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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西方先哲中，可能唯有卢梭，读者才可以直呼其名—让-雅克，甚至还可以略显怜悯地在前面加上一个形容词“可怜的”（pauvre），以形容他那不幸的一生。卢梭是“死后才出生”（尼采语）的哲人：他与启蒙运动背道而驰，却常被后人纳入启蒙的阵营中;他对革命并不抱有期待，却被时代的变革放入神龛;生前孤独、受迫害、不被理解，著作却流传至今，其间被不断误读、曲解、利用。
解释之间的冲突与互相渗透，让卢梭成为经典。
读卢梭已是脑力上的马拉松（法文全集近一万页，这还不算其五十二卷的通信集），而每每与学友讨论卢梭时，亦是感觉无从入手。哪个专业的卢梭？政治哲学，法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音乐？谁的卢梭？革命者们，卡西尔，施特劳斯，塔尔蒙（Talmon），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哪个主义的卢梭？共和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
如何进入让-雅克的专属世界，而不是编织一张概念和符号的网？如何统摄作为“一”的卢梭思想，而并不满足于书名上出现“卢梭思想研究”“卢梭的哲学”等字样？瑞士学者让·斯塔罗宾斯基（1920-2019）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透明与障碍》（汪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以下仅标注页码），也许会给我们提供这种可能性。在探求卢梭“统一的意向”前，斯塔罗宾斯基在简短的序言中首先阐明了他自己的初衷：
不论正当与否，卢梭都不愿将其思想与个体性、理论与个人命运区隔开来。应当在存在与观念的融合和混杂中，循着卢梭呈现给我们的那个样子去理解他。由此，我们便通向这样一处境地：分析让-雅克的文学创作，就好像它体现了一种想象的行动一般;研究他的行为举止，仿佛它们建构了一种真实的虚构似的。（序言，第1页）
几乎每一个卢梭的研究者，都声称自己将尽可能地忠实于让-雅克，都试图像卢梭理解自己一样去理解卢梭，为何真正能做到的学者寥寥，而斯塔罗宾斯基却跻身于其中？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展开对于斯塔罗宾斯基诠释学方法的重述（散见于其后来的《批评的关系》[1970]和《意义的方法》[2013]文集中的诸多文章），况且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在用某种“方法”去“解经”，并谨慎地与那个时代的“方法控”（méthodol?trie）们保持着距离。斯塔罗宾斯基解读卢梭的最大特色在于，字里行间体现着他早已被卢梭的语言吸引，在欣赏其优美的同时从他的文本中不断受益，他对卢梭不仅产生了“原初的好感”（sympathie initiale），最后甚至与其“情感同化”（empathie）。读卢梭，可能就是要这样“想象的行动，真实的虚构”。
初看标题“透明与障碍”，斯塔罗宾斯基也许是在拒绝萨特“透明无障碍”（transparence sans obstacle）的文学理念，因为至少在前者看来，单纯的透明并不能直接通向作品的真理，真理的产生需要挪开它前面的障碍、揭开盖在其上的面纱、撕下遮蔽它的面具。然而，卢梭终究不是海德格尔，让-雅克更无意在一开始就探索“无蔽”（aletheia）：他一面感受着自己的心灵（第374页），一面想让所有人都可以读懂他的心灵（第379页）。可以说，“卢梭渴望心灵的沟通与透明，然而他在这份期待中受挫了。于是，他选择了相反的道路：接受乃至挑起障碍”（序言，第2-3页）。由此，从卢梭的第一部著作《论科学与艺术》（1750）开始，他就将批判的火力对准这个“被遮蔽”的社会，在他眼里“表象”（para?tre）與“恶”（mal）就是一回事，这也直接导致了卢梭的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否定性—否定“存在”（être）与“表象”的分离。卢梭当然是现代社会的控诉者，但令人吊诡的是，“他扮演的角色则是原告。然而一旦遭遇那对矛盾，他便会重返被告席”（第13页）。
当社会否定透明时，卢梭就否定社会，如此卢梭看起来可能与一般意义上的哲人无异。但是，斯塔罗宾斯基告诉我们，卢梭为了寻求真理，他虽然挑起了障碍（或“揭面纱”，dévoilement），但并没有就此罢休，因为真理并没有由此显现，卢梭还要再进行“自我显现”（“自我展示”，或exposition de soi），为的是让自己的独特性得到承认，同时也为了宣称自己是普遍真理（第151页），然而，卢梭自己“即是那不在场的真理”（第256页）。当斯塔罗宾斯基将“自我显现”与卢梭真理观相连接时，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可以正当地将卢梭的作品和其人生相互融合，而并不是像人物思想传记那样，将个人沉浮作为解释文本的背景，或是反过来，将文本的发生全都归结于作者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卢梭真正的独特性，在斯塔罗宾斯基看来，并不仅仅在于卢梭本人与他拒斥社会的关系、他作为成年人对于自己童年性幻想的自我诊断，而是他将“语言变成了直接经验的场域”（第415页），以至于他找到了言说的存在（être parlant）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即使这种关系不无危险）。当他用作品展示自己并诱使读者认同他的体验的真理时，作品已不再是作者与读者间的一个媒介，而已经变成了作者-作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斯塔罗宾斯基由“透明与障碍”入手解读卢梭，并不是人为地以两个“主题”支撑起一套思想体系，否则该书就无法恪守卢梭思想的时间顺序进行描述，而是应该倒序进行：首先讨论三部自传（揭示主体起源），然后过渡到《新爱洛依丝》《爱弥儿》《社会契约论》（自然即自我，自我显现于透明的社会），之后障碍出现，由此分析《论不平等的起源》（恶的产生机制），最后以《论科学与艺术》（世道沦亡）为结束。
