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烤羊肉串的味道太大了，开着窗户根本没法睡觉！”
　　“本来路就不宽，小商贩占道经营，车更没法开了！”
　　“夏天饭馆在门外经营，又吵又闹，垃圾到处都是！”
　　诸如此类的城市管理问题、大量的信访电话每天都困扰着政府城管部门。自从北京市东城区上了数字政通提供的数字城管系统，信访量下降了2/3。有关城市问题的解决时效，从平均两周下降到了6.6个小时。
　　帮助城市管理者提升他们的管理效率；填平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和落后的城市管理水平之间的巨大鸿沟；打通信息孤岛，解决城市管理的条块分割问题。作为中国数字化城市建设的软件开发、运营和增值服务提供商，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使命就是以数字化手段帮助城市管理者提升城市管理运行水平，从而让老百姓感受到的城市生活更美好。
　　“自从2004年数字政通帮助北京市东城区搭建了国内第一个数字城管系统，直到今天，历时8年，数字政通一共为全国各地建设了近两百个数字城市管理系统。目前，数字政通在数字城市管理市场的占有率超过50％。”数字政通副总裁邱鲁闽介绍说，“2010年4月数字政通在创业板上市，我们足以说服发审会委员、说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最重要的一点，也恰恰是我们在数字化城市管理这一垂直细分领域里龙头企业的位置。”虽然城市管理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是知道数字政通、了解数字政通的人并不多，在数字城管这个细分市场，数字政通是真正的隐形冠军。
　　专注于城市管理
　　数字政通董事长吴强华1994年硕士毕业，被分配到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下属的一家国有企业工作，主要做城市规划、地图电子化等方面的业务。住建部是城市管理的主管部门，这让吴强华看到了城市管理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也看到了其中的机遇所在。2003年，吴强华等6位创始人从原工作单位辞职，开始运营数字政通公司，当时的主营业务是国土、规划等方面的项目。
　　2003年，北京市东城区要在全国第一个开展网格化城市管理，当时国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做过这类项目，数字政通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与东城区合作，承接了网格化数字城管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后来成了国家重点示范项目，被住建部等多个政府部门多次推广。这直接触发了住建部在随后的2005年~2008年连续三批在全国共选取了51个城市作为数字化城市管理的试点城市。在这50多个试点城市当中，数字政通为其中的30多个城市建了数字城管系统，这为数字政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1个城市的试点成功之后，住建部呼吁全国有条件的城市都可以推广和实施数字城管，数字政通又获得了更多的客户。
　　吴强华是研发工程师出身，在创办公司担任董事长后还经常亲自写代码，直到今天他也非常热衷于跟技术人员深入探讨软件技术方面的问题。数字政通的软件业务占主营收入的80%以上。
　　“数字政通的数字城管系统有十几大类的功能，小到灯杆、井盖，大到城市公用建筑、立交桥，以及各种突发事件，包括流动人口、污染监测、交通疏导等，都会在系统中涉及，形成完整的监督、执法管理流程。这当中既有自上而下的管理，通过建立统一的指挥中心，满足城市管理者对整个城市宏观管理的需求；也有自下而上的管理，通过把街道、社区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划分为若干管理网格，为精细化管理建立坚实的基础平台。数字政通在帮城市做一件什么事？用一句话说就是：用我们的软件和服务，改善市民的生活感受，让城市生活更美好。”邱鲁闽补充说。
　　数字化城市管理属于数字城市建设的大范畴。数字城市包含了平安城市、智能交通、智慧医疗、应急指挥等诸多方面。平安城市、智能交通等都是垂直的业务管理系统。有没有一个融合的平台，能够让这个城市的管理者有一个综合、全面的视图，对整个城市的运行有一个全景的把握？那恰恰是要通过数字化城市管理来实现的。数字城市包括了很多内容，而城市管理是核心。这正是数字政通的价值所在。
　　标准先行
　　做了8年数字城市管理，数字政通积累了丰富的数字城管经验。数字政通总是及时地将成熟的经验固化，形成行业里的标准。数字政通做电子政务最大的特点就是标准先行，再做开发。数字政通与住建部、行业协会联合制定数字城市管理标准，数字政通是这个标准编写、制定过程里唯一全程参与的企业。目前已经制定了7项行业标准，另外两项标准还在起草过程中。
