拓宽沟通渠道，群众主动参与沟通，党群沟通机制得以重新建立、恢复和运行起来。
（三）社会结构变迁影响党群沟通的主体
群众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党群沟通机制就是党与社会的沟通机制，社会结构对于党群沟通的主体结构具有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城市实行单位制，农村实行公社制，群众被高度整合和牢牢固定起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逐渐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稳定社会转向流动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从同質社会转向异质社会，原有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各阶层群众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时，需要与执政党进行沟通，执政党为加强利益整合、化解社会冲突也需要与群众进行沟通。
（四）政治文化转型影响党群沟通的理念
我国党群沟通机制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理念，特别是政治文化的影响和支配。新中国成立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党机械地继承了革命时期的文化理念，党的先进性被理解为全能主义，认为党不需要与群众沟通，只要指挥群众、命令群众便可。改革开放以后，以民主、权利、参与为典型特征的公民文化迅速崛起和发展起来，人们自觉产生并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社会价值不再完全受执政党控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党坚持民主理念和群众观点，强调党群沟通在执政过程中的重要性。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大大增强，强烈要求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通过多种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与执政党展开沟通互动。
二、结构性变迁：党群沟通机制自身要素的动态变革
从党群沟通的自身结构来看，沟通主体、沟通信息、沟通渠道、沟通方式是组成党群沟通机制的四个基本要素，也是影响党群沟通机制运行最为关键的因素。党群沟通机制的结构性变迁，就是指它自身结构要素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不同历史背景下所呈现出来的深刻变化。
（一）沟通主体的变迁
作为党群沟通机制的两个主体，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内部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强化组织覆盖、巩固政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党群沟通的一方主体。然而，“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党组织系统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运动中陷入瘫痪，党作为党群沟通的一方主体被彻底破坏。同时，群众作为党群沟通的另一方主体，其结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1956年底，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被改造成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群众结构变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群众结构极为单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党的组织体系恢复正常，党的组织结构和党员干部结构也渐趋完善。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779.3万名，基层组织436万个，庞大的组织体系为党群沟通提供了足够数量的沟通主体。同时，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大量新兴阶层涌现出来，出现了社会阶层分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3]。不同阶层的群众作为独立的沟通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沟通愿望，需要新的党群沟通机制。
（二）沟通信息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党群沟通集中于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体现为政治信息和经济信息的沟通交流。例如，在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中，在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三大改造”中，党同群众都有着密切的信息沟通与互动。然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这种双向互动的沟通信息逐渐演变为自上而下的信息控制。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党群沟通的信息就只剩自上而下的信息宣传和灌输。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逐渐由经济、政治领域扩大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全方位，党群沟通的信息也随之不断丰富，涵盖了党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以及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各种信息。具体来看，一是沟通信息更加多元，人们的利益需求不断丰富，从最初的经济需求扩展到精神文化、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生态环境等广泛需求。二是沟通信息更加公开，民主政治建设和现代传媒的发展推动了政务公开、党务公开，使党群沟通信息由原来的封闭状态走向透明状态。三是沟通信息更加真实，党员干部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报喜不报优等现象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沟通信息的失真失效，增强了信息的真实性。
（三）沟通方式的转变
不同的沟通方式所带来的沟通效果是显然不同的，沟通方式的变迁既是党群沟通机制变迁的原因，也是其具体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继承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采取民主、协商等方式，积极与群众进行沟通。然而，1956年以后，随着“左”倾错误的泛滥，民主、协商的沟通方式逐渐被集中和命令所替代，一味地定指标、下命令，进行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灌输，实际上已经扭曲了沟通的本质，自然不可能取得有益的效果。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和意识形态灌输进行沟通的方式被否定，民主、协商、互动逐渐成为最主要的党群沟通方式，并呈现出多元化和制度化。党可以根据现实需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调查研究、基层走访、热线电话、市长信箱、党务网站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与群众保持密切沟通。群众可以向党员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表达诉求，也可以通过邮箱、电话、信件和互联网向党组织反映意见，还可以通过信访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决策咨询制度等制度形式实现政治参与。
三、功能性变迁：党群沟通机制的作用和价值变迁
