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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们正站在一面挂满了公司商标的墙壁前，想象着一个依稀可见却又困难重重的未来。这里是位于上海市静安寺商业区的一座并不起眼的写字楼，老旧的办公室经过了细心改造，看上去就像是走进了硅谷的某个角落。随处可见的懒人沙发上总是横七竖八地坐满了捧着电脑的年轻人；每—个空间都由透明玻璃隔开，可移动的桌椅意味着可以快速聚拢形成一场会议；四周的墙面都是写字板，供你任意地写写画画；中央的开放式餐厅喜欢播放爵士风格的钢琴曲，即使你不需要用餐也可以一直坐在那里；当然你也可以跟同伴在走廊里玩一会桌式足球，或许还会遇见一只正在散步的、名叫Cooper的猫。孵化器公司中国加速的投资合伙人及董事宾威廉在向我展示完他们为之骄傲的办公环境后，停在那面商标墙前说道：“这上面的大多数都死掉了，但希望此后的公司都可以活下去。”
这种用于帮助初创企业、被称作孵化器的公司在中国方兴未艾。一项来自于中国科技部的官方统计显示，今年中国的孵化器数量将达到创纪录的1500家。与此同时，风险投资公司和天使投资人拿出的资金也在急剧膨胀，他们去年对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额比前年高出近三倍，超过850亿元。
初创公司受到关注也仅仅是最近两年才发生的事情。在此之前，这就像一片未被证实埋藏有石油的荒漠一般，无人问津。直到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公司的声名鹊起，开启了中国创业大潮的序幕。谚公司的威：功，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国为数众多的草根创业者似乎一夜觉醒，从前被认为是中小创业者无法企及的高科技和互联网行业不再那么高高在上。
宾威廉的商标墙上还有一块写字板，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迎接“考试（演示日）”的公司名字和日期。他现在几乎每周都能收到雪片般飘来的创业者的申请书。从事多年投行分析师工作的宾威廉感到，“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找得到钱。”
此前的10余年时间，宾威廉一直专注于中国及东南亚地区高科技和互联网行业的早期投资。尤其是最近几年，他注意到亚洲特别是中国在该领域的快速崛起。为了抓住这个商机，他辞掉了之前的工作，从新加坡搬到了上海。去年，宾威廉成为总部位于爱尔兰的风险投资公司SOS的合伙人，并担任其所投资的孵化器中国加速的董事。中国加速的创始人是来自于美国的资深创业家和投资人西里尔·埃伯斯韦勒，目前已经在上海、深圳和大连设有办公室。宾威廉欣喜地说：“有些大潮不容错过。”
从纽约来到上海的Miranda Tan更是兴奋至极。她认为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商机最佳的地方，并对眼下这里的创业热潮异常感慨。她几乎要尖叫似地说：“我就像发现了钻石一样。”她还迫不及待地谈到了初到上海时的见闻：中国人对成功都很渴望。她在这里看到了美国人久违了的、对财富的饥饿感。她在上海的咖啡店里听到别人的聊天，似乎每个人都在谈论生意和如何赚钱。
“这种气氛太棒了。”Tan甚至说道，中国现代化的地铁令她吃惊，相比之下走进纽约的地铁站就像是来到了印度。今年3月，Tan告别了自己在纽约长达15年的“疲惫和无味”的公关生涯，与丈夫一起带着四个孩子来到上海，在中国加速的帮助下建立了一家名叫Robin8的高科技公司，试图利用大数据为中国逐渐兴起的社交媒体营销和公司公共关系领域提供软件产品。Tan现在每天都有长长的日程表，最多时候一天要应付8个会议。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在中国成为一家Uber那样的独角兽公司（指估值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公司）。”
02
