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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邓丽君还活着,今年她足足该过60岁的生日了。眼下,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里,一场最大规模的邓丽君纪念展正以《原乡人》、《我只在乎你》、《漫步人生路》等歌曲为背景回顾邓丽君的一生。3D技术也被采用,在一方小小的舞台上,穿着浅紫色蝴蝶旗袍的邓丽君款款唱着《何日君再来》,仿佛斯人依旧。
邓丽君风靡大陆恰逢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邓丽君的歌声曾被贴上“靡靡之音”标签,主流媒体从不播放邓丽君的歌曲。邓丽君是如何在中国大陆流行起来的已无从追究,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快邓丽君的歌曲几乎成了青年人时髦的象征。
邓丽君的歌曲首先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她的演唱固然继承了浅吟低唱、风花雪月的“小资”情调,却消除了早期歌手的“嗲”而更为流畅自然。极好的音准和节奏感使她能轻松完成无伴奏的现场清唱,与现场乐队和钢琴伴奏进行完美的配合,最大程度地诠释歌词意境。她的音域并不太宽,真假声混合的演唱却解决了这个问题,真声演唱自然、亲切、贴近口语的风格和作为修饰声音的假声,使得“混合声”柔和、细腻、略带飘渺。邓丽君没有完全接受70年代港台国语歌手普遍存在的“洋气与生硬相结合的喊唱”和“换气痕迹较为明显”的演唱特点,她演唱时音量轻柔,换气时痕迹较轻。此外,邓丽君在国语流行歌坛上率先运用“气声唱法”演唱,演唱时声音位置气息均匀,共鸣较好,也使得她的演唱柔而不虚,“颤音”处理极为巧妙,“泣声”更是她标志性的演唱特点。
作为来自大陆北方家庭的台湾外省子女,邓丽君 “吐字归音”十分清晰,这给了她大量演唱国语歌曲、尤其是具有民歌小调及戏曲韵味的国语通俗作品很大的发展空间。她对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民间歌曲和戏曲的音乐风格把握较为准确,在演唱时经常将中国民间音乐中的跳音、滑音等元素融入其作品中,使其演唱棱角分明、腔调圆润。华语流行乐坛几十年后的“民族风”,并不能说是开创,而只是与西方流行乐坛的再度融合罢了。
作为20世纪华语歌坛公认的“台风完美”的通俗歌手,邓丽君十分重视舞台表现力,在演唱不同风格和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作品时,她借用中国戏曲的身韵与古典舞的动作、西方拉丁舞、日本民族舞蹈的姿态等配合演唱。在选用流行时装的同时,她也会选穿传统的旗袍。礼貌和真诚、谦虚和谨慎、热情和动情,构成了邓丽君在舞台上的完美风姿。走向成熟演艺时期的邓丽君有其专属乐队和人声伴唱,在演唱中还聘请了专职舞蹈演员进行伴舞,这在当时实属少见。对流行的把握并未摒除中国传统音乐,电子乐器横行之时,邓丽君坚持要在乐队中加入中国的传统乐器,这是个歌者对音乐的认识与坚持。
严格地说,邓丽君是自中国早期流行歌曲以来一个集大成者。由于她的作品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也融合了多种民族民间乐风和西方流行音乐的表现手段,对于内地流行音乐的早期开发无疑也起到了发凡启蒙的作用。此后中国内地大量出现的“小邓丽君”便是范例。令人慨叹的是,直到今天,即便很多歌手坦陈对邓丽君的崇敬之情,却不在乎邓丽君对音乐的虔诚和作为流行歌手的进取心、敬业态度。如今,在大陆和港台流行歌坛洋风盛行,中国的传统演绎方式快被人遗忘了,许多人因此形成不了自己的歌路,另一些人则在“民族音乐”的极端越走越远。还有不少歌手不重视唱功,只会靠录音室的合成唱歌,现场音乐或假唱或穿帮。越是这个时候,越让人怀念那个真诚的时代,这也是回归音乐真谛的音乐节目能够被观众接受的原因之一吧。
然而邓丽君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流行歌曲或是一个流行歌星带给社会的影响。她的歌声甚至改变了大的社会思维——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她歌曲里的真实表达,让很多人在恋爱中、在相识中能选择一种真实。在1979年前,彼此的交往还不是现在这种语言和生活方式,她的歌彻底改变了我们。邓丽君歌中爱情的主题对当时尚未完全脱离“蓝灰色”氛围的青年人带来一种“蠢蠢欲动”的催动力量。许多青年人按照邓丽君歌曲的“教唆”谈起了情,说起了爱。恋人们也敢于在公开场合拉起了手,搂起了肩。没有哪一个歌手能够影响这么多华人,尤其在内地。
很多人还记得电影《甜蜜蜜》里,纽约街头的电视新闻里播放邓丽君去世的那一天,各奔天涯的小军与李翘各自停在街头收看新闻,两人终于久别重逢的百转千回。在车上听到邓丽君的去世消息,使陈可辛想到把她的歌和与她有关的东西移到电影里去,才把戏名改成了《甜蜜蜜》。
