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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大灾难性报道是我国传媒报道中的重要方面。在媒介仪式视角之外，格雷玛斯的“符号矩阵”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生”、“死”、“灾难”和“救援”是符号矩阵中的基本义素，遇难者、幸存者、救援者和非灾区者是主要的行动角色。重大灾难性报道传达出对人本身的关照，参与了人“死”而“被铭记”的仪式过程。
【关键词】格雷玛斯 符号矩阵 汶川九歌
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突发性自然灾害一次次地冲击着中国大地和每一个普通人的心灵，也构成了对我国传媒的一次次考验。无论是实力雄厚的大媒体，还是偏居一隅的小媒体，其反应速度、直播时长、报道规模、社会影响等指数都被刷新。全国哀悼日的设立彰显了对生命的尊重，在传媒对重大突发性灾难的报道中，也出现了某些转变。这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在众多的研究视角中，媒介仪式被运用得更为广泛，解释力也较强。研究者们引用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的观点，将这类重大的灾难性报道界定为“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①，是典型的媒介仪式。媒体在报道中作出了“媒体的/非媒体的”、“媒体中人/非媒体中人”、“媒体人/非媒体人”②等三个方面的结构性区分。同时，展演了“征服脚本”和“加冕脚本”，形成“国人/族”的高度整合，并将国家总理“加冕”为大众明星③。也有学者对全国哀悼日的直播报道进行分析，认为全国哀悼日通过电视这一媒介成为一种“治愈性仪式”④，在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想象共同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见，从媒介仪式入手的研究，大多强调其功能，即社会整合、营造民族共同体等。除现有的媒介仪式研究之外，笔者认为法国结构主义者格雷玛斯的“符号矩阵”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本文以《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的“汶川九歌”为具体案例，尝试性地分析重大灾难性报道中的符号矩阵。
一、格雷玛斯的“符号矩阵”
在符号学领域，巴黎符号学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它主要是指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派。结构语义学派将研究重心放在符号的意指系统，即能指与所指的构连过程。格雷玛斯继承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由对立构成的”思想，意识到差异在意义产生中的重要性。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对格雷玛斯也影响极深。这种“对立”的思想贯穿于格雷玛斯的结构语言学派中。
同时，普罗普对民间故事的叙事功能研究，也对格雷玛斯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曾运用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对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进行“压缩和结构化”的研究。这项研究导致了两方面的成果：其一，将普罗普所谓的31种“叙述功能”转化为6种角色，即主角与对象、支使者与承受者、助手与对头；其二，发展了斯特劳斯的简单二元对立模式，将二元扩充为四元，并在对立要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些（聚合项的）要素类别”。⑤综合这两个方面的成果，格雷玛斯提出了“符号矩阵”，用以分析叙事文本的深层结构。“符号矩阵”如图1所示：
在这个“符号矩阵”中，存在着“对立”与“矛盾”关系。其中，S1与S2 相对立，两者是相互否定的。S1 与■ 相矛盾，S2 与■相矛盾，矛盾意味着差异，但并不相互否定。为了更清晰地表述四个义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图1加以适当的转化。
在对“符号矩阵”的众多具体实践中，杰姆逊最为突出，我国研究者对其也引用较多。按杰姆逊的叙事分析，可以把握住运用符号矩阵的基本步骤。第一，“确定文本中的基本要素，然后找到它的对立项，再相应地找到其余两个矛盾项”⑥。对符号矩阵的各项赋值，即确定各项的作用。第二，整合各个已经赋值的项。在操作中，应避免简单地将人物当成符号矩阵的四项，因为“特征的对立或矛盾不是人物间的对立，人物是两个构成性符号素的复合与交叉”⑦。
二、“汶川九歌”的文本呈现
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刊发名为“汶川九歌”的大地震现场报道。它在头版引用了屈原《九歌·国殇》篇中的部分内容，并取“九歌”之意，将报道整合于九个主题之下：死亡之弧、闭绝之境、希望之手、草根之力、高悬之台、财富之痛、悲剧之容、传播之道和声音之切。九大主题各有侧重，但在关键词和“行动角色”方面，又表现出某种共性。
1、关键字：生
