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对“封资合流”的毛博士、文博士之流重拳出击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对中西合璧的海归精英的歌颂与塑造。他曾这样描绘心中的理想人物：“由他的谈吐举止上看，谁也看不出他曾留过洋，念过整本的洋书。他说话的时候永不夹杂着洋字。他看见洋餐就挠头，虽然请他吃，他也吃得不比别人少。不服洋服，不会跳舞，不因为街上脏而堵上鼻子，不必一定吃外国橘子。总而言之，他既不闹中国脾气，也不闹外国脾气。比如《火烧红莲寺》和《三剑客》，对他，并没有多少分别。除了‘妞儿气’的片子，都不坏。”
　　这种理想人物在小说《铁牛与病鸭》、《不成问题的问题》中有相应的演绎，主人公尤大兴、王明远都是典型的“东方道德，西方才艺”，对于科学工作，他们有一股子西方式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追求精神和献身精神。然而，这毫不妨碍他们骨子里有一种中国式的温柔敦厚、救世济民的气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处处碰壁，无处容身。尤大兴怀着报国的志愿，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国投身抗日事业。然而，他的正直、认真、守法，带给他的却是一连串的失败，最后不得不辞去农场场长的职务，仓皇逃离。王明远任劳任怨，一心一意致力于农业科学研究，只因正直不阿，竟被解职。
　　这两个受难的形象，其悲剧性的内涵不只体现在他们的救国理想得不到实现，更体现在他们与民众的充满悖论的关系上。作为民众的启蒙者和真正的救护者，他们不仅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反而受到误解、敌意甚至无情的打击。对此，他们以殉道者的姿态坦然接受。尤大兴面对即将来临的打击，毫无惧色，他相信：“科学的方法与法律的生活，是建设新中国的必经的途径。假如他为这两件事而被打，好吧，他愿作个殉道者。”其中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在尤大兴遭到围攻的标语口号中，有一条是“打倒法西斯走狗!”这令人想起20多年后恐怖的“文革”风暴。
　　愚昧的民众没有能力区别假洋鬼子与西化精英的本质差别，成为野心家利用的工具，是可以理解的，而老舍他们对毛博士、文博士的妖魔化，对民众的无条件崇拜，对自我的刻意贬抑，倒是更值得深思。这与鲁迅当年左右开弓，既批判愚昧的民众，又批判投机革命的“假洋鬼子”的双重批判视角，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意味着价值发生了根本的颠倒。
　　老舍对毛博士、文博士的抨击，对尤大兴、王明远的歌颂，本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依据“进步”理念对海归知识分子的二元对立的划分，但问题在于，老舍歌颂后者，远不像抨击前者那样明确肯定。老舍可以将文博士、毛博士理直气壮地定义为“封资合流”，却无法以同样的思路为他所钟爱的尤大兴、王明远确定政治身份。根据社会历史进步的真理，封与资，都是属于被历史淘汰的反动阶级，老舍无法从这里寻找价值资源。然而，他又不可能绕过这两个阶级来为尤大兴、王明远确定新的改治身份。既然如此，只好迂回。首先，让他们放低姿态，在穿着打扮、谈吐举止上彻底地本土化，工农化，留洋的背景尽量地淡化。比如尤大兴，只说他在美国学园艺，毕业后在母校作讲师，至于他是博士还是硕士，在美国呆过多久，参加过什么活动，一概不提。而王明远，连这样的交代都省略了。有意思的是，在老舍笔下，“博士”、“留学”的称呼已经明显地负性化，文博士、毛博士、牛博士、吴博士，都是东西合污、封资合流的可笑角色，而“留日派”和“留英派”，则成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标签，互相之间还狗咬狗，而正面的海归精英没有一个冠之以“博士”。
　　当然，仅仅外表上的本土化、工农化是不够的，还要落实到行动上。无论尤大兴还是王明远，在国外学的都是农业，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老舍这样描写王明远：“他是学农的。这与他那个‘和和平平的作点大事’颇有关系。他的态度大致是这样，无论政治上怎样革命，人反正得吃饭。农业改良是件大事。他不对人们用农学上的专名词，他研究的是农业，所以心中想的是农民，他的感情把研究室的工作与农民的生活联成一气。他不以学者自居。”而尤大兴也是看准了“农业的重要，中国的农业急应改善，想在一座农场里，或一间实验室中，把他的血汗献给国家”这种叙述策略，折射了民粹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合力下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预示了海归精英未来的坎坷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