　　由于站在管理标准的制高点上，数字政通的软件产品化程度很高，不同的项目之间可以快速复制。数字政通曾经以100多人的实施队伍，一年当中做了上百个项目，其它企业要做这么多项目在人数上要增加3到5倍，甚至更多。先立标准，后做软件，是数字政通实施效率高的原因所在。
　　制定标准的经验很多来源于大城市的管理经验，这又让数字政通在二三线城市推数字城管系统的时候占尽先机，大城市的管理经验和标准，对小城市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教材，小城市提前采用了这些管理上的做法，则提前两三年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和需求。
　　向二三线城市要市场
　　通过深入拓展市场，数字政通发现更多的收入和利润来源于二三线城市，而非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原因？
　　邱鲁闽解释说，以北京为例，北京是一个有将近20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管理非常复杂、难度非常大，管理部门有20多个委办局，与数字城市相关的监督指挥中心有七八个。
　　现在垂直管理的特点非常明显，平安城市、交通指挥、应急指挥、城市管理等领域都在进行纵向管理。但是很难有一个综合性平台把所有的管理职能全部放进去进行横向管理。
　　目前大城市的管理每个部门都在建自己的数据库，但是建完之后各个部门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交出来，即使各个部门交出了数据，也没有人进行整合，所以就有了“死建库，建死库”之说。数据是不缺的，但是大量的数据用不起来。而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说，城市规模小，管理流程比较简单，数据量也没有那么大，整合起来相对容易。这样就可以在城市最高管理者的带动下进行横向、整体的城市管理整合工作。而一线的大城市则比较多以区为单位建设数字城管项目。
　　2012年，数字政通相继承接了几个来自二三线城市的典型项目，项目规模都在千万元左右。比如宁夏石嘴山市的数字城市管理平台、内蒙鄂尔多斯的数字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等。
　　通过发行股票上市，数字政通积累了充足的资金和人才，承接大项目的能力和市场覆盖能力不断增加，随着中国数字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数字政通更是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近日，工信部资质办重新开启了系统集成资质等级评定，数字政通正打算申请系统集成二级资质，而在资质方面的提升，也将为数字政通未来进一步深耕电子政务市场创造更好的条件。
　　
　　冠军档案
　　
　　成立时间：2001年
　　公司定位：中国数字化城市建设的软件开发、运营和增值服务提供商
　　注册资本：8400万元
　　员工人数：443人
　　2011年合同额：1.8亿元
　　优势领域：电子政务、数字城市
　　
　　链接
　　北京东城的网格化数字城管
　　
　　北京市东城区的网格化数字城管，是把东城区在地图上划分为若干个网格。100米*100米，也就是1万平方米的地理面积，成为一个网格，每个网格都有专门的监督员在管理。每个监督员管理几个网格，则要看每个网格的居民密度和企业分布密度来决定。
　　监督员每天要在自己管辖的网格里走至少4~5次，占道经营、噪音扰民、卫生情况差等问题都能及时发现。监督员把问题记录下来，通过城管通——一台无线设备（预装了各种应用软件的手机或iPad）拍照，把当时实际情况的照片发到城管指挥中心的城管系统，指挥中心去协调公安、街道、环卫、城管执法大队等部门，去处理问题。问题处理完之后，监督员再去进行回访，比如看一看被赶走的无照摊贩第二天还来不来。把回访的结果再发送回数字城管系统，这样就形成一个闭环。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每一个环节在系统中都有记录，避免了各个部门之间相互推诿、踢皮球，提高了办事效率。
　　数字城管系统执法的特点是：一、管理对象精确；二、流程闭环。上了数字城管系统之后，东城区的信访量下降了2/3，解决信访问题的时间从平均两周下降到了6.6个小时。
　　看上去采用这个系统增加了管理的成本，但是相关部门统计显示，把问题防患于未然，比这些问题发生之后再去处理，费用降至原来的2/3。比如卫生问题发生之后再去清污、占道堵塞交通之后再去疏导等等。
　　数字城管系统对监督人员也有管理手段。系统通过手机GPS定位，可以随时查看监督人员去了哪里，并能在下班之后描绘出监督员一天之内走动的路线图。如果手机长时间停滞于一个位置，系统就会报警，这说明这个监督员要么在一个位置处理问题，要么就是他把手机放在一个地方之后回家去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