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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高素质的“新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四川省郫县通过构建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形成了五点切实可行的实践经验：创建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发现农村社区教育新资源；建立社区教育和谐新关系；赋予学校教育农民新职责；建设农村社区教育系统工程。
[关键词]教育共同体；农村社区教育；农民素质；管理机制；政府主导
加快培养有文化、有责任感、有上进心和公益心的高素质新农民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鉴于此，从2008年起，四川省郫县积极转变政府公共治理模式，在发现、开发农村社区教育新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构建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有效整合了农村社区各种教育资源，初步形成了新农民培养的崭新模式。
郫县构建的政府主导型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是对教育管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是新农民素质培养体系的核心推动力。“教育共同体是区域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模式。”[1]这种关系就是合作。它主张政府放弃垄断或独自包揽教育的传统做法，逐步退出微观办学过程，通过价值引导、资源配置、制度设计、信息服务、平等对话等方式，充分利用社会生活中已存在于农村社区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行会协会以及个体成员等教育力量，构建别具特色的农村社区教育自治组织。经过近三年的探索和实践，郫县以政府主导为核心的农村社区教育管理机制改革和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全面提升农民素质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具有借鉴意义的实践经验。
一、树立大教育观，发现农村社区教育新资源
这里的“发现”在郫县农村社区教育管理机制改革探索中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含义。从动机层面分析，它体现了“大教育观”，认可“学校教育”只是“教育”的“冰山一角”，[2]带着对“教育”等于“学校教育”的批判意识才可能去发现农村新教育资源，即一切可被开发利用来实现农村教育价值的社会因素和条件；“发现”又相对于“主办”而言，它是政府主导的核心理念，是放弃垄断和独自包揽农民教育责任的开端，充分体现了有限政府和新公共治理理论的核心理念；从结果层面上分析，发现30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基础变化、形成的教育发展新资源和新形式是构建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以及全面提高农民素质的基础性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规律，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农民素质提升政策。
通过对郫县165个村或社区教育状况的调研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积聚了丰富的可供开拓的新教育资源，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各种村镇组织开展的社区文化活动，每村投资80万～150万元建设文化活动室或中心，仅此项建设全县投资超过2亿元，活动超过100项；二是农村的社会服务体系，如就业保障工作站、便民服务站；三是党政部门的社区教育宣传与社会服务，全年举办活动达170项，如“警校共育”、法制学校、妇女学校等开展的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四是县级群团组织，包括共青团、妇联、关工委、未保委、老龄委等，积累了丰富的、有价值的教育资源与经验；五是驻农村社区的企事业机构，尤其是驻郫的19所大学与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开展了大量的社区教育活动；六是高校学生志愿者和NGO志愿者密切关注农村社区教育，仅西部大开发“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就有330名志愿者在开展农村社区教育服务，同时每年超过6000人次的大学生志愿者与农家和农户开展结对帮扶。新教育资源的发现与大教育观的普遍树立是分不开的，反过来又促进人们对大教育观的理解更加深刻。
二、基于利益共振，创建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
