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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说：中央调我回延安，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由于邓子恢长期在安徽工作，饶漱石代理政治部主任。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刘少奇今后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华中军分会书记，饶漱石担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华中军分会常委。
1942年1月13日，华中局接到中共中央电报通知：“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
这项通知已经是第二次了。华中局乃回电中央：“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经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须于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
中共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于1942年1月20日在阜宁县单家港举行，历时一个半月。陈毅作了军事建设方面的总结报告。刘少奇在3月4日所作的大会报告中最后说：
“……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以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来代理，军分会由军长代理，我恐怕不久就要动身。跟同志们工作很久，这次会议是总结了工作，同时也即是办交代。饶漱石同志、陈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3月19日刘少奇在华中局干部、群众的热烈欢送下离开了华中。
刘少奇走了，华中局与新四军的大权落在饶漱石的手中。饶漱石很清楚，自己资历浅，缺乏党政军全面的领导经验，不敢上任伊始就夸夸其谈，不得不向代理军长陈毅请教。性情耿直的陈毅毫无保留地向饶漱石传授经验，指点迷津，对饶漱石热情相助。
饶漱石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分不好，他曾妄言：“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要先小人，后君子。”一般干部鉴于饶漱石的地位，畏惧其打击报复，虽有意见，但不敢直接向他提出，更多的是向陈毅反映。襟怀坦荡的陈毅对饶漱石进行了一番善意的批评帮助。但是，饶漱石表面上表示虚心接受，心中很是恼火。当他看到陈毅以独有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大部分干部在其周围时，又对陈毅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之心，时刻思量着打倒陈毅。
5月，华中局与军分会决定，由饶漱石带工作组到淮南去检查二师的工作。在5月19日饶动身前，陈、饶致电各师及各区党委：饶不日赴二师及路东地区巡视工作，预计3月后方能返部，华中局书记兼政委职务由陈毅代理。华中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便集于陈毅一身。
他除了大力指挥华中全区夏收、反“扫荡”（反“清剿”）的斗争外，在他的工作日志上还有许多项目。区党委工作，军区工作，党校、抗大的工作，后勤卫生工作等等，他都亲自安排，召开或出席会议，讲话、上课写文章。高级领导干部的调配他尤为重视，特别中央和军委总政关于整顿三风的决定到达后，他立即主持研究贯彻，以后又多次讲课、贯彻动员，把这项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来抓，使部队风气得到了明显的好转。
9月19日，饶漱石从淮南回来了。暂时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的陈毅便交代了工作。但是前后两位代理书记的议论开始了：刘少奇离开华中后代理华中局书记的不是陈毅而是饶漱石，许多干部本来就有议论，现在又议论起来；干部们称赞陈毅的比较多。陈毅虽也听到一些，却未予重视。饶漱石却感到压力。《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也给了饶漱石新的触动：中央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今后华中局书记的地位将更重要，但是他代书记已经半年整，至今“代”字还在头上。将来正式的书记谁当还是问题。陈毅资格老、能力强，又有黄桥决战等打开华中局面的军事建树，随时都可能被中央任命为书记。饶漱石忐忑不安。
10中旬至11月初，在华中华东根据地，形势极为严峻。数万日军和几万伪军分成十多路，扑向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1943年1月10日，为粉碎日军的“扫荡”，代军长陈毅、代政委饶漱石率领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被迫由江苏盐城迁至安徽盱眙（今江苏）黄花塘村，使这里成为华中抗日指挥中心和华中整风运动的中心。
饶漱石说：早知道，不用看了！陈毅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
到1943年秋季，华中局和华北边区根据地的整风学习，进入了高级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这本来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整顿思想作风大好时机，饶漱石却觉得是排挤陈毅的机会。
