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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性报道是一种对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不曾披露的事实的调查，调查对象多指向权力、利益集团。它不仅是一种报道方法、报道形式，更是一种报道的理念和追求——對真相的探求、对正义的呼唤。在这一点上，无论中西，概莫能外。但是，由于中西方在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西方的调查性报道也呈现出不同面貌。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借此确定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历史方位。
发展轨迹：报道题材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
从调查性报道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说，中西方大致相同。作为调查性报道肇始国的美国，历史上两次揭丑浪潮分别发生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和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调查性报道应运而生。相比之下，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同样也是如此。它萌芽于近代内忧外患、矛盾纷呈的特殊历史时期。从对清政府与俄国商订卖国密约的内幕的披露到被誉为“民国初年政治斗争实录”的远生通讯，再到历尽艰辛调查红军北上踪迹的《中国的西北角》，一篇篇让人振聋发聩的报道拨开现实迷雾，直指事实真相。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中国调查性报道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国门初开，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异常丰富的社会合理化诉求资源与媒介的有限表达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也正是在这种紧张关系中，调查性报道开始一步步走向成熟。
但是在发展轨迹上，中外调查性报道却明显不同。以美国为例，19世纪中叶，在完成工业革命、历经南北战争的硝烟之后，国内政治矛盾渐趋平缓，发展经济成为主要议题，因此，第一次揭丑浪潮就主要集中在经济犯罪领域。如揭露市政腐败、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煤矿业残酷镇压工人罢工、不法商人在药物和食品里掺假，等等。20世纪70年代，度过了经济高速发展期的美国，因为经济危机而进入经济衰退期，国内社会矛盾骤然激化，加上到处插手世界事务，在多党制的体制框架中，政治主题浮出水面并逐渐成为社会焦点。调查性报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东山再起，掀起第二次揭丑浪潮，只不过揭露的主题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政治领域。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调查性报道则经历了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的转向。从两次鸦片战争开始，长期的内忧外患使得中国人一直背负着革故鼎新、强国富民的历史重任。从社会改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立新中国一直到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人为国家的社会形态转型做出了艰苦努力。所以，披露政治状况和问题就成了这期间报道的主要任务。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中清醒过来的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和愚昧，这才开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下，真正从社会发展的基石——经济发展这个角度关注社会进步。于是，才有了一批以经济建设为主题的调查性报道，才有了像《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这样的经济类报刊。
价值取向：“事实—功能论”的信奉者
在中西方调查性报道中，中西方调查记者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意识是相同的。所谓主体意识，从哲学的层面来看，是指个体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环顾中外，无论林肯·斯蒂芬斯、伍德沃德，还是张建伟、王克勤，他们都是调查记者的杰出代表，他们不畏权势，追问真相，充分体现了记者的主体意识，发挥了记者的主观能动性。
但是，由于中外文化传统和媒介生态的差异，中外调查记者在报道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却是不尽相同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总体崇尚个性自由和自我价值实现，尤其在新闻媒体拥有“第四权利”的观念准则激励下，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较强，他们强调对信息的采集，强调好奇心、逻辑和文笔。与此不同的是，中国记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继承了中国文人一以贯之的悲天悯人的精神气质，总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贤情结。因此，中国记者总试图以自己的铁笔拯救天下苍生，他们强调“新闻的使命在于影响今天”，不少记者坦言：“如果要我做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记者，或者一个在技术层面上非常完善的记者，那我肯定选前者。”①因此，如果说西方记者是“事实本位论”者，那么中国记者则是“事实—功能论”者。“事实本位论”者偏重于以新闻理念为指导思想，“事实—功能论”者则偏重于以媒介功能为指导思想。但是在现有国情下，媒介功能实现程度如何，又主要是以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判断标准。
