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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现在，政府必须管好该管的事，放手不该管的事，让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钢铁行业才能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支点》记者 刘真真
产能过剩，这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顽疾，也是此轮金融危机以来的焦点话题。
从20多年前开始，随着中国由“短缺经济”逐步向“过剩经济”过渡，中国政府就越来越致力于寻求产能过剩问题的破解路径。
尤其是大范围雾霾天气来袭，也显示了化解产能过剩的紧迫性。至2月中旬，省级地方两会已全部结束，其中29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到了大气污染治理，远胜于去年提及雾霾治理的10个省份。
实际上，美日经济发展亦经历过产能过剩阶段。本文试图通过历史前后、中外政策的比较，为读者呈现破解钢铁产能过剩困局的因果图景。
雾霾倒逼“军令状”
今年1月，有一条新闻成为舆论热点。
“顶着大批人员再就业的压力，河北省下定要过几年紧日子的决心，三年让大气质量有所好转，五年有所改善。”河北省省长张庆伟立下“军令状”：钢铁、水泥、玻璃，新增一吨产能，党政同责，就地免职，必须执行。
这是张庆伟在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承诺。
按照任务指标，到2017年，河北省需要压减6000万吨钢铁、6000万吨水泥、4000万吨煤、3000万标准重量箱平板玻璃。
张庆伟的话体现了河北省治理产能过剩的决心，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政府治理产能过剩的态度。
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出手的地步。
不少城市空中时而隐现的雾霾，路上行人清一色的口罩，都在时刻警醒着中国，是时候解决问题了。
作为毗邻北京的河北省，环抱京津两市，其几大城市都在2013年的雾霾城市排行榜中靠前，自然成为重点治理省份。
钢铁产业，作为污染性行业之一，无法回避。中国政府若要改变环境现状，必须掐掉空气污染的最大源头。
钢铁，减产！
在中投顾问高级分析师任浩宁看来，产能过剩调整的导火线之一是雾霾，钢铁与其他产业密切相关，它是一个引子，把传统“三高”产业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钢铁是负面教材里最典型的一个。
“2013年，我们去调研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雾霾，政府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摸底其实每年都有，只是以前具体措施一直没有提到日程上，没有下这么大力度去执行，看来这次要动真格了。”任浩宁说。
行政命令效果不佳
河北省立“军令状”，恰恰也将中国政府化解产能过剩的特色凸显出来：主导式调控。
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民参与上世纪末针对钢铁产能过剩的一场“战役”。他回忆说，1998年中国钢产量是1.16亿吨，由于钢铁企业大面积亏损，政府主管部门指示要在1999年把钢产量限制在1.1亿吨。
“接下来钢铁行业开始研究如何限产，当时领导交给我们一项任务，即研究怎样才能把钢产量限到1.1亿吨。”刘海民回忆道：“那时我们不认为钢铁绝对过剩，只是阶段性、结构性过剩，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现在每年消费钢已达7亿多吨了。而且就算要限制，只能按照相关法规关闭那些装备水平落后、产品质量差、严重污染环境的小钢铁企业，对大企业则不宜用行政手段限制，一些企业由于亏损做不下去了，自然就不生产了。
“后来研究中心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而是‘一刀切’，不管钢铁企业好坏一律减产10%。结果老实的企业实实在在地减，不老实的就虚报。”对此，刘海民感到无奈。
梳理过去20年钢铁产业政策发现，其条目大多相似。
例如1994年，政府认为钢铁工业存在重复建设问题，将钢铁工业列为“加强对项目审批工作的管理，搞好项目规划，防止盲目布点，重复建设”的重点行业。1999年，政府认为钢铁产业存在日益突出的重复建设和工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要求压缩钢产量10%，并要求各地坚决制止重复建设，3年内不再批准新建炼钢、炼铁、轧钢项目……
