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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这个东西,你深入进去了,你学好了,就掉进去了,”坐在明式圈椅上,汪洋先生说起自己与文博的渊源,是因爱成癖,一生牵绊。
民国旧履
与文博的结缘还得从祖上说起。
汪先生的姥爷是国民政府的高官,老东北大学毕业的,和梁思成是同班同学。解放后调到北京,汪先生跟着姥爷一起生活。从6岁起跟着姥爷看字画,耳闻目染,就爱上了。
“爱了一生。一生就追求宋元,宋画是中国绘画史的一个巅峰。”从字画始,又同步学了陶瓷。虽然陶瓷是“匠”的东西,但也非常素雅、含蓄,非常美。然而汪先生连陶瓷也不爱明清的,总觉得浮夸,“闹得慌,不像宋代的能让人静下来。”
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然而因为文博的渊源。汪先生却得了民国的真传。他跟民国过来的大古董商徐振博、肖书浓成为了忘年交,从他们那里看到了许多的好东西。
书画鉴定的三大名家谢稚柳、启功还有徐邦达,“时人多以‘艺术鉴定’目谢,以‘学术鉴定’目启,以‘技术鉴定’目徐。”汪先生虽然是晚辈,却得与各位前辈交接,往来匪浅。
汪先生回忆起当年与徐邦达天天“幽会”,徐夫人都看不下去了,开玩笑说:“我把徐先生卖给你了,你给领走吧。”徐先生称他为鬼才,这是看出了他的悟性。
谢稚柳给汪洋先生题过斋堂的匾额,寓意家庭和睦,夫唱妇随。
上世纪80年代末,汪洋先生和启功一起坐火车去天津。汪先生记得还很清楚,票价是2.9元人民币。他们一起去看翁家的东西。天津翁家,也就是翁同觫的后代,是天津八大家之一。天津的所谓八大家,都是民国过来的大家族,也是富人圈子。这些人家收藏的好东西,汪先生全都涉猎过。他从翁家买了许多东西。还有从同仁堂岳家买了许多东西,把精品都买走了。
2003年前,汪先生几乎没卖过一分钱的东西。都是在收藏,在鉴赏,自己把玩。“好这个东西,爱这个东西。所以才能钻。真是有时候抱着一个东西就天天睡觉。光买瓷片的钱就不是说几十万。”
所以,汪先生老没钱。
“收藏家老没钱。永远缺钱,但是见了东西就爱,就走不动”,汪先生说,“收藏家是个苦行僧。”
从2003年起,首都博物馆开始向汪先生收购文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赵孟頫的《妙法莲华经》,作为首博的常设展品已经展出两三年了。此外还有成化罗汉,北宋钧窑五瓣折檐盘,都是非常稀有的文物,全世界独此一件的。
明代阿拉台贴金错金头盔是国家一级文物,当时光做保险就是1500万英镑。汪先生半捐半卖,给了国家。这四年里,首博从汪先生那里收购文物,一共给了两个亿,“如果我的东西拿到市场上,一件东西就能卖两个亿”,汪先生说,“但钱是身外之物,没必要把钱看得很重。”
这位傲物之人,自称不是谈如何爱国,而是希望他的宝贝能嫁个好人家。要给真正热爱,能守得住的。“希望我的好东西能给个明白人儿,有些东西并不是钱的事儿。”
汪先生一生收藏东西特别注重稀有性,注重品位。“宋越窑秋色瓷壶我一人就有四把,浙江文博的人来说,我们全浙江省的加起来都没有汪先生你的好。”
2011年香港文博会上,汪先生展出了收藏的北宋珍珠塔式罐的瓷器。当时大陆的演艺界人士和专家看了都非常喜欢,有人出价700万港币。回京后,有古玩的老板引介了京城著名收藏界人士来看汪先生的藏品。那人出了门就说:“北京还有这种人啊,看了他的收藏,别人还怎么玩儿啊。”
《论语》言,六十而耳顺。汪先生今年63岁,他说自己是高处不胜寒。“你的认知程度上去了,独上高楼。平心说,不是说今天的专家不好,我倒更尊重前一代的,民国刚过,启功那一代,更早的更好。”
汪先生说现在的文博专业和领域分得太细,导致的问题是知识不够全面,学得好的能精通一个窑口就算不错了。“学文博关键是要看过大量实物。为什么可以说溥仪就是鉴赏家,因为他看过太多东西了。现在好多专家都没见过这东西,张口就是,这假的!当然,这里面有利益的需求。太不负责任了!”