在对郫县广大农村地区的非学校教育资源和形式的进一步细致分析后，我们发现不同的教育主体有着不同的行为动机与利益诉求。政府部门开展农民教育活动的出发点是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例如公安与司法部门开展的“警校共育”生存教育活动以及法制学校开展的普法活动等。NGO及其志愿者，如成都河流协会在安龙村开展的以“绿色学校”为主题的环保教育活动，他们的动力则主要来源于成都河流协会的章程规定和志愿者对环保工作的热情；驻郫县19所高校学生志愿者以轮岗的形式在社区开展各类有利于农民素质提高的教育活动，其内在动力一方面是承担社区服务的职能，另一方面是培养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部分有社会责任的盈利企业，如高福记公司通过举办不同形式的活动对农民开展卫生行为习惯方面的教育，其是基于自身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主要目的是培养具有良好卫生习惯的合格劳动者。村级组织，如中国农家乐发源地郫县农科村，运用村规民俗广泛教育村民，其主要动机是维护和传承地方经济、文化活动模式与准则。
面对不同利益诉求的社区农民教育主体，政府如何有效地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是沿用传统教育管理模式努力寻求同一，还是另辟蹊径创新履职方式？经过不断地思考与探讨，我们认为，农村社区教育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形成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合力之间并不冲突。为此，我们有选择地学习、改造了诺瓦克尔医院的倒金字塔型，[3]最终形成了政府主导型农村社区教育服务模式，即政府有效推动农民素质提升的方式。
在创立的郫县政府主导型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模型中，工作运行机制发生了方向性变化：农村社区教育主体成为“老板”、成为社区教育的“发动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来设计并开展各种各样的社区教育活动；正式的公共教育机构（主要是学校）不再充当主导或领导的角色，而是强化了其配合和服务功能；政府在该模式中则充当“机长”的角色，只要农村社区教育主体合法、教育目的与内容不违背国家政策与法规，政府一般不干预各教育主体设计和实施的具体教育活动。政府高度信任教育主体的能动性，对各种社区教育活动不设定系统、刚性的考核指标体系，但重视受教育者的感受与评价，如受教育者有不良反映，则聘用专业评估组织予以客观评估；当社区教育主体提出某种条件要求时，政府才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资源优势予以帮助和扶持。
三、尊重农民意愿，建立社区教育和谐新关系 通过社区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本质是一种教育活动。因此它也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在教育主体与农村居民之间建立和谐的教育关系。这种关系既可以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行政权威优势，又能够充分调动社区组织与居民参与社区教育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农村社区教育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
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分析，要追求农村社区教育关系的和谐与效率，仅仅考虑农村社区教育主体的利益诉求是不够的。因为作为受教育的农村居民对于自己接受什么样教育以及怎样接受教育有无可争议的话语权，他们有权利根据自己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表达自己的教育需求并得到满足。为此，无论是政府还是社区各教育主体都应当学会尊重农村居民的意愿。在某些情况下，还应当做出某种妥协以换取农村居民的信任与支持。
以成都市河流协会为例，它最初进入郫县农村社区的目的是保护河流并研究城市生态与河流保护之间的关系，提升农村居民环境意识，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于是，他们前期开展了系列调查活动，旨在了解村民对于环保教育的需求。但是，调查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村民的一致要求是想学跳舞，而不是任何形式的环保教育。面对这种冲突与差异，河流协会最终选择了尊重与妥协。在政府等各种渠道的帮助下，他们将著名的战旗文工团请到农村社区，让高水平的专业演员给当地村民辅导，随后又举办一系列盛大的文艺汇演，请农民自编、自导、自演……很快，河流协会这种尊重农民意愿的行动给他们带来了“甜头”：通过文艺汇演交流活动，河流协会工作人员取得了当地农民的信任，农民朋友开始主动了解河流协会的组织情况、活动宗旨等，并开始了解河流保护的相关知识。
当然，河流协会等社区教育主体倡导的尊重不等于放纵。在通过满足农民意愿的基础上，他们在无形之中推广了自己的环保主张、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村民的行为，为后期的社区教育活动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日前，郫县农村社区成为成都市河流协会进行环保教育宣传的重要基地，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县域内开展顺利，初步建成了绿色蔬菜生产基地，培养了一大批讲环保的高素质农民。另外，部分社区农民还走上了国际环保论坛，向世界展现了新世纪中国农民的新形象。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和谐农村社区教育关系的建立。
