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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间谍”不能为中国钢铁业带来强势铁矿石价格谈判地位
《财经》记者 严江宁 张伯玲 陈中小路
如果不是力拓(Rio Tinto)“间谍门”事件,力拓铁矿业务中国区总经理胡士泰,最多只是常被中国钢铁生产企业高管提起的一个知名人物。如今,他已经在中国和澳大利亚家喻户晓。
7月5日,星期日,胡士泰在上海的家中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刑拘。
当天,他手下从事销售业务的刘才魁、王勇、葛民强也被刑拘。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这四人被认为是力拓中国区铁矿石业务部门“最得力的四名干将”。
胡士泰持有澳大利亚护照,他被刑拘消息见报后,立刻成为中澳媒体的关注焦点,一时间猜测满天飞。很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澄清了猜测。
在7月9日发布的通告中,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称,2009年以来,在中外进出口铁矿石谈判期间,“澳大利亚力拓公司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及该办事处人员刘才魁等四人,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胡士泰其人
今年52岁的胡士泰是天津人,对外职务为力拓铁矿业务中国区总经理。至少在今年初,他同时还是澳大利亚力拓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澳大利亚哈默斯利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哈默斯利是力拓核心的铁矿石业务公司。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均对胡士泰被刑拘感到“意外”。他们普遍认为,胡士泰在中国钢铁业内“口碑很好”“为人和蔼”“有亲和力”,亦有不少人认为他给人以学者感觉,不像个商人。
胡士泰于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世界史,毕业后又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读研期间,他的兴趣就已不局限在文史领域,与同学郑秉文出版过一本名为《企业家领导艺术》的书。毕业之后,郑秉文一直留在社科院工作,胡士泰却到企业发展。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姜闻然,是比胡士泰高两级的北大师兄。他回忆当时的胡士泰说:“个子很高,性格很温和,脸上始终带着害羞的微笑。”在校园里,胡士泰和姜闻然酷爱打排球和打篮球。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正是在北大校园里,胡士泰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
1986年毕业后,胡士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信集团。当时的中信集团正在西澳皮尔巴拉地区建设澳大利亚第一个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矿山,而胡士泰的工作就是在合资公司里和国外企业打交道,由此与澳大利亚结缘。然而,到1990年,由于种种原因,胡士泰被迫离开中信集团,远赴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胡士泰加入了澳大利亚上市公司AWA(AWA limited)。这是一家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公司,胡士泰担任这家公司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帮助公司拓展在中国的业务。在AWA工作六年间,胡士泰为公司拿下几个机场的交通导航和控制系统业务的大订单,颇受他的老板、AWA公司执行主席约翰·道格(John Dougall)赏识,评价他为“非常杰出”的人才。1996年,胡士泰在道格的担保下,申请澳大利亚国籍,1997年正式加入澳大利亚籍。AWA2000年退市。
胡士泰并没有按照老板道格所期盼的那样,真正“扎根”澳大利亚,因为他的目标还是与中国做生意。离开AWA后,胡士泰加入CRA,即力拓的前身,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铁矿石贸易之旅。
1996年4月,力拓将郭菲利(Philip Kirchlechner)派往中国,担任哈默斯利上海首代一职,此时胡士泰为北京首代。在業务上两人实行南北市场“分治”——郭菲利负责南方铁矿石市场的销售,而胡士泰负责北方市场。郭菲利告诉《财经》记者,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胡士泰主管的北方市场不仅销售额明显增长,市场份额提高,而且与钢厂的关系也大为改善,“力拓对胡的工作表现很满意”。
