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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周信芳、姜椿芳，他们三人的名字中都有个“芳”字。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前两位是杰出的京剧艺术大师，后者虽说不会唱不能演，但也是位出色的戏剧战士。他作为翻译家．翻译介绍了苏俄大量的文学、电影、戏剧作品，认识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很多文学、电影、戏剧作者，并有着相当广泛深入的联系。这其中，他同梅兰芳、周信芳的关系，在他戏剧战士革命生涯中，持续时间很长、影响深远。
解放前，父亲姜椿芳在上海经历了“孤岛”“日伪”“国民党统治”三个时期，是上海地下党文学、戏剧、新文字三个支部在内的文化总支部书记，后又任上海地下党文委书记，是上海革命文化运动的秘密领导者之一。
当时，梅兰芳、周信芳都在上海。梅兰芳怕被敌伪纠缠，以年老退居为名，蓄须明志，息影家园。周信芳则不同，在上海舞台上演出不断，还排演一些爱国内容、激动人心的戏。他曾在“孤岛”时期演出《明末遗恨》，后来还准备演出两本新编的戏《史可法》和《文天祥》，因受到当局种种阻难，一时未能上演。但他不畏敌伪的明禁暗害，毅然把这两本戏的名称挂在舞台两侧，并写明“近期上演”的字样。这赫然是两条标语，观众一进场，便肃然起敬，把它们看作是向敌伪示威的爱国口号，体现了周信芳高傲、正直的骨气。
鉴于此，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计划要和这两位在群众中有广泛良好影响的艺术家联系，支持和帮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当然，文委关心的不只是这两位杰出的艺术家，还有整个京剧界，文委必须把抗日建国、团结进步的思想灌输到这个圈子里去。
1939年到1940年初，父亲接受了这项工作。但他确实是个外行，不会哼一句京剧，更没有玩过票，为了打开京剧界的新局面，他必须另辟蹊径。当时苏侨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第一个给国歌配器的外国人，曾任冼星海的老师)和父亲关系很好，父亲帮助他搞舞剧和音乐活动，他和梅兰芳有很好的关系。父亲不认识梅兰芳，人微言轻，怕不好高攀，阿甫夏洛穆夫说：“我带你去拜访他。”党交给父亲打进京剧界的任务在身，他决定勇敢地去见这位京剧泰斗。
在梅家会客厅里，他们起初是互相寒暄，之后父亲开始讲述提倡民族音乐的必要，京剧在表演和服装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只是音乐简单，重复多变化少，如果把民族民间丰富多彩的旋律，融合到京剧音乐中，可以使京剧更加完美。父亲还称赞梅兰芳不满足于演唱多种旦角行当，把革新工作放在唱腔上，把当时还嫌粗行的旦角腔调，改得柔和婉转、优美动人，把唱腔根据剧情和人物性格以及当时当地的情绪唱得有感情、有内心思想。父亲还向梅先生建议，用国际通用的管弦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为京剧伴奏，希望梅先生组织一批有志于此的年轻演员作些试验等等，梅先生很是赞同。他说他非常欣赏姜先生的才智，二人从此便成了很好的朋友。文委搞一些演出活动，梅先生也时常关注，请他看排练、看演出，给说明书上题字，他都照办。
父亲讲过：“梅兰芳是最早把中国戏剧介绍给世界剧坛的中国戏剧家，他所以能取得突出的艺术成就，正是他懂得中国戏剧艺术以及整个中国艺术的特点。梅兰芳20多岁就开始学习绘画，在绘画中悟出不少美学的道理，有些戏的创作和排练，有些戏的改革和创新，就是从绘画中得到的启发而实现的。梅先生深刻懂得绘画与戏曲的关系，认为画上的线条是动的停留，戏中的动作是线条的动态。戏曲中的亮相，是线条的停留，画的特点是能够把进行着的动作停留在纸上。因此梅先生在《天女散花》中尽量多安排亮相，把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形象较多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梅兰芳一生中，身体力行地作了各种尝试，使京剧大大地向前推进。