“说实话，化解产能过剩在政策上没什么太大区别，即便是出台一个政策，政策前后也没有太多变化。”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表示，政策出台后，是否到位关键看具体的实施者和监控者。
刘海民认为，行政命令主导钢铁产业的投资、运行乃至解决产能过剩由来已久，至今没有根本改变。现在归根结底，是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经济改革方向，政府管好该管的事，放手不该管的事，让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这个行业才能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统计数据存在多个版本
国家有关部门的文件显示，2012年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率为72%，产能过剩情况严重。中国钢铁产业协会预估中国2013年粗钢产能将突破10亿吨达到10.2亿吨（2012年产能为9.9亿吨），预计2013年中国粗钢产量将达到7.8亿吨（折合产能利用率76%）。
然而，单就上述数据，目前就存在多个版本。
任浩宁表示，一方面是大家统计口径不一样，另一方面地方上报的数据质量也有待考究。
除却多个版本的产能过剩统计，政府部门对于钢铁行业的预测和实际情况存在距离。
例如，“十五”规划预测期末粗钢消费量为1.4亿吨，2005年实际表观消费量为3.53亿吨；《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指南》预测“十一五”末年粗钢消费量为3.4±7%亿吨，2010年实际表观消费量为6亿吨。短期预测也很不准确，2009年初制定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预测2009、2011年粗钢消费量分别为4.3亿吨和4.5亿吨，而那两年的实际表观消费量为5.7亿吨和6.7亿吨。
2003年中国钢铁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22亿元，比2002年的697亿元增长90% 。投资钢铁增加产能的主要是民营企业，其中伴随着大量小高炉、小转炉、小电炉等落后产能。2004年初，中国开始启动以整顿过度投资为重点的宏观调控，钢铁行业首当其冲。 似乎，中国更加严格的钢铁减产开始了。
标准不清楚，监督不到位
但执行过程中还是出了问题。
“制订‘十二五’规划前后，有关部门委托我们研究淘汰落后钢铁产能的标准。我们认为过去根据炉型大小划标准是科学的、必要的，‘十二五’期间对没有淘汰的一定要按原标准彻底消灭干净，否则对已经关闭的企业不公平。”刘海民表示。
“2005年后淘汰落后钢铁产能时，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并不甘心死掉，由于主管部门认为‘过剩了’，企业关掉两三个小的炉子也不让上一座大的替代，这样‘一刀切’政策让部分企业办厂得不到核准，企业于是干脆不报了，自作主张上更大的规模。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么多钢铁产能是违规的，以及越淘汰产能越大的原因。”刘海民说。
进入新世纪后，宣布关闭103家小钢铁厂。刘海民对本刊记者说，这些钢铁厂有部分没有真正关闭，而是改头换面，更新设备，产能规模不断扩大。其他新建小钢铁厂也大量出现，落后产能不仅没有减少，加上钢铁需求上升，大企业被限制，落后钢铁产能反而在限产与需求中蔓延扩张开来。
任浩宁表示，根本问题在于政府行政职能的改变，这是核心，“现在缺少问责机制，连新能源都产能过剩，要先把审批环节控制好。”
在他看来，除了审批，还必须要有监管措施。“现在有太多的项目需要控制，需要狠下心来，避免把几个小公司组合成大企业，或者落后企业以各种名目存在，要通过监管保证执行到位。”他说。
按照之前《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规定， 2011年底前需淘汰4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30吨及以下转炉和电炉，标准已经一再提高。
“如果真的按照现有标准来落实，基本上三年可以达到目标。但实际情况是，企业也好，第三方监管也好，之前都不看这个标准。”任浩宁说， “如果淘汰产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升级的话，或者说几个小公司合并满足相关标准以后再生产，怎么调整都不行。”
任浩宁认为，很多产能是必须要消灭掉的，不是被兼并以后产能继续存在，而是它不能再存在了，这是核心。以前我们把优化调整和淘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模糊掉了。
他表示，现在中央会给地方一个严格的最终考核结果，至于中间如何减产是地方政府要做的，出了什么问题也是自己负责。