2001年,郭菲利被调回澳大利亚珀斯,胡士泰进一步得到提升,出任力拓上海的总经理,同时担任哈默斯利上海首代。郭菲利称,胡士泰是一个“工作努力、勤奋、认真”的人。
胡士泰和家人2000年起移居上海。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他有两个儿子,分别为20岁和15岁。接近胡士泰的人告诉《财经》记者,他的父母目前也都居住在国内。
胡士泰小时候从母亲那里学会了拉小提琴,且一直没有放弃。长大后,他的爱好又增加了足球和高尔夫。
铁矿石的秘密
截至本刊发稿,力拓“间谍门”事件真相仍然扑朔迷离,业内不断传出各种流言,又不断被推翻。仅从7月9日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通告来看,此次力拓“间谍门”事件与中国铁矿石谈判直接相关。
《财经》记者查阅工商资料发现,2009年2月,胡士泰已经被免去力拓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职务,改由力拓亚洲区总裁路久成兼任。
2009年4月,哈默斯利上海代表处申请注销,首席代表胡士泰最后一次在力拓下属机构的工商登记资料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现因公司经营策略调整,申请撤销代表处,承诺代表处债权和债务已全部了清,如有未尽事宜仍由我司承担。”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胡士泰至被拘前都还是力拓铁矿石价格谈判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知情人士称,胡士泰往往能够充当介于力拓和中国之间一个缓冲、软化剂的作用。“最近几年,中国钢厂和矿山的谈判,经常出现一些尖锐时刻,令谈判陷入僵局,好在胡能促使双方保持比较好的交流,很多尖锐的问题由他出面和钢厂谈就得以解决。”上述人士称。
与胡士泰的名字一同出现在上海市国家安全局通告上的刘才魁,是胡的天津同乡,回族,30岁出头,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根据刘才魁在一个社区网站上填写的资料,他身高182厘米,体重80公斤。和胡士泰一样,他也是篮球爱好者。刘才魁此前在五矿钢铁天津公司工作,加入力拓,时间不过几个月。刘才魁的高中校友称,“他没什么背景。”力拓“间谍门”事件爆发前夕,这位朋友还和刘在网络上联系,觉得他“并没有什么异常”。
与刘才魁类似,另两名被拘力拓员工王勇、葛民强亦是从国内钢铁行业国企“跳槽”至力拓,但目前外界对两人的情况所知有限。
事情发生后,力拓为四人联系国内律师,并召集一些国内专业法律人士,开会商谈情况。参加会议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力拓方面在会议上表示:力拓以前没这样的先例,也并不知道四人做了什么事情卷入调查。
几乎在胡士泰等四人被刑拘同时,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下称中首国际)总经理助理、矿业部部长(即中首国际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谭以新,也在北京被有关部门刑拘。谭以新毕业于清华大学,硕士学历。熟悉谭以新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谭不抽烟不喝酒,做事雷厉风行。在中首国际之前,谭以新曾在中首国际的子公司首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业务部担任部长。2004年,谭以新通过竞聘担任中首国际投资部部长,主要负责首钢境外办事处的建立和管理。
曾经在谭以新手下工作过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谭以新任投资部部长时,首钢在境外设立办事处进展较快,而且对境外的管理也很好。
一年后,中首国际矿业部部长调去管理中首国际的秘鲁项目,谭以新在投资部的工作获得领导认同,谭以新接任矿业部部长。
“虽然投资部与矿业部是同一个级别,但是在中首国际的地位却有很大区别。矿业部是中首国际最重要的部门,投资部其实就是做一些杂事,没什么实权。”上述谭以新原部下表示。首钢总公司一位高层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确认,谭以新的被拘“肯定与力拓有关”,但是,谭氏究竟泄露了什么秘密,“目前还不知道”。
借此,业界乃至国内外媒体一个共同的疑问,是就中国钢铁行业而言,何谓国家秘密。
一家隶属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下称中钢协)的研究机构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对于钢铁企业来说,原料库存的周转天数、进口矿的需求、吨钢单位毛利、生铁的单位消耗等财务数据,都属于企业机密。