在1940年父亲接近了周信芳。我们的老家是江苏常州，一位同乡的长辈是我们爷爷奶奶的亲密朋友，他们的儿子是父亲的小学同学，叫尤金桂，从小爱演戏，大了自己组织草台班子演出，又改名叫尤金圭。他还改编了不少连台本戏，如《封神榜》等。《封神榜》是周信芳主演的，尤金圭被邀请到周信芳的身边编剧。父亲为了能接近周信芳，先是去看周的演出，如《明末遗恨》《斩经堂》等，并开始常常请教尤金圭，熟悉京剧的特点，想学习写戏，这样做无非是为打进京剧界找个途径。尤金圭把父亲介绍给了周信芳，这样他就有机会拜望周信芳，谈京剧的改革问题，特别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要有所革新。周先生知道他是做翻译和编辑工作的，后来他又看过父亲主编的《时代》杂志，知道他是“左派人士”。有时他们的谈话涉及一些时事形势问题，渐渐地他们成为了心照不宣的朋友。周猜想到这是党在关心他的戏剧工作。他们都不宣扬他们的往来。
1941年夏初，父亲约了尤金圭，通过赵朴初的关系，借佛教团体觉园的一个小客厅，每天碰头编写《史可法》剧本，准备写好后送给周信芳。正当他要着手学着编写《史可法》时，时局又发生了变化，党在上海所能发行的报刊全部被停封，急需另辟宣传阵地。上海地下党组织又把这一艰巨的任务派给父亲。父亲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以苏商的名义，办起了《时代》杂志，《时代日报》《苏联文艺》。他是社长兼总编辑。因工作太忙，面目又较红，父亲和周信芳只能维持不疏不密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周信芳经常作实验演出，改革京剧，搞“艺友座谈会”，每周一次到他家座谈。田汉、吕君樵、沈知白和我的父亲都去参加，创办了一个戏剧刊物，周信芳出资，田汉主编，父亲负责印刷发行。田汉建议刊名就叫《人民戏剧》。
到了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已成汪洋大海之势。父亲主编的《时代日报》宣传鼓动，更在敌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民党当局眼看着《时代日报》不仅报道上海各界游行示威，声援市民“要和平”“反内战”，还在军事上巧妙而无情地揭露“国军”的失败、宣传“共军”的胜利，实在忍无可忍。1948年6月3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时代日报》停刊，要对父亲下毒手，用汽车将他撞死。敌人内部我们的地工人员，火速将这一情况送出，党组织让他立即离开上海，到香港去。父亲和周信芳告别时，周和他的夫人说，本来想要你到他们另一座房子，既然你有更安全的地方去，还是赶快走吧。
在将近解放的前几天，上海地下党做戏剧工作的刘厚生、吴小佩、吕君樵把戏剧界的一位前辈拉出来，一起去找周信芳和梅兰芳，要求他们不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之下去台湾，梅、周两位都表示，决定留在上海欢迎解放军。
奉党中央毛主席命令，1949年5月26日，父亲从香港、经京津返沪。这时他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是军管会文管会负责接管国民党中央 社的官员。27日当天早上，他就打电话给周信芳。周信芳说，他昨天就已通知住在另外地方的朋友，报告他们，他住的地方已经解放。周说：“你随解放军进城，我们全家欢迎解放军和你。”上海解放后第二天，父亲就到周信芳家去，请梅、周二人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周信芳立刻欣然接受，决心去北京参加会议。父亲又说：“我还要到梅兰芳家去转达这一邀请。”周说：“这就不用你去了，我去和兰芳说。”周信芳当天就去找了梅兰芳，梅也立即表示愿意和周同去北京。
临行，梅、周希望我们父亲和他们一起去，父亲了解他们的心思，他们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文艺工作领导者召开的这种会议，希望父亲去协助。在欢送会上，他们二位对夏衍同志说：“一定要请姜椿芳先生陪着一起去。”父亲说：“解放后上海有很多的工作，不能出席会议，一定去不了。”父亲虽然也是代表之一，但那时上海文艺界不少工作要做，不能离开。夏衍说：“两个一定，就没有办法了。你们两位去，我们一定会有人照顾和协助的。”
