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民粹主义兴起带来的政治局势不确定是导致欧洲产生“选举焦虑”的直接原因，各种危机的叠加效应是这种焦虑产生的深层原因。但究其根本，则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造成了“选举焦虑”，乃至“欧洲焦虑”。
【关键词】“选举焦虑” 民粹主义 欧洲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欧洲似乎患上了“选举焦虑症”，在每一次选举之前，主流舆论都难掩焦虑，这一点在2017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焦虑”对象不仅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大国，也包括奥地利、荷兰等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那么究竟什么是“选举焦虑”？欧洲近年来频繁出现“选举焦虑”的原因是什么？
“选举焦虑”既不是一个新近出现的词汇，也不是一种新近发生的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最近两三年来，国外媒体使用这一词汇的频率确实很高。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均出现了“黑天鹅”事件，超出了当时社会主流舆论的最初预判，引发了主流舆论的担忧。2017年是欧洲的“超级大选年”，包括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三个传统大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先后进行了议会或总统选举，其中一些国家的选举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欧洲未来局势的走向。与以往各届大选不同的是，2017年的欧洲存在着太多不确定因素，导致很多大选的结果难以预测，甚至民意测验的结果与最终的结果大相径庭。因此，是否还会出现“黑天鹅”事件，是否还会有更多的“意外”发生？在欧洲国家举行选举之前，无论是政治家、政党、民众还是舆论，都患上了程度不等的“焦虑症”，其中尤以主流政党和媒体最为明显。
当然，不同群体所关注的问题和焦虑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对于政治家而言，从短期来看，选举结果直接关系到政党或政治派别的上台执政，而从长远来看，选举结果影响的是整个国家乃至欧洲的未来发展方向；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最为关心和担忧的是选举结果会对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就业和福利制度。而表现在媒体，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中的“焦虑”，则需要就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欧洲近年来的确存在着程度不一的“选举焦虑”，但也需要看到，一些媒体对这种所谓的“焦虑”有过度解读之嫌。
当前，“选举焦虑”在欧洲普遍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近年来欧洲不仅存在着“选举焦虑”，同时也存在着其他各种各样的焦虑，如“福利焦虑”“欧元焦虑”“难民焦虑”“安全焦虑”等。或者说，“选举焦虑”只是对欧洲多重危机的一种折射和反映，并且在选举之前得到了集中的爆发。
从心理学上看，产生焦虑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而民粹主义恰恰是近年来欧洲政坛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进入21世纪后，民粹主义在欧洲逐渐引起重视。在2009年和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特别是2014年，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2015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上台执政。2016年，英国公投“脱歐”。同年，意大利宪法公投失败。而2017年欧洲的“超级大选年”则可以说是民粹主义政党的“胜利”，或者可以说是中右和中左等主流政党的“败退”。在德国，一跃成为第三大党的选择党“成功地”搅乱了政局，使组阁拖延了5个月之久；在法国，极左和极右翼政党同时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而传统的中左和中右翼政党均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奥地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都成功进入政府；在荷兰，民粹主义政党成为第二大党，导致组阁用时208天才得以成功。2018年的意大利选举更被喻为“反建制政党的全面胜利”：五星运动党成为最大的单一政党；而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的中右联盟则成为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联盟（其成员包括极右翼政党北方联盟党），二者有望组成新一届联合政府。
民粹主义政党的成长速度之快，超出了政治家和主流舆论的判断，而这也恰恰成为欧洲产生“选举焦虑”的重要缘由。事实上，人们对一个国家选举结果的焦虑程度与该国民粹主义的影响是成正比的，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这个国家在欧洲乃至世界上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选举，荷兰和奥地利等国家的选举也引起人们“焦虑”的关键原因。