饶漱石知道，1929年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在陈毅在主持“七大”时，对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毛泽东进行了批评指责，致使毛泽东被撤掉了红四军的前委书记，陈毅接替了毛泽东的位置。后经周恩来批评后，陈毅又将毛泽东请了回来。
饶漱石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有的干部随便谈过这些至今使他难受的往事。这些事情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是由来已久。饶漱石也知道干部们对他这个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意见不少，有的还很强烈。饶漱石就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故意暂时离开军部。他口头上说是自己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农村调查》以后很受启发，要联系实际，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因而到离黄花塘村40里外的大刘郢农村去调查研究；实际上是有意造成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政治委员的印象。让陈毅主持整风，动员干部们对领导提意见。他临走，还布置干部：整风中意见激烈尖锐时，马上通知他。
陈毅按照原计划，在8月13日直属队领导人及司令部科长、政治部部长的会议，检查工作，向领导提意见。座谈会在参谋处作战室进行。陈毅动员之后，大家就发言，各抒己见，互相启发，发言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深入，并且越来越集中。政治部的干部纷纷讲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如何受到削弱，其焦点果然集中到兼政治部主任饶漱石的身上。由于时间不够了，而大家发言的劲头却越来越大，陈毅不得不宣布第二天继续谈。陈毅并指定政治部秘书长将大家的意见加以汇总，整理成若干问题，以便今后报中央军委研究解决。
第二天的会议更加激烈，许多人的言词是相当尖锐而激烈的。
8月18日下午，饶漱石突然回来了。政治部秘书长把他根据大家的发言整理的材料送请审阅，饶说：“早知道了，不用看了！”秘书长深感诧异，饶代政委在农村搞调查，机关开会的意见怎么会“早知道了”呢！？
由此开始，饶漱石几乎每天都以相当多的时间找华中局和军部各方面的负责干部谈话。谈话中总是要说到陈毅“反毛主席”，说到陈毅一贯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企图取而代之，并紧密联系此次整风中动员干部们集中批评政治委员的“事实”。这就使一些负责干部听了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使陈毅孤立起来。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饶漱石直接与陈毅摊牌了，他二人一连几个晚上争论到深夜甚至拂晓，使住在隔壁的秘书都不敢入睡。
10月16日下午，军分会举行会议，先由陈毅作自我批评，然后大家提意见。这事实上是由饶漱石煽动策划的一场对陈毅的斗争会。
接着，饶漱石便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这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饶在11年后承认这是要中央把陈毅调走。）饶漱石估计仅仅由他个人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负责人，还不够有力，便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与毛泽东的接触越来越多了。毛泽东也经常找他商量一些工作。如8月10日要接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成员，通知陈毅参加，以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延安谈判，也让陈毅出些主意。9月间，陈毅比较空。毛泽东批准他到医院割治他的“十年宿疾”；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在延安养病，毛泽东特地要陈毅去看她；陈毅对于一些问题，也主动向毛泽东反映或提意见。如刘伯承秘密来到延安，有的大活动未通知他参加，陈毅立即反映，毛泽东便马上批示解决；红七军的同志要想集中谈些问题，陈毅也向毛泽东提出，结果开了座谈会，大家心情舒畅。在这频繁的接触中，陈毅收获很大，思想上也产生了新的飞跃。
这年的11月，王震、王首道将带领三五九旅进军华南，毛泽东给他们讲话，陈毅听了启发很大。12月1日，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
“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主张印发全党（指毛的讲话记录）。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愤懑。……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这似乎是陈毅经过整风运动之后的一纸自我鉴定，他派人送给毛泽东主席之后，主席立即阅看，越看越高兴，看完便回信，鼓励与希望的火热的感情溢于言表：
“陈毅同志：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渐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整个党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而陈毅也是成熟的党之中的成熟的一分子。15年前，他在闽西同毛泽东等的交往和在上海同周恩来等的讨论中，曾获得了他的思想上的一次飞跃。15年后在延安，他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帮助下，获得了第二次飞跃。一年以后，陈毅回到华东，有人问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是望尘莫及。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由于邓子恢长期在安徽工作，饶漱石代理政治部主任。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刘少奇今后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华中军分会书记，饶漱石担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华中军分会常委。
