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9日，李希凡走了，当他女儿李芹在第一时间用电话将这一消息告诉我时，我的第一反应便是：中国“红学”研究殿堂中的一座巍峨之门从此关闭。当然，大厦之门虽已关闭，但斯人在70余年岁月中所砥砺、创构、探赜、积攒而得的学术瑰宝，却自当会在岁月流逝的严酷淘练中愈益闪闪发光，价值倍增，且必定会永远高翔于学术的星空，彪炳于思想的旷野。

　　李希凡1927年12月11日生于北京通州。他的名字是与《红楼梦》研究和文学理论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毛主席钦点过的著名红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20世纪50年代，唯心主义和繁琐考证弥漫于学术研究领域，并逐渐成为一种倾向、一种风气，使学术研究和理论批评大面积陷入沉滞和守旧的思想桎梏之中，形而上学、封闭保守的学风甚嚣尘上，严重阻滞了思想的活跃、学术的繁荣与理论的发展。在此情境下，李希凡等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一举“杀”入文坛，写出了具有唯物主义精神和辩证法思想的《红楼梦》 系列论文。但大报刊瞧不起“小人物”，均不予发表。无奈之下，他就在母校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 上将自己的论文公诸于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毛主席看到这些文章后大加赞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文不拘泥，有生气，观点正，思想新，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评价和理论阐发，且内容充实，文风清新，通篇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朝气和冲锋陷阵的勇气，极具鲜活饱满的时代精神、思想风采和现实针对性，其学术敏感与战斗精神兼而有之，确不失为“小人物干大事”的典范。由此引发了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的一场大学习、大讨论、大变革，直至成为新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新历程、一桩大事件。在各大报刊争相转载李希凡评“红”文章的同时，作者本人也随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学术领域的亮点。李希凡就这样跨入文化学术研究的大门。迄至大学毕业，他本想去文学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但毛泽东得知李希凡的想法后，只说了一句：“那不是战斗岗位。”于是他便去了《人民日报》，并一直在这个“前哨”岗位上连续工作了20余年之后，才转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同时兼为终身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红楼梦学刊》 名誉主编等。
　　岁月倥偬，时光荏苒，在紧张忙碌的70余载岁月中，李希凡除了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外，仍旧在坚守和拓进着他所钟爱的文化学术研究，特别是以《红楼梦》 为代表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研究，煌煌7卷本《李希凡文集》 的出版，就是对他70余载学术岁月和研究成果的集成与检阅。从这逾300万言的文集中不仅可以领略他治学精神的博大、凌厉、丰厚、严谨，而且更可见证其学术视野的宏博与广阔。除了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对《红楼梦》 《水浒传》 《三国演义》 《西游记》 等经典著作的广泛爬梳和深度查考、精当分析与恺切评定之外，更有对当代文艺创作、文化现象、理论建构、美学探绎等的广泛涉猎与精准评析，从中每每都能洞见其认知的真灼与思想的深邃。事实上，敏于和勇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探赜问题、诠析问题，向来就是李希凡文化研究和学术探求的显著特征与突出优势，并因此极得学界艺苑的信任与懿赏，不仅赢得了高度理论声望，而且结下了广泛学术人脉。

　　我同李希凡的结交，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一次在洛阳举行的全国《三国演义》 学术研讨会。那时候，尽管李希凡已是声名远播的学术大家，而我却只是一名初涉论坛的毛头青年，但我们在几天的交流与探讨中却互为知己，相处甚欢，以至成为莫逆之交，在生活上和学术上多有不拘形式和不循仪礼的关切与磋商。他每有新作出版，都必定要寄我赏阅，而但凡我有新作问世，也自会呈他赐教。在我迄今出版的20余部学术理论著作中，就有两部是由他写的“序”，一为《文学创作的思想與艺术》、另一为《艺术创造的文化感应》。在这些序言中他对我的研究和写作给予很多迪悟并加以肯定，就是在平时的讨论与交流中，他也总是那么循循细叙，侃侃而谈，将真诚和直率形诸心愫，溢于言表，隆于字符，发于情韵，有独到的见解，更有率真的表达，每次同他的聚会与交流都不啻是一次学术的饕餮与思想的升华。他长期患有糖尿病，以致晚年脚踝肿疼，行动不便，视力不济。此种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严重。但即使如此，他仍旧执着于对文化事业的关注和对学术理论的探求。就在2017年夏天我去看望他时，他不惮疾患的折磨，表达了对文化思想和学术理论研究的宏大构想与浓炽志趣，并酣然援笔志意，当场书就“铭记初心，永不放弃”的字幅贻赠于我，并特意注明“与艾斐兄共勉”。他的这种志趣和精神，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李希凡走了，但他在历70余载岁月所悉心构建的“红学”大厦却恢宏璀灿，熠熠闪光，铸就了时代与历史的标识、学术与理论的峰峦。我相信，尽管斗转星移，岁月匆匆，但不论到何时，只要人们走进“红学”研究的广庑长廊，就都会被一个永载史册的名字所吸引、所烛照。这便是“红学”大家、学术巨擘李希凡。虽然天不假年，使他匆匆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终生挚爱并为之献身的“红学”研究与文艺理论批评事业，但他用毕生心血和宏硕智慧所筑砌的思想高地、所铸就的学术瑰宝、所创立的煌煌业绩，却注定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标识与理论建构的永恒存在。故尔，我在送别他时特意写下了以下几句话：希凡不凡，卓尔垦元;学彰文苑，德昭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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