刘海民则认为，关闭产能应该依法办事。他认为：“完成淘汰400立方米高炉和30吨炼钢设备等任务后，原则上不再提高炉型标准，转向对环保能耗的严格监管，这是经过论证的既定方针。技术上讲，炉子小能耗略高一些，但对原料和焦炭的要求不高，不一定不具竞争力。只要环保、产品质量合格，应该让市场决定它们生死，或者等炉役终了自然淘汰，社会财富损失较少。”
同时，他也对一些地方近期的做法提出质疑：“地方政府有权提高淘汰的炉型标准吗？一些企业已经被列入‘规范企业’名单，企业的财产权理应受法律保护，允许地方政府另定一套标准变合法为非法，并没有法律依据。”
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严重吗
在武汉从事钢贸生意的胡俊武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钢铁产能除高精尖外整体过剩。“主要是4万亿元刺激政策后，大家都大规模投产。而建设周期过后，经济增速下滑导致了钢材市场的需求下降。而国家也开始收紧产能，导致项目停滞。”
刘海民则认为，外界在说到钢铁产能过剩时容易存在误区：一是以产能减产量之差等同于过剩，这等于说产能利用率达到100%，才算没有产能过剩；二是计算产能利用率时，在统计的产能数字上加上可能存在的瞒报数作为分母，而分子却不加瞒报的产量，人为压低产能利润率；三是以年末产能而不是年平均产能作分母，有失客观。
刘海民介绍，按美国的标准，工业产能利用率超过95%以上，代表设备使用率接近全部；工业产能利用率在81%及以上，为“正常的产能过剩”；低于81%时，为“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根据我国经验，钢铁产能利用率在85%左右最为理想，低于80%说明存在过剩，但超过90%说明产能不足。
行业存在一定幅度的富余产能，不仅对保障供给是必要的，也是行业内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
刘海民指出，产能过剩要正确看待，它是个问题，但不像行业里所言那么严重。钢铁行业平均利润确实很低，但不能完全或主要归因于产能过剩，主要原因是一部分企业对效益不敏感，宁做“亏本生意”也不减产停产，一些企业某些钢材品种每吨亏上千元还在生产。也就是说，钢铁行业最要害问题是产品过剩。
美国“钢铁之都”变革重生
任浩宁认为，美国的钢铁产业在政府眼里已经是一个比较没落的产业，算是夕阳产业，其指标对中国来讲还太早，毕竟两国钢铁产业发展的阶段不同。
如果说评价指标不一定适合中国，那么美国解决钢铁产业产能过剩的经验是否适合中国呢？
美国几个钢铁之城的转型成为业界推崇的案例，例如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利哈伊谷地区，曾在中央电视台《钢铁链捆绑的舞步》专题节目中出现。
利哈伊谷地区包括艾伦城、伯利恒和伊斯顿三个城市。当地的伯利恒钢铁厂占地16平方公里，发展最好的时候，钢厂总部拥有近4万名工人，全世界员工14万多。有报道称，旧金山的金门桥、纽约麦迪逊广场、美国最高法院的主结构钢材均出自这里。
过去的利哈伊谷就像当今的硅谷一样繁华，曾是美国第二大钢铁制造中心。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生产成本上涨，80年代外国钢材的低价进入，伯利恒钢铁厂开始陷入财政困境，被迫裁员并关闭生产线以维持生存。1995年，钢铁厂宣布逐渐关闭。1998年，厂区彻底停止生产，利哈伊谷钢铁制造业消失。这对以钢铁经济为支柱的利哈伊谷地区形成巨大冲击，工人失业，钢铁厂房和土地成为废墟。
当钢铁厂彻底关闭之日起，利哈伊谷一直在思考如何重振经济，最终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钢铁变革再生之路。为扭转经济衰退趋势，当地经济发展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伯利恒钢铁厂的老厂区新开发计划就是其中一项。 根据计划，伯利恒钢铁厂分片出售其土地，出售的土地由美国企业地产服务公司负责开发利用。其中占据钢铁厂三分之一地盘的炼钢生产线被保留，开发商在此基础上修建美国工业博物馆。原钢铁厂总部大楼则被改建成饭店和会议中心，钢铁厂原有的铁轨和部分仓库则被用作装卸集装箱的联运站等。这不仅充分利用了现有土地，避免了城市开发可能对耕地造成的破坏。
此外，利哈伊谷地区有众多条件不错的陈旧工业厂房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该地区便在1998年启动土地循环计划。据当时负责人介绍，其目的是鼓励和帮助私营部门清理旧工业区，合理利用腾空的工业厂房。因为大部分老厂房位于城市市区，改造利用旧工业区可以刺激市区的经济增长。此外，土地循环使用还可减少对优质农田，空旷地区和森林的破坏。
