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份我开始酝酿此文时，和许多商界的朋友一样，对中美双边关系前景充满忧虑。两个多月后的今天，我变得比较乐观。我得说，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是杰出的战略家，对两国关系的意义有着清醒认识，并且敢于决断。
　　 在去年11月的APEC峰会上，中美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协议，美国支持中国倡导的亚太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奥巴马总统宣布双方将商务和旅游签证从一年期延到十年期，这在相当程度上驱散了此前笼罩着两国关系的阴霾。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无疑是双方最具影响力的合作。在声明中，美国宣布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中国宣布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将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此评论说：“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政府所展现出来的领导力，将给国际社会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在2015年成功达成一项有意义且具广泛性的协议。”
　　 从一名商界人士的视角来看，这的确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美作为世界第一第二的能源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将在挑战全人类的气候变化问题上携手合作。
　　要知道，从气候变化的1992年里约会议，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一直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峰会，中美立场一直有重大分歧。

清洁能源机遇

　　 能源问题是气候变化问题的核心所在。 对于中国，这个问题首先意味着能源供给安全，自然环境保护，改善大气质量， 然后才是温室气体效应和气候变化。
　　对于美国，由于页岩气开发和深海钻探等技术的突破，美国的能源供给从此有望走向独立，而且有能力出口更多的清洁能源并重振制造业。
　　 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企业拥有各种各样的能源技术，比如改善煤炭燃烧效率的技术、改善燃煤发电工艺的技术、脱硫脱硝除汞的技术、油气藏地层裂解的微生物技术、核电技术、智能电网技术、冷热电三联供技术、清洁交通燃料技术、各种提高工业能效的技术、节能建筑技术，等等。
　　 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这些技术，但是看看我们已有的能源消费总量，还有发展的目标所带来的新需求，再看环境和大气的承受极限，我们就知道，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需求量远远超出我们的估计。而中美合作，将是满足这个需求的主要途径之一。
　　 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效领域的合作完全符合中美的长期战略利益，而且这一合作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已有不少企业已经具备在美国投资的能力，他们已有能力在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一展身手。在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的整体技术、管理和治理水平、风险管理能力等都会有长足的提高。
　　而这些提高，将帮助中国能源企业更好地走向世界，成为像IT互联网领域阿里巴巴华为联想这样的全球性跨国企业。
　　 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只要双方的合作大门敞开，彼此都给对方企业公平的市场准入，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最终必将是双赢的局面。其实不光在能源领域，其他领域也是一样的。