地震，在诸多破坏中，对人生命的毁灭性破坏第一位的。“生”成为了地震报道中的一个关键字。“生”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多面体。“死亡之弧”和“闭绝之境”内，有“丧生”的残酷，更有“求生”的努力。“希望之手”紧紧把握黄金救援时间，部队、消防和医疗相互配合，探寻废墟之下幸存的“生命”痕迹。“草根之力”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为“求生者”带来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持。“高悬之台”是对新险情的高度警觉，努力避免地震之手将幸存者的“生”再度夺去。“传播之道”更是将这些与“生”相关的各种信息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的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悲剧之容”通过四个版面摄影照片，可以分别用如下关键词总结：死亡、幸存、拯救、铭记。这四个关键词与“生”密切相关，构成了“生”的四个方面。
2、角色：遇难者、幸存者、救援者、非灾区者
灾难性报道中存在多种“行动角色”，可以依据“灾区/非灾区”和“生/死”两条界限作出划分。首先以“灾区/非灾区”为界限，角色可分为灾区者与非灾区者。灾区者范围内又存在“生/死”的次级界限，角色可分为幸存者与遇难者。当非灾区者跨越界限，进入灾区者范围内，他就被赋予了“救援者”的新角色，包括政府救援人员、国际救援人员、志愿者、媒介从业人员等。灾区之外的人民提供物资、主动献血、参加祈福活动，为灾区者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救援”；但是，由于其尚未跨越界限、进入灾区，笔者仍将其划归为“非灾区者”一类。
遇难者、幸存者、救援者和非灾区者构成了灾难报道的主要角色。例如“闭绝之境”侧重于幸存者，“希望之手”侧重于救援者。同时，在每个主题内部，四类角色更是相互交叉、相互推动。
三、灾难报道中的“符号矩阵”及其分析
“生”的相对项是“死”，生的矛盾项是“非生”，即“灾难”，死的矛盾项是“非死”，即救援。因此，“生”、“死”、“灾难”和“救援”构成了符号矩阵的四个基本项。项与项之间的复合，则是文本的角色。生与死的复合是进入灾区的救援者，死与灾难的复合是遇难者，灾难与救援的复合是幸存者，生与救援的复合则是非灾区者。综合义素与角色，灾难性报道的“符号矩阵”可表示如下。 生与死之间的对立是符号矩阵中的基本关系，也是叙事得以展开的重要线索。同时体验着生与死，从非灾区进入灾区的是救援者。重大灾难性报道中，救援被置于首位，并形成一种快速的节奏、紧急的氛围。在危险境况下，某些救援者在救援过程中也会受到死亡的威胁，从生走向死。灾难与生相矛盾，使生遭受威胁。在灾难中不幸走向死亡的是遇难者，在灾难中被救援的是幸存者。生与灾难、死与救援的矛盾关系是整个符号矩阵中的辅助关系，对基本关系起补充作用。
通过这个符号矩阵，我们看到了在非正常状态下，即在灾难发生后，人与死亡之间的抗争。死与灾难传递出强大自然力的残酷一面，生与救援则传递出人性中的坚持、希望和真情。因此，“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成为灾难性报道的永久性主题。在此基础上，笔者进行恰当的抽象，可以得出另一个符号矩阵，如图4所示。
同样的，将生视为一个原始状态，灾难则将人从这个原初状态中排斥出去。因此，灾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被排斥”的形式。“救援”在这里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肉体的援救，即“被拯救”；其二是精神的救援，即“被铭记”。被拯救的是幸存者，被铭记的则是遇难者。
与存在主义传达出的人“生”而“被排斥”的主题不同，灾难报道中的符号矩阵传递出“死”而“被铭记”的主题。前者是悲观的、绝望的，后者是乐观的、充满希望的。死亡是人类时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死亡带来的恐惧和不可知，促使人类寻找应对之策。于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逐步掌握了各自的一套程式。这套程式就是仪式，葬礼是其典型表现。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葬礼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无一不是传达出对“被拯救”或“被铭记”的向往。从生到死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不可逆转性。人类创造了仪式，使人从“被排斥”的状态进入“被铭记”的状态，获得另一种“生”。如此一来，由生到死的不可逆转的悲剧性，在仪式过程中被化解。汶川地震之后，全国上下和海外华人在全国哀悼日中默哀，也是通过仪式过程使遇难者被铭记，缓解死亡带来的巨痛。媒体围绕符号矩阵中的基本关系展开的叙述，也发挥了仪式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研究路径的汇合，即符号矩阵与媒介仪式的汇合。但是，两种研究路径指向的结论又呈现出差异性。运用格雷玛斯的符号矩阵，我们分析出人类“死”而“被铭记”的仪式过程，是一种人类共同的生死观。研究者们运用媒介仪式视角，主要强调仪式化报道在社会整合、营造民族共同体方面发挥的作用。前者关照“人”本身，而后者更关注社会和民族。□
参考文献
①[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 著，麻争旗 译：《媒介事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
②李春霞：《地震与“媒介世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7）
③李春霞：《灾难·媒介仪式与国家》，《贵州社会科学》，2008（6）
④《全国哀悼日CCTV电视直播对媒介仪式的呈现》，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957
⑥[法]安娜·埃诺著，怀宇译：《符号学简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03、109