“如果力拓只是单独获得一家企业的机密,那么涉及的也就是窃取企业机密,但中钢协旗下有20多家大中型钢厂结成联盟,可以彼此知道这些数据。如果窃取的是这种数据,那么就相当于掌握了中国几乎所有大中型钢企的绝密数据,进而使力拓在铁矿石谈判中,能很轻易掌握中方的谈判底线。这样就危机到了整个行业。”这位专家说。
据其介绍,中国大中型钢企的这种绝密信息共享行为,在上世纪90年代冶金部还存在时就已经有。
然而,铁矿石价格持续上涨则是2003年以后的事,普遍认为这与铁矿石供需失衡密切相关。自2003年以来,铁矿石长协价格连续五年上涨,累计上涨397.8%。在连续五年上涨过程中,中国以宝钢为代表加入铁矿石谈判的开始时间为2004年,由中国谈成的亚洲首发价仅为2007年,此外几年的首发价格都由日韩谈定。
在2008年以前,铁矿石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市场局面。国金证券研究所数据显示,从2003年至2008年,全球铁矿石供应比需求平均每年要少3000万吨左右。2008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全球铁矿石供需才发生逆转。
中国今年在铁矿石价格谈判的底线,在年初就已经广为人知。1月15日,在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举办的2009年进口铁矿石会议上,主持谈判工作的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对谈判提出了九点要求,其中包括价格回到2007年水平为谈判的起步价格。参与此次会议的不仅仅有中国铁矿石谈判小组成员,还包括许多有长协合同的钢厂和贸易商,以及一些行业媒体。
这次会后,中钢协参与谈判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开始公开表示,中国铁矿石谈判的底线为“回到2007年水平”,意即铁矿石价格下降超过40%。5月26日,新日铁与力拓就2009年铁矿石谈判达成了综合降幅33%的协议。但是,中钢协仍然坚持要求更多价格降幅。
钢铁业散沙
供需关系固然举足轻重,但是若要深究近几年中方在铁矿石谈判中的屡屡被动,矛头更应指向的是钢铁行业自身沉疴。
近十年来,中国粗钢产量不断上升,对铁矿石需求猛增,中国铁矿石市场出现独一无二的两个市场——长期协议矿和现货矿市场。在2008年下半年以前,长协矿价格一直低于现货矿价格。尤其是自2005年以来,商务部推行铁矿石进口资质限制制度,审核后具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数量由523家锐减至118家;到2006年12月底,又出台新规定,减至112家。能获得长协矿合同的钢企越来越少,更加大了获得长协矿企业的套利空间。
2008年,长协矿价格涨幅达96%时,每吨长协矿价格比现货矿曾一度便宜近100美元。“长协矿与现货矿的价差,促使一些拥有长协矿合同的企业在进口了便宜的长协矿以后,转手在现货市场卖给没有长协合同的钢厂,获取巨额利差。”北京钢联资讯总监徐向春告诉《财经》记者。
麦格理分析师刘晓宁直言,在钢铁行业整个形势好的情况下,大中型国有钢厂之所以能有巨大的利润,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倒卖长协矿。由于长协矿能获得巨大的利益,能获得长协矿的钢铁企业自然希望把长协矿量最大化。
谭以新在中首国际的主要职责,就是帮助首钢争取长协矿资源。“首钢每年铁矿石进口量都是增加的,长协矿的进口量也是增加的,这些都是谭以新负责去和矿山公司谈判,争取最大的要求长协矿进口量。”上述谭以新部下告诉《财经》记者,“谭以新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据中首国际数据,2006年,中首国际进口矿石1854.85万吨,同比增长14.40%,其中,仅为首钢总公司提供铁矿石1274万湿吨(即1172万吨)。对于剩余的680多万吨的铁矿石去向,中首国际未作出说明。
在2008年下半年现货矿价格低于长协矿价格的形势下,最近几年饱受大中型企业和贸易商高价倒卖长协矿之苦的中小钢企,大量进口铁矿石,使本来身处于经济危机影响下的三大矿山公司在谈判桌上“胸有成竹”。这无形中为今年取代宝钢代表中国钢企进行铁矿石价格谈判的中钢协制造了困难。
中小钢企在谈判期间进口铁矿石或私下接触三大矿山巨头,都遭到了中钢协的横加指责。“那些没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中小钢厂并没有权利签这样的协议。”中钢协副秘书长迟京东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与三大矿山签订的所谓供货协议不能生效。”
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6月24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对那些私自与国外签约,囤积铁矿石的贸易商和厂商要坚决予以取缔进口资质,“有关处理措施近期将公布。”
对此,中小钢企亦有苦衷。“现在谈判要求我们配合谈判,但谈判过后,我们并不能享受铁矿石谈判结果。”河北一家中型钢企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甚至大钢厂还会利用自己的长协价向我们大挣一笔,在现货矿价格比较低的时候,我们多进一些铁矿石有什么错?”