四、重新界定角色，赋予学校教育农民新职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社区教育实践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三结合教育”的命题下展开，[4]引发的是以学校为主导的社区教育研究路线，表现为家庭、社区对学校教育的配合。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社区教育的独立地位在不断强大，而以学校为中心、采取课堂延伸的做法则不断地暴露出诸多弊端，如学校负担过重、出现学校话语霸权、教育活动与农民生产、生活相脱离等。在政府主导型的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中，我们不赞同以学校为中心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同时我们也不忽略学校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根据教育共同体的关系模式，考虑到学校自身的专业优势，我们支持学校以农村社区教育的“平等”主体角色承担社区农民教育的责任。在实践中，大家亲切而形象地用“侦察员”、“秘书”、“教练”来重新界定学校在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中的角色与作用。
“侦察员”角色，是指学校承担信息枢纽的作用。一方面以专业的视觉挖掘新农民所应具备的理想素质及其教育缺口；另一方面，努力挖掘、发现、寻找社区农民教育的新形式、新资源。
“秘书”角色，是对于教育共同体中的政府作用而言的。这一职能在乡镇一级的社区教育共同体构建最为典型，体现为学校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和专业优势为乡镇政府制订社区教育发展规划。如在郫县安德镇，每年都由两路口学校制订整个镇社区教育共同体的活动计划，然后经社区教育共同体认可、批准后予以实施，该做法效果良好，得到了社区教育各方的认可与肯定。
“教练”角色，在某些农民社区教育主体有明确教育目标指向，但教育教学能力上有所欠缺的情况下，学校就自觉充当教育技能训练的角色。如在“警校共育”生存教育活动和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学校就帮助公安部门设计出深受广大农民群众喜爱的教育形式（如电影观摩等），有效地提高了社区农民的法律素养。
五、发挥比较优势，建设农村社区教育系统工程
与正规的公共教育体系相比较，农村社区教育具有主体多元、方式多样、活动丰富、发生在特定社会环境、与具体的社区活动密不可分等特点。正是这些优势的存在，使得农村社区教育在提升农民素质的过程中，其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为使其在新农民培养过程中提供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克服其偶发性与非系统性等弊端，郫县在建设社区农民教育系统工程上做了很多有益尝试。以制度建设为突破口。由于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难以数量化的问题，是一个难以分解为低层次问题的社会经济系统。但运用软系统方法（SSM），把各试点社区构建教育共同体的探索，归纳总结为政府政策而行动，把社区教育共同体的实际运作与设想升华为“根定义”模型，以此指导各基层政府教育活动，再以现场会方式达成研究人员与政府的共识后推向全县。通过对相关制度的建研制并固化，达到对农村社区教育全过程监督和约束的目的。
积极推广成熟工作经验。首先，确定试点农村社区。在全县选择10个镇的农村社区作为试点，按照教育共同体总体思路，各自围绕一个主题精心选择活动项目，一边研究活动一边推进工作。其次，从政府各职能部门入手优化、整合教育资源。各试点农村社区现有的党团活动室、文化活动站、老年学校、法制学校、妇女学校以及家庭学校等资源同正规学校结成教育共同体，高校与企业的相关资源也配置到相应社区。教育共同体构建以后，以往政府各职能部门走过场似的各类文体娱乐活动，全部转变为依托学校进入农村社区的教育内容，增强了活动的教育意义。最后，以培养现代公民和新农民为重点，设计并开展社区道德素质教育活动，全面提高农村居民的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
建设稳定的社区教育队伍。第一，工作推进队伍，在政府机构内部遴选一批热心教育的同志组成教育共同体工作委员会。第二，专家指导队伍，以教育专家为主建立专家指导队伍。第三，志愿服务队伍，以“一村一大学生”计划的全职志愿者为主体，关工委老同志、驻郫县19所高校学生、河流协会工作人员和企业员工等志愿者通过教育共同体各类活动参与农村社区教育。教育队伍内部分工合理、职责明确、相互配合，老、中、青相结合的梯队结构激发了队伍的活力和激情、增强了队伍的创造力和战斗力。稳定的教育队伍是不断深入推进农村社区教育、提升农民素质的核心力量。
参考文献
[1]柯玲.农村教育共同体构建——基于成都郫县的探索和实践[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5.
[2]项贤明.泛教育论——广义教育学的初步探索[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43.
