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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米·萨顿·希伯特（Jeremy Sutton-Hibbert）曾进入隔离区记录日本福岛核泄漏对当地的影响，没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如此接近。
你曾在日本工作了9年，是什么吸引你来到东方？什么又让你现在重返故乡？
像许多到日本的西方人一样，我为爱远渡重洋。我遇到了一个日本女孩，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最初到日本的原因便是想和她在一起。9年之后，我希望回到我的家乡苏格兰，那里正是让人激动的时代，有许多变化，我想重新好好拍拍这个地方。而且去年日本地震带来的海啸和核泄漏让我和妻子仔细思考了我们到底想在哪里生活、我们到底想做什么以及我们5岁女儿人身安全的问题。
当日本地震和海啸来临时你在做什么？
地震来临时我身处东京市区，当时便意识到这次地震比以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更大更强烈。幸运的是，我带着相机，地震结束前我已经在大街上拍摄。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拍摄了人们从大楼里纷纷涌向街道的场景，并发现他们无法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因为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停止运行了。于是我徒步回家并将拍到的照片发出去。
第二天我开始北上，和一些记者结伴一同前往海啸受灾区。当我们靠近福岛时，我们听说道路前方不远处一座核电站发生了爆炸。队伍中的一些人依然继续前进，但我和另外一个同事返回了东京，因为我们不确定爆炸产生的直接影响和放射性元素泄漏的程度。今年你回到日本记录当地人和这个地区
劫后余生的状况。可以描述一下现在隔离区里面是怎样的吗？
我几次返回日本东北地区的海啸受灾区，也进入了已为人所知的隔离区，也就是后文所指的“禁区”。
在海啸受灾区，每个城镇都有自己处理灾害的方式。有些城镇较快地清理了残骸，甚至已经开始重建工作。而在另外一些城镇，仍然遍布碎石瓦砾，重建工作似乎没有多少进展。但是人们表现出优秀的品质，尽全力重新生活并处理目前的情况。
在福岛一号核电站方圆20公里的核禁区内，所有人都被疏散了。在那里，时间好像停止了。田野里仍有被海浪掀个底朝天的汽车，还有散落在报刊亭外2011年3月12日的报纸。这一切看上去有些令人毛骨悚然。
作为一名摄影师在“禁区”里工作会受到什么样的约束？
因为海啸受灾区很大，所以你可以自由地四处走动，但是警方路障、禁止刑事犯罪的警告和不经允许进入禁区的罚款均约束着你靠近核禁区。我依靠三次不同的委派任务成功地获得进入禁区拍摄的权限，即使是这样，也必须有具有许可权进入的人带着。
有次我和一个隔离区的居民同往，这个农民需要回去检查他的牲口，还有一次我跟随警察到隔离区进行巡逻。这并不容易，获得许可或找到正确的渠道得花费一定时间。尽管你拿到了许可，但每次也只能呆上几个小时。毕竟这里是核污染区，大家也不希望在那儿呆上太长的时间。
你在核污染区域中拍摄时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呢？
首先我的动作必须要快，并且要有一些相应的防护措施。我穿着一双容易清洗的靴子，并且穿上一件能够保护全身的防护服，在退出禁区时再脱掉。同时我带着一个盖革计数器（探测电离辐射的仪器）用来测量核辐射的强度，还有一个放射量测定器。每次去拍摄的时候我都会带着放射量测定器，它会记录我暴露在核污染环境下的时长，这个测定器是我的一个客户绿色和平组织送的，这些仪器帮我统计暴露的总时间。
我尽量站在柏油路或表层坚硬的地面上，因为雨水可能冲刷掉其表面的一部分放射性物质。踩在沙地的表面、落满灰尘的碎石或泥地里则会让鞋子受到更高的辐射污染。你如何保证摄影器材不受到核污染？
我轻装上阵，尽可能少带设备。一般会带上两台佳能相机——EOS 5D和1D Mark Ⅲ，配上16-35mm f/2.8 Ⅱ USM和70-200mm f/2.8 IS USM镜头。我必须确保相机不碰到任何东西或放在地上，与土壤接触可能会被辐射污染。离开禁区后，我会用湿布彻底擦拭镜头，然后把布扔掉。通过检测关口时，可以用盖革计数器（探测电离辐射的仪器）做检查，我也会将携带的设备扫描一遍。
在一堆废墟瓦砾当中，你是如何寻找拍摄题材的？
禁区里的故事的确难以讲述。因为我们看不到、尝不到、闻不到、听不到辐射，但是我可以尝试从人类的角度发现故事。我拍摄了一个回到禁区亲切照料牲口的农民，他既无法将牲口带走，又不忍把它杀掉。另外我拍摄了巡逻中的警察，他们在毁坏的房屋间搜查，或从儿童游乐场的秋千和滑梯旁穿过。虽然这个地区已经满目疮痍，但你仍然需要表达这种失落感——人们和社区的失落。
在你遇见的人和听到的故事中，哪一个最让你印象深刻？
所有的故事都值得倾听，但也都十分悲伤。或许最悲伤的是来自大川小学的故事。孩子们和老师在地震中幸存，但是据报道，由于老师们对遣散地的选择优柔寡断，耽误了时间，随后而来的海啸带走了74个孩子和这些老师的生命。我探访了这个地方两三次，会见并拍摄了两个仍在泥土里寻找孩子尸体的母亲，灾难发生一年后她们依旧没有放弃寻找。