正是由于国内大小钢厂利益矛盾,无法统一立场,在与国外的铁矿石厂商谈判时,中国才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尽管2003年以来中国就成为全球最大铁矿石进口国。
对于这种被动局面,曾有业内人士认为,应该放开铁矿石进口资质,大小钢厂在進口铁矿石上有平等的权利。“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小钢厂没有进出口贸易经验,很难与三大矿山进行谈判。”中国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民并不认同完全放开进口。他告诉《财经》记者,由于中小钢厂进口量小,有可能一年的需求还装不了一船,这样没法和矿山企业谈。“对于这些需求小的中小钢厂应该有大中型钢厂和贸易商来代理,实行代理制。”刘海民说。
“造成这种被动混乱局面的原因,是中国产业集中度低。”中国最大钢铁生产企业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7月4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但他承认,这种局面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7月14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公开对力拓“间谍门”事件表态,告诫人们勿将此事过度政治化。同时,他也有意识地对中国传递信息,“许多外国政府和外国公司都在关注这件事,密切地关注。他们也会对事件处理方式作出自己的判断。”
力拓“间谍门”已拉起幕角。不过,接近案件的法律人士称,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罪名仍有很大变数。■
李翰龄对此文亦有贡献
《财经》记者 严江宁 张伯玲 陈中小路
如果不是力拓(Rio Tinto)“间谍门”事件,力拓铁矿业务中国区总经理胡士泰,最多只是常被中国钢铁生产企业高管提起的一个知名人物。如今,他已经在中国和澳大利亚家喻户晓。
7月5日,星期日,胡士泰在上海的家中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刑拘。
当天,他手下从事销售业务的刘才魁、王勇、葛民强也被刑拘。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这四人被认为是力拓中国区铁矿石业务部门“最得力的四名干将”。
胡士泰持有澳大利亚护照,他被刑拘消息见报后,立刻成为中澳媒体的关注焦点,一时间猜测满天飞。很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澄清了猜测。
在7月9日发布的通告中,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称,2009年以来,在中外进出口铁矿石谈判期间,“澳大利亚力拓公司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及该办事处人员刘才魁等四人,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胡士泰其人
今年52岁的胡士泰是天津人,对外职务为力拓铁矿业务中国区总经理。至少在今年初,他同时还是澳大利亚力拓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澳大利亚哈默斯利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哈默斯利是力拓核心的铁矿石业务公司。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均对胡士泰被刑拘感到“意外”。他们普遍认为,胡士泰在中国钢铁业内“口碑很好”“为人和蔼”“有亲和力”,亦有不少人认为他给人以学者感觉,不像个商人。
胡士泰于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世界史,毕业后又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读研期间,他的兴趣就已不局限在文史领域,与同学郑秉文出版过一本名为《企业家领导艺术》的书。毕业之后,郑秉文一直留在社科院工作,胡士泰却到企业发展。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姜闻然,是比胡士泰高两级的北大师兄。他回忆当时的胡士泰说:“个子很高,性格很温和,脸上始终带着害羞的微笑。”在校园里,胡士泰和姜闻然酷爱打排球和打篮球。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正是在北大校园里,胡士泰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