1942年1月13日，华中局接到中共中央电报通知：“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
这项通知已经是第二次了。华中局乃回电中央：“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经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须于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
中共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于1942年1月20日在阜宁县单家港举行，历时一个半月。陈毅作了军事建设方面的总结报告。刘少奇在3月4日所作的大会报告中最后说：
“……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以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来代理，军分会由军长代理，我恐怕不久就要动身。跟同志们工作很久，这次会议是总结了工作，同时也即是办交代。饶漱石同志、陈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3月19日刘少奇在华中局干部、群众的热烈欢送下离开了华中。
刘少奇走了，华中局与新四军的大权落在饶漱石的手中。饶漱石很清楚，自己资历浅，缺乏党政军全面的领导经验，不敢上任伊始就夸夸其谈，不得不向代理军长陈毅请教。性情耿直的陈毅毫无保留地向饶漱石传授经验，指点迷津，对饶漱石热情相助。
饶漱石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分不好，他曾妄言：“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要先小人，后君子。”一般干部鉴于饶漱石的地位，畏惧其打击报复，虽有意见，但不敢直接向他提出，更多的是向陈毅反映。襟怀坦荡的陈毅对饶漱石进行了一番善意的批评帮助。但是，饶漱石表面上表示虚心接受，心中很是恼火。当他看到陈毅以独有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大部分干部在其周围时，又对陈毅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之心，时刻思量着打倒陈毅。
5月，华中局与军分会决定，由饶漱石带工作组到淮南去检查二师的工作。在5月19日饶动身前，陈、饶致电各师及各区党委：饶不日赴二师及路东地区巡视工作，预计3月后方能返部，华中局书记兼政委职务由陈毅代理。华中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便集于陈毅一身。
他除了大力指挥华中全区夏收、反“扫荡”（反“清剿”）的斗争外，在他的工作日志上还有许多项目。区党委工作，军区工作，党校、抗大的工作，后勤卫生工作等等，他都亲自安排，召开或出席会议，讲话、上课写文章。高级领导干部的调配他尤为重视，特别中央和军委总政关于整顿三风的决定到达后，他立即主持研究贯彻，以后又多次讲课、贯彻动员，把这项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来抓，使部队风气得到了明显的好转。
9月19日，饶漱石从淮南回来了。暂时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的陈毅便交代了工作。但是前后两位代理书记的议论开始了：刘少奇离开华中后代理华中局书记的不是陈毅而是饶漱石，许多干部本来就有议论，现在又议论起来；干部们称赞陈毅的比较多。陈毅虽也听到一些，却未予重视。饶漱石却感到压力。《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也给了饶漱石新的触动：中央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今后华中局书记的地位将更重要，但是他代书记已经半年整，至今“代”字还在头上。将来正式的书记谁当还是问题。陈毅资格老、能力强，又有黄桥决战等打开华中局面的军事建树，随时都可能被中央任命为书记。饶漱石忐忑不安。
10中旬至11月初，在华中华东根据地，形势极为严峻。数万日军和几万伪军分成十多路，扑向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1943年1月10日，为粉碎日军的“扫荡”，代军长陈毅、代政委饶漱石率领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被迫由江苏盐城迁至安徽盱眙（今江苏）黄花塘村，使这里成为华中抗日指挥中心和华中整风运动的中心。
饶漱石说：早知道，不用看了！陈毅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
到1943年秋季，华中局和华北边区根据地的整风学习，进入了高级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这本来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整顿思想作风大好时机，饶漱石却觉得是排挤陈毅的机会。
饶漱石知道，1929年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在陈毅在主持“七大”时，对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毛泽东进行了批评指责，致使毛泽东被撤掉了红四军的前委书记，陈毅接替了毛泽东的位置。后经周恩来批评后，陈毅又将毛泽东请了回来。