接着，父亲的工作又发生了变化，他不得不离开戏剧工作。这时他已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党员，做京剧、越剧、沪剧、淮剧、评弹和滑稽戏的工作。解放后最初几年，父亲虽然不做京剧工作，但和他过去的熟人，特别是周信芳还经常联系，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周信芳家里的一些事情，他也帮助解决，因此和他全家的关系更加密切。
1952年，父亲调到北京工作，周信芳每到北京，他们必然见面。谈戏剧，谈政治及他的家事。梅兰芳到北京，他们也时常见面，也是谈戏剧、谈政治，谈这谈那。1952年冬，父亲陪宋庆龄、郭沫若参加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梅兰芳也去了，还演出了《贵妃醉酒》，一路上接触很多。
梅兰芳1959年3月入党，这在京剧界和其他地方剧种的演员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海京剧院对周信芳的入党问题做了不少工作，但周信芳没有立即表示态度，负责上海京剧院党的工作的刘厚生来北京，和父亲商量，希望他和周信芳谈谈。1959年夏天，周来到北京，到了我们家，父亲恳切地谈了入党的意义，周信芳也坦白地说了自己的顾虑，觉得自己条件不够，不愿使党受到不好的影响。父亲向他做了很多方面的解析，周信芳回到上海就向京剧院党组织表示了争取入党的愿望。我父亲和刘厚生作为周信芳的入党介绍人，经党组织讨论通过，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粉碎“四人帮”之后，父亲担任中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总编，由于他长期对戏剧的关心、热爱和熟悉，《戏曲曲艺》卷、《戏剧》卷，似乎得到了他更多的偏爱，这两卷，我们这些子女家家都有。
后来，父亲又担任梅兰芳艺术研究会、周信芳艺术研究会的会长，中国昆剧研究会副会长。父亲常说，他只是在抗战后，解放前后，对他们二位做了一些统战工作，建立了梅兰芳、周信芳和党的联系，却一生获得了如此珍贵的友谊，也对戏剧有了如此深厚的了解。
解放前，父亲姜椿芳在上海经历了“孤岛”“日伪”“国民党统治”三个时期，是上海地下党文学、戏剧、新文字三个支部在内的文化总支部书记，后又任上海地下党文委书记，是上海革命文化运动的秘密领导者之一。
当时，梅兰芳、周信芳都在上海。梅兰芳怕被敌伪纠缠，以年老退居为名，蓄须明志，息影家园。周信芳则不同，在上海舞台上演出不断，还排演一些爱国内容、激动人心的戏。他曾在“孤岛”时期演出《明末遗恨》，后来还准备演出两本新编的戏《史可法》和《文天祥》，因受到当局种种阻难，一时未能上演。但他不畏敌伪的明禁暗害，毅然把这两本戏的名称挂在舞台两侧，并写明“近期上演”的字样。这赫然是两条标语，观众一进场，便肃然起敬，把它们看作是向敌伪示威的爱国口号，体现了周信芳高傲、正直的骨气。
鉴于此，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计划要和这两位在群众中有广泛良好影响的艺术家联系，支持和帮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当然，文委关心的不只是这两位杰出的艺术家，还有整个京剧界，文委必须把抗日建国、团结进步的思想灌输到这个圈子里去。
1939年到1940年初，父亲接受了这项工作。但他确实是个外行，不会哼一句京剧，更没有玩过票，为了打开京剧界的新局面，他必须另辟蹊径。当时苏侨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第一个给国歌配器的外国人，曾任冼星海的老师)和父亲关系很好，父亲帮助他搞舞剧和音乐活动，他和梅兰芳有很好的关系。父亲不认识梅兰芳，人微言轻，怕不好高攀，阿甫夏洛穆夫说：“我带你去拜访他。”党交给父亲打进京剧界的任务在身，他决定勇敢地去见这位京剧泰斗。