1986年毕业后,胡士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信集团。当时的中信集团正在西澳皮尔巴拉地区建设澳大利亚第一个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矿山,而胡士泰的工作就是在合资公司里和国外企业打交道,由此与澳大利亚结缘。然而,到1990年,由于种种原因,胡士泰被迫离开中信集团,远赴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胡士泰加入了澳大利亚上市公司AWA(AWA limited)。这是一家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公司,胡士泰担任这家公司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帮助公司拓展在中国的业务。在AWA工作六年间,胡士泰为公司拿下几个机场的交通导航和控制系统业务的大订单,颇受他的老板、AWA公司执行主席约翰·道格(John Dougall)赏识,评价他为“非常杰出”的人才。1996年,胡士泰在道格的担保下,申请澳大利亚国籍,1997年正式加入澳大利亚籍。AWA2000年退市。
胡士泰并没有按照老板道格所期盼的那样,真正“扎根”澳大利亚,因为他的目标还是与中国做生意。离开AWA后,胡士泰加入CRA,即力拓的前身,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铁矿石贸易之旅。
1996年4月,力拓将郭菲利(Philip Kirchlechner)派往中国,担任哈默斯利上海首代一职,此时胡士泰为北京首代。在業务上两人实行南北市场“分治”——郭菲利负责南方铁矿石市场的销售,而胡士泰负责北方市场。郭菲利告诉《财经》记者,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胡士泰主管的北方市场不仅销售额明显增长,市场份额提高,而且与钢厂的关系也大为改善,“力拓对胡的工作表现很满意”。
2001年,郭菲利被调回澳大利亚珀斯,胡士泰进一步得到提升,出任力拓上海的总经理,同时担任哈默斯利上海首代。郭菲利称,胡士泰是一个“工作努力、勤奋、认真”的人。
胡士泰和家人2000年起移居上海。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他有两个儿子,分别为20岁和15岁。接近胡士泰的人告诉《财经》记者,他的父母目前也都居住在国内。
胡士泰小时候从母亲那里学会了拉小提琴,且一直没有放弃。长大后,他的爱好又增加了足球和高尔夫。
铁矿石的秘密
截至本刊发稿,力拓“间谍门”事件真相仍然扑朔迷离,业内不断传出各种流言,又不断被推翻。仅从7月9日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通告来看,此次力拓“间谍门”事件与中国铁矿石谈判直接相关。
《财经》记者查阅工商资料发现,2009年2月,胡士泰已经被免去力拓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职务,改由力拓亚洲区总裁路久成兼任。
2009年4月,哈默斯利上海代表处申请注销,首席代表胡士泰最后一次在力拓下属机构的工商登记资料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现因公司经营策略调整,申请撤销代表处,承诺代表处债权和债务已全部了清,如有未尽事宜仍由我司承担。”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胡士泰至被拘前都还是力拓铁矿石价格谈判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知情人士称,胡士泰往往能够充当介于力拓和中国之间一个缓冲、软化剂的作用。“最近几年,中国钢厂和矿山的谈判,经常出现一些尖锐时刻,令谈判陷入僵局,好在胡能促使双方保持比较好的交流,很多尖锐的问题由他出面和钢厂谈就得以解决。”上述人士称。
与胡士泰的名字一同出现在上海市国家安全局通告上的刘才魁,是胡的天津同乡,回族,30岁出头,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根据刘才魁在一个社区网站上填写的资料,他身高182厘米,体重80公斤。和胡士泰一样,他也是篮球爱好者。刘才魁此前在五矿钢铁天津公司工作,加入力拓,时间不过几个月。刘才魁的高中校友称,“他没什么背景。”力拓“间谍门”事件爆发前夕,这位朋友还和刘在网络上联系,觉得他“并没有什么异常”。
与刘才魁类似,另两名被拘力拓员工王勇、葛民强亦是从国内钢铁行业国企“跳槽”至力拓,但目前外界对两人的情况所知有限。