“现在市场上重要的东西,太多的都是经过我的手,我太明白什么是好东西了。”然而汪先生个性狷介,太过较真,他说自己老不能融入主流。“人说,汪大哥你这个不懂得团队精神!你影响人家升迁了吧。没办法,不招人喜欢就在这儿。”
与收藏界通行所讲的鉴定不同,汪先生推崇赏鉴。只有在观赏了文物的美,它的线条,釉色,会观赏,懂得一个画家、书法家不同时期的风格,对待文物就不是那么死板的鉴定,更多的是一种感觉。
在汪先生看来,鉴和赏不是一个概念,你首先要会赏,然后才能鉴。“鉴就是要看过大量真品,好东西。没有30年根本不行。10年入门,10年修炼,30年能说真有一点定力,能看透了,能看出来真,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学个三年五载就成专家了。”
收之扶桑
历史上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是深入广泛的。中国古陶瓷在日本被用做食器、饮器、容器、装饰器、崇拜器、礼器、艺术收藏品等。上得天皇青睐。下受臣民喜爱。日本史籍《仁和寺御室物实录》中说:“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
日本大的收藏家族对于中国的陶瓷相当热爱,研究很深。日本千叶县议员、实业家林武郎出身于文物世家,因为对于中国陶瓷共同的热爱,与汪先生成为了莫逆之交。
林武郎敬佩汪先生对于陶瓷与文物的认知程度,觉得他眼睛特别好,就找他当代理,让他去看东西。通过林武郎,汪先生看到好的东西,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也会想办法收藏。
汪先生在日本二十多年,有时候为了一件东西,在日本一待半年。有些东西林武郎舍不得割爱,就得软磨硬泡。同样是傲物之人。林武郎视汪先生为知己,也把他看作是自己藏品的保护人。林武郎曾说,“(那些宝贝)汪桑你去保护啦,儿女没有用啦。”
1960年,日本在高岛屋百货举办中国百瓷展。日本大的收藏家族的藏品轻易不拿出来,当时,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等日本著名宋瓷专家挨家挨户去做工作,也只有六家拿了东西出来。
在日本,各大收藏家族鉴赏文物,只在内部互相流通。好多收藏家去日本买不到东西,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没有办法渗透进家族里去。正如同日本的一些场合是不对公众开放的,如一些茶道、香道。还有高级的歌舞伎演出,花多少钱也是买不到票,看不到演出的。
民国旧履
与文博的结缘还得从祖上说起。
汪先生的姥爷是国民政府的高官,老东北大学毕业的,和梁思成是同班同学。解放后调到北京,汪先生跟着姥爷一起生活。从6岁起跟着姥爷看字画,耳闻目染,就爱上了。
“爱了一生。一生就追求宋元,宋画是中国绘画史的一个巅峰。”从字画始,又同步学了陶瓷。虽然陶瓷是“匠”的东西,但也非常素雅、含蓄,非常美。然而汪先生连陶瓷也不爱明清的,总觉得浮夸,“闹得慌,不像宋代的能让人静下来。”
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然而因为文博的渊源。汪先生却得了民国的真传。他跟民国过来的大古董商徐振博、肖书浓成为了忘年交,从他们那里看到了许多的好东西。
书画鉴定的三大名家谢稚柳、启功还有徐邦达,“时人多以‘艺术鉴定’目谢,以‘学术鉴定’目启,以‘技术鉴定’目徐。”汪先生虽然是晚辈,却得与各位前辈交接,往来匪浅。
汪先生回忆起当年与徐邦达天天“幽会”,徐夫人都看不下去了,开玩笑说:“我把徐先生卖给你了,你给领走吧。”徐先生称他为鬼才,这是看出了他的悟性。
谢稚柳给汪洋先生题过斋堂的匾额,寓意家庭和睦,夫唱妇随。
上世纪80年代末,汪洋先生和启功一起坐火车去天津。汪先生记得还很清楚,票价是2.9元人民币。他们一起去看翁家的东西。天津翁家,也就是翁同觫的后代,是天津八大家之一。天津的所谓八大家,都是民国过来的大家族,也是富人圈子。这些人家收藏的好东西,汪先生全都涉猎过。他从翁家买了许多东西。还有从同仁堂岳家买了许多东西,把精品都买走了。
2003年前,汪先生几乎没卖过一分钱的东西。都是在收藏,在鉴赏,自己把玩。“好这个东西,爱这个东西。所以才能钻。真是有时候抱着一个东西就天天睡觉。光买瓷片的钱就不是说几十万。”
所以,汪先生老没钱。
“收藏家老没钱。永远缺钱,但是见了东西就爱,就走不动”,汪先生说,“收藏家是个苦行僧。”
