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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经济下行隐忧增大：3月，工业生产者的出厂价格同比下降，而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也就是说，买进来的材料涨价了，而卖出去的产品价格却下降了。
这种看似矛盾的贵买贱卖的现象，却恰好解释了为什么今年1、2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出现了两年零三个月以来的首次下滑。确实，在通胀不变，而工业品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企业生产得越多，亏损也就越大。
不过，国内外主流投行机构依然看多中国经济。
花旗银行、交通银行、汇丰银行近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有关3月份宏观数据的报告均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虽面临一定下行隐忧，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持续回落，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已驯服了通胀，而眼下的任务，则主要集中在“稳增长”上。
营收上涨而利润下降
在刚刚结束的一季度，出口增速下滑，投资受到抑制。
4月7日，在广东、安徽分别开办显示器制造工厂的企业主朱洪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四家工厂目前实现的利润率，已经“低得可以忽略不计”。
这位企业主表示，自己每天要面对两大困难。“一是新订单哪里找，一是借钱融资还去找谁。”他说。
在朱洪亮的工厂所在的广东省，今年1、2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下降近三分之二。增速下降的情况在制造业集中的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也同时出现。
4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2年3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改下行趋势、再度抬头，环比上涨0.2%。同时，该指数同比上涨3.6%的结果，也高于市场预期，通胀压力犹存。
引起市场警惕的是，统计局同时发布的3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创下2009年12月以来的新低，同比下降0.3%。
出厂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一降一升”的矛盾，反映了生产领域的价格下降，并没有效地传导到消费环节中。生产和销售之间的流通领域存在的明显差价，让流通环节不断攀升的成本，再度推高了物价。
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研究员王宇雯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还可能继续受到各种中间环节价格上涨的影响。
“一方面，目前国内成品油价也已创历史新高，后续如果继续上调，可能给国内物价运行带来较大的冲击。另一方面，未来国内水、电、成品油、天然气等资源品价格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可能对物价的中长期上涨有一定推动作用。”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考虑到中长期通胀压力仍存，经济增长虽有所回落，但仍可能较为平稳。
当前上游成本的上涨，已经拖累了占据经济核心领域生产要素的国有企業。
国家统计局3月底发布数据，1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5.2%。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一样，这一数据也出现了27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
受宏观调控和投资紧缩政策影响较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遭受直接影响。2012年开年，国有企业利润同比下降便接近两成，实现利润不足1800亿元。但是，今年1至2月份，国有企业的营业总收入仍增长近10%，营收上涨而利润下降的“倒挂”说明了，国有企业生产得越多，亏得越多。
反映中国大型企业工业活动的制造业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2012年3月份的数据为53.1，低于往年3月份的水平。由汇丰中国采集自中国中小企业数据形成的非官方PMI指数也创下三年来的最低水平。民营制造企业面临新订单减少、产量缩水、用工量下降等一系列紧迫问题。
上述经济运行状况，有可能会拖累2012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速降至8.5%以下。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对经济下行的担忧，在4月1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时刻，或将得以确认。
需求不足与成本上升
在经济增速实质放缓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面临不能回避的问题：如何在经济转型的“薄利”时代生存。
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只是在2002年和2009年两度出现工业利润负增长。此前两次企业出现大规模亏损，都只是因为出口需求下降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而本轮亏损，则出现了生产成本的影响。在近两年来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压力之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润都在缓慢下滑。
在工业利润下滑的行业中，国有企业占半壁江山的钢铁、化工、建材等行业利润领跌。其中，钢铁行业亏损最严重，1至2月份亏损94%。
钢铁企业因为上有煤炭、电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下有房地产市场调控收缩的限制，在上下游的“挤压”中成为本轮经济下行中深受影响的典型。不断爆出亏损的武汉钢铁集团（下称“武钢”），正是由于主营业务亏损而转向“养猪”。
2011年，这家钢铁集团的营业额超过了2000亿元，利润却只有30亿元。其中，钢铁的利润仅10亿元。主业前景暗淡的武钢，计划在未来5年投资300亿元到非钢铁制造领域，这包括了养猪、养鱼、有机蔬菜种植，以及物流和化学制品生产。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路耀华谈及武钢“养猪”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理解武钢的行为。“作为综合型的国有企业，利用后勤集团的闲置资产和富余人员生产，也是多元化经营的手段之一，并非是武钢不再做钢了。”他解释道。
3月30日，记者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时，部分参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有企业利润下滑是“临时性”的，更大程度上与国家近期的收缩信贷、抑制投资政策有关。
但是，同样面临危机，武钢拥有的土地、政策等优势，是民营企业无可比拟的。在成本和通胀的双重压力之下，民营企业在今年余下的日子里，或将更艰难。
朱洪亮在广东深圳和东莞的两间工厂，目前工人的工资已经涨至每月三千元，是2010年年初的两倍，但两间工厂的营业收入还维持在2010年年初的水平。“今年估计很困难，最后真是生产越多，亏的越多。”他说。