在梅家会客厅里，他们起初是互相寒暄，之后父亲开始讲述提倡民族音乐的必要，京剧在表演和服装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只是音乐简单，重复多变化少，如果把民族民间丰富多彩的旋律，融合到京剧音乐中，可以使京剧更加完美。父亲还称赞梅兰芳不满足于演唱多种旦角行当，把革新工作放在唱腔上，把当时还嫌粗行的旦角腔调，改得柔和婉转、优美动人，把唱腔根据剧情和人物性格以及当时当地的情绪唱得有感情、有内心思想。父亲还向梅先生建议，用国际通用的管弦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为京剧伴奏，希望梅先生组织一批有志于此的年轻演员作些试验等等，梅先生很是赞同。他说他非常欣赏姜先生的才智，二人从此便成了很好的朋友。文委搞一些演出活动，梅先生也时常关注，请他看排练、看演出，给说明书上题字，他都照办。
父亲讲过：“梅兰芳是最早把中国戏剧介绍给世界剧坛的中国戏剧家，他所以能取得突出的艺术成就，正是他懂得中国戏剧艺术以及整个中国艺术的特点。梅兰芳20多岁就开始学习绘画，在绘画中悟出不少美学的道理，有些戏的创作和排练，有些戏的改革和创新，就是从绘画中得到的启发而实现的。梅先生深刻懂得绘画与戏曲的关系，认为画上的线条是动的停留，戏中的动作是线条的动态。戏曲中的亮相，是线条的停留，画的特点是能够把进行着的动作停留在纸上。因此梅先生在《天女散花》中尽量多安排亮相，把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形象较多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梅兰芳一生中，身体力行地作了各种尝试，使京剧大大地向前推进。
在1940年父亲接近了周信芳。我们的老家是江苏常州，一位同乡的长辈是我们爷爷奶奶的亲密朋友，他们的儿子是父亲的小学同学，叫尤金桂，从小爱演戏，大了自己组织草台班子演出，又改名叫尤金圭。他还改编了不少连台本戏，如《封神榜》等。《封神榜》是周信芳主演的，尤金圭被邀请到周信芳的身边编剧。父亲为了能接近周信芳，先是去看周的演出，如《明末遗恨》《斩经堂》等，并开始常常请教尤金圭，熟悉京剧的特点，想学习写戏，这样做无非是为打进京剧界找个途径。尤金圭把父亲介绍给了周信芳，这样他就有机会拜望周信芳，谈京剧的改革问题，特别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要有所革新。周先生知道他是做翻译和编辑工作的，后来他又看过父亲主编的《时代》杂志，知道他是“左派人士”。有时他们的谈话涉及一些时事形势问题，渐渐地他们成为了心照不宣的朋友。周猜想到这是党在关心他的戏剧工作。他们都不宣扬他们的往来。
1941年夏初，父亲约了尤金圭，通过赵朴初的关系，借佛教团体觉园的一个小客厅，每天碰头编写《史可法》剧本，准备写好后送给周信芳。正当他要着手学着编写《史可法》时，时局又发生了变化，党在上海所能发行的报刊全部被停封，急需另辟宣传阵地。上海地下党组织又把这一艰巨的任务派给父亲。父亲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以苏商的名义，办起了《时代》杂志，《时代日报》《苏联文艺》。他是社长兼总编辑。因工作太忙，面目又较红，父亲和周信芳只能维持不疏不密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周信芳经常作实验演出，改革京剧，搞“艺友座谈会”，每周一次到他家座谈。田汉、吕君樵、沈知白和我的父亲都去参加，创办了一个戏剧刊物，周信芳出资，田汉主编，父亲负责印刷发行。田汉建议刊名就叫《人民戏剧》。
到了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已成汪洋大海之势。父亲主编的《时代日报》宣传鼓动，更在敌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民党当局眼看着《时代日报》不仅报道上海各界游行示威，声援市民“要和平”“反内战”，还在军事上巧妙而无情地揭露“国军”的失败、宣传“共军”的胜利，实在忍无可忍。1948年6月3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时代日报》停刊，要对父亲下毒手，用汽车将他撞死。敌人内部我们的地工人员，火速将这一情况送出，党组织让他立即离开上海，到香港去。父亲和周信芳告别时，周和他的夫人说，本来想要你到他们另一座房子，既然你有更安全的地方去，还是赶快走吧。
