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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昏迷七天七夜之后走了。
她在世上活了七十三年,已经是外祖父家族里最长寿的人了。
外祖母五十一岁心肌猝死。她一听到崖头高音喇叭里传出“地主张义立即来大队接受批斗!”浑身便筛子般颤栗。从万家村嫁到这户老实人家里,带孩子,为雇工做饭,看着高大的丈夫领着几个长工起早贪黑,种地拉货,慢慢添了田地,置了十几头高脚牲口。往往是丈夫和伙计吃饱,她才和几个孩子就着剩菜吃几口。她盼望着那个好日子,一家人过上好光景了,自己就能松口气,享享清福。突然间乾坤颠倒,张家人沉入地狱,成为人见人嫌的罪人。一家人呆呆地守在三孔窑洞里,丈夫沉默不语,一袋烟一袋烟抽着,女儿嫁不出去,儿子没有前途,她眼前只有绝望。我至今不知道外婆的名字,本以为随时可以问母亲,不料母亲就这样离世了。已经没有人知道老人家的名字了。
嫁给贫农的母亲被渴望晋升的军官丈夫抛弃,外祖母一夜之间老了。她为大女儿和两个孙子愁得睡不着觉,头发齐刷刷白了。咋办呐?咋办呐?她念叨着。
外婆走后,外祖父就更沉默了。在我的记忆里,劣质旱烟冒出的烟味,罩住了绛中村那间破败的窑洞,不时会从窑洞深处的床板上传来长长的叹气声。母亲和我两个姨一脸愁容,坐在烧炕上一针又一针地纳着鞋底。异样的气氛里,我大气不敢出。
一家人仿佛与世隔绝。偶尔来人,也是匆匆说几句话就走。走来走去也就几家老亲戚,过年过节说几句客套话。和外面的联系就靠窑洞顶上的大喇叭,威风凛凛的干部会站在崖头,硬硬地吆喝外祖父和我两个舅舅:拿上铁锨收拾牲口棚了!赶紧出来浇地!
郁郁寡欢,外祖父得了气鼓病,肚子大得如同碌碡。无钱治病,只能一天天拖着。冬天里,公社官员大兴土木,征用气喘吁吁的外祖父筑墙,严寒里吸入冷气,大口吐血。姨出嫁了,舅舅分开过了,外祖父独自躺在老窑里捱着日子。
一九七六年夏天,母亲趁晌午间歇,用架子车将老人家接到家里。外祖父躺在轮椅上,整天半眯眼,不言语,我把饭端过去,他接过去三两下吃完,把碗放在地上。我没话跟他说。我是恨他的,因为他,我注定没有前途。老天为何把我生在这样的“剥削阶级”家里?在出身好的人面前,我有深深的自卑感。我甚至在心里接受这样的现实:世界是他们的,我们能活着就不错了。
那年秋天,雨水出奇地繁密,房倒墙塌,外祖父也死了,享年六十一岁。
一九九一年冬天,我在门头沟煤矿的时候,妹妹来信说,大姨暴病而亡。几年后,小姨子宫出血而死。母亲看着大姨留下的两个儿子和小姨留下的一儿一女发愁。没娘的孩子像根草,但她没精力照顾这么多孩子。她看着我两个姨夫相继白了头,弓了腰。
她们死后,母亲一下子没地方去了,也没有说话的亲人了。
前年,大舅舅突然失忆,糊涂多月后辞世,年仅六十五岁。母亲在自己大弟床前嚎啕大哭,怎么也劝不住。自那以后,母亲一天天萎靡了。她的眼神飘渺起来,经常望着很远的地方发呆她患高血压,原本吃药维持,从那以后,脸经常涨得通红,昏睡。接着,胃病,白内障,灰指甲,综合性肾炎,精神一日不如一日。中药复西药,最多时,一天要吃十几种各色药丸。后来,她一看见药就发怵。大剂量激素维持着她的机能,也改变了她的容颜。六七月时,她在电话里对我说,你恐怕都不认识你妈了。我是有准备的,可在八月中旬回家,还是吓了我一跳:母亲的面容完全变了。
一年多时间,进出医院四次,刚开始还能消肿,到最后,医生以找不到扎针的血管为由,逼迫母亲出院。家人明白,母亲来日无多。
她突然陷入昏迷,然后就离开了我们。
看着母亲的棺材徐徐沉入大地深处,我心里空了。从今而后,没有什么能填满那个空了。母亲张彩勤,陕西省扶风县五泉乡绛中村人,育有四子一女,留在人间的身份证上面注明:她生于1940年。
在村委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母亲变成了“张老孺人”,诸如“含辛茹苦”,“勤劳持家”之类的词语覆盖了她真实的一生。