自2月以来，朱洪亮已开始在中部省份寻找成本更低的厂址。目前，他已经计划在安徽池州开办一间容纳数千名工人的新厂。这位企业主打算付给安徽的工人每月两千元，是广东地区工资的三分之二，但是他仍然看不到利润明显提升的可能。
对此，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分析说：“工业利润的负增长其实是迟早发生的。利润下降，可能是中国经济转型必经的过程。”
尽早启动新一轮改革
面对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少分析机构预测二季度将迎来新一轮货币放松政策。然而，出口和投资，这两大支撑中国经济此前高速增长的动力被制约，中国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问题便暴露无疑。
如何利用经济结构转型的时机，尽早启动对于现存经济体制的改革，更有可能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质量。
4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广西、福建考察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再次提及垄断行业的问题，并批评“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中国经济体制内的垄断问题也再度受到外界的关注。
4月2日，还有两个月任期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利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的机会，敦促中国政府加强对重点经济领域的规划。佐利克表示，中国过去30年的历史性成就不可能永久下去，为保持强劲增长，政府未来应该增加竞争，提高生产力并开放市场，保护并培育中国企业家的精神。
就在2月底，佐利克领导的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报告建议中国的国有企业所有权多元化，并且国企中的政府角色，应逐步退出市场。
这一报告遭遇了中国决策者们的回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上回应世界银行对于国企改革的观点时称，这种观点是“基于对国企改革的不了解”。现在国有企业的目标，不是“退出”，而是“彻底的市场化”。
决策者亦认识到中国经济已进入调整期。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4月2日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表示，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行“三化”并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有路径，也是转方式、调结构、扩内需的战略举措，可以助推中国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保持经济适度较快增长，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月30日，中国体改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2002年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央曾多次提及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参与的混合制经济，实现合作主体的多元化，于是才产生了有关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新旧36条”。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高尚全建议，中央应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明确国有经济应该如何做到有进有退，合理流动。
这种看似矛盾的贵买贱卖的现象，却恰好解释了为什么今年1、2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出现了两年零三个月以来的首次下滑。确实，在通胀不变，而工业品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企业生产得越多，亏损也就越大。
不过，国内外主流投行机构依然看多中国经济。
花旗银行、交通银行、汇丰银行近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有关3月份宏观数据的报告均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虽面临一定下行隐忧，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持续回落，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已驯服了通胀，而眼下的任务，则主要集中在“稳增长”上。
营收上涨而利润下降
在刚刚结束的一季度，出口增速下滑，投资受到抑制。
4月7日，在广东、安徽分别开办显示器制造工厂的企业主朱洪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四家工厂目前实现的利润率，已经“低得可以忽略不计”。
这位企业主表示，自己每天要面对两大困难。“一是新订单哪里找，一是借钱融资还去找谁。”他说。
在朱洪亮的工厂所在的广东省，今年1、2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下降近三分之二。增速下降的情况在制造业集中的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也同时出现。
4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2年3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改下行趋势、再度抬头，环比上涨0.2%。同时，该指数同比上涨3.6%的结果，也高于市场预期，通胀压力犹存。
引起市场警惕的是，统计局同时发布的3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创下2009年12月以来的新低，同比下降0.3%。
出厂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一降一升”的矛盾，反映了生产领域的价格下降，并没有效地传导到消费环节中。生产和销售之间的流通领域存在的明显差价，让流通环节不断攀升的成本，再度推高了物价。
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研究员王宇雯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还可能继续受到各种中间环节价格上涨的影响。
“一方面，目前国内成品油价也已创历史新高，后续如果继续上调，可能给国内物价运行带来较大的冲击。另一方面，未来国内水、电、成品油、天然气等资源品价格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可能对物价的中长期上涨有一定推动作用。”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考虑到中长期通胀压力仍存，经济增长虽有所回落，但仍可能较为平稳。
当前上游成本的上涨，已经拖累了占据经济核心领域生产要素的国有企業。
国家统计局3月底发布数据，1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5.2%。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一样，这一数据也出现了27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