虽然党群沟通机制的根本性功能，例如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政治合法性等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党群沟通机制在运行中所起到的实际功能和发挥作用的侧重点，却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计划经济时期党群沟通机制的基本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党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并受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逐步构建起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群沟通机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信息控制模式，而非信息的双向交流互动，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党群沟通机制。但它却适应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殊需要，在巩固新生政权、加强意识形态灌输等方面发挥了特定功能。
一是有利于加强党的政治控制，巩固了新生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群沟通机制不健全、群众无法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依然能够有效地控制政权、稳定执政地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党依靠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的信息控制網络。高度一元化组织系统的严密性和纪律性，使自上而下的信息控制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神经。组织的严密性可以防止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疏漏和空白，而严格的纪律性则充分保证了沟通信息的顺利传达。这种模式使群众的任何行为都受到党的严格约束和控制，从而有助于党加强政治控制、巩固新生政权。
二是适应计划经济发展需要，保证了社会有序运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基层单位和群众将各种需求和愿望通过本单位、本地区的党组织层层向上汇报和传递，直至中央。中央在掌握全国资源状况、生产条件和消费需求等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分析各种资源在不同地区、部门和单位之间的分配方案，编制统一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这种自上而下的信息控制模式中，上级党组织完全掌握各种社会资源，群众的衣食住行等各项生活所需和单位的生产建设，一切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计划安排，接受上级指令，从而保证了全国范围的上下一致。[5]
三是促进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灌输，赢得了群众认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帆，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新中国成立后，党通过成立各级宣传部门、群众学习小组、文化教育机构和新闻媒体，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把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灌输给人民群众，并内化为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观念，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引导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全民的指导思想，集体主义成为一切行为的基本准则，党和群众在思想与行动上实现了高度一致，群众无条件地认同和服从党的领导。
（二）改革开放后党群沟通机制的功能取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群沟通机制自身的结构要素和运行过程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必然引起党群沟通机制的功能和价值取向随之发生变迁。党不仅要充分发挥党群沟通机制在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政治合法性等政治体系层面的功能，还更加注重把党群沟通贯穿于党执政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更好地发挥党群沟通机制的作用和价值。 一是提高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决策水平是衡量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也是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因素。作为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党群沟通机制“有助于充分汇集政策信息，从而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措施，并最终形成符合公众需求、为公众认同和支持的、可行的政策方案”[6]。一方面，群众只有通过沟通才能了解决策的背景和意义，掌握决策的相关信息，进而充分表达自己对于决策的观点和意见。另一方面，执政党也必须通过沟通才能真正听到群众的呼声和心愿，了解群众的需求和想法，从而做出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符合群众现实需要的决策。
二是提升危机治理能力，密切党群关系。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社会危机频繁发生的敏感期。特别是近年来，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各类危机事件屡见不鲜，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破坏党群关系。党群沟通机制是提高危机治理能力，预防和化解社会危机的重要途径。党可以利用沟通手段及时听取群众意见，发布官方信息，公布事件真相，避免各种谣言、恐慌和盲从现象加剧危机事态；群众则可以通过各种沟通渠道及时、准确地了解事件相关信息，充分表达意见诉求，释放不满情绪，从而保证党和群众之间的信息交流，促使危机在公开透明和协商对话中予以解决。
三是促进社会利益整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矛盾复杂化日趋显著。社会利益越是分化，就越需要社会整合。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必须充分发挥社会整合功能，通过建立制度化的沟通网络与社会各阶层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在党群沟通的基础上实现复杂利益的协调与整合。群众通过不同的沟通渠道向执政党传递利益诉求；执政党也利用各种渠道与各阶层群众进行沟通，充分了解群众的利益诉求，按照沟通协商和统筹兼顾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协调利益冲突，整合利益诉求，实现社会利益系统的整体平衡和稳定。
参考文献：
[1][意]乔瓦尼·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57.
[2][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160.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8.
[4]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B/OL].2016-01-22.http：//www.cnnic.net.cn/hlwfzy/hlw xzbg/hlwtjbg/201601/t20160122-53271.htm.
[5]周清.中國共产党——社会沟通机制[D].北京：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7：81.
[6]俞可平.政治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82.
责任编辑：邓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