匹兹堡市也是如此。20世纪初，该市持续大规模发展钢铁产业，但同时也逐渐面临产业发展单一、环境被严重污染等问题。1948年，匹兹堡市南部“多诺拉工业烟雾事件”造成近6000人二氧化硫中毒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从环境入手，匹兹堡市政府开始推行“钢都”转型。经过60多年努力，匹兹堡终于从高污染的钢铁城市成功转为创新型城市。
“匹兹堡的成功转型为美国其他传统制造业城市转型提供了样板，也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可以参照的例子。”匹兹堡能源问题专家、中国战略有限公司总裁路易斯·施瓦茨对媒体表示。
破解之道在于发挥市场机制
任浩宁认为，美国经验的确可以参照，也是中国努力的目标，但五年之内还是很难达到。“他们是经过大调整之后才形成的。而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还需要大发展、大建设。”
他表示，美国的钢铁产业已经处于寡头垄断格局，其他的小厂是基本不存在的，有的也只是它们的分公司，中国现在则是小公司遍地开花，央企、民企都有，虽然产能过剩，但还是处于钢铁产业发展的快速增长期。
类似的是，当时美国钢铁产业洗牌也是环境所迫，高压之下迫使产业结构调整，钢铁产业转型。“尤其是中小企业，他们知道大势已去，就把厂房低价卖给一些巨头，自己拿到钱就去做其他的生意。”任浩宁说。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在高速增长后期也出现过产能过剩问题，而那时期的日本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有相似之处。
为解决过剩危机，日本一方面鼓励企业增加海外投资，另一方面引导企业重组经营资源。当时，日元升值，中国、东南亚等地区丰富的高素质廉价劳动力以及亚洲垂直产业布局，为日本扩大海外投资转移过剩产能创造了有利环境。
同时，日本政府引导企业改善财务，进行并购，放弃旗下的亏损子企业以及亏损业务；企业自身也通过工资体系改革，引入绩效工资制度，增加非正规就业等做法提高企业竞争力。
“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来说，税收、政绩等都要考虑，想把本地的钢铁企业维持住，还得进行一些干预。进入新世纪后，行情出现了新变化，一是市场需求旺盛，企业日子好过了，二是国企改制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于是国有钢铁企业改革就停顿了。”刘海民说，政府应该做的，是当好裁判员和收容队。裁判员就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收容队就是处理好企业破产倒闭后的遗留问题，主要是下岗职工再就业和社会保障。（支点杂志2014年3月刊）
《支点》记者 刘真真
产能过剩，这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顽疾，也是此轮金融危机以来的焦点话题。
从20多年前开始，随着中国由“短缺经济”逐步向“过剩经济”过渡，中国政府就越来越致力于寻求产能过剩问题的破解路径。
尤其是大范围雾霾天气来袭，也显示了化解产能过剩的紧迫性。至2月中旬，省级地方两会已全部结束，其中29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到了大气污染治理，远胜于去年提及雾霾治理的10个省份。
实际上，美日经济发展亦经历过产能过剩阶段。本文试图通过历史前后、中外政策的比较，为读者呈现破解钢铁产能过剩困局的因果图景。
雾霾倒逼“军令状”
今年1月，有一条新闻成为舆论热点。
“顶着大批人员再就业的压力，河北省下定要过几年紧日子的决心，三年让大气质量有所好转，五年有所改善。”河北省省长张庆伟立下“军令状”：钢铁、水泥、玻璃，新增一吨产能，党政同责，就地免职，必须执行。
这是张庆伟在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承诺。
按照任务指标，到2017年，河北省需要压减6000万吨钢铁、6000万吨水泥、4000万吨煤、3000万标准重量箱平板玻璃。
张庆伟的话体现了河北省治理产能过剩的决心，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政府治理产能过剩的态度。
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出手的地步。
不少城市空中时而隐现的雾霾，路上行人清一色的口罩，都在时刻警醒着中国，是时候解决问题了。
作为毗邻北京的河北省，环抱京津两市，其几大城市都在2013年的雾霾城市排行榜中靠前，自然成为重点治理省份。
钢铁产业，作为污染性行业之一，无法回避。中国政府若要改变环境现状，必须掐掉空气污染的最大源头。
钢铁，减产！
在中投顾问高级分析师任浩宁看来，产能过剩调整的导火线之一是雾霾，钢铁与其他产业密切相关，它是一个引子，把传统“三高”产业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钢铁是负面教材里最典型的一个。