受宏观调控和投资紧缩政策影响较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遭受直接影响。2012年开年，国有企业利润同比下降便接近两成，实现利润不足1800亿元。但是，今年1至2月份，国有企业的营业总收入仍增长近10%，营收上涨而利润下降的“倒挂”说明了，国有企业生产得越多，亏得越多。
反映中国大型企业工业活动的制造业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2012年3月份的数据为53.1，低于往年3月份的水平。由汇丰中国采集自中国中小企业数据形成的非官方PMI指数也创下三年来的最低水平。民营制造企业面临新订单减少、产量缩水、用工量下降等一系列紧迫问题。
上述经济运行状况，有可能会拖累2012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速降至8.5%以下。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对经济下行的担忧，在4月1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时刻，或将得以确认。
需求不足与成本上升
在经济增速实质放缓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面临不能回避的问题：如何在经济转型的“薄利”时代生存。
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只是在2002年和2009年两度出现工业利润负增长。此前两次企业出现大规模亏损，都只是因为出口需求下降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而本轮亏损，则出现了生产成本的影响。在近两年来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压力之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润都在缓慢下滑。
在工业利润下滑的行业中，国有企业占半壁江山的钢铁、化工、建材等行业利润领跌。其中，钢铁行业亏损最严重，1至2月份亏损94%。
钢铁企业因为上有煤炭、电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下有房地产市场调控收缩的限制，在上下游的“挤压”中成为本轮经济下行中深受影响的典型。不断爆出亏损的武汉钢铁集团（下称“武钢”），正是由于主营业务亏损而转向“养猪”。
2011年，这家钢铁集团的营业额超过了2000亿元，利润却只有30亿元。其中，钢铁的利润仅10亿元。主业前景暗淡的武钢，计划在未来5年投资300亿元到非钢铁制造领域，这包括了养猪、养鱼、有机蔬菜种植，以及物流和化学制品生产。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路耀华谈及武钢“养猪”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理解武钢的行为。“作为综合型的国有企业，利用后勤集团的闲置资产和富余人员生产，也是多元化经营的手段之一，并非是武钢不再做钢了。”他解释道。
3月30日，记者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时，部分参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有企业利润下滑是“临时性”的，更大程度上与国家近期的收缩信贷、抑制投资政策有关。
但是，同样面临危机，武钢拥有的土地、政策等优势，是民营企业无可比拟的。在成本和通胀的双重压力之下，民营企业在今年余下的日子里，或将更艰难。
朱洪亮在广东深圳和东莞的两间工厂，目前工人的工资已经涨至每月三千元，是2010年年初的两倍，但两间工厂的营业收入还维持在2010年年初的水平。“今年估计很困难，最后真是生产越多，亏的越多。”他说。
自2月以来，朱洪亮已开始在中部省份寻找成本更低的厂址。目前，他已经计划在安徽池州开办一间容纳数千名工人的新厂。这位企业主打算付给安徽的工人每月两千元，是广东地区工资的三分之二，但是他仍然看不到利润明显提升的可能。
对此，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分析说：“工业利润的负增长其实是迟早发生的。利润下降，可能是中国经济转型必经的过程。”
尽早启动新一轮改革
面对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少分析机构预测二季度将迎来新一轮货币放松政策。然而，出口和投资，这两大支撑中国经济此前高速增长的动力被制约，中国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问题便暴露无疑。
如何利用经济结构转型的时机，尽早启动对于现存经济体制的改革，更有可能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质量。
4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广西、福建考察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再次提及垄断行业的问题，并批评“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中国经济体制内的垄断问题也再度受到外界的关注。
4月2日，还有两个月任期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利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的机会，敦促中国政府加强对重点经济领域的规划。佐利克表示，中国过去30年的历史性成就不可能永久下去，为保持强劲增长，政府未来应该增加竞争，提高生产力并开放市场，保护并培育中国企业家的精神。
就在2月底，佐利克领导的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报告建议中国的国有企业所有权多元化，并且国企中的政府角色，应逐步退出市场。
这一报告遭遇了中国决策者们的回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上回应世界银行对于国企改革的观点时称，这种观点是“基于对国企改革的不了解”。现在国有企业的目标，不是“退出”，而是“彻底的市场化”。
决策者亦认识到中国经济已进入调整期。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4月2日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表示，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行“三化”并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有路径，也是转方式、调结构、扩内需的战略举措，可以助推中国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保持经济适度较快增长，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月30日，中国体改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2002年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央曾多次提及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参与的混合制经济，实现合作主体的多元化，于是才产生了有关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新旧36条”。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高尚全建议，中央应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明确国有经济应该如何做到有进有退，合理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