2017年欧洲“超级大选年”的结果，也的确证明人们的“选举焦虑”并非杞人忧天。尽管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多数欧洲国家仍是传统的中间派政党执政，但民粹主义政党崛起造成的不确定后果已经初步体现在组阁困难上，未来甚至有可能导致政治对立的激化，加剧政治动荡，并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人们对选举的焦虑，加重民众对国家和欧洲前途的悲观情绪。
从深层次来看，欧洲目前面临的“选举焦虑”折射出的是其深陷的多重危机，这些危机涉及经济、社会、安全和政治等各个方面，并导致了“欧洲梦”的破灭。
二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成为世界各国仰慕的对象：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拥有高福利制度以及丰富高雅的文化生活。欧洲一体化的成就更是令世人瞩目，以迅速恢复繁荣与和平而著称，成为其他地区纷纷效仿的“典范”。这一现象被很多欧洲学者称为“欧洲梦”：自足、自豪、自信。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曾写了一本书叫《欧洲梦》，提出相比于“美国梦”，“欧洲梦”才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梦想。
但是，“欧洲梦”并没有持续很久。首先，欧洲经济陷入危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就出现了被称为“欧洲硬化症”的“欧洲病”，欧洲不仅陷入经济萎缩和高失业率的困境，而且，曾经引以为傲的高福利政策也成为其沉重的负担。尽管90年代以后的欧洲逐渐走出了危机。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让欧洲再次陷入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的困境之中，至今仍没有解决，而这也正是民众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最重要原因。 其次，经济危机带来了社会危机。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甚至衰退不可避免地造成居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中产阶级萎缩。而绝大多数国家除了实行紧缩政策外找不到其他更有效的方式，但紧缩政策导致福利支出减少，收入较低的阶层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进而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加剧了收入较低人群的社会剥离感和被排斥感。
再次，出现安全危机。2015年以来，欧洲多个国家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难民危机与恐怖袭击的叠加效应，导致欧洲安全危机和安全焦虑进一步升级。同时，难民政策也因此成为欧洲多国大选的主题，并成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加分项”。
最后，欧洲对自身地位的焦虑。欧洲经历的多重危机不仅使其经济受挫，其国际地位也开始下降。相对而言，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蒸蒸日上，国际地位迅速攀升，这让长期具有优越感的欧洲人，陡然生出一种被边缘化的失落感和对自身地位的焦虑感。
所有这些危机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当前欧洲陷入一种时代背景，即经济上的不稳定和紧缩环境，以及社会、安全和国际领域面临的动荡和重构，而这一切指向的都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对未知的、不确定的事物极易产生焦虑或恐惧，而焦虑在政治上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抵制”，欧洲各国民众对传统政党的“抵制”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首先，代议制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代议制是目前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民主形式，其本意是让人民选出的代表根据人民的委托、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国家权力。但这一制度发展到今天，其代表性不足的问题越发突出。人民只在投票时才有非常有限的选择权，而在选举结束后就几乎不再拥有任何实质性的控制权。因此，选举几乎成为人民表达不满的唯一途径，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对傳统政党的不满。
其次，传统政党政治似乎走入了“死胡同”。政党是欧洲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它本应是民众与政治家、政府的联系纽带，也是民众进行政治参与、控制和监督政府的手段。但事实上，传统政党逐渐成为少数精英控制的“政治工具”，其政策也越来越为精英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打着“民众主义”的民粹主义政党自然会吸引不少人的支持。
最后，当前欧洲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近年来欧洲国家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地采用全民公投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反面验证了当前欧洲政治家普遍缺乏足够领导力，缺乏对整个局势的掌控，因而不得不将棘手问题诉诸“全民决定”。领导人能力的缺失，其后果必然是政府频繁的更迭（如意大利）、政策执行的软弱以及民众的不信任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而这些都是“焦虑”心理的来源。