她在世上活了七十三年,已经是外祖父家族里最长寿的人了。
外祖母五十一岁心肌猝死。她一听到崖头高音喇叭里传出“地主张义立即来大队接受批斗!”浑身便筛子般颤栗。从万家村嫁到这户老实人家里,带孩子,为雇工做饭,看着高大的丈夫领着几个长工起早贪黑,种地拉货,慢慢添了田地,置了十几头高脚牲口。往往是丈夫和伙计吃饱,她才和几个孩子就着剩菜吃几口。她盼望着那个好日子,一家人过上好光景了,自己就能松口气,享享清福。突然间乾坤颠倒,张家人沉入地狱,成为人见人嫌的罪人。一家人呆呆地守在三孔窑洞里,丈夫沉默不语,一袋烟一袋烟抽着,女儿嫁不出去,儿子没有前途,她眼前只有绝望。我至今不知道外婆的名字,本以为随时可以问母亲,不料母亲就这样离世了。已经没有人知道老人家的名字了。
嫁给贫农的母亲被渴望晋升的军官丈夫抛弃,外祖母一夜之间老了。她为大女儿和两个孙子愁得睡不着觉,头发齐刷刷白了。咋办呐?咋办呐?她念叨着。
外婆走后,外祖父就更沉默了。在我的记忆里,劣质旱烟冒出的烟味,罩住了绛中村那间破败的窑洞,不时会从窑洞深处的床板上传来长长的叹气声。母亲和我两个姨一脸愁容,坐在烧炕上一针又一针地纳着鞋底。异样的气氛里,我大气不敢出。
一家人仿佛与世隔绝。偶尔来人,也是匆匆说几句话就走。走来走去也就几家老亲戚,过年过节说几句客套话。和外面的联系就靠窑洞顶上的大喇叭,威风凛凛的干部会站在崖头,硬硬地吆喝外祖父和我两个舅舅:拿上铁锨收拾牲口棚了!赶紧出来浇地!
郁郁寡欢,外祖父得了气鼓病,肚子大得如同碌碡。无钱治病,只能一天天拖着。冬天里,公社官员大兴土木,征用气喘吁吁的外祖父筑墙,严寒里吸入冷气,大口吐血。姨出嫁了,舅舅分开过了,外祖父独自躺在老窑里捱着日子。
一九七六年夏天,母亲趁晌午间歇,用架子车将老人家接到家里。外祖父躺在轮椅上,整天半眯眼,不言语,我把饭端过去,他接过去三两下吃完,把碗放在地上。我没话跟他说。我是恨他的,因为他,我注定没有前途。老天为何把我生在这样的“剥削阶级”家里?在出身好的人面前,我有深深的自卑感。我甚至在心里接受这样的现实:世界是他们的,我们能活着就不错了。
那年秋天,雨水出奇地繁密,房倒墙塌,外祖父也死了,享年六十一岁。
一九九一年冬天,我在门头沟煤矿的时候,妹妹来信说,大姨暴病而亡。几年后,小姨子宫出血而死。母亲看着大姨留下的两个儿子和小姨留下的一儿一女发愁。没娘的孩子像根草,但她没精力照顾这么多孩子。她看着我两个姨夫相继白了头,弓了腰。
她们死后,母亲一下子没地方去了,也没有说话的亲人了。
前年,大舅舅突然失忆,糊涂多月后辞世,年仅六十五岁。母亲在自己大弟床前嚎啕大哭,怎么也劝不住。自那以后,母亲一天天萎靡了。她的眼神飘渺起来,经常望着很远的地方发呆她患高血压,原本吃药维持,从那以后,脸经常涨得通红,昏睡。接着,胃病,白内障,灰指甲,综合性肾炎,精神一日不如一日。中药复西药,最多时,一天要吃十几种各色药丸。后来,她一看见药就发怵。大剂量激素维持着她的机能,也改变了她的容颜。六七月时,她在电话里对我说,你恐怕都不认识你妈了。我是有准备的,可在八月中旬回家,还是吓了我一跳:母亲的面容完全变了。
一年多时间,进出医院四次,刚开始还能消肿,到最后,医生以找不到扎针的血管为由,逼迫母亲出院。家人明白,母亲来日无多。
她突然陷入昏迷,然后就离开了我们。
看着母亲的棺材徐徐沉入大地深处,我心里空了。从今而后,没有什么能填满那个空了。母亲张彩勤,陕西省扶风县五泉乡绛中村人,育有四子一女,留在人间的身份证上面注明:她生于1940年。
在村委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母亲变成了“张老孺人”,诸如“含辛茹苦”,“勤劳持家”之类的词语覆盖了她真实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