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唐君毅先生在《孔子与人格世界》一文中，把“人格”分成了六種，其中有两种为“圣贤”：一种为“超越的圣贤”，一种为“圆满的圣贤”。他把乞丐武训称为“超越的圣贤”，而把孔子及受到孔子教化的诸圣贤称为“圆满的圣贤”。
　　与孔子一样，武训同样为儒家文明的典型代表，只不过，孔子因其高明性和中庸性而显圆满，武训因其高明性和绝对性而显超越。
　　在中国诸省份中，山东最“盛产”圣人，“文圣”“兵圣”“科圣”“工圣”“智圣”“算圣”“农圣”等不胜枚举且声名远播，但还应加上武训这个知名度有待提升的“丐圣”。我们称武训为“丐圣”，倒不是出于他为乞讨者树立起什么“行业”标准，或对乞讨本身有什么系统思考和高深见解，而在于他于乞讨者群体中，灵魂最为高洁，胸怀最为博大，自找的苦难最为深重，最重要的是，其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最为突出！武训乞讨兴学，以最卑微的姿态和最艰辛的生计来经营最高尚的事业，展现出了“穷亦兼善天下”的儒家风范。
　　回望“超越的圣贤”武训之一生可见，在其身上，共有八种彼此“对立”的现象和气质，竟然能够完美地“统一”在一起。通过审视此八大“对立统一”，武训之“超越”境界及精神便完整地凸显在了我们的面前。
　　一是目不识丁与尊师重教的对立统一。武训是唯一在历代正史中拥有传记的乞讨者。据《清史稿·武训传》所载，他七岁丧父，后与母亲以乞讨为生，对母亲特别孝敬。母亲去世后，他“且佣且乞”。据说，他儿时曾到学堂旁听，被教书先生赶了出来;做雇工时，他因不识字又遭人算计。性本善良的武训并未因遭人薄待而怨恨他人，反而却恨起了自己，“自恨不识字，誓积资设义学”。这正体现出儒家的反躬自省之精神。倘论知识与学问，武训无疑属文盲;倘论觉悟与境界，他不愧为圣贤。叩首行礼是他表达尊师重教的直接体现。在开学典礼上，他先叩拜先生，再叩拜学生，宴请先生时，他却以“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为由站立门外，待食残羹冷炙。如此举动，为儒家所推崇的“夫礼者，自卑而尊人”之说作下最佳注脚。
　　二是箪食瓢饮与乐善好施的对立统一。在物质水平上，武训与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相差无几;在精神境界上，武训与颜回简直一脉相承。孔子夸赞颜回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与颜回一样，武训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水平是极其差的，但他却能因求道而乐，因奉献而乐，可谓“君子谋道不谋食”。与颜回不同的是，颜回家境贫寒，本身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极少，而武训则因乞讨而积累下在当时看来也算不菲的财富，并且他非常善于理财。难得的是，武训丝毫未将个人财富用于个人生活享受，而是将其全部用在了兴办义学上。武训的质朴善良表现在诸多方面，除兴办义学外，他还乐于扶危济困。据《清史稿·武训传》记载，与他同县（当时为堂邑县）的妇女张陈氏因家贫而割肉奉养婆婆，后武训将十亩地送给了这位孝妇;他遇到其他孤寒之人，也会慷慨地接济他们。正因如此，当时任山东巡抚张曜向清廷奏请给予武训“乐善好施”评价时，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
　　三是卑躬屈膝与贤身贵体的对立统一。据传说，为了能够讨得钱财，武训抛弃掉个人尊严，常年打扮成一副小丑模样，逢人便卑躬屈膝，甚至做滑稽表演。他头上只留着一撮头发，以丑角形象来换取他人的亲近与支持。这与说出“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孔子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契的。武训其实是个聪明人，不仅懂得戏彩娱人，还会自编顺口溜。幽默形象加之真诚感人、易于传播的顺口溜，为他赢得了大批良善之士的同情和支持。“我积钱，我置田，修个义学为贫寒”。“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这些朗朗上口的顺口溜，无不是武训劝人向善和用以自勉的金玉良言。武训只活了五十九岁，短寿应与其几十年如一日的不卫生之生活有关。虽然武训整日污手垢面，身体是肮脏的，但他却担得起“真君子”“伟丈夫”之盛名，受得起“贤身贵体”之美誉。这世上，外表光鲜而内心肮脏的人还少吗？
　　四是精于算计与慷慨大方的对立统一。武训是个理财高手，他精于算计，曾通过与同乡的开明士绅杨树坊、武进士娄峻岭合作，实现了自身财富的保值增值。武训靠乞讨等方式，共获得田产二百三十亩，对于这些财产，他当然不是用于自身享受，而是将其作为校产进行出租，以租金来维持义学的正常运转。对于义学，他会根据具体花费来出资。倾其一生，共成功兴办了三所义塾——堂邑柳林庄义塾（堂邑时为县，柳林现属冠县）、馆陶杨二庄义塾（杨二庄时属馆陶，现属临清）、临清御史巷义塾。兴建堂邑柳林庄义塾，“费钱四千余缗，尽出所积田以资塾”;对于馆陶杨二庄义塾，他是在其主要创办人资金不足时，“出钱数百缗助其成”;而对于临清御史巷义塾，则靠他“积金千余”而成。可以说，在财产运作及个人生计上，武训精于算计。但在资助义学上，他却慷慨大方，毫不吝啬。