数年之后，斯塔罗宾斯基又以类似的手法进入蒙田，后者同样与世界保持着距离，同时享受着自足而充盈的幸福，只不过他并不像卢梭那样对外部世界充满着敌视（斯塔罗宾斯基《变化之永恒》[1982]，左天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解释之间的冲突与互相渗透，让卢梭成为经典。
读卢梭已是脑力上的马拉松（法文全集近一万页，这还不算其五十二卷的通信集），而每每与学友讨论卢梭时，亦是感觉无从入手。哪个专业的卢梭？政治哲学，法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音乐？谁的卢梭？革命者们，卡西尔，施特劳斯，塔尔蒙（Talmon），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哪个主义的卢梭？共和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
如何进入让-雅克的专属世界，而不是编织一张概念和符号的网？如何统摄作为“一”的卢梭思想，而并不满足于书名上出现“卢梭思想研究”“卢梭的哲学”等字样？瑞士学者让·斯塔罗宾斯基（1920-2019）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透明与障碍》（汪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以下仅标注页码），也许会给我们提供这种可能性。在探求卢梭“统一的意向”前，斯塔罗宾斯基在简短的序言中首先阐明了他自己的初衷：
不论正当与否，卢梭都不愿将其思想与个体性、理论与个人命运区隔开来。应当在存在与观念的融合和混杂中，循着卢梭呈现给我们的那个样子去理解他。由此，我们便通向这样一处境地：分析让-雅克的文学创作，就好像它体现了一种想象的行动一般;研究他的行为举止，仿佛它们建构了一种真实的虚构似的。（序言，第1页）
几乎每一个卢梭的研究者，都声称自己将尽可能地忠实于让-雅克，都试图像卢梭理解自己一样去理解卢梭，为何真正能做到的学者寥寥，而斯塔罗宾斯基却跻身于其中？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展开对于斯塔罗宾斯基诠释学方法的重述（散见于其后来的《批评的关系》[1970]和《意义的方法》[2013]文集中的诸多文章），况且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在用某种“方法”去“解经”，并谨慎地与那个时代的“方法控”（méthodol?trie）们保持着距离。斯塔罗宾斯基解读卢梭的最大特色在于，字里行间体现着他早已被卢梭的语言吸引，在欣赏其优美的同时从他的文本中不断受益，他对卢梭不仅产生了“原初的好感”（sympathie initiale），最后甚至与其“情感同化”（empathie）。读卢梭，可能就是要这样“想象的行动，真实的虚构”。
初看标题“透明与障碍”，斯塔罗宾斯基也许是在拒绝萨特“透明无障碍”（transparence sans obstacle）的文学理念，因为至少在前者看来，单纯的透明并不能直接通向作品的真理，真理的产生需要挪开它前面的障碍、揭开盖在其上的面纱、撕下遮蔽它的面具。然而，卢梭终究不是海德格尔，让-雅克更无意在一开始就探索“无蔽”（aletheia）：他一面感受着自己的心灵（第374页），一面想让所有人都可以读懂他的心灵（第379页）。可以说，“卢梭渴望心灵的沟通与透明，然而他在这份期待中受挫了。于是，他选择了相反的道路：接受乃至挑起障碍”（序言，第2-3页）。由此，从卢梭的第一部著作《论科学与艺术》（1750）开始，他就将批判的火力对准这个“被遮蔽”的社会，在他眼里“表象”（para?tre）與“恶”（mal）就是一回事，这也直接导致了卢梭的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否定性—否定“存在”（être）与“表象”的分离。卢梭当然是现代社会的控诉者，但令人吊诡的是，“他扮演的角色则是原告。然而一旦遭遇那对矛盾，他便会重返被告席”（第13页）。
当社会否定透明时，卢梭就否定社会，如此卢梭看起来可能与一般意义上的哲人无异。但是，斯塔罗宾斯基告诉我们，卢梭为了寻求真理，他虽然挑起了障碍（或“揭面纱”，dévoilement），但并没有就此罢休，因为真理并没有由此显现，卢梭还要再进行“自我显现”（“自我展示”，或exposition de soi），为的是让自己的独特性得到承认，同时也为了宣称自己是普遍真理（第151页），然而，卢梭自己“即是那不在场的真理”（第256页）。当斯塔罗宾斯基将“自我显现”与卢梭真理观相连接时，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可以正当地将卢梭的作品和其人生相互融合，而并不是像人物思想传记那样，将个人沉浮作为解释文本的背景，或是反过来，将文本的发生全都归结于作者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卢梭真正的独特性，在斯塔罗宾斯基看来，并不仅仅在于卢梭本人与他拒斥社会的关系、他作为成年人对于自己童年性幻想的自我诊断，而是他将“语言变成了直接经验的场域”（第415页），以至于他找到了言说的存在（être parlant）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即使这种关系不无危险）。当他用作品展示自己并诱使读者认同他的体验的真理时，作品已不再是作者与读者间的一个媒介，而已经变成了作者-作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斯塔罗宾斯基由“透明与障碍”入手解读卢梭，并不是人为地以两个“主题”支撑起一套思想体系，否则该书就无法恪守卢梭思想的时间顺序进行描述，而是应该倒序进行：首先讨论三部自传（揭示主体起源），然后过渡到《新爱洛依丝》《爱弥儿》《社会契约论》（自然即自我，自我显现于透明的社会），之后障碍出现，由此分析《论不平等的起源》（恶的产生机制），最后以《论科学与艺术》（世道沦亡）为结束。
数年之后，斯塔罗宾斯基又以类似的手法进入蒙田，后者同样与世界保持着距离，同时享受着自足而充盈的幸福，只不过他并不像卢梭那样对外部世界充满着敌视（斯塔罗宾斯基《变化之永恒》[1982]，左天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