饶漱石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有的干部随便谈过这些至今使他难受的往事。这些事情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是由来已久。饶漱石也知道干部们对他这个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意见不少，有的还很强烈。饶漱石就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故意暂时离开军部。他口头上说是自己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农村调查》以后很受启发，要联系实际，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因而到离黄花塘村40里外的大刘郢农村去调查研究；实际上是有意造成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政治委员的印象。让陈毅主持整风，动员干部们对领导提意见。他临走，还布置干部：整风中意见激烈尖锐时，马上通知他。
陈毅按照原计划，在8月13日直属队领导人及司令部科长、政治部部长的会议，检查工作，向领导提意见。座谈会在参谋处作战室进行。陈毅动员之后，大家就发言，各抒己见，互相启发，发言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深入，并且越来越集中。政治部的干部纷纷讲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如何受到削弱，其焦点果然集中到兼政治部主任饶漱石的身上。由于时间不够了，而大家发言的劲头却越来越大，陈毅不得不宣布第二天继续谈。陈毅并指定政治部秘书长将大家的意见加以汇总，整理成若干问题，以便今后报中央军委研究解决。
第二天的会议更加激烈，许多人的言词是相当尖锐而激烈的。
8月18日下午，饶漱石突然回来了。政治部秘书长把他根据大家的发言整理的材料送请审阅，饶说：“早知道了，不用看了！”秘书长深感诧异，饶代政委在农村搞调查，机关开会的意见怎么会“早知道了”呢！？
由此开始，饶漱石几乎每天都以相当多的时间找华中局和军部各方面的负责干部谈话。谈话中总是要说到陈毅“反毛主席”，说到陈毅一贯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企图取而代之，并紧密联系此次整风中动员干部们集中批评政治委员的“事实”。这就使一些负责干部听了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使陈毅孤立起来。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饶漱石直接与陈毅摊牌了，他二人一连几个晚上争论到深夜甚至拂晓，使住在隔壁的秘书都不敢入睡。
10月16日下午，军分会举行会议，先由陈毅作自我批评，然后大家提意见。这事实上是由饶漱石煽动策划的一场对陈毅的斗争会。
接着，饶漱石便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这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饶在11年后承认这是要中央把陈毅调走。）饶漱石估计仅仅由他个人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负责人，还不够有力，便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与毛泽东的接触越来越多了。毛泽东也经常找他商量一些工作。如8月10日要接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成员，通知陈毅参加，以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延安谈判，也让陈毅出些主意。9月间，陈毅比较空。毛泽东批准他到医院割治他的“十年宿疾”；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在延安养病，毛泽东特地要陈毅去看她；陈毅对于一些问题，也主动向毛泽东反映或提意见。如刘伯承秘密来到延安，有的大活动未通知他参加，陈毅立即反映，毛泽东便马上批示解决；红七军的同志要想集中谈些问题，陈毅也向毛泽东提出，结果开了座谈会，大家心情舒畅。在这频繁的接触中，陈毅收获很大，思想上也产生了新的飞跃。
这年的11月，王震、王首道将带领三五九旅进军华南，毛泽东给他们讲话，陈毅听了启发很大。12月1日，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
“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主张印发全党（指毛的讲话记录）。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愤懑。……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这似乎是陈毅经过整风运动之后的一纸自我鉴定，他派人送给毛泽东主席之后，主席立即阅看，越看越高兴，看完便回信，鼓励与希望的火热的感情溢于言表：
“陈毅同志：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渐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整个党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而陈毅也是成熟的党之中的成熟的一分子。15年前，他在闽西同毛泽东等的交往和在上海同周恩来等的讨论中，曾获得了他的思想上的一次飞跃。15年后在延安，他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帮助下，获得了第二次飞跃。一年以后，陈毅回到华东，有人问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是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