⑦⑧康建伟，《对“符号矩阵”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反思》，《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作者：李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梁智，《长江商报》时事新闻中心编辑）
责编：周蕾
【关键词】格雷玛斯 符号矩阵 汶川九歌
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突发性自然灾害一次次地冲击着中国大地和每一个普通人的心灵，也构成了对我国传媒的一次次考验。无论是实力雄厚的大媒体，还是偏居一隅的小媒体，其反应速度、直播时长、报道规模、社会影响等指数都被刷新。全国哀悼日的设立彰显了对生命的尊重，在传媒对重大突发性灾难的报道中，也出现了某些转变。这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在众多的研究视角中，媒介仪式被运用得更为广泛，解释力也较强。研究者们引用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的观点，将这类重大的灾难性报道界定为“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①，是典型的媒介仪式。媒体在报道中作出了“媒体的/非媒体的”、“媒体中人/非媒体中人”、“媒体人/非媒体人”②等三个方面的结构性区分。同时，展演了“征服脚本”和“加冕脚本”，形成“国人/族”的高度整合，并将国家总理“加冕”为大众明星③。也有学者对全国哀悼日的直播报道进行分析，认为全国哀悼日通过电视这一媒介成为一种“治愈性仪式”④，在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想象共同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见，从媒介仪式入手的研究，大多强调其功能，即社会整合、营造民族共同体等。除现有的媒介仪式研究之外，笔者认为法国结构主义者格雷玛斯的“符号矩阵”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本文以《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的“汶川九歌”为具体案例，尝试性地分析重大灾难性报道中的符号矩阵。
一、格雷玛斯的“符号矩阵”
在符号学领域，巴黎符号学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它主要是指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派。结构语义学派将研究重心放在符号的意指系统，即能指与所指的构连过程。格雷玛斯继承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由对立构成的”思想，意识到差异在意义产生中的重要性。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对格雷玛斯也影响极深。这种“对立”的思想贯穿于格雷玛斯的结构语言学派中。
同时，普罗普对民间故事的叙事功能研究，也对格雷玛斯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曾运用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对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进行“压缩和结构化”的研究。这项研究导致了两方面的成果：其一，将普罗普所谓的31种“叙述功能”转化为6种角色，即主角与对象、支使者与承受者、助手与对头；其二，发展了斯特劳斯的简单二元对立模式，将二元扩充为四元，并在对立要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些（聚合项的）要素类别”。⑤综合这两个方面的成果，格雷玛斯提出了“符号矩阵”，用以分析叙事文本的深层结构。“符号矩阵”如图1所示：
在这个“符号矩阵”中，存在着“对立”与“矛盾”关系。其中，S1与S2 相对立，两者是相互否定的。S1 与■ 相矛盾，S2 与■相矛盾，矛盾意味着差异，但并不相互否定。为了更清晰地表述四个义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图1加以适当的转化。
在对“符号矩阵”的众多具体实践中，杰姆逊最为突出，我国研究者对其也引用较多。按杰姆逊的叙事分析，可以把握住运用符号矩阵的基本步骤。第一，“确定文本中的基本要素，然后找到它的对立项，再相应地找到其余两个矛盾项”⑥。对符号矩阵的各项赋值，即确定各项的作用。第二，整合各个已经赋值的项。在操作中，应避免简单地将人物当成符号矩阵的四项，因为“特征的对立或矛盾不是人物间的对立，人物是两个构成性符号素的复合与交叉”⑦。
二、“汶川九歌”的文本呈现
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刊发名为“汶川九歌”的大地震现场报道。它在头版引用了屈原《九歌·国殇》篇中的部分内容，并取“九歌”之意，将报道整合于九个主题之下：死亡之弧、闭绝之境、希望之手、草根之力、高悬之台、财富之痛、悲剧之容、传播之道和声音之切。九大主题各有侧重，但在关键词和“行动角色”方面，又表现出某种共性。
1、关键字：生
地震，在诸多破坏中，对人生命的毁灭性破坏第一位的。“生”成为了地震报道中的一个关键字。“生”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多面体。“死亡之弧”和“闭绝之境”内，有“丧生”的残酷，更有“求生”的努力。“希望之手”紧紧把握黄金救援时间，部队、消防和医疗相互配合，探寻废墟之下幸存的“生命”痕迹。“草根之力”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为“求生者”带来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持。“高悬之台”是对新险情的高度警觉，努力避免地震之手将幸存者的“生”再度夺去。“传播之道”更是将这些与“生”相关的各种信息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的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悲剧之容”通过四个版面摄影照片，可以分别用如下关键词总结：死亡、幸存、拯救、铭记。这四个关键词与“生”密切相关，构成了“生”的四个方面。