“2013年，我们去调研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雾霾，政府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摸底其实每年都有，只是以前具体措施一直没有提到日程上，没有下这么大力度去执行，看来这次要动真格了。”任浩宁说。
行政命令效果不佳
河北省立“军令状”，恰恰也将中国政府化解产能过剩的特色凸显出来：主导式调控。
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民参与上世纪末针对钢铁产能过剩的一场“战役”。他回忆说，1998年中国钢产量是1.16亿吨，由于钢铁企业大面积亏损，政府主管部门指示要在1999年把钢产量限制在1.1亿吨。
“接下来钢铁行业开始研究如何限产，当时领导交给我们一项任务，即研究怎样才能把钢产量限到1.1亿吨。”刘海民回忆道：“那时我们不认为钢铁绝对过剩，只是阶段性、结构性过剩，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现在每年消费钢已达7亿多吨了。而且就算要限制，只能按照相关法规关闭那些装备水平落后、产品质量差、严重污染环境的小钢铁企业，对大企业则不宜用行政手段限制，一些企业由于亏损做不下去了，自然就不生产了。
“后来研究中心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而是‘一刀切’，不管钢铁企业好坏一律减产10%。结果老实的企业实实在在地减，不老实的就虚报。”对此，刘海民感到无奈。
梳理过去20年钢铁产业政策发现，其条目大多相似。
例如1994年，政府认为钢铁工业存在重复建设问题，将钢铁工业列为“加强对项目审批工作的管理，搞好项目规划，防止盲目布点，重复建设”的重点行业。1999年，政府认为钢铁产业存在日益突出的重复建设和工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要求压缩钢产量10%，并要求各地坚决制止重复建设，3年内不再批准新建炼钢、炼铁、轧钢项目……
“说实话，化解产能过剩在政策上没什么太大区别，即便是出台一个政策，政策前后也没有太多变化。”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表示，政策出台后，是否到位关键看具体的实施者和监控者。
刘海民认为，行政命令主导钢铁产业的投资、运行乃至解决产能过剩由来已久，至今没有根本改变。现在归根结底，是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经济改革方向，政府管好该管的事，放手不该管的事，让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这个行业才能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统计数据存在多个版本
国家有关部门的文件显示，2012年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率为72%，产能过剩情况严重。中国钢铁产业协会预估中国2013年粗钢产能将突破10亿吨达到10.2亿吨（2012年产能为9.9亿吨），预计2013年中国粗钢产量将达到7.8亿吨（折合产能利用率76%）。
然而，单就上述数据，目前就存在多个版本。
任浩宁表示，一方面是大家统计口径不一样，另一方面地方上报的数据质量也有待考究。
除却多个版本的产能过剩统计，政府部门对于钢铁行业的预测和实际情况存在距离。
例如，“十五”规划预测期末粗钢消费量为1.4亿吨，2005年实际表观消费量为3.53亿吨；《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指南》预测“十一五”末年粗钢消费量为3.4±7%亿吨，2010年实际表观消费量为6亿吨。短期预测也很不准确，2009年初制定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预测2009、2011年粗钢消费量分别为4.3亿吨和4.5亿吨，而那两年的实际表观消费量为5.7亿吨和6.7亿吨。
2003年中国钢铁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22亿元，比2002年的697亿元增长90% 。投资钢铁增加产能的主要是民营企业，其中伴随着大量小高炉、小转炉、小电炉等落后产能。2004年初，中国开始启动以整顿过度投资为重点的宏观调控，钢铁行业首当其冲。 似乎，中国更加严格的钢铁减产开始了。
标准不清楚，监督不到位
但执行过程中还是出了问题。
“制订‘十二五’规划前后，有关部门委托我们研究淘汰落后钢铁产能的标准。我们认为过去根据炉型大小划标准是科学的、必要的，‘十二五’期间对没有淘汰的一定要按原标准彻底消灭干净，否则对已经关闭的企业不公平。”刘海民表示。