外语教学平台Italki的联合创始人Kevin Chen在10年之前从美国来到上海，那时他就开始创业了。在他看来，如今对于创业而言，就像变了一个世界。他认为甚至就在几年以前，创业者获取经验和资金的渠道还非常稀少。“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创业者的交流活动。”他说，每年有一两场与创业有关的会议就已经很满足了。但现在，仅仅是在上海，每周都会有两场规模较大的创业者交流活动，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找到合伙人和工程师的机会。Chen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中国加速的导师，他现在会把自己30%的精力用来帮助创业者，无偿分享自己的经验，甚至引荐投资者。 里昂商学院的高级讲师曼米特·辛格直接指出，中国每年有740万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支持他们创业成为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来自于印度的辛格过去13年一直在中国工作，并为在中国的外国创业者做导师。辛格积极参与了中国加速的一些项目，他其中的两位法国学生范妮·戈贝和玛丽亚·帕洛马·芬特斯不久前创立了名为Mini Bobi的童装品牌，并决定将公司设在苏州。她们正在杭州、苏州以及上海分销在中国生产的、共含30款的服装系列。Mini Bobi服装系列将巴黎风格与弹性面料以及宽松的裤腰等特点结合起来，符合中国城市里越来越多的肥胖儿童的需要。
在辛格看来，对于一些从国外来的创业者而言，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灵活性和产品上市速度方面。他说，产品可以在短短几天内完成设计和开发。“在欧洲，你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事。”他补充说，这意味着创业者不必筹集太多的钱就能够让一款产品上市。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足够庞大和包容。这意味着一些在其他国家难以成长的创业项目，在中国也许会变成现实。
在美国从事时装设计的BunnyYan正在把再生设计的概念带到中国。她正在搭建名为“松鼠（the Squirrelz）”的两个平台，一个用于集合再生设计师的展示和交易平台，另一个是把工厂废弃料、库存卖给设计师和品牌。他们把染错颜色的美式医用制服做成运动背包，葡萄酒瓶塞、印错字的糖果包装纸、回收轮胎被做成钱包，钟表芯做成项链，子弹壳做成耳环和袖口，并且这些都实现了量产。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即使是在美国，再生设计也只被认为是一门手工工艺的另类。
成名于中国电视广播业的美国女孩柳素英则因为热衷于慈善而创建了一个名为“给力（GeiLi Civing）”的APP。这是一个帮助中小型慈善机构筹集资金的平台，并会为它们提供第三方的可信度调查报告。柳素英说，在中国，慈善是一个略显敏感的话题，很多有识之士想参与，却显得无从下手。她希望把国外成熟的社会企业运作模式引入中国，并试图改变这个行业此前留给民众的糟糕印象。我在北京的一条胡同里见到她时，柳素英一直在跟电话的另一端讨论“给力”的事情，她也因此要长期奔波于上海和北京之间。“我现在所有的经历都投入在这件事情上了，它就像是我的孩子。”她说，现在看来，她下个月很难回到美国去参加自己妹妹的婚礼了。 另一方面，由风险投资公司资助成立的价值10亿美元或身价更高的全球顶级公司中有如此多的中国初创企业，这真是引人注目。在全部的73家公司中，中国企业数量最多，一共有8家，占总数的ll%。其中，小米公司以460亿美元的极高估价排名第一。其他上榜的中国初创公司包括美团网、凡客诚品公司、大众点评网、蘑菇街、贝贝网和口袋购物等。
这些数字令人震惊。特别是因为此前一直能够听到唱反调者质疑中国能否孕育出变革型企业。眼下，中国似乎终于开始证明这些悲观者是错误的，增长迅速的中国科技企业正在吸引大量资本。至少，罕有一个国家的总理能够对所有年轻人谈及创业，并在多种场合下鼓励这件事情。
可以预见的是，初创企业将为中国的经济转变和增长做出可观的贡献，只需要看看太平洋对面就知道了。根据谢里·科图编制的《ScaleUp》报告，现在美国40%的GDP是由那些30年前还不存在的公司创造的。
已经从中国加速毕业的牛男网（Neonan）的联合创始人及主编周成认为，现在是时候来改变中国制造以往“依靠廉价劳动力，无核心技术甚至抄袭”的面貌了。他认为从这个层面来看，国家鼓励创业和创新是正确的事情。“50年后再来回看当下的这5年，现在的时代可能会像当年的文艺复兴一样伟大。”周成期待在这一股中国的创业大潮当中，会成就几家像谷歌和苹果那样的顶级公司。而他希望自己的名为“牛男”的、专注于年轻男性生活方式的APP做成中国的《GQ》，甚至是《Playboy》。