从2003年起,首都博物馆开始向汪先生收购文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赵孟頫的《妙法莲华经》,作为首博的常设展品已经展出两三年了。此外还有成化罗汉,北宋钧窑五瓣折檐盘,都是非常稀有的文物,全世界独此一件的。
明代阿拉台贴金错金头盔是国家一级文物,当时光做保险就是1500万英镑。汪先生半捐半卖,给了国家。这四年里,首博从汪先生那里收购文物,一共给了两个亿,“如果我的东西拿到市场上,一件东西就能卖两个亿”,汪先生说,“但钱是身外之物,没必要把钱看得很重。”
这位傲物之人,自称不是谈如何爱国,而是希望他的宝贝能嫁个好人家。要给真正热爱,能守得住的。“希望我的好东西能给个明白人儿,有些东西并不是钱的事儿。”
汪先生一生收藏东西特别注重稀有性,注重品位。“宋越窑秋色瓷壶我一人就有四把,浙江文博的人来说,我们全浙江省的加起来都没有汪先生你的好。”
2011年香港文博会上,汪先生展出了收藏的北宋珍珠塔式罐的瓷器。当时大陆的演艺界人士和专家看了都非常喜欢,有人出价700万港币。回京后,有古玩的老板引介了京城著名收藏界人士来看汪先生的藏品。那人出了门就说:“北京还有这种人啊,看了他的收藏,别人还怎么玩儿啊。”
《论语》言,六十而耳顺。汪先生今年63岁,他说自己是高处不胜寒。“你的认知程度上去了,独上高楼。平心说,不是说今天的专家不好,我倒更尊重前一代的,民国刚过,启功那一代,更早的更好。”
汪先生说现在的文博专业和领域分得太细,导致的问题是知识不够全面,学得好的能精通一个窑口就算不错了。“学文博关键是要看过大量实物。为什么可以说溥仪就是鉴赏家,因为他看过太多东西了。现在好多专家都没见过这东西,张口就是,这假的!当然,这里面有利益的需求。太不负责任了!”
“现在市场上重要的东西,太多的都是经过我的手,我太明白什么是好东西了。”然而汪先生个性狷介,太过较真,他说自己老不能融入主流。“人说,汪大哥你这个不懂得团队精神!你影响人家升迁了吧。没办法,不招人喜欢就在这儿。”
与收藏界通行所讲的鉴定不同,汪先生推崇赏鉴。只有在观赏了文物的美,它的线条,釉色,会观赏,懂得一个画家、书法家不同时期的风格,对待文物就不是那么死板的鉴定,更多的是一种感觉。
在汪先生看来,鉴和赏不是一个概念,你首先要会赏,然后才能鉴。“鉴就是要看过大量真品,好东西。没有30年根本不行。10年入门,10年修炼,30年能说真有一点定力,能看透了,能看出来真,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学个三年五载就成专家了。”
收之扶桑
历史上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是深入广泛的。中国古陶瓷在日本被用做食器、饮器、容器、装饰器、崇拜器、礼器、艺术收藏品等。上得天皇青睐。下受臣民喜爱。日本史籍《仁和寺御室物实录》中说:“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
日本大的收藏家族对于中国的陶瓷相当热爱,研究很深。日本千叶县议员、实业家林武郎出身于文物世家,因为对于中国陶瓷共同的热爱,与汪先生成为了莫逆之交。
林武郎敬佩汪先生对于陶瓷与文物的认知程度,觉得他眼睛特别好,就找他当代理,让他去看东西。通过林武郎,汪先生看到好的东西,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也会想办法收藏。
汪先生在日本二十多年,有时候为了一件东西,在日本一待半年。有些东西林武郎舍不得割爱,就得软磨硬泡。同样是傲物之人。林武郎视汪先生为知己,也把他看作是自己藏品的保护人。林武郎曾说,“(那些宝贝)汪桑你去保护啦,儿女没有用啦。”
1960年,日本在高岛屋百货举办中国百瓷展。日本大的收藏家族的藏品轻易不拿出来,当时,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等日本著名宋瓷专家挨家挨户去做工作,也只有六家拿了东西出来。
在日本,各大收藏家族鉴赏文物,只在内部互相流通。好多收藏家去日本买不到东西,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没有办法渗透进家族里去。正如同日本的一些场合是不对公众开放的,如一些茶道、香道。还有高级的歌舞伎演出,花多少钱也是买不到票,看不到演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