从欧盟层面来看，民主合法性和代表性缺失等机制性缺陷以及缺乏强有力领导人等问题则更加突出。欧洲的民主赤字问题、合法性问题、身份认同问题以及欧盟权力对国家主权的侵蚀问题等，不一而足。这些都令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前途焦虑不安，甚至产生了抵制和不信任心理，从而再次催生了对反对欧元、反对一体化政党的支持。
经过长达5个月的艰难谈判，德国新一届政府终于在2018年3月组阁成功，这也可以算得上是近年来以“不确定性”为“主旋律”的欧洲政治中少有的“确定性”因素了。第四次出任总理的默克尔让一部分欧洲人忧虑减少，也为欧洲一体化的继续前行带来了希望，但并不是所有国家和民众都为此欢欣鼓舞，也有一些国家和民众是持相反态度的，一部分人甚至更加焦虑。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也没有变得明朗，反而更加“迷雾重重”。跃跃欲试的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早在2017年9月就提出了改革欧盟，特别是改革欧元区的动议，比如，设立欧元区共同预算以及欧元区财政部长等可以称得上是“激进”的动议。尽管德国也一直希望重新启动欧元区改革，但德法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欧洲一体化向来以“退一步进两步”的渐进改革著称，过于激进的措施有可能加剧民众的不安感和焦虑感，甚至会更进一步提高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而诸如社会福利改革、移民问题和恐怖袭击等也仍是未来欧洲继续“焦虑”的来源，特别是民粹主义政党纷纷进入政府或议会，使得欧洲各国的移民政策面临着更大的未知数。
简言之，欧洲面临经济、社会、安全和政治等领域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一日得不到彻底解决，“欧洲焦虑”就不可能彻底消除，并且会在各种选举中反复出现。即使是欧洲的经济、社会、安全形势能够得到明显好转，但如果无法根除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根本缺陷，焦虑的根源也依然会存在。正如有些西方学者所提出的那样，焦虑已经成为这个时代西方社会的突出特征，它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政治的态度，而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驱动政治的重要因素和力量。甚至可以认为，不同形式的焦虑对西方民主政治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会比其表现出来的还要深刻得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地方选举大胜贝卢斯科尼欲强势复出》，新华网，2017年11月8日。
②《默克尔组阁取得突破德法共塑欧盟前景看好》，新华网，2018年2月8日。
责编/孙渴
【关键词】“选举焦虑” 民粹主义 欧洲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欧洲似乎患上了“选举焦虑症”，在每一次选举之前，主流舆论都难掩焦虑，这一点在2017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焦虑”对象不仅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大国，也包括奥地利、荷兰等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那么究竟什么是“选举焦虑”？欧洲近年来频繁出现“选举焦虑”的原因是什么？
当前欧洲国家“选举焦虑”的表现
“选举焦虑”既不是一个新近出现的词汇，也不是一种新近发生的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最近两三年来，国外媒体使用这一词汇的频率确实很高。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均出现了“黑天鹅”事件，超出了当时社会主流舆论的最初预判，引发了主流舆论的担忧。2017年是欧洲的“超级大选年”，包括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三个传统大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先后进行了议会或总统选举，其中一些国家的选举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欧洲未来局势的走向。与以往各届大选不同的是，2017年的欧洲存在着太多不确定因素，导致很多大选的结果难以预测，甚至民意测验的结果与最终的结果大相径庭。因此，是否还会出现“黑天鹅”事件，是否还会有更多的“意外”发生？在欧洲国家举行选举之前，无论是政治家、政党、民众还是舆论，都患上了程度不等的“焦虑症”，其中尤以主流政党和媒体最为明显。
当然，不同群体所关注的问题和焦虑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对于政治家而言，从短期来看，选举结果直接关系到政党或政治派别的上台执政，而从长远来看，选举结果影响的是整个国家乃至欧洲的未来发展方向；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最为关心和担忧的是选举结果会对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就业和福利制度。而表现在媒体，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中的“焦虑”，则需要就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欧洲近年来的确存在着程度不一的“选举焦虑”，但也需要看到，一些媒体对这种所谓的“焦虑”有过度解读之嫌。