“2005年后淘汰落后钢铁产能时，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并不甘心死掉，由于主管部门认为‘过剩了’，企业关掉两三个小的炉子也不让上一座大的替代，这样‘一刀切’政策让部分企业办厂得不到核准，企业于是干脆不报了，自作主张上更大的规模。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么多钢铁产能是违规的，以及越淘汰产能越大的原因。”刘海民说。
进入新世纪后，宣布关闭103家小钢铁厂。刘海民对本刊记者说，这些钢铁厂有部分没有真正关闭，而是改头换面，更新设备，产能规模不断扩大。其他新建小钢铁厂也大量出现，落后产能不仅没有减少，加上钢铁需求上升，大企业被限制，落后钢铁产能反而在限产与需求中蔓延扩张开来。
任浩宁表示，根本问题在于政府行政职能的改变，这是核心，“现在缺少问责机制，连新能源都产能过剩，要先把审批环节控制好。”
在他看来，除了审批，还必须要有监管措施。“现在有太多的项目需要控制，需要狠下心来，避免把几个小公司组合成大企业，或者落后企业以各种名目存在，要通过监管保证执行到位。”他说。
按照之前《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规定， 2011年底前需淘汰4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30吨及以下转炉和电炉，标准已经一再提高。
“如果真的按照现有标准来落实，基本上三年可以达到目标。但实际情况是，企业也好，第三方监管也好，之前都不看这个标准。”任浩宁说， “如果淘汰产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升级的话，或者说几个小公司合并满足相关标准以后再生产，怎么调整都不行。”
任浩宁认为，很多产能是必须要消灭掉的，不是被兼并以后产能继续存在，而是它不能再存在了，这是核心。以前我们把优化调整和淘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模糊掉了。
他表示，现在中央会给地方一个严格的最终考核结果，至于中间如何减产是地方政府要做的，出了什么问题也是自己负责。
刘海民则认为，关闭产能应该依法办事。他认为：“完成淘汰400立方米高炉和30吨炼钢设备等任务后，原则上不再提高炉型标准，转向对环保能耗的严格监管，这是经过论证的既定方针。技术上讲，炉子小能耗略高一些，但对原料和焦炭的要求不高，不一定不具竞争力。只要环保、产品质量合格，应该让市场决定它们生死，或者等炉役终了自然淘汰，社会财富损失较少。”
同时，他也对一些地方近期的做法提出质疑：“地方政府有权提高淘汰的炉型标准吗？一些企业已经被列入‘规范企业’名单，企业的财产权理应受法律保护，允许地方政府另定一套标准变合法为非法，并没有法律依据。”
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严重吗
在武汉从事钢贸生意的胡俊武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钢铁产能除高精尖外整体过剩。“主要是4万亿元刺激政策后，大家都大规模投产。而建设周期过后，经济增速下滑导致了钢材市场的需求下降。而国家也开始收紧产能，导致项目停滞。”
刘海民则认为，外界在说到钢铁产能过剩时容易存在误区：一是以产能减产量之差等同于过剩，这等于说产能利用率达到100%，才算没有产能过剩；二是计算产能利用率时，在统计的产能数字上加上可能存在的瞒报数作为分母，而分子却不加瞒报的产量，人为压低产能利润率；三是以年末产能而不是年平均产能作分母，有失客观。
刘海民介绍，按美国的标准，工业产能利用率超过95%以上，代表设备使用率接近全部；工业产能利用率在81%及以上，为“正常的产能过剩”；低于81%时，为“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根据我国经验，钢铁产能利用率在85%左右最为理想，低于80%说明存在过剩，但超过90%说明产能不足。
行业存在一定幅度的富余产能，不仅对保障供给是必要的，也是行业内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
刘海民指出，产能过剩要正确看待，它是个问题，但不像行业里所言那么严重。钢铁行业平均利润确实很低，但不能完全或主要归因于产能过剩，主要原因是一部分企业对效益不敏感，宁做“亏本生意”也不减产停产，一些企业某些钢材品种每吨亏上千元还在生产。也就是说，钢铁行业最要害问题是产品过剩。
美国“钢铁之都”变革重生
任浩宁认为，美国的钢铁产业在政府眼里已经是一个比较没落的产业，算是夕阳产业，其指标对中国来讲还太早，毕竟两国钢铁产业发展的阶段不同。
如果说评价指标不一定适合中国，那么美国解决钢铁产业产能过剩的经验是否适合中国呢？
美国几个钢铁之城的转型成为业界推崇的案例，例如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利哈伊谷地区，曾在中央电视台《钢铁链捆绑的舞步》专题节目中出现。