“年轻公司可以为员工提供灵活性、责任感和自主权，没有几家大公司提供这些。”一款名为小店宝的020软件的负责人庄廷婷就是厌倦了世界500强公司的刻板才选择与人创业的。她说：“我当时接到电话，一秒钟也没犹豫。”而另一些年轻一代似乎天生就难以被传统所束缚。“我恐惧平淡无奇的人生，所以我去创业。”周成补充说道。
正因如此，当今的学生和求职者越来越希望创办初创企业或为这些企业工作。一项研究指出，中国超过三分之二的“千禧一代”希望在毕业后自己创业或进入初创公司。
学生们希望在上市公司或国有企业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如今，大学毕业生会自学编程，然后去寻找过山车般刺激的科技初创企业。但这是否完全是一件好事？
03
中国眼下的创业热潮是历史罕见的。在这种环境下，投资人、创业者变成了一种盲目的集体行动。数以千计的孵化器像生产标准工业品一样生产创业公司。这看上去像是过去思维模式变出的一种新花样而已。
但事实上，中国的很多孵化器作用有限。同时参加了中国本土孵化器和中国加速的BunnyYan对此深有体会。她认为，“中国目前大多数的孵化器是政府拉着你的手走；而美式的加速器是把所有资源和所能提供的帮助都摆在你的面前，按需自取。”“中国现在有1500家孵化器，加速器只有5家。”在宾威廉看来，加速器的优势在于其拥有经验丰富的导师。“我们的120多位导师都没有薪水和股份，他们是免费在为创业者提供帮助。”中国加速的导师是具有国际商业经验的投资人，或者是成功的创业者，像橘子酒店的CEO吴海也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这些导师提供的经验和帮助是孵化器难以具备的。
最近，被一些人奉为中国风险投资教父的阎焱在一场会议上言辞激烈地批评了当下的创业大潮。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过桥时大家最好不要齐步走，因为会发生共振，那样桥很容易就会倒塌。阎焱说，从时下来看，创业的动机大多是源自于对财富和名声的渴望。
韩东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人之一。他去年创办了一个名为“漫酒店”的APP，用于帮人寻找最具特色的酒店。回国之前，韩东是德意志银行法兰克福总部的一名高级咨询师。在一个做事最为踏实的国家工作了十余年之后，他在中国的创业大潮中看到的更多是急功近利。“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可以成为马云和雷军。”他认为，德国虽然没有美国如此之多的互联网和高科技领域的创新，但其在工业上的创新走向了另一座顶峰，并且无人能及。
虽然对这次浪潮心怀希冀，但周成同样对此感到不安。他说，太多不专业的人已经加入进来，从创业者的生态圈来看，泡沫化已经非常严重。但如果把现在投给10家创业公司的钱投给一家真正有价值的公司的话，他们可以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他说：“我希望泡沫现在就破裂。”
他们共同的看法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正在发生。韩东说，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网站，其点击量可以在淘宝上轻松购买。这反而让数据真实、踏实做事的公司无法生存。
另一个原因来自于背后的资本。很多初创公司容易被资本所绑架，它们总是催促你用最快的速度变现，这导致初创公司很难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行。周成对此解释称，有时候你的融资其实是被资本市场压迫的，因为你的竞争对手融到了资（互联网行业只有第一名和第二名，第三名可能就只有被收购了，所以就是在比谁跑得快），你被迫必须继续扩大规模。
从历史和统计数据来看，创业的成功是小概率事件。这就像去证明一个数学定理并不存在一样，你只需要找到一个否定的答案。但是如果要证明一个数学定理的正确，却要穷尽所有的可能。一家企业的成功与此相似。
“创业一定会失败，不同的只是失败了几次。”宾威廉认为目前在中国，并非所有的创业者都真正认识到这点。而资本市场的躁动可能会加速一些创业者的失败，并带走他们的信心。宾威廉在过去的十年中，把自己所有的金钱都用来做天使投资，前后共计投资了55家公司。这55个的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是他最大的一笔财富。这些公司的商标都被他挂在中国加速的那面墙壁上，他说，它们每天都在提醒我不会再犯曾经的错误。
