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际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局势，内循环成为业界与社会热议的新词。习近平指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面向全球开放，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外循环，带动了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所谓外循环，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进口资源，发挥劳动力与产业链优势，生产产品，再出口出去。
　　在这个过程中，从产品角度看，产品生产在中国，产品消费的大头在国际。从利润角度看，长期以来，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国际品牌占据了大部分利润，获得了大部分溢价，代工方只能赚取微薄的代工费。所以，中国制造业，听起来是“世界工厂”，很厉害，但利润大头与自己无关。比如亚洲最大的日用玻璃器皿制造商安徽德力，给麦当劳、星巴克设计制造的创意玻璃杯，自己只赚加工费，品牌方一转手就赚走几百元。
　　这个局面，倒也不能简单地说不合理，因为资本、技术参与了产品生产，是产品生产必不可少的要素，不可替代性强，那么，自然要参与分配，并拿走大头。
　　这个局面的另一面，就是中国工人的工资相对较低，然后，以此工资，参与国内消费，进入国内生产、消费循环。这就是内循环。既然工资低，那么，内循环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提升国内需求，也就是说，扩大内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核心要义。某种程度上，国内需求并不是一个刺激问题，而是缺乏收入来支撑消费意愿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收入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乡问题，城市规模效应所能提供的机会与溢价，很大程度上能帮助人们提高收入。所谓城市溢价，简单地说，一个人在村里子搬砖，机会少，工钱低，但到城里了，建筑工地更多，工资也更高。
　　城市不仅提供更高的工资，也诱导国民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投资，这能改善一国劳动力素质，从而长期可持续地提升国民收入。比如，一个农村家庭，夫妻到城市打工，子女留守在农村。如果孩子能读书，他们会尽力供到大学。但如果成绩不好，他们给孩子的人生规划就是，读完义务教育就出来打工。
　　但如果城市化、大城市化趋势加强，他们能留在城市，那么，对孩子的人生规划就会和大城市居民一样，起码要求子女读到高中阶段，完成职业教育。这不仅能提供更高素质的劳动者，也会带来更多的消费。实际上，更多的教育投入，只是大城市更高的生活标准中的一个方面。在日用品、休闲上面，大城市都将带动更多的消费。这正是内循环所需要的。
　　更深层次的是，大城市更多的消费，会刺激群体性的增加工资的要求，从而使得分配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比如，如果农民工仅仅是回老家建房子，他对积蓄的要求就比较低，但如果是在城市买一套房子，对积蓄的要求就会显著增加。一个人的要求增加，市场可以无视，但无数人同时提升要求，这就会带动工资的上涨。而低收入群体有更多工资之后，消费会更多，于是，国内需求替代国外需求，内循环就如此运行起来。
　　在城市溢价效应中，小城市比农村强，大城市比小城市强。最近，在习近平主持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的参会引发关注。他长期研究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持大城市化观点，认为中国的大城市不是太大，而是被控制得太厉害了，应该更大。中国人口集聚可加强。
　　见微知著，陆铭参会，或许意味着，以带动内循环为目标的中国新一轮城市化政策，正在发生转变。北上广深会再次张开怀抱，欢迎年輕人，欢迎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