事情发生后,力拓为四人联系国内律师,并召集一些国内专业法律人士,开会商谈情况。参加会议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力拓方面在会议上表示:力拓以前没这样的先例,也并不知道四人做了什么事情卷入调查。
几乎在胡士泰等四人被刑拘同时,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下称中首国际)总经理助理、矿业部部长(即中首国际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谭以新,也在北京被有关部门刑拘。谭以新毕业于清华大学,硕士学历。熟悉谭以新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谭不抽烟不喝酒,做事雷厉风行。在中首国际之前,谭以新曾在中首国际的子公司首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业务部担任部长。2004年,谭以新通过竞聘担任中首国际投资部部长,主要负责首钢境外办事处的建立和管理。
曾经在谭以新手下工作过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谭以新任投资部部长时,首钢在境外设立办事处进展较快,而且对境外的管理也很好。
一年后,中首国际矿业部部长调去管理中首国际的秘鲁项目,谭以新在投资部的工作获得领导认同,谭以新接任矿业部部长。
“虽然投资部与矿业部是同一个级别,但是在中首国际的地位却有很大区别。矿业部是中首国际最重要的部门,投资部其实就是做一些杂事,没什么实权。”上述谭以新原部下表示。首钢总公司一位高层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确认,谭以新的被拘“肯定与力拓有关”,但是,谭氏究竟泄露了什么秘密,“目前还不知道”。
借此,业界乃至国内外媒体一个共同的疑问,是就中国钢铁行业而言,何谓国家秘密。
一家隶属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下称中钢协)的研究机构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对于钢铁企业来说,原料库存的周转天数、进口矿的需求、吨钢单位毛利、生铁的单位消耗等财务数据,都属于企业机密。
“如果力拓只是单独获得一家企业的机密,那么涉及的也就是窃取企业机密,但中钢协旗下有20多家大中型钢厂结成联盟,可以彼此知道这些数据。如果窃取的是这种数据,那么就相当于掌握了中国几乎所有大中型钢企的绝密数据,进而使力拓在铁矿石谈判中,能很轻易掌握中方的谈判底线。这样就危机到了整个行业。”这位专家说。
据其介绍,中国大中型钢企的这种绝密信息共享行为,在上世纪90年代冶金部还存在时就已经有。
然而,铁矿石价格持续上涨则是2003年以后的事,普遍认为这与铁矿石供需失衡密切相关。自2003年以来,铁矿石长协价格连续五年上涨,累计上涨397.8%。在连续五年上涨过程中,中国以宝钢为代表加入铁矿石谈判的开始时间为2004年,由中国谈成的亚洲首发价仅为2007年,此外几年的首发价格都由日韩谈定。
在2008年以前,铁矿石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市场局面。国金证券研究所数据显示,从2003年至2008年,全球铁矿石供应比需求平均每年要少3000万吨左右。2008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全球铁矿石供需才发生逆转。
中国今年在铁矿石价格谈判的底线,在年初就已经广为人知。1月15日,在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举办的2009年进口铁矿石会议上,主持谈判工作的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对谈判提出了九点要求,其中包括价格回到2007年水平为谈判的起步价格。参与此次会议的不仅仅有中国铁矿石谈判小组成员,还包括许多有长协合同的钢厂和贸易商,以及一些行业媒体。
这次会后,中钢协参与谈判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开始公开表示,中国铁矿石谈判的底线为“回到2007年水平”,意即铁矿石价格下降超过40%。5月26日,新日铁与力拓就2009年铁矿石谈判达成了综合降幅33%的协议。但是,中钢协仍然坚持要求更多价格降幅。
钢铁业散沙
供需关系固然举足轻重,但是若要深究近几年中方在铁矿石谈判中的屡屡被动,矛头更应指向的是钢铁行业自身沉疴。
近十年来,中国粗钢产量不断上升,对铁矿石需求猛增,中国铁矿石市场出现独一无二的两个市场——长期协议矿和现货矿市场。在2008年下半年以前,长协矿价格一直低于现货矿价格。尤其是自2005年以来,商务部推行铁矿石进口资质限制制度,审核后具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数量由523家锐减至118家;到2006年12月底,又出台新规定,减至112家。能获得长协矿合同的钢企越来越少,更加大了获得长协矿企业的套利空间。