我们正站在一面挂满了公司商标的墙壁前，想象着一个依稀可见却又困难重重的未来。这里是位于上海市静安寺商业区的一座并不起眼的写字楼，老旧的办公室经过了细心改造，看上去就像是走进了硅谷的某个角落。随处可见的懒人沙发上总是横七竖八地坐满了捧着电脑的年轻人；每—个空间都由透明玻璃隔开，可移动的桌椅意味着可以快速聚拢形成一场会议；四周的墙面都是写字板，供你任意地写写画画；中央的开放式餐厅喜欢播放爵士风格的钢琴曲，即使你不需要用餐也可以一直坐在那里；当然你也可以跟同伴在走廊里玩一会桌式足球，或许还会遇见一只正在散步的、名叫Cooper的猫。孵化器公司中国加速的投资合伙人及董事宾威廉在向我展示完他们为之骄傲的办公环境后，停在那面商标墙前说道：“这上面的大多数都死掉了，但希望此后的公司都可以活下去。”
这种用于帮助初创企业、被称作孵化器的公司在中国方兴未艾。一项来自于中国科技部的官方统计显示，今年中国的孵化器数量将达到创纪录的1500家。与此同时，风险投资公司和天使投资人拿出的资金也在急剧膨胀，他们去年对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额比前年高出近三倍，超过850亿元。
初创公司受到关注也仅仅是最近两年才发生的事情。在此之前，这就像一片未被证实埋藏有石油的荒漠一般，无人问津。直到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公司的声名鹊起，开启了中国创业大潮的序幕。谚公司的威：功，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国为数众多的草根创业者似乎一夜觉醒，从前被认为是中小创业者无法企及的高科技和互联网行业不再那么高高在上。
宾威廉的商标墙上还有一块写字板，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迎接“考试（演示日）”的公司名字和日期。他现在几乎每周都能收到雪片般飘来的创业者的申请书。从事多年投行分析师工作的宾威廉感到，“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找得到钱。”
此前的10余年时间，宾威廉一直专注于中国及东南亚地区高科技和互联网行业的早期投资。尤其是最近几年，他注意到亚洲特别是中国在该领域的快速崛起。为了抓住这个商机，他辞掉了之前的工作，从新加坡搬到了上海。去年，宾威廉成为总部位于爱尔兰的风险投资公司SOS的合伙人，并担任其所投资的孵化器中国加速的董事。中国加速的创始人是来自于美国的资深创业家和投资人西里尔·埃伯斯韦勒，目前已经在上海、深圳和大连设有办公室。宾威廉欣喜地说：“有些大潮不容错过。”
从纽约来到上海的Miranda Tan更是兴奋至极。她认为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商机最佳的地方，并对眼下这里的创业热潮异常感慨。她几乎要尖叫似地说：“我就像发现了钻石一样。”她还迫不及待地谈到了初到上海时的见闻：中国人对成功都很渴望。她在这里看到了美国人久违了的、对财富的饥饿感。她在上海的咖啡店里听到别人的聊天，似乎每个人都在谈论生意和如何赚钱。
“这种气氛太棒了。”Tan甚至说道，中国现代化的地铁令她吃惊，相比之下走进纽约的地铁站就像是来到了印度。今年3月，Tan告别了自己在纽约长达15年的“疲惫和无味”的公关生涯，与丈夫一起带着四个孩子来到上海，在中国加速的帮助下建立了一家名叫Robin8的高科技公司，试图利用大数据为中国逐渐兴起的社交媒体营销和公司公共关系领域提供软件产品。Tan现在每天都有长长的日程表，最多时候一天要应付8个会议。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在中国成为一家Uber那样的独角兽公司（指估值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公司）。”
02