请倾听民意

　　 中美在1979年正式建交后36年的历史证明，这样的合作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而要排除地缘政治的干扰，保证稳定合作的局面，就需要两国政治家倾听双方的民意。
　　 第一，中美两国人民有亲善交流的历史。中国人民喜欢美国人民，喜欢美国文化，许多人接受了美国的价值观，这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二战”期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就积极寻求与美国政府接触，热烈欢迎美国代表团访问延安，当时的新华日报发社论，高度赞扬美国的民主制度。
　　一代又一代，中国的年轻人喜爱好莱坞电影。一个世纪以来，除了中国自我封闭的30年，中国大学生中学生出国留学的第一目标国就是美国。中国人移民的第一目的地国也是美国。
　　上个世纪早期，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立了清华学堂、协和医院。到今天，它们仍然是中国医院和大学的翘楚，在为中国人民的教育和医疗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第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恢复在中国投资，这是美国重新认识中国的开始。美国制造业，美国科技企业，都在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机会和市场潜力。
　　美国的资本也在中国找到了好出路——今天中国的创新型企业海外融资上市的理想地就是纽交所或者纳斯达克。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国经济上的巨大互补潜力今天已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相互依存性——每年近6000亿美元的贸易额，而且会继续增长。
　　两国企业在对方的直接投资和在当地的业务，规模已经巨大，潜力难以估量。我没有做过专门调查，但是粗略估计，两者加上贸易额，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
　　 第三，中美之间有众多的兄弟省州关系、姐妹城市关系。两国人民在文化上的融通，已经越来越深入和广阔。香港的迪士尼已经是成千上万中国儿童的乐园，上海的迪士尼也快建成了。与此同时，中国的电影、艺术也频繁在美国开花结果，姚明、朗朗、李连杰、章子怡，不仅是中国人的明星，也是美国人的明星。
　　 这就是民意， 这就是中美关系新时代的基础。有什么事能大过每年1万亿美元的商业？有什么意识形态和地缘冲突不能为人民的发自内心的友好交流让路？这个民意值得双方政府，或者每一个有决策影响力的人仔细倾听。
　　 在这个新时代，无论是中国的一些人士一方面坚持在意识形态上和美国对抗，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读书;还是美国的一些人士一方面经常批评中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一方面又乐得在中国发财致富，都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中美双方的人民和企业需要与双方的政府有更清楚的沟通， 而双方的政府需要更仔细地倾听人民的声音、企业的声音，特别是对方人民和企业的声音。政府倾听人民和企业的程度不足，这是前不久双方关系明松暗紧的真正原因。
　　 中美友善合作，是两个国家长久共荣的发展之道。人民有意愿，经贸有潜力，政府要做的就是顺应人民的意愿，释放经贸合作发展的潜力。 　　套用马云的话，就是让两国间没有难做的生意。
　　如果我们回顾100多年中美交往的历史，就会发现，但凡中美友好合作的岁月，都是中国充满活力的时代;而只要是中美交恶的时候，都是中国经济极端困难的年代。
　　而两国经贸的深度依赖，文化的深入交流，民众的水乳交融，对很多重大问题的共同关注，从来没有到达过像今天这样的深度和广度。

可控的竞争

　　 当然，合作是建设性的，经常也是竞争性的，竞争的程度有时还非常激烈。这是人性使然，不足为怪。我们常常看到善良的愿望，美好的计划因为缺乏政治互信而不能落实、大大延迟或者误入歧道。也许这都是正常的， 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忍受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样的争斗处在可控的、无伤大局的范围，不要成为颠覆整个友善合作局面的炸弹。
　　 应该说，在上世纪中叶，由于中国复杂的内因，和同样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中美关系就出现过这样的炸弹。炸弹爆炸的结果，是中美在四分之一世纪长的时间内几乎没有文化经贸交流。这难道不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悲剧吗？没有这个悲剧，世界的地缘政治将是完全不同的局面， 中国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也将完全不同。
　　 历史没有假设，但可以引之为鉴，为现实提供参考。
　　现实就是，中美关系第一次从地缘性战略关系走到了经济政治和民间全方位深入依赖和合作共存的关系， 走到了中美必须携手世界才能充分应对诸如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挑战的地步。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应该如何相处？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此前无人回答过的问题。
　　 但是，商业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从商业来看，中国人民要追求和美国人民一样的生活水平，这个目标只有实行更彻底的市场经济才能够实现。
　　所以，中国需要尽快扫清一切有悖于这个目标的内部障碍。而美国经济要想长期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
　　 从外部讲，中国的企业需要和美国企业相同的国际发展空间，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时却有意无意地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这也是导致许多民意逆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认为，中国应该多学习美国的市场经济法治经济，尽最大努力打破行政垄断国企垄断，给与所有企业不分国家不分大小，一样的公平待遇，实现既定的完全的市场经济目标。 而美国，应该多换位思考中国的海外商业追求。
　　 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加州亲密会晤了一整天，这在元首会晤中很罕见。一年半后，这一会晤终于在APEC北京峰会上开花结果了。他们重拾善意和承诺，再次为新型大国关系拨准了方向，注入了新内容，让两国关系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一定还会有波折，但只要方向正确，它带给中美两国和世界的福祉就将超乎想象。
　　作者为陶氏化学公司国际政府事务总监、2012-2014年度中美能源合作项目董事会执委会联席主席、2010-2014 年度中国美国商会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