2、角色：遇难者、幸存者、救援者、非灾区者
灾难性报道中存在多种“行动角色”，可以依据“灾区/非灾区”和“生/死”两条界限作出划分。首先以“灾区/非灾区”为界限，角色可分为灾区者与非灾区者。灾区者范围内又存在“生/死”的次级界限，角色可分为幸存者与遇难者。当非灾区者跨越界限，进入灾区者范围内，他就被赋予了“救援者”的新角色，包括政府救援人员、国际救援人员、志愿者、媒介从业人员等。灾区之外的人民提供物资、主动献血、参加祈福活动，为灾区者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救援”；但是，由于其尚未跨越界限、进入灾区，笔者仍将其划归为“非灾区者”一类。
遇难者、幸存者、救援者和非灾区者构成了灾难报道的主要角色。例如“闭绝之境”侧重于幸存者，“希望之手”侧重于救援者。同时，在每个主题内部，四类角色更是相互交叉、相互推动。
三、灾难报道中的“符号矩阵”及其分析
“生”的相对项是“死”，生的矛盾项是“非生”，即“灾难”，死的矛盾项是“非死”，即救援。因此，“生”、“死”、“灾难”和“救援”构成了符号矩阵的四个基本项。项与项之间的复合，则是文本的角色。生与死的复合是进入灾区的救援者，死与灾难的复合是遇难者，灾难与救援的复合是幸存者，生与救援的复合则是非灾区者。综合义素与角色，灾难性报道的“符号矩阵”可表示如下。 生与死之间的对立是符号矩阵中的基本关系，也是叙事得以展开的重要线索。同时体验着生与死，从非灾区进入灾区的是救援者。重大灾难性报道中，救援被置于首位，并形成一种快速的节奏、紧急的氛围。在危险境况下，某些救援者在救援过程中也会受到死亡的威胁，从生走向死。灾难与生相矛盾，使生遭受威胁。在灾难中不幸走向死亡的是遇难者，在灾难中被救援的是幸存者。生与灾难、死与救援的矛盾关系是整个符号矩阵中的辅助关系，对基本关系起补充作用。
通过这个符号矩阵，我们看到了在非正常状态下，即在灾难发生后，人与死亡之间的抗争。死与灾难传递出强大自然力的残酷一面，生与救援则传递出人性中的坚持、希望和真情。因此，“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成为灾难性报道的永久性主题。在此基础上，笔者进行恰当的抽象，可以得出另一个符号矩阵，如图4所示。
同样的，将生视为一个原始状态，灾难则将人从这个原初状态中排斥出去。因此，灾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被排斥”的形式。“救援”在这里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肉体的援救，即“被拯救”；其二是精神的救援，即“被铭记”。被拯救的是幸存者，被铭记的则是遇难者。
与存在主义传达出的人“生”而“被排斥”的主题不同，灾难报道中的符号矩阵传递出“死”而“被铭记”的主题。前者是悲观的、绝望的，后者是乐观的、充满希望的。死亡是人类时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死亡带来的恐惧和不可知，促使人类寻找应对之策。于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逐步掌握了各自的一套程式。这套程式就是仪式，葬礼是其典型表现。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葬礼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无一不是传达出对“被拯救”或“被铭记”的向往。从生到死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不可逆转性。人类创造了仪式，使人从“被排斥”的状态进入“被铭记”的状态，获得另一种“生”。如此一来，由生到死的不可逆转的悲剧性，在仪式过程中被化解。汶川地震之后，全国上下和海外华人在全国哀悼日中默哀，也是通过仪式过程使遇难者被铭记，缓解死亡带来的巨痛。媒体围绕符号矩阵中的基本关系展开的叙述，也发挥了仪式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研究路径的汇合，即符号矩阵与媒介仪式的汇合。但是，两种研究路径指向的结论又呈现出差异性。运用格雷玛斯的符号矩阵，我们分析出人类“死”而“被铭记”的仪式过程，是一种人类共同的生死观。研究者们运用媒介仪式视角，主要强调仪式化报道在社会整合、营造民族共同体方面发挥的作用。前者关照“人”本身，而后者更关注社会和民族。□
参考文献
①[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 著，麻争旗 译：《媒介事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
②李春霞：《地震与“媒介世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7）
③李春霞：《灾难·媒介仪式与国家》，《贵州社会科学》，2008（6）
④《全国哀悼日CCTV电视直播对媒介仪式的呈现》，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957
⑥[法]安娜·埃诺著，怀宇译：《符号学简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03、109
⑦⑧康建伟，《对“符号矩阵”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反思》，《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作者：李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梁智，《长江商报》时事新闻中心编辑）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