外语教学平台Italki的联合创始人Kevin Chen在10年之前从美国来到上海，那时他就开始创业了。在他看来，如今对于创业而言，就像变了一个世界。他认为甚至就在几年以前，创业者获取经验和资金的渠道还非常稀少。“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创业者的交流活动。”他说，每年有一两场与创业有关的会议就已经很满足了。但现在，仅仅是在上海，每周都会有两场规模较大的创业者交流活动，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找到合伙人和工程师的机会。Chen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中国加速的导师，他现在会把自己30%的精力用来帮助创业者，无偿分享自己的经验，甚至引荐投资者。 里昂商学院的高级讲师曼米特·辛格直接指出，中国每年有740万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支持他们创业成为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来自于印度的辛格过去13年一直在中国工作，并为在中国的外国创业者做导师。辛格积极参与了中国加速的一些项目，他其中的两位法国学生范妮·戈贝和玛丽亚·帕洛马·芬特斯不久前创立了名为Mini Bobi的童装品牌，并决定将公司设在苏州。她们正在杭州、苏州以及上海分销在中国生产的、共含30款的服装系列。Mini Bobi服装系列将巴黎风格与弹性面料以及宽松的裤腰等特点结合起来，符合中国城市里越来越多的肥胖儿童的需要。
在辛格看来，对于一些从国外来的创业者而言，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灵活性和产品上市速度方面。他说，产品可以在短短几天内完成设计和开发。“在欧洲，你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事。”他补充说，这意味着创业者不必筹集太多的钱就能够让一款产品上市。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足够庞大和包容。这意味着一些在其他国家难以成长的创业项目，在中国也许会变成现实。
在美国从事时装设计的BunnyYan正在把再生设计的概念带到中国。她正在搭建名为“松鼠（the Squirrelz）”的两个平台，一个用于集合再生设计师的展示和交易平台，另一个是把工厂废弃料、库存卖给设计师和品牌。他们把染错颜色的美式医用制服做成运动背包，葡萄酒瓶塞、印错字的糖果包装纸、回收轮胎被做成钱包，钟表芯做成项链，子弹壳做成耳环和袖口，并且这些都实现了量产。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即使是在美国，再生设计也只被认为是一门手工工艺的另类。
成名于中国电视广播业的美国女孩柳素英则因为热衷于慈善而创建了一个名为“给力（GeiLi Civing）”的APP。这是一个帮助中小型慈善机构筹集资金的平台，并会为它们提供第三方的可信度调查报告。柳素英说，在中国，慈善是一个略显敏感的话题，很多有识之士想参与，却显得无从下手。她希望把国外成熟的社会企业运作模式引入中国，并试图改变这个行业此前留给民众的糟糕印象。我在北京的一条胡同里见到她时，柳素英一直在跟电话的另一端讨论“给力”的事情，她也因此要长期奔波于上海和北京之间。“我现在所有的经历都投入在这件事情上了，它就像是我的孩子。”她说，现在看来，她下个月很难回到美国去参加自己妹妹的婚礼了。 另一方面，由风险投资公司资助成立的价值10亿美元或身价更高的全球顶级公司中有如此多的中国初创企业，这真是引人注目。在全部的73家公司中，中国企业数量最多，一共有8家，占总数的ll%。其中，小米公司以460亿美元的极高估价排名第一。其他上榜的中国初创公司包括美团网、凡客诚品公司、大众点评网、蘑菇街、贝贝网和口袋购物等。
这些数字令人震惊。特别是因为此前一直能够听到唱反调者质疑中国能否孕育出变革型企业。眼下，中国似乎终于开始证明这些悲观者是错误的，增长迅速的中国科技企业正在吸引大量资本。至少，罕有一个国家的总理能够对所有年轻人谈及创业，并在多种场合下鼓励这件事情。
可以预见的是，初创企业将为中国的经济转变和增长做出可观的贡献，只需要看看太平洋对面就知道了。根据谢里·科图编制的《ScaleUp》报告，现在美国40%的GDP是由那些30年前还不存在的公司创造的。
已经从中国加速毕业的牛男网（Neonan）的联合创始人及主编周成认为，现在是时候来改变中国制造以往“依靠廉价劳动力，无核心技术甚至抄袭”的面貌了。他认为从这个层面来看，国家鼓励创业和创新是正确的事情。“50年后再来回看当下的这5年，现在的时代可能会像当年的文艺复兴一样伟大。”周成期待在这一股中国的创业大潮当中，会成就几家像谷歌和苹果那样的顶级公司。而他希望自己的名为“牛男”的、专注于年轻男性生活方式的APP做成中国的《GQ》，甚至是《Playboy》。
“年轻公司可以为员工提供灵活性、责任感和自主权，没有几家大公司提供这些。”一款名为小店宝的020软件的负责人庄廷婷就是厌倦了世界500强公司的刻板才选择与人创业的。她说：“我当时接到电话，一秒钟也没犹豫。”而另一些年轻一代似乎天生就难以被传统所束缚。“我恐惧平淡无奇的人生，所以我去创业。”周成补充说道。