[3]何建华.知识型企业组织设计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01.
[4]苏文钰，周林.学校教育整体结构改革探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王永丽）
[关键词]教育共同体；农村社区教育；农民素质；管理机制；政府主导
加快培养有文化、有责任感、有上进心和公益心的高素质新农民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鉴于此，从2008年起，四川省郫县积极转变政府公共治理模式，在发现、开发农村社区教育新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构建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有效整合了农村社区各种教育资源，初步形成了新农民培养的崭新模式。
郫县构建的政府主导型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是对教育管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是新农民素质培养体系的核心推动力。“教育共同体是区域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模式。”[1]这种关系就是合作。它主张政府放弃垄断或独自包揽教育的传统做法，逐步退出微观办学过程，通过价值引导、资源配置、制度设计、信息服务、平等对话等方式，充分利用社会生活中已存在于农村社区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行会协会以及个体成员等教育力量，构建别具特色的农村社区教育自治组织。经过近三年的探索和实践，郫县以政府主导为核心的农村社区教育管理机制改革和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全面提升农民素质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具有借鉴意义的实践经验。
一、树立大教育观，发现农村社区教育新资源
这里的“发现”在郫县农村社区教育管理机制改革探索中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含义。从动机层面分析，它体现了“大教育观”，认可“学校教育”只是“教育”的“冰山一角”，[2]带着对“教育”等于“学校教育”的批判意识才可能去发现农村新教育资源，即一切可被开发利用来实现农村教育价值的社会因素和条件；“发现”又相对于“主办”而言，它是政府主导的核心理念，是放弃垄断和独自包揽农民教育责任的开端，充分体现了有限政府和新公共治理理论的核心理念；从结果层面上分析，发现30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基础变化、形成的教育发展新资源和新形式是构建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以及全面提高农民素质的基础性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规律，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农民素质提升政策。
通过对郫县165个村或社区教育状况的调研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积聚了丰富的可供开拓的新教育资源，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各种村镇组织开展的社区文化活动，每村投资80万～150万元建设文化活动室或中心，仅此项建设全县投资超过2亿元，活动超过100项；二是农村的社会服务体系，如就业保障工作站、便民服务站；三是党政部门的社区教育宣传与社会服务，全年举办活动达170项，如“警校共育”、法制学校、妇女学校等开展的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四是县级群团组织，包括共青团、妇联、关工委、未保委、老龄委等，积累了丰富的、有价值的教育资源与经验；五是驻农村社区的企事业机构，尤其是驻郫的19所大学与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开展了大量的社区教育活动；六是高校学生志愿者和NGO志愿者密切关注农村社区教育，仅西部大开发“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就有330名志愿者在开展农村社区教育服务，同时每年超过6000人次的大学生志愿者与农家和农户开展结对帮扶。新教育资源的发现与大教育观的普遍树立是分不开的，反过来又促进人们对大教育观的理解更加深刻。
二、基于利益共振，创建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
在对郫县广大农村地区的非学校教育资源和形式的进一步细致分析后，我们发现不同的教育主体有着不同的行为动机与利益诉求。政府部门开展农民教育活动的出发点是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例如公安与司法部门开展的“警校共育”生存教育活动以及法制学校开展的普法活动等。NGO及其志愿者，如成都河流协会在安龙村开展的以“绿色学校”为主题的环保教育活动，他们的动力则主要来源于成都河流协会的章程规定和志愿者对环保工作的热情；驻郫县19所高校学生志愿者以轮岗的形式在社区开展各类有利于农民素质提高的教育活动，其内在动力一方面是承担社区服务的职能，另一方面是培养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部分有社会责任的盈利企业，如高福记公司通过举办不同形式的活动对农民开展卫生行为习惯方面的教育，其是基于自身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主要目的是培养具有良好卫生习惯的合格劳动者。村级组织，如中国农家乐发源地郫县农科村，运用村规民俗广泛教育村民，其主要动机是维护和传承地方经济、文化活动模式与准则。
