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生活在民国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比如战争、逃难、饥荒等，但生活在那个时代人的气质也是与众不同的。章太炎、梁启超、于右任、蔡元培、鲁迅、田汉、老舍、张爱玲、吴昌硕……无论是政界的还是教育界、文化艺术界的人物，他们身上都标榜一个符号——文人，那个时代也赋予了他们一种特有的集体气质——民国范儿。
　　民国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然而，社会的转型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各种文艺思潮如白话文运动、史学革命、佛学革命等在这一时期兴盛起来。在这个迷惘而彷徨的时期，书法艺术并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逝去而没落，而是在承接晚清遗风的同时逐渐演绎出千姿百态的新风貌。
　　名流续遗风
　　我们眼中的文人，“温文尔雅，君子如玉”应是第一印象。然而身在民国，是文人之大幸，亦是文人之不幸！在封建社会，书法直接影响着文人的仕途之路，因此在旧式教育体系中受到极大重视。尽管清末废除科举，新式学堂开始建立，但由于民国大部分书法家都曾经接受过传统教育，故而在文人们的意识中书法功底还是十分重要的。常叹时运不济的民国文人们的书写动机已由纯粹地钻研书法艺术和执着地成为职业写手变为一种情绪的释放和心情的记录。正是由于这类书法家越来越多地出现，致使在传统旧学中被推崇备至的书法向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民国时期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崇尚科学之风的形成使书法家的创作思路更加自由，在继承清代碑学的同时，逐渐抛弃了“赵董”书风以及馆阁体的束缚，个性化的成分体现得更加明显。
　　不同的书法家有着不同的阅历，这决定了他们个性书风的形成。民国书法家独特的人生阅历也是促成书法多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开启一代学风的蔡元培、陈独秀、王国维、梁启超、胡适、李叔同等，都是经旧学培养之后又接受西洋教育的饱学之士，他们是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即便在书法方面也颇具独特的才能。蔡元培擅长楷书和行书，其线条粗细的自然变化，用笔徐疾有致，体现了书法的节奏感。陈独秀曾以一句“俗在骨”评论沈尹默的字迹，同时也流露出自己对于书法的审美观。他的原话是“昨在刘三壁上见了你写的诗，诗很好，而字则其俗在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一语刺激了沈发奋练字，终成一代大师。李叔同因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促使其形成了一种超脱自然、宁静淡雅的书法风格。
　　各个领域的名流由于阅历的不同激发了书法艺术各种形态的产生，这也是民国这一特殊时期留给书法史的一笔不菲财富。
　　书写解人生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一大批官吏“下岗”，其中书法技艺超群者，或求经济和人格独立，或为生计所迫，都华丽转身，一跃成为民国书法家。据《海上墨林》记载，晚清前后聚集到上海的书画家多达671人。尽管那时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战火纷飞，可是由于他们的加入，大大刺激了人们的购买欲望，为中国书法发展开辟了新局面。因为需求旺盛，那时的书法贵得惊人。
　　据记载，上世纪20年代，上海一个卫生局科长月收入在30元左右，一个普通市民家庭月开销不过50多元，北京租一个四合院每月仅20元左右，而当时郑孝胥题写“交通银行”四个字就要4000两银子。如此看来，民国时期的书法名家是标准的高薪族。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书法身价如此之高呢？书家的显赫身份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书家们所写的内容多与其经历和生活相关，购买他们的书法作品很可能是解读他们心灵的最佳途径。
　　通过对这些民国文人书法的研究，我们能体会到鲁迅的无奈与绝望、章太炎于人情世故的毫不知悉、胡适天马行空的联想能力、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人生观、李叔同看破红尘的心理动机等，无一不可从他们的字迹中觅得痕迹。
　　在细细品味民国文人墨迹后，他们的饮食起居、喜怒哀乐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学术创作或者政治生涯，他们的师友交往及门派传承关系又是如何影响甚至改变了其思想倾向等，其实都可以从一些看来细微琐碎却很有意义的墨迹中得到分析。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知晓民国文人群体的生活和心理状况，清楚地知道很多文人间的交往关系，甚至了解他们每个人的个性，理解他们的处事风格，由此获得进入他们内心世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