在一月一个寒冷的下午，一位母亲正用一辆挖掘机寻找孩子们的遗体，雪花飘落时我正站在那里听她描述埋在河底里的孩子会有多寒冷。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时刻，一个让我落泪的时刻。不久以后，这位母亲从车上为我和另一名记者带来了热罐咖啡，她的慷慨和友善让我印象深刻。
你曾在日本工作了9年，是什么吸引你来到东方？什么又让你现在重返故乡？
像许多到日本的西方人一样，我为爱远渡重洋。我遇到了一个日本女孩，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最初到日本的原因便是想和她在一起。9年之后，我希望回到我的家乡苏格兰，那里正是让人激动的时代，有许多变化，我想重新好好拍拍这个地方。而且去年日本地震带来的海啸和核泄漏让我和妻子仔细思考了我们到底想在哪里生活、我们到底想做什么以及我们5岁女儿人身安全的问题。
当日本地震和海啸来临时你在做什么？
地震来临时我身处东京市区，当时便意识到这次地震比以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更大更强烈。幸运的是，我带着相机，地震结束前我已经在大街上拍摄。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拍摄了人们从大楼里纷纷涌向街道的场景，并发现他们无法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因为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停止运行了。于是我徒步回家并将拍到的照片发出去。
第二天我开始北上，和一些记者结伴一同前往海啸受灾区。当我们靠近福岛时，我们听说道路前方不远处一座核电站发生了爆炸。队伍中的一些人依然继续前进，但我和另外一个同事返回了东京，因为我们不确定爆炸产生的直接影响和放射性元素泄漏的程度。今年你回到日本记录当地人和这个地区
劫后余生的状况。可以描述一下现在隔离区里面是怎样的吗？
我几次返回日本东北地区的海啸受灾区，也进入了已为人所知的隔离区，也就是后文所指的“禁区”。
在海啸受灾区，每个城镇都有自己处理灾害的方式。有些城镇较快地清理了残骸，甚至已经开始重建工作。而在另外一些城镇，仍然遍布碎石瓦砾，重建工作似乎没有多少进展。但是人们表现出优秀的品质，尽全力重新生活并处理目前的情况。
在福岛一号核电站方圆20公里的核禁区内，所有人都被疏散了。在那里，时间好像停止了。田野里仍有被海浪掀个底朝天的汽车，还有散落在报刊亭外2011年3月12日的报纸。这一切看上去有些令人毛骨悚然。
作为一名摄影师在“禁区”里工作会受到什么样的约束？
因为海啸受灾区很大，所以你可以自由地四处走动，但是警方路障、禁止刑事犯罪的警告和不经允许进入禁区的罚款均约束着你靠近核禁区。我依靠三次不同的委派任务成功地获得进入禁区拍摄的权限，即使是这样，也必须有具有许可权进入的人带着。
有次我和一个隔离区的居民同往，这个农民需要回去检查他的牲口，还有一次我跟随警察到隔离区进行巡逻。这并不容易，获得许可或找到正确的渠道得花费一定时间。尽管你拿到了许可，但每次也只能呆上几个小时。毕竟这里是核污染区，大家也不希望在那儿呆上太长的时间。
你在核污染区域中拍摄时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呢？
首先我的动作必须要快，并且要有一些相应的防护措施。我穿着一双容易清洗的靴子，并且穿上一件能够保护全身的防护服，在退出禁区时再脱掉。同时我带着一个盖革计数器（探测电离辐射的仪器）用来测量核辐射的强度，还有一个放射量测定器。每次去拍摄的时候我都会带着放射量测定器，它会记录我暴露在核污染环境下的时长，这个测定器是我的一个客户绿色和平组织送的，这些仪器帮我统计暴露的总时间。
我尽量站在柏油路或表层坚硬的地面上，因为雨水可能冲刷掉其表面的一部分放射性物质。踩在沙地的表面、落满灰尘的碎石或泥地里则会让鞋子受到更高的辐射污染。你如何保证摄影器材不受到核污染？
我轻装上阵，尽可能少带设备。一般会带上两台佳能相机——EOS 5D和1D Mark Ⅲ，配上16-35mm f/2.8 Ⅱ USM和70-200mm f/2.8 IS USM镜头。我必须确保相机不碰到任何东西或放在地上，与土壤接触可能会被辐射污染。离开禁区后，我会用湿布彻底擦拭镜头，然后把布扔掉。通过检测关口时，可以用盖革计数器（探测电离辐射的仪器）做检查，我也会将携带的设备扫描一遍。
在一堆废墟瓦砾当中，你是如何寻找拍摄题材的？
禁区里的故事的确难以讲述。因为我们看不到、尝不到、闻不到、听不到辐射，但是我可以尝试从人类的角度发现故事。我拍摄了一个回到禁区亲切照料牲口的农民，他既无法将牲口带走，又不忍把它杀掉。另外我拍摄了巡逻中的警察，他们在毁坏的房屋间搜查，或从儿童游乐场的秋千和滑梯旁穿过。虽然这个地区已经满目疮痍，但你仍然需要表达这种失落感——人们和社区的失落。
在你遇见的人和听到的故事中，哪一个最让你印象深刻？
所有的故事都值得倾听，但也都十分悲伤。或许最悲伤的是来自大川小学的故事。孩子们和老师在地震中幸存，但是据报道，由于老师们对遣散地的选择优柔寡断，耽误了时间，随后而来的海啸带走了74个孩子和这些老师的生命。我探访了这个地方两三次，会见并拍摄了两个仍在泥土里寻找孩子尸体的母亲，灾难发生一年后她们依旧没有放弃寻找。
在一月一个寒冷的下午，一位母亲正用一辆挖掘机寻找孩子们的遗体，雪花飘落时我正站在那里听她描述埋在河底里的孩子会有多寒冷。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时刻，一个让我落泪的时刻。不久以后，这位母亲从车上为我和另一名记者带来了热罐咖啡，她的慷慨和友善让我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