面对不同利益诉求的社区农民教育主体，政府如何有效地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是沿用传统教育管理模式努力寻求同一，还是另辟蹊径创新履职方式？经过不断地思考与探讨，我们认为，农村社区教育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形成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合力之间并不冲突。为此，我们有选择地学习、改造了诺瓦克尔医院的倒金字塔型，[3]最终形成了政府主导型农村社区教育服务模式，即政府有效推动农民素质提升的方式。
在创立的郫县政府主导型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模型中，工作运行机制发生了方向性变化：农村社区教育主体成为“老板”、成为社区教育的“发动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来设计并开展各种各样的社区教育活动；正式的公共教育机构（主要是学校）不再充当主导或领导的角色，而是强化了其配合和服务功能；政府在该模式中则充当“机长”的角色，只要农村社区教育主体合法、教育目的与内容不违背国家政策与法规，政府一般不干预各教育主体设计和实施的具体教育活动。政府高度信任教育主体的能动性，对各种社区教育活动不设定系统、刚性的考核指标体系，但重视受教育者的感受与评价，如受教育者有不良反映，则聘用专业评估组织予以客观评估；当社区教育主体提出某种条件要求时，政府才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资源优势予以帮助和扶持。
三、尊重农民意愿，建立社区教育和谐新关系 通过社区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本质是一种教育活动。因此它也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在教育主体与农村居民之间建立和谐的教育关系。这种关系既可以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行政权威优势，又能够充分调动社区组织与居民参与社区教育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农村社区教育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
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分析，要追求农村社区教育关系的和谐与效率，仅仅考虑农村社区教育主体的利益诉求是不够的。因为作为受教育的农村居民对于自己接受什么样教育以及怎样接受教育有无可争议的话语权，他们有权利根据自己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表达自己的教育需求并得到满足。为此，无论是政府还是社区各教育主体都应当学会尊重农村居民的意愿。在某些情况下，还应当做出某种妥协以换取农村居民的信任与支持。
以成都市河流协会为例，它最初进入郫县农村社区的目的是保护河流并研究城市生态与河流保护之间的关系，提升农村居民环境意识，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于是，他们前期开展了系列调查活动，旨在了解村民对于环保教育的需求。但是，调查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村民的一致要求是想学跳舞，而不是任何形式的环保教育。面对这种冲突与差异，河流协会最终选择了尊重与妥协。在政府等各种渠道的帮助下，他们将著名的战旗文工团请到农村社区，让高水平的专业演员给当地村民辅导，随后又举办一系列盛大的文艺汇演，请农民自编、自导、自演……很快，河流协会这种尊重农民意愿的行动给他们带来了“甜头”：通过文艺汇演交流活动，河流协会工作人员取得了当地农民的信任，农民朋友开始主动了解河流协会的组织情况、活动宗旨等，并开始了解河流保护的相关知识。
当然，河流协会等社区教育主体倡导的尊重不等于放纵。在通过满足农民意愿的基础上，他们在无形之中推广了自己的环保主张、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村民的行为，为后期的社区教育活动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日前，郫县农村社区成为成都市河流协会进行环保教育宣传的重要基地，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县域内开展顺利，初步建成了绿色蔬菜生产基地，培养了一大批讲环保的高素质农民。另外，部分社区农民还走上了国际环保论坛，向世界展现了新世纪中国农民的新形象。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和谐农村社区教育关系的建立。