因此，从总体上看，西方调查性报道主要以揭丑，以对权力、利益集团的揭露为核心，而中国调查性报道则要正面、温和得多。在西方新闻史上，有关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水门事件”、“美莱屠杀案”的报道，无一不是对国家最高当局的揭露。美国CBS《60分钟》节目的前制片人唐·休伊特就曾说过：“我们做得最好的事情是用探照灯照亮黑暗的角落。如果躲在黑暗中的人正在做着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就是将探照灯照过去。”②相对于“乌鸦型”的西方同仁来说，中国记者的锋芒则要内敛很多。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是中国舆论监督的重要阵地，但主题性调查在这两档栏目中一直占据相当比例，对于一些负面性的题材，报道也会强调正面因素，都要在其中加入相关领导的表态、决心和相关部门在处理事件时的良好态度，以掩盖事实的锋芒；权利被损害者“常常只是作为一个事件的陈述者、承担者和镜头前的申诉者，而不是作为权利的辩护者与讨论者出现在《焦点访谈》中，他们的不满或者被引导到对个别人和个别部门身上，或者随着情节的发展使个人利益与国家意志得到了统一，而他们对导致问题发生并长期不能得到解决的社会结构的情感则基本没有得到再现”③。
文本表述：偏重对受众认知性需求的满足
调查性报道是以记者调查的方式来建构事实，因此，在文本上主要表现为两个过程：一是调查过程，二是事实过程；一个是正在进行的调查，一个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因此，除事实过程外，悬念重重的调查过程本身也成了调查性报道的一大看点。这样，不仅避免了浪费调查过程中类似记者个人体验这样宝贵的新闻材料，而且充满悬念的质疑性调查也会让受众产生一种“移情”和“卷入式理解”，从而获得强烈的现场感。综观中外调查性报道，无论是美国媒体对“水门事件”长达半年的持续报道，还是中国媒体对孙志刚是怎样死的、是被谁打死的、他该不该被收容等问题的步步追问，都很好地采用了这种文本形式。
但是在具体表述方式上，两者却存在着不同。西方调查记者由于受客观报道和人本主义的影响，更注重事物细节，更关注人的命运，因此大量采用的是描写的手法，满足的是人们的感受性需求。如美国《威拉米特周报》曾揭露俄勒冈州前州长尼尔·戈德施米特曾同一名年仅14岁的少女保持不正当性关系长达3年的丑闻。报道没有停留在事件本身，而是着重讲述两个人的生活是如何被30年前发生的罪行改变的——与戈德施米特风光依旧的生活相比，受害者远离家庭和朋友独居，并深受这一经历带来的心灵折磨。再如，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虽然采访了诸多世界级风云人物，但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作家，她关注事，更关注事件中“人”的因素。与西方记者不同的是，中国记者深受历代文人的具有强烈思辨色彩和启蒙意识的政论文章的影响，加之承担着阐明态度、引导受众的任务，所以更关注事、关注宏观的东西，经常采用议论的手法，在报道中发表思辨见解，申述对具体新闻事实的看法。因此，报道主要满足的是人们的认知性需求。中国青年报记者、《世纪末的弥天大谎》的作者蔡平就曾坦言：“我喜欢他们报道（笔者注：西方调查性报道）中的信息量，喜欢他们的节奏感……跟他们比，我写的调查性报道很粗糙，只为了说明事实，读起来就闷。”④著名调查记者卢跃刚也曾说，我们的职业记者“眼睛里只有事，一个抽象的事物，没有人，没有人的命运，这样的新闻作品，就相当于一张薄薄的纸，轻飘飘的，一捅就破了”⑤。（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媒介生态学视阈下调查性报道的困境与对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0q125；并受孝感学院科研项目基金资助，项目编号：r2010025）
注释：
①⑤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②谭天、杨书兰：《中美电视调查性报道比较——以〈60分钟〉和〈新闻调查〉为例》，《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4）。
③展江、白贵主编：《中国舆论监督年度报告（2003～200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④张志安：《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单位：孝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郑艳
发展轨迹：报道题材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
从调查性报道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说，中西方大致相同。作为调查性报道肇始国的美国，历史上两次揭丑浪潮分别发生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和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调查性报道应运而生。相比之下，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同样也是如此。它萌芽于近代内忧外患、矛盾纷呈的特殊历史时期。从对清政府与俄国商订卖国密约的内幕的披露到被誉为“民国初年政治斗争实录”的远生通讯，再到历尽艰辛调查红军北上踪迹的《中国的西北角》，一篇篇让人振聋发聩的报道拨开现实迷雾，直指事实真相。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中国调查性报道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国门初开，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异常丰富的社会合理化诉求资源与媒介的有限表达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也正是在这种紧张关系中，调查性报道开始一步步走向成熟。
但是在发展轨迹上，中外调查性报道却明显不同。以美国为例，19世纪中叶，在完成工业革命、历经南北战争的硝烟之后，国内政治矛盾渐趋平缓，发展经济成为主要议题，因此，第一次揭丑浪潮就主要集中在经济犯罪领域。如揭露市政腐败、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煤矿业残酷镇压工人罢工、不法商人在药物和食品里掺假，等等。20世纪70年代，度过了经济高速发展期的美国，因为经济危机而进入经济衰退期，国内社会矛盾骤然激化，加上到处插手世界事务，在多党制的体制框架中，政治主题浮出水面并逐渐成为社会焦点。调查性报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东山再起，掀起第二次揭丑浪潮，只不过揭露的主题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政治领域。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调查性报道则经历了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的转向。从两次鸦片战争开始，长期的内忧外患使得中国人一直背负着革故鼎新、强国富民的历史重任。从社会改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立新中国一直到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人为国家的社会形态转型做出了艰苦努力。所以，披露政治状况和问题就成了这期间报道的主要任务。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中清醒过来的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和愚昧，这才开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下，真正从社会发展的基石——经济发展这个角度关注社会进步。于是，才有了一批以经济建设为主题的调查性报道，才有了像《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这样的经济类报刊。