当前，“选举焦虑”在欧洲普遍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近年来欧洲不仅存在着“选举焦虑”，同时也存在着其他各种各样的焦虑，如“福利焦虑”“欧元焦虑”“难民焦虑”“安全焦虑”等。或者说，“选举焦虑”只是对欧洲多重危机的一种折射和反映，并且在选举之前得到了集中的爆发。
民粹主义兴起造成的不确定性，是导致欧洲“选举焦虑症”产生的最直接原因
从心理学上看，产生焦虑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而民粹主义恰恰是近年来欧洲政坛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进入21世纪后，民粹主义在欧洲逐渐引起重视。在2009年和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特别是2014年，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2015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上台执政。2016年，英国公投“脱歐”。同年，意大利宪法公投失败。而2017年欧洲的“超级大选年”则可以说是民粹主义政党的“胜利”，或者可以说是中右和中左等主流政党的“败退”。在德国，一跃成为第三大党的选择党“成功地”搅乱了政局，使组阁拖延了5个月之久；在法国，极左和极右翼政党同时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而传统的中左和中右翼政党均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奥地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都成功进入政府；在荷兰，民粹主义政党成为第二大党，导致组阁用时208天才得以成功。2018年的意大利选举更被喻为“反建制政党的全面胜利”：五星运动党成为最大的单一政党；而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的中右联盟则成为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联盟（其成员包括极右翼政党北方联盟党），二者有望组成新一届联合政府。
民粹主义政党的成长速度之快，超出了政治家和主流舆论的判断，而这也恰恰成为欧洲产生“选举焦虑”的重要缘由。事实上，人们对一个国家选举结果的焦虑程度与该国民粹主义的影响是成正比的，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这个国家在欧洲乃至世界上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选举，荷兰和奥地利等国家的选举也引起人们“焦虑”的关键原因。
2017年欧洲“超级大选年”的结果，也的确证明人们的“选举焦虑”并非杞人忧天。尽管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多数欧洲国家仍是传统的中间派政党执政，但民粹主义政党崛起造成的不确定后果已经初步体现在组阁困难上，未来甚至有可能导致政治对立的激化，加剧政治动荡，并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人们对选举的焦虑，加重民众对国家和欧洲前途的悲观情绪。
欧洲面临的多重危机导致“欧洲梦”破灭，是欧洲“选举焦虑症”产生的深层原因
从深层次来看，欧洲目前面临的“选举焦虑”折射出的是其深陷的多重危机，这些危机涉及经济、社会、安全和政治等各个方面，并导致了“欧洲梦”的破灭。
二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成为世界各国仰慕的对象：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拥有高福利制度以及丰富高雅的文化生活。欧洲一体化的成就更是令世人瞩目，以迅速恢复繁荣与和平而著称，成为其他地区纷纷效仿的“典范”。这一现象被很多欧洲学者称为“欧洲梦”：自足、自豪、自信。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曾写了一本书叫《欧洲梦》，提出相比于“美国梦”，“欧洲梦”才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梦想。
但是，“欧洲梦”并没有持续很久。首先，欧洲经济陷入危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就出现了被称为“欧洲硬化症”的“欧洲病”，欧洲不仅陷入经济萎缩和高失业率的困境，而且，曾经引以为傲的高福利政策也成为其沉重的负担。尽管90年代以后的欧洲逐渐走出了危机。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让欧洲再次陷入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的困境之中，至今仍没有解决，而这也正是民众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最重要原因。 其次，经济危机带来了社会危机。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甚至衰退不可避免地造成居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中产阶级萎缩。而绝大多数国家除了实行紧缩政策外找不到其他更有效的方式，但紧缩政策导致福利支出减少，收入较低的阶层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进而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加剧了收入较低人群的社会剥离感和被排斥感。
再次，出现安全危机。2015年以来，欧洲多个国家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难民危机与恐怖袭击的叠加效应，导致欧洲安全危机和安全焦虑进一步升级。同时，难民政策也因此成为欧洲多国大选的主题，并成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加分项”。