正因如此，当今的学生和求职者越来越希望创办初创企业或为这些企业工作。一项研究指出，中国超过三分之二的“千禧一代”希望在毕业后自己创业或进入初创公司。
学生们希望在上市公司或国有企业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如今，大学毕业生会自学编程，然后去寻找过山车般刺激的科技初创企业。但这是否完全是一件好事？
03
中国眼下的创业热潮是历史罕见的。在这种环境下，投资人、创业者变成了一种盲目的集体行动。数以千计的孵化器像生产标准工业品一样生产创业公司。这看上去像是过去思维模式变出的一种新花样而已。
但事实上，中国的很多孵化器作用有限。同时参加了中国本土孵化器和中国加速的BunnyYan对此深有体会。她认为，“中国目前大多数的孵化器是政府拉着你的手走；而美式的加速器是把所有资源和所能提供的帮助都摆在你的面前，按需自取。”“中国现在有1500家孵化器，加速器只有5家。”在宾威廉看来，加速器的优势在于其拥有经验丰富的导师。“我们的120多位导师都没有薪水和股份，他们是免费在为创业者提供帮助。”中国加速的导师是具有国际商业经验的投资人，或者是成功的创业者，像橘子酒店的CEO吴海也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这些导师提供的经验和帮助是孵化器难以具备的。
最近，被一些人奉为中国风险投资教父的阎焱在一场会议上言辞激烈地批评了当下的创业大潮。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过桥时大家最好不要齐步走，因为会发生共振，那样桥很容易就会倒塌。阎焱说，从时下来看，创业的动机大多是源自于对财富和名声的渴望。
韩东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人之一。他去年创办了一个名为“漫酒店”的APP，用于帮人寻找最具特色的酒店。回国之前，韩东是德意志银行法兰克福总部的一名高级咨询师。在一个做事最为踏实的国家工作了十余年之后，他在中国的创业大潮中看到的更多是急功近利。“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可以成为马云和雷军。”他认为，德国虽然没有美国如此之多的互联网和高科技领域的创新，但其在工业上的创新走向了另一座顶峰，并且无人能及。
虽然对这次浪潮心怀希冀，但周成同样对此感到不安。他说，太多不专业的人已经加入进来，从创业者的生态圈来看，泡沫化已经非常严重。但如果把现在投给10家创业公司的钱投给一家真正有价值的公司的话，他们可以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他说：“我希望泡沫现在就破裂。”
他们共同的看法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正在发生。韩东说，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网站，其点击量可以在淘宝上轻松购买。这反而让数据真实、踏实做事的公司无法生存。
另一个原因来自于背后的资本。很多初创公司容易被资本所绑架，它们总是催促你用最快的速度变现，这导致初创公司很难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行。周成对此解释称，有时候你的融资其实是被资本市场压迫的，因为你的竞争对手融到了资（互联网行业只有第一名和第二名，第三名可能就只有被收购了，所以就是在比谁跑得快），你被迫必须继续扩大规模。
从历史和统计数据来看，创业的成功是小概率事件。这就像去证明一个数学定理并不存在一样，你只需要找到一个否定的答案。但是如果要证明一个数学定理的正确，却要穷尽所有的可能。一家企业的成功与此相似。
“创业一定会失败，不同的只是失败了几次。”宾威廉认为目前在中国，并非所有的创业者都真正认识到这点。而资本市场的躁动可能会加速一些创业者的失败，并带走他们的信心。宾威廉在过去的十年中，把自己所有的金钱都用来做天使投资，前后共计投资了55家公司。这55个的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是他最大的一笔财富。这些公司的商标都被他挂在中国加速的那面墙壁上，他说，它们每天都在提醒我不会再犯曾经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