四、重新界定角色，赋予学校教育农民新职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社区教育实践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三结合教育”的命题下展开，[4]引发的是以学校为主导的社区教育研究路线，表现为家庭、社区对学校教育的配合。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社区教育的独立地位在不断强大，而以学校为中心、采取课堂延伸的做法则不断地暴露出诸多弊端，如学校负担过重、出现学校话语霸权、教育活动与农民生产、生活相脱离等。在政府主导型的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中，我们不赞同以学校为中心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同时我们也不忽略学校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根据教育共同体的关系模式，考虑到学校自身的专业优势，我们支持学校以农村社区教育的“平等”主体角色承担社区农民教育的责任。在实践中，大家亲切而形象地用“侦察员”、“秘书”、“教练”来重新界定学校在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中的角色与作用。
“侦察员”角色，是指学校承担信息枢纽的作用。一方面以专业的视觉挖掘新农民所应具备的理想素质及其教育缺口；另一方面，努力挖掘、发现、寻找社区农民教育的新形式、新资源。
“秘书”角色，是对于教育共同体中的政府作用而言的。这一职能在乡镇一级的社区教育共同体构建最为典型，体现为学校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和专业优势为乡镇政府制订社区教育发展规划。如在郫县安德镇，每年都由两路口学校制订整个镇社区教育共同体的活动计划，然后经社区教育共同体认可、批准后予以实施，该做法效果良好，得到了社区教育各方的认可与肯定。
“教练”角色，在某些农民社区教育主体有明确教育目标指向，但教育教学能力上有所欠缺的情况下，学校就自觉充当教育技能训练的角色。如在“警校共育”生存教育活动和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学校就帮助公安部门设计出深受广大农民群众喜爱的教育形式（如电影观摩等），有效地提高了社区农民的法律素养。
五、发挥比较优势，建设农村社区教育系统工程
与正规的公共教育体系相比较，农村社区教育具有主体多元、方式多样、活动丰富、发生在特定社会环境、与具体的社区活动密不可分等特点。正是这些优势的存在，使得农村社区教育在提升农民素质的过程中，其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为使其在新农民培养过程中提供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克服其偶发性与非系统性等弊端，郫县在建设社区农民教育系统工程上做了很多有益尝试。以制度建设为突破口。由于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难以数量化的问题，是一个难以分解为低层次问题的社会经济系统。但运用软系统方法（SSM），把各试点社区构建教育共同体的探索，归纳总结为政府政策而行动，把社区教育共同体的实际运作与设想升华为“根定义”模型，以此指导各基层政府教育活动，再以现场会方式达成研究人员与政府的共识后推向全县。通过对相关制度的建研制并固化，达到对农村社区教育全过程监督和约束的目的。
积极推广成熟工作经验。首先，确定试点农村社区。在全县选择10个镇的农村社区作为试点，按照教育共同体总体思路，各自围绕一个主题精心选择活动项目，一边研究活动一边推进工作。其次，从政府各职能部门入手优化、整合教育资源。各试点农村社区现有的党团活动室、文化活动站、老年学校、法制学校、妇女学校以及家庭学校等资源同正规学校结成教育共同体，高校与企业的相关资源也配置到相应社区。教育共同体构建以后，以往政府各职能部门走过场似的各类文体娱乐活动，全部转变为依托学校进入农村社区的教育内容，增强了活动的教育意义。最后，以培养现代公民和新农民为重点，设计并开展社区道德素质教育活动，全面提高农村居民的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
建设稳定的社区教育队伍。第一，工作推进队伍，在政府机构内部遴选一批热心教育的同志组成教育共同体工作委员会。第二，专家指导队伍，以教育专家为主建立专家指导队伍。第三，志愿服务队伍，以“一村一大学生”计划的全职志愿者为主体，关工委老同志、驻郫县19所高校学生、河流协会工作人员和企业员工等志愿者通过教育共同体各类活动参与农村社区教育。教育队伍内部分工合理、职责明确、相互配合，老、中、青相结合的梯队结构激发了队伍的活力和激情、增强了队伍的创造力和战斗力。稳定的教育队伍是不断深入推进农村社区教育、提升农民素质的核心力量。
参考文献
[1]柯玲.农村教育共同体构建——基于成都郫县的探索和实践[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5.
[2]项贤明.泛教育论——广义教育学的初步探索[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43.
[3]何建华.知识型企业组织设计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01.
[4]苏文钰，周林.学校教育整体结构改革探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王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