价值取向：“事实—功能论”的信奉者
在中西方调查性报道中，中西方调查记者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意识是相同的。所谓主体意识，从哲学的层面来看，是指个体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环顾中外，无论林肯·斯蒂芬斯、伍德沃德，还是张建伟、王克勤，他们都是调查记者的杰出代表，他们不畏权势，追问真相，充分体现了记者的主体意识，发挥了记者的主观能动性。
但是，由于中外文化传统和媒介生态的差异，中外调查记者在报道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却是不尽相同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总体崇尚个性自由和自我价值实现，尤其在新闻媒体拥有“第四权利”的观念准则激励下，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较强，他们强调对信息的采集，强调好奇心、逻辑和文笔。与此不同的是，中国记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继承了中国文人一以贯之的悲天悯人的精神气质，总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贤情结。因此，中国记者总试图以自己的铁笔拯救天下苍生，他们强调“新闻的使命在于影响今天”，不少记者坦言：“如果要我做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记者，或者一个在技术层面上非常完善的记者，那我肯定选前者。”①因此，如果说西方记者是“事实本位论”者，那么中国记者则是“事实—功能论”者。“事实本位论”者偏重于以新闻理念为指导思想，“事实—功能论”者则偏重于以媒介功能为指导思想。但是在现有国情下，媒介功能实现程度如何，又主要是以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判断标准。
因此，从总体上看，西方调查性报道主要以揭丑，以对权力、利益集团的揭露为核心，而中国调查性报道则要正面、温和得多。在西方新闻史上，有关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水门事件”、“美莱屠杀案”的报道，无一不是对国家最高当局的揭露。美国CBS《60分钟》节目的前制片人唐·休伊特就曾说过：“我们做得最好的事情是用探照灯照亮黑暗的角落。如果躲在黑暗中的人正在做着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就是将探照灯照过去。”②相对于“乌鸦型”的西方同仁来说，中国记者的锋芒则要内敛很多。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是中国舆论监督的重要阵地，但主题性调查在这两档栏目中一直占据相当比例，对于一些负面性的题材，报道也会强调正面因素，都要在其中加入相关领导的表态、决心和相关部门在处理事件时的良好态度，以掩盖事实的锋芒；权利被损害者“常常只是作为一个事件的陈述者、承担者和镜头前的申诉者，而不是作为权利的辩护者与讨论者出现在《焦点访谈》中，他们的不满或者被引导到对个别人和个别部门身上，或者随着情节的发展使个人利益与国家意志得到了统一，而他们对导致问题发生并长期不能得到解决的社会结构的情感则基本没有得到再现”③。
文本表述：偏重对受众认知性需求的满足
调查性报道是以记者调查的方式来建构事实，因此，在文本上主要表现为两个过程：一是调查过程，二是事实过程；一个是正在进行的调查，一个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因此，除事实过程外，悬念重重的调查过程本身也成了调查性报道的一大看点。这样，不仅避免了浪费调查过程中类似记者个人体验这样宝贵的新闻材料，而且充满悬念的质疑性调查也会让受众产生一种“移情”和“卷入式理解”，从而获得强烈的现场感。综观中外调查性报道，无论是美国媒体对“水门事件”长达半年的持续报道，还是中国媒体对孙志刚是怎样死的、是被谁打死的、他该不该被收容等问题的步步追问，都很好地采用了这种文本形式。
但是在具体表述方式上，两者却存在着不同。西方调查记者由于受客观报道和人本主义的影响，更注重事物细节，更关注人的命运，因此大量采用的是描写的手法，满足的是人们的感受性需求。如美国《威拉米特周报》曾揭露俄勒冈州前州长尼尔·戈德施米特曾同一名年仅14岁的少女保持不正当性关系长达3年的丑闻。报道没有停留在事件本身，而是着重讲述两个人的生活是如何被30年前发生的罪行改变的——与戈德施米特风光依旧的生活相比，受害者远离家庭和朋友独居，并深受这一经历带来的心灵折磨。再如，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虽然采访了诸多世界级风云人物，但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作家，她关注事，更关注事件中“人”的因素。与西方记者不同的是，中国记者深受历代文人的具有强烈思辨色彩和启蒙意识的政论文章的影响，加之承担着阐明态度、引导受众的任务，所以更关注事、关注宏观的东西，经常采用议论的手法，在报道中发表思辨见解，申述对具体新闻事实的看法。因此，报道主要满足的是人们的认知性需求。中国青年报记者、《世纪末的弥天大谎》的作者蔡平就曾坦言：“我喜欢他们报道（笔者注：西方调查性报道）中的信息量，喜欢他们的节奏感……跟他们比，我写的调查性报道很粗糙，只为了说明事实，读起来就闷。”④著名调查记者卢跃刚也曾说，我们的职业记者“眼睛里只有事，一个抽象的事物，没有人，没有人的命运，这样的新闻作品，就相当于一张薄薄的纸，轻飘飘的，一捅就破了”⑤。（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媒介生态学视阈下调查性报道的困境与对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0q125；并受孝感学院科研项目基金资助，项目编号：r2010025）
注释：
①⑤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②谭天、杨书兰：《中美电视调查性报道比较——以〈60分钟〉和〈新闻调查〉为例》，《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4）。
③展江、白贵主编：《中国舆论监督年度报告（2003～200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④张志安：《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单位：孝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