最后，欧洲对自身地位的焦虑。欧洲经历的多重危机不仅使其经济受挫，其国际地位也开始下降。相对而言，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蒸蒸日上，国际地位迅速攀升，这让长期具有优越感的欧洲人，陡然生出一种被边缘化的失落感和对自身地位的焦虑感。
所有这些危机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当前欧洲陷入一种时代背景，即经济上的不稳定和紧缩环境，以及社会、安全和国际领域面临的动荡和重构，而这一切指向的都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对未知的、不确定的事物极易产生焦虑或恐惧，而焦虑在政治上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抵制”，欧洲各国民众对传统政党的“抵制”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西方民主制度的固有弊端，是欧洲“选举焦虑症”产生的根本原因
首先，代议制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代议制是目前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民主形式，其本意是让人民选出的代表根据人民的委托、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国家权力。但这一制度发展到今天，其代表性不足的问题越发突出。人民只在投票时才有非常有限的选择权，而在选举结束后就几乎不再拥有任何实质性的控制权。因此，选举几乎成为人民表达不满的唯一途径，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对傳统政党的不满。
其次，传统政党政治似乎走入了“死胡同”。政党是欧洲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它本应是民众与政治家、政府的联系纽带，也是民众进行政治参与、控制和监督政府的手段。但事实上，传统政党逐渐成为少数精英控制的“政治工具”，其政策也越来越为精英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打着“民众主义”的民粹主义政党自然会吸引不少人的支持。
最后，当前欧洲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近年来欧洲国家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地采用全民公投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反面验证了当前欧洲政治家普遍缺乏足够领导力，缺乏对整个局势的掌控，因而不得不将棘手问题诉诸“全民决定”。领导人能力的缺失，其后果必然是政府频繁的更迭（如意大利）、政策执行的软弱以及民众的不信任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而这些都是“焦虑”心理的来源。
从欧盟层面来看，民主合法性和代表性缺失等机制性缺陷以及缺乏强有力领导人等问题则更加突出。欧洲的民主赤字问题、合法性问题、身份认同问题以及欧盟权力对国家主权的侵蚀问题等，不一而足。这些都令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前途焦虑不安，甚至产生了抵制和不信任心理，从而再次催生了对反对欧元、反对一体化政党的支持。
经过长达5个月的艰难谈判，德国新一届政府终于在2018年3月组阁成功，这也可以算得上是近年来以“不确定性”为“主旋律”的欧洲政治中少有的“确定性”因素了。第四次出任总理的默克尔让一部分欧洲人忧虑减少，也为欧洲一体化的继续前行带来了希望，但并不是所有国家和民众都为此欢欣鼓舞，也有一些国家和民众是持相反态度的，一部分人甚至更加焦虑。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也没有变得明朗，反而更加“迷雾重重”。跃跃欲试的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早在2017年9月就提出了改革欧盟，特别是改革欧元区的动议，比如，设立欧元区共同预算以及欧元区财政部长等可以称得上是“激进”的动议。尽管德国也一直希望重新启动欧元区改革，但德法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欧洲一体化向来以“退一步进两步”的渐进改革著称，过于激进的措施有可能加剧民众的不安感和焦虑感，甚至会更进一步提高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而诸如社会福利改革、移民问题和恐怖袭击等也仍是未来欧洲继续“焦虑”的来源，特别是民粹主义政党纷纷进入政府或议会，使得欧洲各国的移民政策面临着更大的未知数。
简言之，欧洲面临经济、社会、安全和政治等领域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一日得不到彻底解决，“欧洲焦虑”就不可能彻底消除，并且会在各种选举中反复出现。即使是欧洲的经济、社会、安全形势能够得到明显好转，但如果无法根除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根本缺陷，焦虑的根源也依然会存在。正如有些西方学者所提出的那样，焦虑已经成为这个时代西方社会的突出特征，它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政治的态度，而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驱动政治的重要因素和力量。甚至可以认为，不同形式的焦虑对西方民主政治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会比其表现出来的还要深刻得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地方选举大胜贝卢斯科尼欲强势复出》，新华网，2017年11月8日。
②《默克尔组阁取得突破德法共塑欧盟前景看好》，新华网，2018年2月8日。
责编/孙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