在将近解放的前几天，上海地下党做戏剧工作的刘厚生、吴小佩、吕君樵把戏剧界的一位前辈拉出来，一起去找周信芳和梅兰芳，要求他们不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之下去台湾，梅、周两位都表示，决定留在上海欢迎解放军。
奉党中央毛主席命令，1949年5月26日，父亲从香港、经京津返沪。这时他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是军管会文管会负责接管国民党中央 社的官员。27日当天早上，他就打电话给周信芳。周信芳说，他昨天就已通知住在另外地方的朋友，报告他们，他住的地方已经解放。周说：“你随解放军进城，我们全家欢迎解放军和你。”上海解放后第二天，父亲就到周信芳家去，请梅、周二人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周信芳立刻欣然接受，决心去北京参加会议。父亲又说：“我还要到梅兰芳家去转达这一邀请。”周说：“这就不用你去了，我去和兰芳说。”周信芳当天就去找了梅兰芳，梅也立即表示愿意和周同去北京。
临行，梅、周希望我们父亲和他们一起去，父亲了解他们的心思，他们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文艺工作领导者召开的这种会议，希望父亲去协助。在欢送会上，他们二位对夏衍同志说：“一定要请姜椿芳先生陪着一起去。”父亲说：“解放后上海有很多的工作，不能出席会议，一定去不了。”父亲虽然也是代表之一，但那时上海文艺界不少工作要做，不能离开。夏衍说：“两个一定，就没有办法了。你们两位去，我们一定会有人照顾和协助的。”
接着，父亲的工作又发生了变化，他不得不离开戏剧工作。这时他已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党员，做京剧、越剧、沪剧、淮剧、评弹和滑稽戏的工作。解放后最初几年，父亲虽然不做京剧工作，但和他过去的熟人，特别是周信芳还经常联系，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周信芳家里的一些事情，他也帮助解决，因此和他全家的关系更加密切。
1952年，父亲调到北京工作，周信芳每到北京，他们必然见面。谈戏剧，谈政治及他的家事。梅兰芳到北京，他们也时常见面，也是谈戏剧、谈政治，谈这谈那。1952年冬，父亲陪宋庆龄、郭沫若参加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梅兰芳也去了，还演出了《贵妃醉酒》，一路上接触很多。
梅兰芳1959年3月入党，这在京剧界和其他地方剧种的演员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海京剧院对周信芳的入党问题做了不少工作，但周信芳没有立即表示态度，负责上海京剧院党的工作的刘厚生来北京，和父亲商量，希望他和周信芳谈谈。1959年夏天，周来到北京，到了我们家，父亲恳切地谈了入党的意义，周信芳也坦白地说了自己的顾虑，觉得自己条件不够，不愿使党受到不好的影响。父亲向他做了很多方面的解析，周信芳回到上海就向京剧院党组织表示了争取入党的愿望。我父亲和刘厚生作为周信芳的入党介绍人，经党组织讨论通过，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粉碎“四人帮”之后，父亲担任中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总编，由于他长期对戏剧的关心、热爱和熟悉，《戏曲曲艺》卷、《戏剧》卷，似乎得到了他更多的偏爱，这两卷，我们这些子女家家都有。
后来，父亲又担任梅兰芳艺术研究会、周信芳艺术研究会的会长，中国昆剧研究会副会长。父亲常说，他只是在抗战后，解放前后，对他们二位做了一些统战工作，建立了梅兰芳、周信芳和党的联系，却一生获得了如此珍贵的友谊，也对戏剧有了如此深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