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2歲的董小姐选择离开北京。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两年前她在老家N市购置了属于自己的房子。N市是长江北岸的一座小城，董小姐看中的楼盘离家足有40分钟车程，父母觉得太远，但董小姐是在北京闯荡过的人，她觉得这里是新城区，又靠近市政府，发展一定不会差。
　　收房一年后，N市楼市仍然深陷泥淖，节省了一辈子的父母觉得闺女的房子买亏了。但不久后市里新政策出台，市重点中学迁往新区，周围房价一路飙升。董小姐的房子即便立刻出手，至少也能赚50万。其实董小姐对房地产投资一窍不通，单凭“对政府行为的一种直觉”，她相信，若不是在北京生活过，自己一辈子也不会拥有这种直觉。
　　董小姐刚到北京时，在一家新闻周刊实习。老师们聪明、睿智，与人为善，是她生命中出现的第一拨“牛人”，虽然选题会上的公共议题和晦涩名词让她感到陌生，但跟着这样一群人“指点江山”，仍令她兴奋不已。尽管上班挤地铁令董小姐觉得毫无尊严，和朋友见面吃饭总要跨越大半个城市，但她仍开心地告诉父母：“北京是个好地方，它给人的机会是平等的，只要肯努力。”
　　城市繁华，不代表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渐渐地，朋友聚会的话题只剩下房价和育儿经。董小姐也开始担心自己的未来：非京籍身份不能给下一代提供保障——尽管自己的婚事遥遥无期。周围的已婚朋友为买房而办假离婚；同事的父母为帮着带孙子，一家4口挤在一个开间里；在某个冬日，当董小姐的房东未提前告知就将她租的房屋卖给别人时，无处安身的董小姐终于开始动摇——物质从来都是个终极问题。
　　2013年“五一”黄金周，父母来京看她，一家三口打车到很远的东六环看楼盘。当时这里房价1.2万元/平方米，因为周边太荒凉，合适的小户型已售罄，一家人放弃了。那时董小姐不知道，半年后首都房价将再次上扬，达到新的顶峰。“这是一种个人无力反抗的现实，你只有放弃结婚生子的权利，才能没有负担。”董小姐其实不赞同这种说辞，她认为这是推诿责任的同龄人的借口。
　　2013年晚秋，董小姐的工作压力很大，每晚和母亲通电话都会发牢骚，而母亲用更大的不满来回应：抱怨董小姐在婚姻大事上不花心思。对于母亲来说，敝帚自珍的闺女，一眨眼的工夫，惶惶然成了剩女……直到有一天，父亲告诉她，已经托关系为她在老家谋得一个职位，“回来吧！”家乡成为一个受伤之后的避难所，甚至是世外桃源。对于董小姐，这是一种召唤——去过新的生活。
　　家乡熟悉、安逸，也庸常、飞短流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董小姐都在和周遭的成见、内心的魔咒做着斗争：“只有混得不好的人才会回来！”而下一秒，她便会隐藏心底的不安，平静淡然地回应：“哦，我在北京待过那么久，我不喜欢那儿。”她没办法跟他人详细解释关于那座城市的一切，他们作为旅游者，感受过那里的污染、拥堵，却又没有真正抵达过。
　　工作一段时间后，董小姐等来了一个升职的机会。她把竞聘书交到顶头上司的办公室，上司说：“我就知道你是个有想法的女孩……”说着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拍了几下，就不拿开了。董小姐有点木木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该笑？该点头？还是……她木木地微微鞠躬，说“谢谢领导”，便起身出了办公室。后来，董小姐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与她的领导相处，终于也没能被选中升职，一个比她晚进公司一年的男孩子获得了提拔。董小姐对工作开始变得懒懒的，后来索性换了一份工作。
　　回家乡后，托亲戚关系，董小姐进入了当地税务局。单位里的大姐们不但喜欢挖人隐私，也爱给年轻人们牵红线。作为一个自认为经济收入中上、受欢迎程度中上的32岁北漂还乡女来说，和“相亲”二字扯上关系，简直是奇耻大辱。但是，由于北京和老家之间的地域差而产生的惊人的时间差和观念差，她正在日益成为一个“老姑娘”的这一事实和几乎每周都要送出去的结婚、生娃红包而给父母带来的焦虑和耻辱感才是真正摧枯拉朽的力量。所以，董小姐社交生活的重心就是相亲。
　　回到N市半年多，来自北京的消息依然繁杂。很多人说，北京是一个30岁结婚都不嫌晚的地方，是有人在大马路上大吼却无人理睬的地方，是让人时刻受伤却须假装坚强的地方，是很多已婚人士把自己留下把孩子送回老家的地方，是年轻人早上拿着鸡蛋灌饼追赶公交车的地方，是一个不交社保不能买车买房的地方。对于董小姐，她在这里挥霍了7年的青春：她去工体看演唱会，去簋街吃麻辣小龙虾，到国家图书馆消磨时光。
　　永远拥挤的地铁、经常迷湿眼睛的灰霾……董小姐开始怀念这座包容性很强的城市。2014年6月，董小姐将再一次出逃，这一次目的地依旧是北京。她说，回归家乡的生活让她明白自由和安逸不可兼得，她选择了自由。人生是单向度的，她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