有人曾说邓丽君的成功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是因为大陆的客观环境因素给了她一个机会,持此谬论者只要把眼光放远、视角开阔一些,看看邓丽君同时在台湾、在香港、在日本、在东南亚、在美国所取得的空前而巨大的成就,就会明白,在那些没有经历过文化严格管制的地方,在那些竞争激烈而艺术市场机制完善的地方,她一样受到广泛的欢迎。就像邓丽君的歌迷所说:是邓丽君创造了一个时代,而不是时代成就了她。
邓丽君风靡大陆恰逢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邓丽君的歌声曾被贴上“靡靡之音”标签,主流媒体从不播放邓丽君的歌曲。邓丽君是如何在中国大陆流行起来的已无从追究,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快邓丽君的歌曲几乎成了青年人时髦的象征。
邓丽君的歌曲首先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她的演唱固然继承了浅吟低唱、风花雪月的“小资”情调,却消除了早期歌手的“嗲”而更为流畅自然。极好的音准和节奏感使她能轻松完成无伴奏的现场清唱,与现场乐队和钢琴伴奏进行完美的配合,最大程度地诠释歌词意境。她的音域并不太宽,真假声混合的演唱却解决了这个问题,真声演唱自然、亲切、贴近口语的风格和作为修饰声音的假声,使得“混合声”柔和、细腻、略带飘渺。邓丽君没有完全接受70年代港台国语歌手普遍存在的“洋气与生硬相结合的喊唱”和“换气痕迹较为明显”的演唱特点,她演唱时音量轻柔,换气时痕迹较轻。此外,邓丽君在国语流行歌坛上率先运用“气声唱法”演唱,演唱时声音位置气息均匀,共鸣较好,也使得她的演唱柔而不虚,“颤音”处理极为巧妙,“泣声”更是她标志性的演唱特点。
作为来自大陆北方家庭的台湾外省子女,邓丽君 “吐字归音”十分清晰,这给了她大量演唱国语歌曲、尤其是具有民歌小调及戏曲韵味的国语通俗作品很大的发展空间。她对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民间歌曲和戏曲的音乐风格把握较为准确,在演唱时经常将中国民间音乐中的跳音、滑音等元素融入其作品中,使其演唱棱角分明、腔调圆润。华语流行乐坛几十年后的“民族风”,并不能说是开创,而只是与西方流行乐坛的再度融合罢了。
作为20世纪华语歌坛公认的“台风完美”的通俗歌手,邓丽君十分重视舞台表现力,在演唱不同风格和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作品时,她借用中国戏曲的身韵与古典舞的动作、西方拉丁舞、日本民族舞蹈的姿态等配合演唱。在选用流行时装的同时,她也会选穿传统的旗袍。礼貌和真诚、谦虚和谨慎、热情和动情,构成了邓丽君在舞台上的完美风姿。走向成熟演艺时期的邓丽君有其专属乐队和人声伴唱,在演唱中还聘请了专职舞蹈演员进行伴舞,这在当时实属少见。对流行的把握并未摒除中国传统音乐,电子乐器横行之时,邓丽君坚持要在乐队中加入中国的传统乐器,这是个歌者对音乐的认识与坚持。
严格地说,邓丽君是自中国早期流行歌曲以来一个集大成者。由于她的作品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也融合了多种民族民间乐风和西方流行音乐的表现手段,对于内地流行音乐的早期开发无疑也起到了发凡启蒙的作用。此后中国内地大量出现的“小邓丽君”便是范例。令人慨叹的是,直到今天,即便很多歌手坦陈对邓丽君的崇敬之情,却不在乎邓丽君对音乐的虔诚和作为流行歌手的进取心、敬业态度。如今,在大陆和港台流行歌坛洋风盛行,中国的传统演绎方式快被人遗忘了,许多人因此形成不了自己的歌路,另一些人则在“民族音乐”的极端越走越远。还有不少歌手不重视唱功,只会靠录音室的合成唱歌,现场音乐或假唱或穿帮。越是这个时候,越让人怀念那个真诚的时代,这也是回归音乐真谛的音乐节目能够被观众接受的原因之一吧。
然而邓丽君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流行歌曲或是一个流行歌星带给社会的影响。她的歌声甚至改变了大的社会思维——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她歌曲里的真实表达,让很多人在恋爱中、在相识中能选择一种真实。在1979年前,彼此的交往还不是现在这种语言和生活方式,她的歌彻底改变了我们。邓丽君歌中爱情的主题对当时尚未完全脱离“蓝灰色”氛围的青年人带来一种“蠢蠢欲动”的催动力量。许多青年人按照邓丽君歌曲的“教唆”谈起了情,说起了爱。恋人们也敢于在公开场合拉起了手,搂起了肩。没有哪一个歌手能够影响这么多华人,尤其在内地。
很多人还记得电影《甜蜜蜜》里,纽约街头的电视新闻里播放邓丽君去世的那一天,各奔天涯的小军与李翘各自停在街头收看新闻,两人终于久别重逢的百转千回。在车上听到邓丽君的去世消息,使陈可辛想到把她的歌和与她有关的东西移到电影里去,才把戏名改成了《甜蜜蜜》。
有人曾说邓丽君的成功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是因为大陆的客观环境因素给了她一个机会,持此谬论者只要把眼光放远、视角开阔一些,看看邓丽君同时在台湾、在香港、在日本、在东南亚、在美国所取得的空前而巨大的成就,就会明白,在那些没有经历过文化严格管制的地方,在那些竞争激烈而艺术市场机制完善的地方,她一样受到广泛的欢迎。就像邓丽君的歌迷所说:是邓丽君创造了一个时代,而不是时代成就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