　　五是志存高远与脚踏实地的对立统一。对于出身贫寒的武训来说，能够填饱肚皮便非易事一桩，但他却把人生目标确定为最难看到立竿见影之效果，却又不失为神圣之事业的捐资助学上。武训志向远大，而他的脚步却是坚定务实的。他认准了兴办义学这个目标，持之以恒奋斗达三十年，其间，他打工、讨钱、节衣缩食、发起募捐、存钱生息，足迹遍布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省份。武训的办学资金，用流传在鲁西北的一句俗语讲，是靠汗珠子砸脚面换来的，难怪张学良把他评价为“行兼孔墨”。在当时，有人说他犯了“义学症”，张口闭口都是“义学”，想的做的都是“义学”，他用一生的坚实脚步书写出了一个大大的“义”字！当他在临清御史巷义塾病危时，听到孩子们的朗朗诵读声，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六是孑然一身与景从云集的对立统一。武训一生未曾娶妻，是个十足的光棍汉;不仅如此，他也不曾用钱财来帮助本不富裕的兄弟姊妹。据传，武训年过半百后，曾唱道：“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娶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症。”尽管武训在家庭生活上是孤独的，但他在事业上却并不孤独，他生前身后拥有大量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义学的钱财，多是无数善男善女捐赠的，这些以绵薄之力默默支持武训的人，虽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姓，但同样值得我们敬佩！武训去世后，社会各界贤达纷纷高调赞誉他、宣传他、效法他，可见他并不孤单寂寞。武训的成功，可谓是一群人、几代人的成功，我们甚至可以说，一切武训精神宣扬者，都是他的同道中人和精神意义上的“子孙后代”。
　　七是凡夫俗子与民族楷模的对立统一。武训出身穷苦人家，最初连名字都没有，因排行老七，故名武七，因兴办义学而稍有名气后，才被政府赐名曰武训。在当时，尽管他晚年曾受到各级政府褒奖，但仍不失为一凡夫俗子，如其他与之同时代的贤良人士一样，他们都在以自己力所能及的形式和方法，默默贡献着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力量。陶行知先生曾把武训精神总结为“三个无、四个有”：无钱、无靠山、无学校教育;有合于大众的宏愿、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有公私分明的廉洁、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三个无”表明武训是平凡的、普通的，甚至是卑微低贱的，而“四个有”则又把他推上了尊贵之位。武训之誉，超越社会阶层和职业，为众人所共同尊崇，他本人被冠以“丐王”“千古义丐”“丐圣”等称号。冯友兰先生在《新世训：生活方法新论》中曾言：“在道德方面，及理智方面均完全的人，即是圣人。”
　　八是佛道生计与儒家事业的对立统一。就个人生活而言，武训节衣缩食、颠沛流离、终生不娶，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其一生可概括为佛道生计。但作为扛起义学大旗的义丐来说，他的一生又是主动践行儒家价值观念的光彩一生。一个“义”字，承载了太多太重的道德蕴涵和人文素养。依照儒家的解释，“义”含两大原则——正当性、适宜性。从舍生取义之武训的言行可见，他完全符合这两点。那么，武训捐资助学的精神到底从何而来呢？如唐君毅先生所言，“是从孔子之圣贤教化、对人类教育文化之绝对尊重之教而来”。作为中国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儒学价值观，不一定靠刻意教育而得来，往往因人之耳濡目染而深入人心。换言之，儒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书本里、口头上，更在行动中、人伦日用间。尽管武训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奉行的崇文重道、舍生取义之儒家精神价值，早已根植到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心灵家园之中，故而武训之崇高精神觉悟，不教而自成，无师而自通，恰如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中所言：“一个人的‘做人’，不靠‘教’而靠‘化’，至少可以说，不大靠‘教’而大靠‘化’。”
　　笔者祖籍在柳林，生长于临清，与武训是十足的同乡，自认为与武训“缘分”甚深。之所以这样讲，除特殊的地缘外，更在于都是以儒者之底色，扬善者之风范。只不过，“武训”这座高山，实在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值得后生小辈终生追奉。