利哈伊谷地区包括艾伦城、伯利恒和伊斯顿三个城市。当地的伯利恒钢铁厂占地16平方公里，发展最好的时候，钢厂总部拥有近4万名工人，全世界员工14万多。有报道称，旧金山的金门桥、纽约麦迪逊广场、美国最高法院的主结构钢材均出自这里。
过去的利哈伊谷就像当今的硅谷一样繁华，曾是美国第二大钢铁制造中心。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生产成本上涨，80年代外国钢材的低价进入，伯利恒钢铁厂开始陷入财政困境，被迫裁员并关闭生产线以维持生存。1995年，钢铁厂宣布逐渐关闭。1998年，厂区彻底停止生产，利哈伊谷钢铁制造业消失。这对以钢铁经济为支柱的利哈伊谷地区形成巨大冲击，工人失业，钢铁厂房和土地成为废墟。
当钢铁厂彻底关闭之日起，利哈伊谷一直在思考如何重振经济，最终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钢铁变革再生之路。为扭转经济衰退趋势，当地经济发展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伯利恒钢铁厂的老厂区新开发计划就是其中一项。 根据计划，伯利恒钢铁厂分片出售其土地，出售的土地由美国企业地产服务公司负责开发利用。其中占据钢铁厂三分之一地盘的炼钢生产线被保留，开发商在此基础上修建美国工业博物馆。原钢铁厂总部大楼则被改建成饭店和会议中心，钢铁厂原有的铁轨和部分仓库则被用作装卸集装箱的联运站等。这不仅充分利用了现有土地，避免了城市开发可能对耕地造成的破坏。
此外，利哈伊谷地区有众多条件不错的陈旧工业厂房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该地区便在1998年启动土地循环计划。据当时负责人介绍，其目的是鼓励和帮助私营部门清理旧工业区，合理利用腾空的工业厂房。因为大部分老厂房位于城市市区，改造利用旧工业区可以刺激市区的经济增长。此外，土地循环使用还可减少对优质农田，空旷地区和森林的破坏。
匹兹堡市也是如此。20世纪初，该市持续大规模发展钢铁产业，但同时也逐渐面临产业发展单一、环境被严重污染等问题。1948年，匹兹堡市南部“多诺拉工业烟雾事件”造成近6000人二氧化硫中毒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从环境入手，匹兹堡市政府开始推行“钢都”转型。经过60多年努力，匹兹堡终于从高污染的钢铁城市成功转为创新型城市。
“匹兹堡的成功转型为美国其他传统制造业城市转型提供了样板，也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可以参照的例子。”匹兹堡能源问题专家、中国战略有限公司总裁路易斯·施瓦茨对媒体表示。
破解之道在于发挥市场机制
任浩宁认为，美国经验的确可以参照，也是中国努力的目标，但五年之内还是很难达到。“他们是经过大调整之后才形成的。而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还需要大发展、大建设。”
他表示，美国的钢铁产业已经处于寡头垄断格局，其他的小厂是基本不存在的，有的也只是它们的分公司，中国现在则是小公司遍地开花，央企、民企都有，虽然产能过剩，但还是处于钢铁产业发展的快速增长期。
类似的是，当时美国钢铁产业洗牌也是环境所迫，高压之下迫使产业结构调整，钢铁产业转型。“尤其是中小企业，他们知道大势已去，就把厂房低价卖给一些巨头，自己拿到钱就去做其他的生意。”任浩宁说。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在高速增长后期也出现过产能过剩问题，而那时期的日本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有相似之处。
为解决过剩危机，日本一方面鼓励企业增加海外投资，另一方面引导企业重组经营资源。当时，日元升值，中国、东南亚等地区丰富的高素质廉价劳动力以及亚洲垂直产业布局，为日本扩大海外投资转移过剩产能创造了有利环境。
同时，日本政府引导企业改善财务，进行并购，放弃旗下的亏损子企业以及亏损业务；企业自身也通过工资体系改革，引入绩效工资制度，增加非正规就业等做法提高企业竞争力。
“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来说，税收、政绩等都要考虑，想把本地的钢铁企业维持住，还得进行一些干预。进入新世纪后，行情出现了新变化，一是市场需求旺盛，企业日子好过了，二是国企改制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于是国有钢铁企业改革就停顿了。”刘海民说，政府应该做的，是当好裁判员和收容队。裁判员就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收容队就是处理好企业破产倒闭后的遗留问题，主要是下岗职工再就业和社会保障。（支点杂志2014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