2008年,长协矿价格涨幅达96%时,每吨长协矿价格比现货矿曾一度便宜近100美元。“长协矿与现货矿的价差,促使一些拥有长协矿合同的企业在进口了便宜的长协矿以后,转手在现货市场卖给没有长协合同的钢厂,获取巨额利差。”北京钢联资讯总监徐向春告诉《财经》记者。
麦格理分析师刘晓宁直言,在钢铁行业整个形势好的情况下,大中型国有钢厂之所以能有巨大的利润,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倒卖长协矿。由于长协矿能获得巨大的利益,能获得长协矿的钢铁企业自然希望把长协矿量最大化。
谭以新在中首国际的主要职责,就是帮助首钢争取长协矿资源。“首钢每年铁矿石进口量都是增加的,长协矿的进口量也是增加的,这些都是谭以新负责去和矿山公司谈判,争取最大的要求长协矿进口量。”上述谭以新部下告诉《财经》记者,“谭以新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据中首国际数据,2006年,中首国际进口矿石1854.85万吨,同比增长14.40%,其中,仅为首钢总公司提供铁矿石1274万湿吨(即1172万吨)。对于剩余的680多万吨的铁矿石去向,中首国际未作出说明。
在2008年下半年现货矿价格低于长协矿价格的形势下,最近几年饱受大中型企业和贸易商高价倒卖长协矿之苦的中小钢企,大量进口铁矿石,使本来身处于经济危机影响下的三大矿山公司在谈判桌上“胸有成竹”。这无形中为今年取代宝钢代表中国钢企进行铁矿石价格谈判的中钢协制造了困难。
中小钢企在谈判期间进口铁矿石或私下接触三大矿山巨头,都遭到了中钢协的横加指责。“那些没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中小钢厂并没有权利签这样的协议。”中钢协副秘书长迟京东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与三大矿山签订的所谓供货协议不能生效。”
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6月24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对那些私自与国外签约,囤积铁矿石的贸易商和厂商要坚决予以取缔进口资质,“有关处理措施近期将公布。”
对此,中小钢企亦有苦衷。“现在谈判要求我们配合谈判,但谈判过后,我们并不能享受铁矿石谈判结果。”河北一家中型钢企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甚至大钢厂还会利用自己的长协价向我们大挣一笔,在现货矿价格比较低的时候,我们多进一些铁矿石有什么错?”
正是由于国内大小钢厂利益矛盾,无法统一立场,在与国外的铁矿石厂商谈判时,中国才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尽管2003年以来中国就成为全球最大铁矿石进口国。
对于这种被动局面,曾有业内人士认为,应该放开铁矿石进口资质,大小钢厂在進口铁矿石上有平等的权利。“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小钢厂没有进出口贸易经验,很难与三大矿山进行谈判。”中国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民并不认同完全放开进口。他告诉《财经》记者,由于中小钢厂进口量小,有可能一年的需求还装不了一船,这样没法和矿山企业谈。“对于这些需求小的中小钢厂应该有大中型钢厂和贸易商来代理,实行代理制。”刘海民说。
“造成这种被动混乱局面的原因,是中国产业集中度低。”中国最大钢铁生产企业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7月4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但他承认,这种局面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7月14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公开对力拓“间谍门”事件表态,告诫人们勿将此事过度政治化。同时,他也有意识地对中国传递信息,“许多外国政府和外国公司都在关注这件事,密切地关注。他们也会对事件处理方式作出自己的判断。”
力拓“间谍门”已拉起幕角。不过,接近案件的法律人士称,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罪名仍有很大变数。■
李翰龄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